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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山本五十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作品后记

 参考引用文献

解说(村松刚)




第一章



现在我手边有一张陈旧的纪念照片。

这是山本五十六担任大佐时,与海军学校同期的二十多名同学一起拍摄的,时代大约是大正末年或昭和初期,地点似乎是某处海军军官俱乐部的玄关。

照片中可以看到堀悌吉、盐泽幸一、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等人,他们后来与山本五十六一同在帝国海军中担任要职,成为左右日本命运的重要将领,照片中展现了他们壮年时的面容。

有人脸上挂着豪迈不羁的笑容,也有人长着一张如鬼瓦般粗犷的大脸。这群人中,按照当时的习俗,有一半人在鼻下蓄着胡须,个个看起来都是颇为威风的海中豪杰。然而,其中山本却是个例外,他没有胡须,个头最小,照片中的他显得格外温和,甚至带着几分孤寂的神情。战争期间,报纸上常刊登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照片,或许是拍摄者或发布方出于某种考量,刻意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但在这张照片里,山本明显身材矮小,背微微佝偻,脸上带着一丝忧郁的神色。

如果召集一群不认识他长相的人,从这二十多人中选出一个日后策划并执行了珍珠港袭击的舰队司令长官,恐怕很少有人能准确指出山本来。

事实上,山本五十六确实是个身材矮小的人。

昭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当他在拉包尔机场踏上死亡之旅时,首次亲眼见到他身影的陆攻二号机主驾驶员、身材高大的林浩飞行兵曹,

“长官,这人身高大概只有我的一半吧。”

他似乎是这么想的。

身高大约五尺二寸五分,体重约十五六贯,骨架看起来也颇为纤细。据说与他关系密切的一家料理店的老板娘曾提到,他的手指就像女性钢琴家的手指一样修长。

不过,山本的手指只有八根。听说在当年日本海海战时,他作为少尉候补生乘坐的军舰“日进”号被俄国炮弹击中,他的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从根部被炸断了——事情就是这样。

“一发巨弹轰然命中残存的前部八英寸左炮,毒烟弥漫,遮蔽了舰船的前半部分,仿佛被大风吹飞一般,心中不由得踉跄了两三步,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飞走不见了踪影,左手两根手指啪地折断,仅靠一层皮勉强连着。”

正如山本自己所写下的那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这样相信,但实际上似乎是由于“日进”号主炮的“筒发”造成的。所谓“筒发”,是指连续射击使炮身过热,铁材在海浪冲击下变得脆弱,无法承受火药气体的压力而发生自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他是因自己乘坐的军舰事故而失去了手指。

在新桥的花柳界,女人们都叫他“八十钱”。

当时,艺妓的修指甲费用是双手一円,

“如果是山本先生的话,就收八十钱吧。”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山本的身上,除了手指之外,还留有当时那场惨烈战斗的伤痕。

然而,山本身材矮小且只有八根手指,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在这张照片中,他的面容显得理智而紧凑,绝不显得羸弱。仅仅因为他外表没有猛将的风范,就说他不适合担任联合舰队的长官,那是毫无根据的。

只是,凝视这张纪念照片,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确实会涌现出各种无法抑制的思绪。

山本担任海军次官时,曾任军务局长官的井上成美提督,在战后审阅了海军方面负责人的各种记录后,给某人写信说:“那位上等兵曹(指的是某位大将)所说的话,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此人言辞之刻薄可见一斑,他还曾提到,海军中即便同为大将,也有一等大将和二等大将之分。

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二期是个罕见的班级,从同一个班级中走出了盐泽、吉田、山本、岛田四位大将。但按照井上的说法,除了山本之外,其余三位若以一等大将的标准来看,都算是落第了。

吉田善吾是山本的前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吉田担任大臣回到海军省时,与山本交接,后者则前往舰队任职。

山本似乎认为,如果是吉田的话,可以将米内光政以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他,然而事与愿违,吉田并没有在海军大臣的职位上待太久。

岛田繁太郎自东条内阁成立以来,无论是开战之时,还是山本战死之时,一直到昭和十九年七月塞班岛陷落、东条不得不勉强放弃内阁之前,他一直唯东条之命是从,作为海军大臣被指责为东条的副官,甚至被人背后议论。

山本五十六或许终究不该在某个时机回到中央。如果他离开舰队,担任海军大臣的职务,日本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不过,如果山本真的成为大臣,或许根本无需美国战斗机飞行员费力动手,可能早在之前,就会有日本的刺客将他杀死。

这样的故事,之后必须更加详细地记述,但以山本的经历为中心,回顾之前的战争历史时,常常会陷入“如果当时”的感慨之中。

在一篇题为《必然与偶然》的随笔中,小泉信三以“历史上的必然与偶然问题,无论讨论多少次都不会穷尽”为开篇,提到“关于历史上的‘如果’这一话题”,他认为“当然不能仅出于好奇而轻率对待,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小泉是少数几个在学者和文人中与山本有私交的人之一。《必然与偶然》这篇随笔并非专门讨论山本的事迹,但我打算从围绕山本五十六的众多“如果”中,挑选一个极其微小的“如果”作为这个故事的起点。



那件事发生在他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当天——准确来说,是没有发生。

反町荣一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恐怕不在少数。

他和山本同是长冈中学的校友,虽然比山本小五岁,但在故乡长冈却是老朋友。

当时长冈中学有一位校长名叫坂牧善辰,他曾与夏目漱石在东京大学英文科是同窗。反町在五年级时,因为让某石油公司高管的孩子留级,校长因此受到压力,甚至有人从山里带来矿工进行威胁。那时,反町成为在校学生志愿者的领头人,发起了一场保护校长的运动,最终让坂牧的意志得以贯彻。已经加入海军的山本听闻此事后,写来一封信表示非常欣慰。

夏目漱石后来以坂牧善辰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野分》。小说中越后小镇的中学教师“白井道也”作为主角,痛斥石油公司高管的蛮横,其性格令人联想起坂牧的为人。自此以后,山本与反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反町荣一所著的《人间山本五十六》上下两卷,详尽记述了山本的家系、出生以及成长经历。若不计较书中带有乡里人那种“连麻子都看成酒窝”的偏爱,对于不利之事多有回避的缺点,这本书堪称难以替代的珍贵资料,任何人想要撰写关于山本五十六的内容,都无法忽视此书。反町如今仍居住在长冈,是山本五十六的崇拜者,也是研究专家。

昭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的早晨,反町因有事要办,从羽越本线新发田车站登上了一列上行快车,在二等车厢里,他看见身着陆军中将军服的石原莞尔正坐在那里。

反町此前便认识石原莞尔,于是

“哎呀,这不是石原阁下吗?您这是要去哪儿?”

听到这话,石原回答说,他已被任命为第十六师团长,现在正要前往东京。到了东京后,他将觐见天皇,并打算向天皇以及秩父宫殿下和高松宫殿下进言,认为这场战争(日华事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身边坐着的这些人,全都是便衣宪兵和特高警察。如果继续这场日支事变,日本将会走向灭亡啊。”

他还这样说道。

石原接着说,

“其实我也想见一见山本次官。海军中能阻止战争的人,只有山本先生一个。我打算九月三日去拜访他,你能不能稍后帮我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他这样拜托了反町。

石原与山本之前就有些许面识。有一次在陆海军高层领导的联谊会上,两人恰好坐在相邻的座位上,石原用下巴朝一旁众多陆军的大人物们示意了一下,

“陆军要是靠那些人来管理,根本不行。”

说到这里,山本当即说道,

“就是因为有说这种话的家伙,陆军才不行。”

据传,当时就连石原莞尔也无言以对,沉默了下来。

此时,日华事变已进入第三年,开始呈现出所谓的泥沼般的局面。石原当时在陆军内部被视为异端,这一点众所周知。

石原是日莲宗的狂热信徒,他坚信在佛灭后近两千五百年,也就是公元 2000 年左右,用现在的说法,将会出现一个类似世界国家的统一世界。而在这一过程中,将发生前所未有的人类大斗争。他怀抱着一种独特的预言式历史观。

他曾试图在满洲建立一个以“五族协和”为理念的理想国家,并因此策划了满洲事变。虽然他的思维方式与山本可能存在分歧,但在日华事变爆发之际,他立即主张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他认为,在人类最终战争到来之前,不应轻易动用武力,事变应尽快解决,避免与美国和英国过早发生直接对抗。山本对他的这些主张也有不少共鸣之处。

在此之前三年半,即二·二六事件发生时,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提出意见,认为将起事的青年将校作为叛乱军处置并不妥当。

“如果说他们之中出现了叛徒,这将关系到整个陆军的威信。”

当时,在与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进行激烈交涉时,参谋本部的一位部长石原突然从一旁站了起来,

“您是哪位?”

据说,他这样质问荒木,留下了一段轶事。

荒木起初显得有些愣住,一脸茫然,但很快就回过神来,

“我是荒木大将。你是什么人?你的脸色分明是在侮辱上官。视情况而定,我绝不会饶恕你。”

他说着便发起怒来。

对此,石原回应道:

“军人私自调动天皇陛下的军队,擅自使用皇军的武器杀人,这种行为绝不容许。为何对犯下如此大罪之人严惩,反而会牵涉到军队的威信?说什么因为他们是陆军的耻辱就不该称他们为叛徒,这简直是荒谬至极。你自称是大将,但我实在无法相信日本竟有如此愚蠢的陆军大将。”

这样反驳道。

这个故事出现在中山正男的著作中。

石原莞尔在陆军内部被视为异端,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听说宪兵和特高警察都在偷听,于是反町压低声音说道,

“阁下您在东京会逗留到什么时候?那么,我会立刻把这件事转告给山本先生。”

于是,他承诺会联系山本五十六,随后从东京到长冈的车程中,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剩下的都是闲聊,到了长冈站后便与石原莞尔告别。

反町的事情,是要在长冈的下一站宫内站下车,然后深入大分山脉内部,前往古志郡竹泽村的一所小学进行演讲。

到达竹泽村后,下午三点开始演讲,结束后已是掌灯时分,反町在山上一户老宅中与相关人士一起享用手打荞麦面作为招待。

“紧急通知给讲师先生!”

一个村公所的男人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道。

刚才听收音机的新闻,说山本海军次官被任命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刚刚在宫中完成了亲任仪式,这是最新的消息。

大家“哇”地一声,纷纷站了起来。

“在座的村长以下,众人不由自主地齐声高呼万岁三声。”

反町荣一如此写道,

“明月高悬,满目山河仿佛都在喧腾。”

以此表达当时无比的喜悦之情。

他随后匆匆下山,驱车回到长冈的家中,一到家便立即申请了通往东京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反町说道:

“山本先生,恭喜您。”

听到这话,山本回应道:

“哦,谢谢你。”

他这样回答。

在电话交谈中,反町突然想起因一件喜事而差点忘却的石原莞尔托付之事。

“说起来,山本先生,我今早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了石原莞尔阁下。”

话锋一转,他开口说道,

“那真是遗憾啊。我明天就得出发前往舰队,不能与你见面了。你这次见到石原先生时,替我向他问好吧。”

山本这样说道。

如果山本五十六接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任命再晚个四五天,或许石原莞尔所期望的会面就能实现。如果真的实现了,是否会对日华事变的前途和日本的未来带来什么不同的变化,这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一个小小的可能性就这样消失了。山本出海之后,直到去世,都再也没有机会与石原莞尔见面。



这天下午五点半,山本五十六在宫中完成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的亲任仪式后,回到了海军省那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物。

当时的报纸报道,

“波涛汹涌的洋面之上

六年来的首次出征

沉默的威压,山本提督

以此为题,传递了他的第一句话。

身着纯白制服,健硕的身躯,脸上带着感动与决意,显得坚毅可靠,步伐沉稳威严。中将走进省内,与记者团会面。平日里不怎么饮酒的他,在这一天却痛快地喝了一大口啤酒,显得颇为享受,随后作为提督发表了第一番讲话——

虽然遇到了诸多问题,但我已尽自己所能去努力。对此我并无特别感想。此次蒙受如此重任,我深感惶恐不安,但仍将竭尽微薄之力,为国家效忠。身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对一个武人而言,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决心也已坚定不移。

附着一张山本露出洁白牙齿笑容的照片,文章前后还有更长的内容,但以当时的报纸来看,能写到这个程度已经算是不错了。

从广田、林、近卫、平沼四代内阁期间,作为次官的山本,在海军省驻守的新闻记者中人缘极好。

“不管你们问什么,我都会明确回答是或不是。但你们也要遵守信义。”

他说着,甚至向新闻记者透露了相当深入的内容。

后来,甚至连常驻首相官邸的记者们也觉得,如果不去海军省拜访山本次官,就很难抓住关键的信息。

他从不说政治上的谎言,态度总是直截了当,

“我啊,讨厌那种家伙。”

诸如此类的话,

“说这种话的人,简直就是个傻瓜。你说的是陆军里的谁?把他叫到这儿来!”

据说,他有时也会用这种奇怪而强硬的口气说话。

“您对近卫公怎么看?”

曾经有一位新闻记者这样提问。

山本

“嗯。”

说着便沉默了,但被一再追问时,

“你看,人的本性,不就是从他们在花街柳巷的玩乐方式中大致能看出来吗?”

他说。

黑潮会是日本最古老的记者俱乐部。在各省记者俱乐部中,这里聚集了许多能手,绪方竹虎、伊藤正德、细川隆元等人都在某个时期加入过黑潮会。山本经常轻松地出现在省内的这个俱乐部,与记者们下将棋,闲聊,甚至在深夜也会毫不厌烦地在灵南坂的次官官邸接待他们,用威士忌和雪茄款待,记者离开时,他总是亲自送到玄关。

当然,说“即使是深夜”也是因为山本常常到深夜才回家,工作时间结束后,他究竟去了哪里,完全无从知晓。

至于“各种问题”究竟是怎样的情形,他又是如何“尽了最大努力”的,山本绝非“没有特别感想”,相反,他应该有许多感想,这一点负责海军事务的记者们心知肚明,但他们无法将这些明确地写进报道中。

“五十岚其实是个很不错的造型师。”

有人这样评价他,但更多人觉得他为人充满魅力,作为消息来源也至关重要。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五十岚、五十岚”,当山本要远赴海上时,他们都感到十分不舍。

联合舰队在前一天派出了吉田善吾中将,前往迎接新任长官山本。为此,司令部的首席副官藤田元成中佐特意赶到东京。吉田和藤田从旗舰“长门”号出发后,在前往东京的车途中,两人都穿着便装。然而,一些敏锐的新闻记者察觉到了他们的身份,蜂拥而至地挤上夜行列车,想让吉田谈谈就任大臣的抱负和感想。为了应付这些记者,藤田据说整整一夜都在费尽心思地周旋。

二十九日早上七点十分,在海军省副官实松让少佐的迎接下,列车抵达东京站。众人随即前往大臣官邸。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米内光政说热水已经烧好,邀请吉田去洗个澡。吉田洗澡时,次官山本也露面了。之后,米内、吉田和山本三人一起吃了早粥,边吃边聊。

藤田元成曾在山本五十六担任航空母舰“赤城”舰长时,作为炮术科的分队长同样在“赤城”号上服役,虽然那并非两人初次见面,但此后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里,藤田作为礼仪人事方面的副官,与山本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

第二天,藤田前往次官官邸迎接即将参加亲补式的山本,得知礼子夫人正在轻井泽度假不在家,山本由女佣送出门来。

前往宫中的车上有一名便衣宪兵同行,一直跟到坂下门处,仪式结束后山本离开时,那名宪兵又在同一地点等着,并试图再次登上山本的车。

亲补式结束后,山本正式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我已经不是次官了,不需要宪兵保护。请让他们回去吧。”

于是他命令藤田将那名宪兵遣返回原部队。

当时在海军省,人人都知道陆军的宪兵既是护卫,同时也扮演着间谍的角色。

翌日八月三十一日,出发的日子恰好是山本二十一周年结婚纪念日,但他的夫人不在家。早晨,他独自离开家门,前往海军省上班,随后带着藤田中佐,乘坐省里的汽车到几处地方致意问候,之后便前往东京车站。

下午一点稍前,身着白色第二种军装、左胸佩戴一等瑞宝章的山本,在东京站站长的引领下,从贵宾楼梯走向站台。站台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显贵将领、亲属、新闻记者,以及那些因他深夜行踪不明而牵涉其中的新桥女性们。

当时的东京站与现在相比规模要小得多,只有四个站台。在第四站台外侧的第八轨道上,停靠着下午一点发车的开往神户的各等级特别快车“海鸥号”。“海鸥号”与早晨的“燕子号”并称为连接东京横浜与大阪神户地区当时最耀眼的列车。平常编组中并不配备展望车,但这一天的“海鸥号”特意为山本加挂了一节展望车。

山本以后来广为人知的那种优雅的举手礼,郑重地回应送行的人们,跟随站长走向列车尾部的一等车厢。展望车的踏板前铺着红地毯。

然而,他似乎并不太喜欢这种过于隆重的仪式。

当被问及对山本的评价时,他的知交和后辈大多会首先说,

“他是个极其讨厌虚伪做作的人。”

如此回答道。

米内光政只说了一句,

“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啊。”

如此评价道。

早就听说,他对赌博的喜爱胜过一日三餐。

根据高木惣吉所写的内容,

“俗话说,人无癖好便有七种怪癖。山本提督并非圣人君子,至于他这般痴迷于赌博和竞技的人,也实属罕见。(中略)无论是将棋、围棋、麻将、台球、扑克牌,还是轮盘赌,他样样精通。在宴会上,为了排解无聊,他从不干杯,而是拿出一张浸水后会浮现出一、二、三等奖字样的纸张,充当赛马的发起人,常常让年轻人和席间陪伴的美女们下注五十钱。”

虽然不会喝酒,但常和堀悌吉两人一起,像“金鱼的粪便一样连成一串”,到新桥、筑地的两三个特定地方去玩耍。

表面上,他们的目的主要是和女人们玩花牌或者打麻将,但事情并不总是局限于此。几年前,他们的“玩乐”就已经超出了玩乐的界限,这一点除了当时少数亲近的朋友外,旁人并不知晓。至于他的夫人礼子是否知情,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当山本与前来送行的新桥女性们的视线相交时,他的脸上会浮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羞涩表情。

她们很清楚,那张“因感动和决心而紧绷的可靠面孔”,其实在眼神处悄悄地带着一丝羞涩的笑意。

山本常挂在嘴边的,

“我就是值八十钱,到了该出头的地方,也能成为大人物啊!”

看起来他似乎就是这么说的。

带着副官,他站在观景车的平台上时,铃声开始响起。

下午一点整,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山本乘坐的“海鸥号”列车静静地启动了。

山本按照海军告别的礼节,摘下军帽,缓缓地画着圆圈挥动。站台上,有三位不知来自何处的日莲宗行者,引人注目地敲着团扇大鼓,直到列车消失在视线中才停下。

此后直到开战前的两年零三个月中,他以舰队出差的名义多次来到东京。然而,作为他居住的城市和工作地点的东京,这一次却成了最后一次。

山本按虚岁算已五十六岁,与他出生于明治十七年时,其父贞吉的年龄相同。

八月末正午的太阳光芒四射,山本从展望车的沙发上,带着深深的感慨眺望着有乐町和新桥一带的街景。



“海鸥号”列车途中依次在横滨、沼津和静冈停靠,到了名古屋附近时天色已暗。

车厢里不时能瞥见像是宪兵的便衣男子身影,不过他们在横滨下车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横滨开始,每到一个停靠站,都有大批人等着为山本送行。在横滨,有人送来了香烟;在沼津,有人送来了小田原特产的鱼糕。许多慰问品被堆放在展望车内。每逢此时,山本都会起身,与每个人亲切交谈并致意。

然而,当列车重新启动,只剩下他与副官两人时,他的表情变得阴郁,既不试图掩饰,也不刻意改变。

国家的忧虑,家庭的牵挂,还是女人的情感,或许这些都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事实上,这一天在“海鸥号”列车的普通一等车厢里,有一位女性悄悄地登上了车,但副官藤田元成并未直接提及此事,

“从东京站出发时,确实有一种飘然若失的感觉,长官的内心想必是感到孤寂的吧。”

他如此说道。

途中,从名古屋到大阪的报纸记者上车来寻求车中交谈。

山本已经将军服换成了一身白色的麻布西装,

“看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日本人的道义观念来看,是否有些难以接受的地方呢?”

记者就平沼内阁全体辞职——也就是导致海军大臣和次官更替的原因问题发问时,

“关于政治问题我无法发表评论,但从原则上来说,即使被欺骗也无妨,走正道才是道义外交,作为一个人,这实在是堂堂正正的出色态度;然而作为政治家,或许又会有不同的立场吧。”

说着,带着几分深意的回答。

当时,社会上正喧嚷着战时生活革新的问题,说什么男人必须剃光头,女人不许烫永久卷发。问及此事时,

“那种事根本不值一提。我嫌麻烦,从以前开始就一直剪成五分头,但不管是光头还是长发,这种事对生活革新能有什么影响呢?海军航空队的军人大多数都留着分头。因为头部撞到东西时,有头发反而能减少受伤。邋遢的人就算剃了光头,也还是邋遢。说到底,怎么样都无所谓吧。烫发也是一样。那不过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才做的。烫发也好,传统的日本发型也好,都没什么问题。根本不值得拿来讨论。”

他说着,这时列车服务员过来通知说餐点已经准备好了,于是,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说完,他便与藤田副官一同起身朝餐车方向走去。

“海鸥号”列车于晚上九点二十分抵达大阪,山本与随行的女性和副官三人,当晚入住新大阪酒店。

联合舰队此时因司令长官的更替而中止了联合演习,停泊在纪州的和歌浦。

当时的联合舰队确实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大舰队,而在大阪和神户的情况,由于港口规模太小,无法容纳整个舰队,因此必须分开停靠,一舰队停在神户,二舰队则停在大阪。然而,在和歌之浦,整个舰队可以一次性全部进入港口。

翌日九月一日的早晨,山本与前来送行的女子在难波站的检票口告别,随后乘坐南海电车前往和歌之浦。

南海的特快列车上,为长官特别加挂了一节专车,车厢内只有山本、藤田副官以及南海电铁的秘书课长一人。

在难波车站,南海电铁的社长寺田甚吉亲自前来送行,

“山本先生,您看起来十分疲惫。我已经在白浜为您准备了住宿,今晚抵达舰队后,不妨到那里休息一下如何?”

他这样提议道。

山本一边注视着特别车厢内覆盖着金丝锦缎桌布的桌子,一边说道:

“看来,真是一位尊贵的人物啊。”

据说当时他显得有些害羞。

到达和歌浦时,码头上已经有一艘长官专用的小型内燃艇在待命。

那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日子。

山本进入艇内的小舱时,负责指挥的年轻中尉因紧张而双颊泛红,在他的命令下,长官艇迅速离开了码头。

远处的海面上,约有七八十艘联合舰队的巨舰,压迫着明亮的纪州海域,静静地停泊着。

旗舰是“长门”号,在开战后“ Yamato(大和)”号服役之前,“长门”号自此时起一直担任山本五十六坐镇的联合舰队旗舰。

在“长门”号的甲板上,从舷门望去,内侧站着麾下各舰队、各战队的司令官和参谋,外侧则是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与这两列人相对的方向,福留繁舰长以下的“长门”号军官们整齐排列,等待着新任长官乘坐的内火艇靠近。

吉田善吾成为海军大臣并离开“长门”号后,舰内关于“接下来会是谁”的猜测,成为了大家议论的话题。

当时的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是丰田副武,按照惯例,第二舰队的长官通常会晋升为联合舰队司令,但当这个位置确定由次官山本五十六担任时,

“哦,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要来了啊。”

据说许多人这样议论纷纷。

小艇靠上“长门”号时,山本轻巧地一跃跳上了舷梯。海军高层从快艇登上主舰时,舷门处的信号兵会吹响哨子,据说这是从过去英国海军的礼仪中遗留下来的传统。那时,司令官或参谋长往往体型肥胖如啤酒桶,难以自己攀爬梯子,所以需要用吊具将他们吊上船。不过山本身手敏捷,而且性格上多少有些急躁。

山本的脚刚踏上舷梯,与此同时,之前在长官艇上飘扬的中将旗被降下,“长门”号的桅杆上升起了长官旗,旗舰的军乐队开始演奏规定的长官礼式乐曲。山本进入舷门后,向迎接的众人回以举手礼,随后从长官舱口进入后部的司令长官办公室。

在那里,他接见了司令部各参谋以及各舰队指挥官的问候。

就任仪式相对简单,很快就结束了。仪式结束后,山本似乎松了一口气,心情变得愉快起来,开始侃侃而谈。

“喂,当长官真是好啊,很受欢迎嘛。海军次官那种职位,嘿,不过是个高级杂役罢了。”

说着,他对副官如是说道。

姑且不论次官是否只是个高级杂役,但在担任海军次官期间,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对山本来说,工作上的艰难和烦闷接踵而至。

海军对三国同盟的强烈反对,其根源被认为是出自他,因此山本被右翼势力盯上,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时隔六年再次出海,作为个人的山本想必是真正松了一口气。如果要用这样的表达来形容,他的心情定是豁然开朗,胸膛里满满吸入了黑潮的气息。

“副官,已经没有别的事了吧?我们走吧。”

如此提议,当晚便听从寺田甚吉的建议,与藤田中佐一同前往白浜温泉过夜。而大约两周后的九月十五日,在写给笹川良一的信中提到,


“舰队自那以后,继续在丰后水道的一角,与陆岸除了收发邮件外完全隔绝,日夜从事训练。本年度的训练也终于接近尾声,实力几乎达到了提升的顶点,颇有成就之感。能继承如此有为的舰队,实乃令人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之重大,兢兢业业仍恐有不足之处。”

“至于世间的俗事,仅通过每日三次的新闻和隔两天的报纸略知一二,甚至连这些都仿佛是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呓语一般。”

如今已摒弃一切杂念,专心致力于军事,感到身心皆已收紧,谨此禀告。


这样的言辞映入眼帘。

笹川良一(Sasakawa Ryoichi)是国粹同盟的总裁,在右翼人士中,唯有他一人罕见地尊敬山本五十六,身着纹付礼服和袴裤,

“老师,老师”

他经常到海军省拜访山本,教导他如果遇到刺客袭击时该如何应对才是最好的方法,这样的人物就是他。

在白浜停留了两晚。

在他抵达舰队上任的第一个日子,也就是九月一日的傍晚,山本在白浜的温泉旅馆听到了德国军队开始进军波兰的消息。

山本从白浜返回“长门”号的九月三日,日本时间晚上七点十五分,英国对德国宣战。法国在六个小时后也加入了战局。

他在九月四日写给岛田繁太郎的信中提到,

“鉴于欧洲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想到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他这样说道。

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起之时,正是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日,这似乎也预示了山本的命运。

九月五日,山本五十六,

发表了以“本人奉命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重任”云云为开头的对全体联合舰队将士的训示。

训示的最后部分是,

“欧洲局势再次显现出世界性大动乱的征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帝国海军的使命愈发重大且沉重,我们必须深刻体会。麾下全体将士,应更加自重自爱,日夜勤于训练,保持舰队战力达到最高水平,以此肩负起国防的重担,回应天皇的旨意,誓当竭尽全力。”

成为了这样的情况。

或许只是对幕僚起草的文稿稍作朱笔修改的程度,但在那时的日本,对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发表正式言论时,比起说什么,更难的是决定什么不说。如果仔细阅读,不难感受到加藤友三郎所倡导的“非战海军论”思想,似乎已经到了喉咙口,呼之欲出的意味。

据一位曾在舰队司令部担任幕僚的人所述,

“亲耳听到那声音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沉重地敲击心胸的回响。”



然而,联合舰队中丝毫没有因为欧洲的动乱而显现出任何动摇的迹象。

刚刚成立的阿部内阁也在九月四日这一天,

“此次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将不予介入,专心致力于解决支那事变。”

发布了这样的声明。

舰队的日常事务照常进行,山本的日子也与担任次官时大不相同,变得轻松自在了许多。

若非进行战技演习,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样的职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闲的。山本,

“喂,来下一盘怎么样?”

他时而与幕僚下将棋,时而在私室里勤奋地写信或应人请求写书法。

他原本就是越后地方的大胃王,但受到海风的影响,食欲顿时变得更加旺盛。

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伙食,早餐各自随意,有日式料理,想要其他的人可以在前一晚向随从预订咖啡或燕麦粥之类的东西。不过,有人说:“吃燕麦粥能打仗吗?”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味噌汤配米饭。

午餐是西式的全套大餐,从汤开始到甜点结束,使用银制餐具和洗指碗的正式晚宴规格。

这时,从十二点零五分开始的半个小时内,司令长官用餐期间,军乐队会在后甲板演奏音乐。

虽然这兼顾了军乐队的日常训练,但很少演奏像《军舰进行曲》这样气势雄壮的曲目。更多是演奏《春雨》《越后狮子舞》《元禄花见舞蹈》,以及外国的流行音乐等曲目供人欣赏。据说山本非常喜欢《支那的夜》这首曲子。

除司令部人员外的其他乘员,会提前吃完午餐,然后到后甲板听音乐,这既是一种乐趣,也是联合舰队旗舰乘员的一种额外福利。当然,这仅限于舰船停泊在港内的时候。

晚上又是日式料理。

有鲷鱼的盐烤、茶碗蒸、刺身等等,司令部的伙房里有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做的菜肴相当丰盛可口。不过,在海军中,军官的餐费需要自理,因此坐在桌子末席的年轻司令部密码长之类的人,听说为此颇感囊中羞涩。

午餐和晚餐时,原则上以长官为中心,所有人都会聚齐。司令长官办公室里那张会议用的大长方桌,铺上白色的桌布,就变成了餐桌。

像“长门”这样的战舰,其司令长官办公室是用柚木装饰的,颇有些老式客船头等沙龙的风味,无论驶入世界哪个港口,迎接任何贵宾,都不至于失礼,布置得相当得体。

餐桌上,中央正对面坐着长官,对面是参谋长。山本到任时,联合舰队的参谋长是高桥伊望少将。

其余的还有首席参谋以下的各幕僚、副官、密码长、气象长、舰队机械长、舰队会计长、舰队军医长、法务长,以及“长门”号的舰长偶尔也会同席。

山本沉默寡言,但并不古怪,总是面带微笑。而且他胃口很好。

前任吉田善吾的餐桌上,几乎从没出现过干沙丁鱼,但山本却最爱吃土佐的圆沙丁鱼,总是边吃边说好吃好吃。每当舰队进入宿毛湾时,他都会让人大量采购,自己从头到尾嘎吱嘎吱地吃上好几条,还热情地推荐给其他人。

吉田是一个细致而神经质的人,讨厌不合逻辑的事情,而且因为不喝酒,没有发泄的出口,所以对什么事情都容易在意,常常想得过多。他对幕僚起草的文件逐一用红笔批改,甚至连信号文的语法和标点都要修正,据说还经常对参谋们唠叨责备。从那个时候起,似乎就已经显露出一些神经衰弱的征兆了。

在寒冷的季节,舰队驶入别府港,大家都期待着吃河豚喝上一杯,但吉田却先向军医长询问“安全吗?”,即便如此,他还是迟迟不肯动筷子吃河豚。

当时联合舰队的炮术参谋是与藤田元成同期的藤间良中佐,前任则是同样同期的川井岩中佐。藤田副官经常被同届的幕僚们说:

“能和吉田长官相处融洽的只有你了。你去哄哄他,讨他欢心吧。”

据说如此。

与吉田长官相反,参谋长高桥少将是个大酒鬼,特别喜欢吃白葱,常常命令厨师端出生葱蘸味噌,一边吃一边喝酒。甚至在出港时站在舰桥上,身上还散发着浓烈的酒气。虽然双方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但吉田和高桥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

在退舰时,吉田善吾将自己的肖像照片作为纪念分发给大家,但未必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件值得感激的事。有人说,吉田接替山本的位置,最感到高兴的恐怕就是参谋长高桥伊望少将了。

副官藤田在一旁观察,觉得山本既有极为刚毅的一面,也有非常随和的一面。出生于福冈的藤田元成心里不禁嘀咕:“这可真是大不相同啊,真是个令人敬畏的长官!”

山本从白滨温泉返回后不久,舰队便从和歌浦启航,继续进行之前中断的联合演习。

联合舰队的出港,可谓是一项大工程。

必须根据联合舰队的命令,将八十多艘大小舰艇有条不紊地调度出港。联合舰队的航海参谋若非相当精明能干之人,难以胜任此职。

在各舰的机械部门和起锚设备相关人员早已开始准备之际,不久便传来“出港前十五分钟,航海值班人员就位”的命令,舰首和舰桥的气氛随之变得紧张忙碌起来。

“第二战队一号舰,正在起锚。”

诸如此类的报告接连传来。

“准备出港”的喇叭声响起。

潜艇部队最先出发。潜艇在进港时总是殿后,而在出港时则率先出发,进入警戒部署。

那时,长官已经登上舰桥,手持望远镜亲自观察,航海科的传令兵则大声逐一报告各舰各战队的动向。

“第四战队即将出港。”

“高雄号、爱宕号、鸟海号、摩耶号出动。”

“紧接着,伊势号出动。日向号、扶桑号也出动。”

“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第一第二航空战队按顺序出港。”

藤田元成的六期后辈,担任航空参谋兼后任副官的河本广中,

“我觉得联合舰队的长官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出港的时候。”

这样说道。然而,看到这支庞大的舰队齐刷刷地开始行动,并且意识到他们全都是自己的部下,这种感觉无疑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感慨。

就像讽刺画中的将军那样,想要保持威严,稍微挺起胸膛也不足为奇,但山本五十六几乎没有这样的做派。

在“长门”号上的年轻军官之间,

“这次的长官一点也不摆架子啊。”

“他好像不喜欢被人吹捧,如果真有战争,凯旋归来时,长官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据说当时也曾有过这样的交谈。

只是,这位山本,在稍后的时候,唯独对故乡的友人反町荣一说:

“你会铭记从旧长冈藩、长冈中学、长冈社,乃至大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出自我们这里吧?”

他是这样说的。反町的书里是这样记载的。

长冈社是山本过去曾受过恩惠的地方育英机构,不过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带着几分世俗的气息,你觉得如何呢?

山本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颇有世俗气息的人,但他身上却完全没有那种急于功成名就、渴望早日成为大臣或大将的浮躁气质,无论如何探究他晚年的言行,也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这句话似乎与我们心中对山本五十六的印象并不完全吻合。

不过,反町荣一在竹泽村山上听到山本舰队出发消息时所写的手记中也提到,

“长冈人七十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喜悦之情让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激动不已。”

“世道变了。长冈变了。日本变了。”

“月光皎洁。山本阁下担任司令长官。长冈突然变得明亮起来。日本也将迎来光明。”

如此手舞足蹈的激动之情,至于山本是否真的以这样的语气说话,就不得而知了。

“长冈藩终于也出了一位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啊。你可要记住这件事。”

大概是带着些许不同语气的类似话语吧。

尽管如此,即便是对家乡的挚友,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在反町的手记中也频频提到长冈、长冈,可见若不将长冈视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恐怕难以解释这种现象。

这里没有余地详细叙述长冈的历史,但长冈藩在明治戊辰之战中被视为朝廷的敌人。

过去,从长冈出身的知事以及陆海军将官极为罕见。

众所周知,海军中萨州派系势力强大,井上成美等人刚进入兵学校时,被教官询问出身地,

“什么,宫城县?那你啊,顶多混到少佐就到头了。”

据说当时就被这样说过。

进入昭和时代后,这种旧习俗终于消失了,反而因为被认为有害,采取了不让鹿儿岛县出身的人担任人事局长职位的措施。然而,山本原本是长冈藩一个贫穷士族的倔强子弟,他的父亲、长兄和次兄都参加了戊辰战争,三人皆受了伤,长期在东北地区流浪。

对于老一辈的“长冈人”来说,长冈与长州人的长州、萨摩人的萨摩不同,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如今在长冈,还认识山本的人只剩下反町荣一、禅僧桥本禅岩以及与山本同年的好友远山运平这三个人了。而远山运平的祖父,在西南战争时,

“这次要为戊辰战争的仇敌复仇。”

留下这句话后便出征了。

过去,父亲和兄长蒙受朝敌的污名,长期受苦,这种意识在山本心中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但正如反町荣一那样,山本每当提到故乡长冈时,似乎总会流露出一种近乎异常的强烈情感。

不过,这只是题外话。

新任长官山本五十六带领的联合舰队,在海面上留下数十条航迹,驶离了和歌浦。

山本五十六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章



在此,我们暂且将联合舰队的事情搁置一边,把时间回溯到大约五年前。

就在山本五十六乘坐的“长门”号从和歌浦出发的整整五年前,也就是昭和九年九月七日,当时身为少将、担任军令部和海军省兼职职务的他,被任命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谈判的海军首席代表。

山本五十六在海军内部崭露头角,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政府及海军高层中,他的名字也几乎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为人所知的。

根据反町的著作记载,大约在昭和二、三年间,《文艺春秋》杂志的第六期中曾刊登过一篇关于山本的八卦文章,据说这是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这篇文章如今已无从寻觅。不过,比昭和九年早三十年,田山花袋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山本。那是由博文馆发行的《日俄战争实录》中,花袋亲笔写下的内容。

“在去年的五月二十七日那场壮烈的大海战中光荣负伤,目前正在横须贺海军医院住院休养的海军少尉候选生高野五十六氏……”云云

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这似乎是另一码事。

我所发现的,是刊登在《文艺春秋》昭和九年十月号上的一篇题为《山本五十六》的带插图的人物评论,作者匿名,文中写道如下内容。


“当决定派遣山本五十六少将作为海军首席帝国代表前往伦敦参加军缩预备会议时,”

『嗯,那样的话倒也不错。』

认识他的人,个个都带着期待的口吻这样说。松平大使的掌舵能力堪称绝配,不,简直不只是掌舵,若是情况需要,他甚至不把大使放在眼里,自己就能独当一面。他是个让人信赖的男人,拥有这样的胆识和执行力。(略)

他曾在四年前,即昭和五年(1930 年)的伦敦会议上,作为左近司政三中将的副手,担任次席专家委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不仅是当时伦敦条约的亲历者,那一条约在海军内部引发了巨大震动,在国内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更是尝过苦果的人。因此,他不仅熟知当时的来龙去脉,甚至对松平大使的为人也了如指掌。尤其近来,他从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转任军缩对策研究委员,专门从事军缩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军缩领域的顶尖专家。

帝国政府在军缩对策上采取了背水一战的姿态,明确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不让步一分一毫,并以总吨数主义为基础,争取军备权利的平等。让这一根本精神彻底为相关列国所理解,可以说是山本少将的主要职责。他曾在驻美国大使馆担任武官时积累的历练,使他口才了得,滴水不漏。(略)

(在日俄战争中)他亲历战场,跨越生死线,因此胆量非凡,胆识过人。他性格直率,不擅长奉承,因此人际关系很差。但若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像嚼鱿鱼干一样,越品越有味道,是个有深度的男人。


从这篇人物评论来看,山本似乎是以一种“分文不取”的极为积极态度,雄赳赳地前往伦敦。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曾多次推辞这次前往伦敦的行程。

决定前往后,他似乎抱着“肩负国家兴衰的重任”的气魄与决心,准备在会议上“倾注全部精神”。不过,这份“气魄与决心”或许与当时《文艺春秋》的普通读者从“一页人物评论”中想象的不同。

“即便如此,也要肩负起国家的兴衰”云云,是之前写给“偷偷登上‘海鸥’号的一名女性”的信中出现的话语。不过,那封信的内容稍后再披露。当时的部门内部,逐渐弥漫起一种自满情绪,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短短六七十年,日本便已跻身世界第三大海军之列。虽然不像陆军那样极端,

“美国和英国又能奈我何”

这样的氛围,在一部分人中悄然存在。

山本却并未被这种情绪所感染。

他自大正八年以少佐身份起,曾两次驻扎美国,并有两次前往欧洲出差的经历。

他对美国的实力和美国人的国民性了解颇深,同时也对美国怀有好感。

他在华盛顿担任海军武官期间,曾给故乡的恩师渡部与寄去一张波托马克河畔樱花的明信片,上面写道:


“此地近日吉野樱盛开,其美足以媲美故国之景。似乎也在暗示大和魂并非我国独有之物。中央巍然耸立者,乃华盛顿纪念塔。”

这样写道。

同时,在同一时期,担任他后任副官的三和义勇少佐,

“我想学英语,打算读一本美国伟人传记,武官,你觉得读谁的传记比较好?”

这样问道,而山本则,

“那当然是林肯了。我很喜欢林肯。不只是作为美国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男人。如果你想读点什么,就读读林肯的传记吧。有个叫卡尔·桑德堡的人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作品。”

他这样回答道。

如果要去的话,这将是第三次前往欧洲,作为裁军使节则是第二次前往伦敦。然而,山本感觉到部内普遍存在的一种氛围与自己的想法之间存在分歧,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将“背水一战”的“根本精神”彻底传达给相关国家,因此多次犹豫不决。

但最终还是没有其他人选。

与松平驻英大使关系密切是一个条件。而对方国家自昭和五年伦敦会议以来对山本的评价颇高,这又是另一个条件。

于是,山本接受了首席代表的任命。



任命后的两周,也就是九月二十日下午三点,他乘坐横滨出发的邮船北美航线“日枝丸”离开了日本。而在前一天,海军大臣官邸为山本举办了送别会。当时的海军大臣是大角岑生大将,据井上成美所说,这位大将又是典型的二流人物。不过,这次聚会上,野村吉三郎也出席了,还有许多海军元老到场。

在那次场合中,少将山本五十六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我曾在大正时期的第一次伦敦裁军会议上,随同财部大将和左近司中将前往。当时,为了请示指示,伦敦与东京之间的电报费用总计接近一百万日元。这次我虽然会带着指示前往,但打算在指示范围内自行处理,不再从那边请示,所以请您知悉。待我回国后,会详细汇报,到时候再请您评判我的做法是否得当。”

少将这个级别,若是到了舰队或航空队,或许会被奉为神明,但在中央高层中仍属年轻后辈。山本的这番致辞,可以说是相当大胆。

不过,这番话中提到的“一百万日元”这个数字,未必完全准确。当时,伦敦与东京之间的电报费用是每字一元三十八钱,若是加急电报则翻倍,但即便如此,一百万日元似乎也显得有些过高。

随行的有海军省官房书记官、山本的朋友榎本重治,副官光延东洋少佐,以及海军省特聘的沟田主一,共三人。此外,还有携带他们行李、打字机和密码机的海军一等兵曹横川晃,另行于九月十六日从横浜搭乘邮船箱崎丸号,经由苏伊士运河前往伦敦。这四人中,光延东洋在战争期间曾作为驻意大利武官驻扎在罗马,但在巴多利奥政权建立、墨索里尼被杀前的几个月,他从靠近奥地利边境的梅拉诺小镇的海军武官室撤离,前往威尼斯避难的日本大使馆联系,随后又在前往意大利中部德军基地联络的途中,遭到游击队的狙击身亡。其余三人至今仍然健在。

沟田的通称是乔治·沟田,他九岁时随父母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前,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是福冈出生的人。

人们常说:“日本海军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多亏了沟田,受益匪浅。”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翻译官。

后来的事暂且不提,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开战的同时,沟田主一几乎被海军以开除的方式处理,被迫隐居。

当时的情况恐怕不允许将沟田这样认为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的人留在部门内。这与美国在开战的同时,尽力搜集了解日本国情的人,并开始大力推行日语教育的情况正好相反。

只是海军省的高层中,似乎有人预见到将来某个时候会需要沟田的能力,在战争中的四年时间里,他的身边每个月都默默地、准时地送来薪俸。然而遗憾的是,正如那预见所料,沟田在海军的战后处理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沟田主一目前在大洋渔业担任顾问,似乎也为大洋渔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利益”。

山本对榎本重治说,

“你是我下将棋的对手,不过这次的会议,其实只要带沟田一个人去就够了。”

他说过。

横川晃出身于水雷学校,英语和密码都不擅长,但偶然在军务局一课别室这个负责军缩问题的部门做杂务,因此被选为山本等人的随从。

海军有个惯例,在国际会议时会从各镇守府轮流选出一名优秀的下士官,授予“外务省事务委托”的头衔派往海外,但即便如此,横川前往伦敦仍被世人视为稀奇,当时的报纸也对此有所报道。

“被选为军缩代表随员的一等兵曹”

“横川兵曹紧张登上檜木舞台”

“身着不甚合身的西装,姿态却显得轻盈”

诸如此类,报纸上配着照片大肆渲染。

比起“合身不合身”,横川更在意的是穿着卸下各种标志的下士官白制服时,在船上常常被误认为是服务生。因此,他决定一直穿着西装,甚至在筥崎丸航行期间还留长了头发。

除了这位横川兵曹之外,在山本一行四人出发的那天,无论是东京车站还是横浜码头,都有许多奇怪的送行者出现。他们似乎是想牵制山本,还是有什么误解,不得而知。

有些人甚至闯进船舱,逼着山本站起来,展开一张写在奉书纸上的东西,用激昂的语调大声宣读着什么。据说山本当时一脸苦涩。

在日枝丸号驶入西雅图港的前一天,他在船上给同期的堀悌吉发了一封电报,寄往镇海要港部。

“明日将在美国上岸。出发时多谢你的电报。(中略)在东京车站和横浜码头,那些什么同盟或联合会的家伙,吵吵嚷嚷地宣读什么决议文或宣言书,搞得出行仪式壮观无比,实在令人不快。这样的家伙居然自称是忧国的志士,真是危险又令人不安。(下略)”

写着一封仿佛倾泻满腔怨气般的信。

在西雅图的街头,山本让光延去买了扑克牌和筹码,

一登上“伟大北方”铁路的横贯大陆列车,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玩牌。沟田会玩,但光延少佐和榎本重治却不懂规则。先让他们练习了一局,

“接下来就用真金白银来玩吧。”

一旦开始玩起来,直到抵达芝加哥的路上,他们一直沉迷于扑克、桥牌和下注的将棋,听说连黑人列车服务员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在桥牌中,山本出牌迅速,判断也很快。据说只要对手稍有犹豫,露出一点思考的神色,他就能猜透对方的底牌。

在芝加哥停留了三晚,他们到达时是星期六,山本前往北郊的埃文斯顿,观看了爱荷华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橄榄球比赛。他对这类活动也颇有兴趣。

从芝加哥到纽约,乘坐“纽约中央铁路”的列车途中,即便经过布法罗,他们也放弃了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机会,四人只顾着打牌。到了纽约,他们入住了阿斯特酒店。当时,从酒店住宿的安排到搭乘英国轮船“贝伦加利亚”号的手续,都是由驻纽约的海军监督官樱井忠武大佐负责照料的。樱井忠武是写下《肉弹》一书的陆军军官樱井忠温的弟弟。他毕业于机械学校,曾在第一次伦敦裁军会议时与山本一同担任全权委员随员,此次在山本的推荐下驻扎纽约,负责调查美国航空界的实际情况。此外,后来在 Midway 海战中随航空母舰“飞龙”战死的山口多闻,当时作为驻美武官在华盛顿任职,为商议事宜特意赶到纽约,并在 10 月 10 日于哈德逊河畔送别山本启程。

“贝伦加利亚”号在进入南安普顿港的前一天,山本在船上举办的“告别晚宴”的菜单还保存着。菜单上标注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

「告别晚宴」

作为,

菜单上列有「蛤蜊清汤」「虾天妇罗」「寿喜烧」「下酒小菜」「新鲜水果」,

「山本海军少将及宾客」

上面印着这样的字样。

这是一场由山本担任主人,在一等舱的特别房间里举办的派对,邀请了恰好搭乘“贝伦加利亚”号的前驻日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等人。这在大西洋航线的客船上提供日本料理的晚餐,实在是相当罕见的例子。甜点则是用从芝加哥的日裔人士那里得到的抹茶粉制作的绿茶冰淇淋,供大家享用。

大家好奇蛤蜊清汤和虾天妇罗是如何做出来的,便叫来法国籍主厨询问。他回答说,自己曾在纽约的日本人俱乐部学习了一周,还表示可以做出更多菜品。随即,他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从鳗鱼蒲烧到奈良腌菜的各种料理,让在场的人都大为欢喜。

翌日,十月十六日,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从东京出发后的第二十七天下午四点,船只驶入南安普敦港。一行四人乘坐港口列车,在夜幕降临时抵达伦敦,并入住格罗夫纳酒店。

伦敦有四家酒店被指定为外国使节来访时可以入住的场所,格罗夫纳大厦就是其中之一,日本代表团每次都钟爱这家酒店。如今,这座古色古香、格调高雅的建筑依然保持着昔日的风貌,虽然停车场狭小,但若不是驾驶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最好还是不要贸然驶入,以免失礼。这地方就是如此讲究。日本代表团的房间总是安排在五楼——按照日本的楼层计算方式,而若按美国的方式则应称为六楼。

第二天早上,沟田主一按下铃声,一个面熟的侍者走了进来,

“早上好,沟田先生。很高兴见到您,先生。”

他记得很清楚,然后说道,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早餐吗,先生?”

听到这话,沟田感到有些疑惑,但随即看到端上来的正是他上次来时吃过的、也是他喜欢的早餐:半个葡萄柚、黑面包、冰牛奶,以及美式淡咖啡。

这种热情好客的风气虽是英国的国风之一,但迎接山本五十六一行的英国朝野氛围,似乎也并不冷淡。按照惯例,格罗夫纳酒店的门廊上高高挂起了日本的旭日旗。



那天,山本五十六先与松平大使进行了初次会谈,随后一同前往拜访了英国的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次日,即十月十八日,他又拜访了军令部部长阿恩利·查特菲尔德。

这些访问似乎都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山本的正式工作从五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开始,那天在唐宁街十号的英国首相官邸举行了与英国方面的首次会晤,紧接着在二十四日,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克拉里奇酒店举行了与美国方面的首次会晤。

会议原则上按照日英、日美、英美这样的双边方式进行。

不过,有些书籍记载昭和九年的这次军缩预备谈判是在山本一行抵达伦敦后才首次拉开会议帷幕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在此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被称为第一次谈判的会议。

以英国外相西蒙的名义,向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四国发出了此次会议的邀请,这是在当年的五月。日本方面随即对此作出了应允的答复,并于六月至七月间进行了第一次交涉。

代表是大使松平恒雄,专门委员则是大使馆附武官冈新。此外,本国还紧急派遣了一位名叫岩下的大佐前往伦敦。

然而,英国与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一点逐渐明朗化,于是七月中旬,在日英美三国的共识下,交涉暂时中断。

当山本五十六带着日本的新提案抵达伦敦时,会议正处于休会状态,随后于十月二十三日召开的会议,是所谓的军缩预备会议的第二次交涉。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究竟主张了什么,山本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且令人头疼的问题,难以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清楚。

其后十一年,日本海军彻底覆灭,对美英的六成或七成的战力对比,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无关紧要的过去之事,因此,像这样繁琐的军缩会议的经过,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无足轻重。

然而,要理解山本五十六的思维方式、他此后的行动以及内心的阴影,就不能忽视那令人头疼的伦敦预备交涉及其背后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与后来的珍珠港事件和中途岛战役有着联系。描述会显得有些繁杂,希望读者能暂时忍耐一下。



海军军缩的问题,全部可以追溯到大正十、十一年的华盛顿会议,这一点在此无需多言。

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主力舰的英美日五比五比三的海军比例被确定下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时,正如赫伯特·亚德利在《黑室》一书中揭露的那样,当时日本的外交密码电报全部被美国方面破译并读取,这一附带的事实如今也已是人尽皆知。

然而,对于五比五比三、即对美英六成的这一比例,日本海军是否能够团结一致、感到满意并接受呢?答案绝非如此。这在海军内部引发了意见分歧,并最终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这两个派别的产生,成为了问题的根源。

关于这一问题,国立国会图书馆中角田顺所著的《日本海军三代史》详尽地记录了相关内容。综合《日本海军三代史》及其他资料,以及现存相关人士的叙述,若要概述当时的情况,正如美国方面早已通过破译日本外交电报所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帝国全权代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从一开始就打算接受对美英六成的军缩方案。

当时,以美国为假想敌国的八八舰队(正式名称为八八八舰队)建设计划正在稳步取得成果,其核心人物正是加藤友三郎本人。然而,由于这一计划,大正十年度的海军经费已占日本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预计总军费将膨胀至总预算的六成,最终在经济上撞上了国民负担能力的极限之墙。

加藤不得不放弃自己一直推动的八八舰队建设计划,下定决心后一到达华盛顿,便立即对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说:

“八八舰队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一直想着如果有机会就放弃。这一点我和原敬首相也多次深入讨论过。”

他这样说道。

所谓八八舰队,是以对美七成实力为目标的海军力量。虽然以此压制美国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在一般宣传中认为,这是美国舰队进犯西太平洋时,日本与之势均力敌作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海军力量。

因此,如果决定埋葬八八舰队并接受对美英六成的军缩方案,就必须同时埋葬“假想敌国是美国”这一前提假设。

加藤友三郎在前往会议时,似乎对此问题已有了明确的看法。在重要事项基本处理完毕后,他在华盛顿口述了一份给海军省的传言,其中提到:

“国防并非军人的专属,战争亦非仅靠军人即可完成。若非举国动员全力以赴,难以达成目标……简单来说,没有钱就无法打仗……即便假设我方的军备有能力与美国抗衡,但如日俄战争时那样,仅凭少量资金是无法支撑战争的。那么,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呢?除了美国之外,找不到其他能承接日本外债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成为敌人,这条路便被堵死……结论就是,日美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由此思考,国防的真谛在于一方面整备与国力相符的武力,同时培养国力,并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这在当前时势下才是国防的根本所在,我深信这一点。”

他阐述了日美不战论以及不战海军的思想,并就军缩条约缔结后帝国海军的组织形态提出看法,认为:

“文官大臣制度迟早会出现,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应当接近英国的模式。”

他如此表达了对文官控制这一进步观点的坦率看法。

正如角田顺所指出的,这可以说是加藤友三郎作为政治家蜕变后的一种见识。加藤的这份“致海军省的口述”是在华盛顿由当时担任中佐随员的堀悌吉记录下来的。堀悌吉以及他的好友山本五十六,他们的前辈谷口尚真、冈田启介、左近司政三、山梨胜之进、米内光政,还有后辈古贺峰一、井上成美等人,都是海军人脉中属于加藤友三郎一系的人物。

堀悌吉认为,华盛顿会议从国际和经济层面拯救了日本,而古贺峰一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不应将此视为日本被英美压制在六成的水平上,无论是从国力还是国土面积来看,反而应该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日本的六成份额上已经做出了妥协。

这种看法自然在一些人眼中显得卑屈,像是窥探英美脸色,实在是令人感到懦弱和不甘。

其中,作为海军专家委员参加华盛顿会议并一直主张对美七成比例的加藤宽治提督,回国后开始“满腔不满地发泄”,这不仅在海军的年轻将校中,甚至在广大国民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这种强硬而激昂但缺乏现实性的论调,为何会在一部分人中大受欢迎,在《日本海军三代史》中,角田对此进行了探讨,

“虚拟敌国是美国,因此所需的兵力是八八八舰队,这一主张日夜被反复宣扬、深深灌输,大势所趋,恐怕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扭转吧。”

如此写道,但更重要的是,这似乎触及了广大国民作为日本人的深层情感。

军舰“土佐”号的标准排水量为三万九千九百吨,当时本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但根据华盛顿条约被决定废弃,在用于实舰防御实验后,于大正十四年(1925 年)二月,在宿毛湾南部打开金斯顿阀,自沉于水深三百五十寻的海底。

“土佐”号在三菱长崎造船厂下水时,舰首的彩球未能破裂,留下了不祥的传闻。这艘军舰背负着废舰的命运,被用作操练舰的“富士”号拖曳着,没有悬挂军舰旗的巨舰离开长崎时,据说造船厂的工人和职员们都含泪目送。

据说,通过使用“土佐”号进行防御实验所获得的数据,后来在建造“大和”号和“武藏”号时被充分利用。然而,想到这些由日本人的血汗所铸就的巨大战舰,竟因英美的压迫和上层领导的软弱而白白废弃在海底,一些人的民族情感对此是无法忍受的。

加藤宽治很快便就任军令部次长之职,其下有末次信正坐镇。而另一方面,加藤友三郎在大正十二年夏天去世,部内因此有“压住腌菜的石头被拿开”的说法。随后,以加藤宽治和末次信正为首的所谓舰队派,与继承加藤友三郎衣钵的所谓条约派之间的对立愈发明显,前者的势力逐渐将后者驱逐。

山本五十六所说的“注定会输”的对美战争,其远因早在此时便已埋下。尤其是在华盛顿会议八年后,即昭和五年的伦敦裁军会议上,连辅助舰艇都被限制在对美英六成的比例,国内舆论因此沸腾,认为这是作为世界一流国家的屈辱,从国防角度来看也极为不安。由此,“绝不能接受”的强硬论调无论在海军内部还是外部都愈发占据上风,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不过,若将当时海军内部的强硬派视为积极梦想对美开战的人群,那便是错误的。即使是最强硬的派别,在昭和十年左右的海军中,也几乎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对美国开战真能取胜。昭和八年十一月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末次信正提督,虽然频频鼓吹打倒美英的论调以迎合年轻军官的人心,但假如天皇亲自垂询,即便是末次,恐怕也无法回答“若与美国开战,定能使其屈服以报效陛下”这样的话。

昭和五年伦敦会议时期,担任军务局长的堀悌吉因为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不喜欢部下口中说出“无敌舰队”这样的词语。

他常说:“西班牙引以为傲的无敌舰队,不也被英国海军击败了吗?如果连海军军官自己都抱有这种自大的想法,不论外界如何评论,未来的前景都将岌岌可危。”

据说他是这么常说的,而事实上,当时在海军中身居要职的军人,没有人会随便使用“无敌舰队”或“无敌海军”这样的词语。

“无敌舰队”不过是一种鼓舞士气的形容词,然而后来,当海军的高层人物开始自问“或许我们真的是无敌的吧”,甚至与歌谣创作者一起高唱“无敌的巨舰”时,帝国海军便不得不开始为自己的灭亡做准备了。

日本海军实际上是一支处于守势的海军,这一事实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无论是在军令部、海军省还是舰队中,当时负责人的会议上,常常听到“六成海军”或“七成海军”这样的说法,讨论大多以数学计算为基础激烈展开。

这种认识,无论在条约派还是舰队派中都普遍存在。只是对于强硬派来说,即便抛开情感因素,他们作为强硬派的主张和逻辑也是存在的。这是必须倾听的。

战时海上力量的对比,与保有兵力 N 的平方成正比。静态下的 10 比 6,一旦加入动态因素,就会变成 100 比 36。虽然不认为能主动进攻美国并取胜,但如果占据优势的美国舰队攻向日本,要在海上迎击并确保不败,至少需要 100 比 49 的兵力对比,也就是说,必须拥有相当于美国七成的海军力量,否则就无法承担国防的责任。这是强硬派的观点。

因此,在他们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情绪:对裁军会议已经感到厌倦,绝不愿意再被条约束缚。

听听终战时担任大本营海军部参谋、被视为舰队派一方领袖的石川信吾少将的说法,华盛顿会议上的六成限制仅针对主力舰而言,如果对方是大型三角形,而我方是小型四边形,还能想出一些对策。然而,到了昭和五年(1930 年)的伦敦条约,连辅助舰艇也被限制在六成的框架内,日本海军只能成为与美国相似但规模更小的三角形,无法避免这种缩小。对美七成的比例,是美国军事专业杂志也提到的数字,被认为是日本近海日美决战胜负的分水岭,是无论如何必须守住的底线。

这些人无论在战前、战中还是战后,对山本五十六始终持极为批判的态度。山本五十六或许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个深受喜爱和敬仰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他在海军内部有相当多的敌人,即便现在,敌对者也绝不少。认为旧海军的军人全都将“故山本五十六元帅”视为偶像并崇拜不已,恐怕只是一种空想。



那么,山本五十六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条约问题的呢?

自大正十、十一年(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直到进入无限制造舰竞争前的十五年间,日本总共参加了六次国际裁军会议。

从华盛顿会议开始,到昭和二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三国海军军缩会议、昭和五年的伦敦军缩会议、昭和七至八年间由国际联盟主办的日内瓦军缩会议、昭和九年的预备谈判,以及昭和十年的伦敦军缩本会议——其中山本直接参与的只有昭和五年的伦敦会议和昭和九年的预备谈判两次。然而,自从昭和五年前往伦敦之后,他对军缩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此外,山本凭借两次在美国驻留的经历,

“仅是看到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和德克萨斯的油田,就明白若与美国展开无限制的造舰竞赛,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到底。”

他常常这样说道。

虽然仅相差百分之十,但六成和七成的比例在部门内部引发了深刻的对立。然而,若按照强硬派主张的对美七成比例论,是否就能确保日本国防在面对美国时的安泰呢?在山本、堀和井上成美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且双方舰队全力以赴进行决战,那么拥有十成舰队的美国会集中攻击只有七成舰队的日本,而日本的七成舰队对十成舰队的攻击则会显得分散。尤其考虑到对方开战后的造船能力和工业实力,即便日本拥有七成甚至超过七成的海军力量,这种力量也会逐渐下降到六成、五成、四成,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沦为零。因此,即便拥有七成的海军力量,最终仍不得不坚持日美不战方针,这是他们对这一方程式的基本看法。

签订对日本不利的条约并非好事。然而,进入无条约状态则更加不利。国际间的交涉本质上是妥协,必须尽可能在对日本有利的条件下找到妥协点,至少要维持军缩条约的存在,这似乎是山本的根本想法。

在启程前往伦敦的前夕,反町荣一从长冈来到东京,前往青山的家中向山本表示祝贺时,晚餐席间,山本说道:

“我打算秉承河井继之助先生的精神前往,就像他在小千谷谈判中以谈笑之间决定天下和平的那种气度。”

他对反町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河井继之助的名字不像胜海舟那样广为人知,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可以说,河井是长冈藩的胜海舟。

庆应四年四月,西乡隆盛与胜海舟会面后,决定江户城无血开城以及德川庆喜前往水户隐居。随后,官军在追击败逃的佐幕派并攻打会津之前,首先转向越后路,目标是攻略长冈藩。

长冈藩的总督河井继之助身着麻质礼服,仅带一名随从,前往官军本营所在的越后小千谷慈眼寺,请求会见监军岩村精一郎。他向对方陈述长冈藩的立场,表示希望能置身事外,居中调停官军与会津之间的冲突,因此恳请给予一些时间。他语气温和,态度恭顺,表达了顺从之意。然而,岩村监军并未接受他的请求。

“你不过是想用花言巧语拖延战机,趁机整备战力。是要投降还是开战,回答只能有一个。”

说完,岩村监军便踢开座椅,起身离去。

因此,长冈藩最终被迫决战。不久后,河井继之助身负重伤,无法站立,山本带刀接任长冈藩总司令一职。然而,山本带刀也被官军俘获,因拒绝投降而被斩首。

山本五十六的亲祖父,高野秀右卫门贞通,也是在当时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冲入敌阵战死。

山本的父亲贞吉的日记中写道,

“寻觅父亲大人的遗体未果,仅以遗留的牙齿将其安葬于长福寺,

赠予住持两金和一件带家纹的棉袄。”

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

山本带刀在族谱上是五十六的养祖父。

山本家世代担任长冈藩的家老职务,但带刀去世后,到了明治维新时家门被废除,直到明治十六年获得赦免时,家族已无后嗣。当时嫁到他家的带刀长女玉治出于权宜之计成为当主,复兴了家名。然而,三十一年后的大正四年五月,时任少佐的五十六,作为高野贞吉的幼子,被寄予厚望,成为山本家的继承人。

带刀在被斩杀时年仅二十三岁,生于明治十七年的山本五十六当然从未见过他的养祖父带刀。然而,正如之前所述,父亲受伤、养祖父被斩、祖父战死的那场戊辰战争,对山本五十六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

他非常尊敬河井继之助。

“如果河井先生前往小千谷时,西军中有一位西乡在场,或许就能免除长冈藩背负贼军的污名,也能拯救长冈免于战火之灾。”

据说他常常这样对人说起。

他所说的“秉承河井继之助先生的精神前往”包含了如此深意和内涵,然而从结果来看,山本就像河井继之助在小千谷谈判中失败一样,最终在伦敦也失败了。

与其说是败给了对方国家,不如说是败给了内部缺乏“一个西乡”那样的强硬派,以及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们。然而,山本提起河井之名,却落得与河井同样的结局,这似乎象征着他后来的命运,带着一种不祥的巧合之感。



华盛顿条约将在 1936 年(昭和十一年)到期失效。

如果在到期前两年有任何一个缔约国提出废除通知,该条约将在昭和十一年末自动废除。

伦敦条约也设有五年的期限,同样会在 1935 年(昭和十年)到期。只是,在到期前一年,各参与国约定召开会议,就之后的军备缩减问题进行商议。

英国因此提议在昭和九年召开伦敦预备谈判,目的是让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五国为条约到期后新的海军军备缩减协定奠定基础。

不过,虽然说是五国,但法国和意大利作为海军国家,与日本、英国、美国三国相比有显著差距,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谈判对象。

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是,主导舆论认为今后继续以现有形式承认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是绝不可能的,日本政府的内心几乎已决定废除华盛顿条约。然而,似乎并不认为废除华盛顿条约就意味着可以立即进入无条约状态。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诸如《帝国代表训令》以及《有关海军缩减预备交涉的帝国政府方针》等当时的文献中,摘录两三段如下:

“大正十一年在华盛顿签订的有关海军军备限制的条约,从帝国国防的角度来看,其继续存在是不利的,并且鉴于帝国关于海军军备限制的根本方针,决定在本年末之前通知废除该条约。”

一方面是这样说的,

“我方虽然要废除该条约,但并非不愿意就海军军备缩减达成协议。”

等等,

“帝国希望尽可能以友好且有效的方式进行预备交涉,因此目前暂缓发出废止通告。鉴于此,若能在今年内通过相关国家间的共识,完成废止通告的手续,随后各国协力促成新条约的缔结,采取这样的形式,定能对缓和舆论起到不小的作用。望适时向相关国家代表说明此事,并尽力引导局面朝此方向发展。”

诸如此类的话。

简而言之,关于五·五·三的华盛顿条约,日本希望能够废除,但若由日本率先提出此事,独自成为国际间的反面角色,也颇为棘手。

废弃通告希望以各国共同的形式发布,以免事后留下情感上的芥蒂,同时也希望能一起商讨一个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新军缩方案。虽然措辞显得郑重其事,但内容本身并不算过于激进。

训令中写道,

“在上述交涉中,应避免无端刺激相关国民的舆论,同时”

等等,

“为确保帝国防卫的稳固,奠定达成新协定的基础,并尽可能在未来减轻国民的负担”

或者说,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同时,也多少能感受到一丝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

当时的首相是冈田启介,外务大臣是广田弘毅,海军大臣如前所述是大角岑生,军令部总长则是伏见宫博恭王。

伏见宫作为军令部总长,似乎很难称得上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物。一般来说,皇室成员若非极具才华之人,往往被美言为纯真,贬之则是不懂民间疾苦。在海军内部,许多人视其为麻烦人物。伏见宫总长由于出身背景的本质,颇有轻信身边随从或煽动者之言、容易被奉承所动的倾向,甚至不乏将手中权力当作玩具、从中取乐的表现。

“把那样的人安排为军令部总长,本身就是个错误。伏见宫殿下喜欢那些对他毕恭毕敬、靠近奉承的人,而对不讨他欢心的人则十分厌恶。”

也有人这样说。

因此,山本在留守期间被亲友暗算,但那是稍后的事情了。接下来要说的是,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条约后,试图重新制定的军缩协定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那就是确立互不威胁、互不侵略的原则,而这种互不威胁、互不侵略的方式,是希望规定各国保有兵力的共同上限——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英国、美国,还是法国、意大利,都要设定一个共同的海军兵力上限,希望这个上限对各国一视同仁,同时尽可能将这个上限压低,废弃攻击性武器,彼此致力于加强防御性武器的配备。

为此,日本政府要求山本主张彻底废除航空母舰。此外,在会议的策略上,也允许代表提出彻底废除主力舰的建议。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提案。

英国和美国会完全接受这个方案,对山本来说,恐怕是难以置信的。

此外,对于一直认为海空军终有一天会合并为空海军的他来说,东京的想法——主力舰的全废只是策略,而航空母舰的全废却是认真的——恐怕会觉得有些奇怪。然而,既然成为了代表,他就代表着日本国,不能做出大幅偏离政府指令的交易。

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立场,与开战前夕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的立场有些相似。

山本希望在遵循指令方针的基础上,尽力在英美之间找到妥协点,为缔结新条约奠定基础,并为此付出了努力。



会合从十月下旬开始,接连举行了多次。

英国方面由首相麦克唐纳领衔,外交大臣西蒙、海军大臣蒙塞尔、军令部长查特菲尔德、军令部次长利特尔以及外交部参事官克雷吉等人负责应对。其中,克雷吉就是三年后以大使身份来日的罗伯特·克雷吉爵士。

美国方面的代表是大使诺曼·戴维斯和军令部长斯坦德利。

对方阵容都是由大臣或大使搭配军令部长这样的大将级别人物组成。而日本方面,虽然大使松平尚可,但与之搭档的海军首席代表山本仅为少将。会议期间,山本于十一月十五日晋升为中将,但即便如此,与对方相比仍显地位不足。

然而,尽管军衔较低,山本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真诚,自昭和五年作为财部、左近司的随员来到伦敦时,就已经深受对方国家的高度评价。

当时(昭和五年),同样作为大藏省的随员参加会议的贺屋兴宣,

“无论讨论多么激烈,他从不固执己见,也不会说些讨好的话。每次与他辩论,事后都不会留下不愉快的感觉。”

如此评价山本,而对方国家的全权代表或代表们所感受到的,恐怕也是同样的印象。

他对日本的新闻记者从不说谎,也不敷衍了事,同样地,对外国人也是如此。日本人常常带着模糊的微笑,言不由衷,让人难以轻信,这种刻板印象似乎被他彻底颠覆了。正因如此,少将山本才能与英美的大人物们平起平坐,针锋相对。

英国方面和美国方面的每次讨论和应答概要都有记录留存,但过于琐碎的事情写下来也无甚意义。

山本说话时语气断断续续,但该让步时便让步,该强硬时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榎本重治在旁听着,觉得心中畅快无比。据说他英语水平相当不错,在鸡尾酒会等场合完全没有交流障碍。然而,涉及重要问题时,他必定通过沟田主一用日语进行讨论。

“让翻译来说话,时间会多出一倍,这期间可以一边观察对方的脸色一边思考,这样很划算。”

山本是这样说的。

对方国家那边也有通译官。特别是美国代表团中,有一个名叫尤金·道曼的男人,据说回到家就躺着读汉文书籍。

沟田主一在前一年的冬天,在程ヶ谷的高尔夫球场打完球后,冻得发抖地跳进浴池时,发现一个像是美国人的男子正泡在热水里。

“天气真冷,对吧?”

当沟田开口说话时,那个美国人

“真是冷啊。”

说道。

来到伦敦参加会议时,发现那个男人就坐在桌子对面,而那人正是道满。

尤金·道曼于今年(1969 年)1 月在故乡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去世。他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尤金出生于大阪,并毕业于晓星学校,自然能用日语思考,是与沟田齐名的优秀翻译。因此,完全不必担心语言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障碍。

某天的记录中,山本提到,美国方面提出,

“华盛顿会议时,五比五比三的比例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日本现在却说这个比例不行了呢?”

对此,山本详细列举了航空器的发展以及舰船海上补给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说明时代已经改变,海洋的距离被缩短了。如今,即使在日本近海,按照这个比例也无法维持军事上的平衡,因此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又有一天,

“均等海军力量,并不意味着安全的均等”

针对美国方面声称五比三的比例绝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山本回应道,

“如果美国的五份力量对日本的三份力量不构成威胁,那么日本的五份力量对美国的五份力量也绝不应该构成威胁。”

这样换句话说。

然而,这些不过是虚虚实实,目的在于尽可能争取有利的新协定,每一次交锋是否与山本个人的想法一致,自然是另一回事。

山本在美国担任驻外武官期间,其后任助理官三和义勇的名字之前已提及。三和是山本最为疼爱的部下之一,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四十八期,是地地道道的航空专家。

这一年,山本从伦敦的格罗夫纳豪斯酒店寄给三和的两封信保存了下来。其中一封是,

“与美国海军司令部长的桥牌对局(据说他是以美国海军代表身份出战的高手),第一局成绩:他-17,我+55;第二局成绩:他+4,我-10。”

这是一封简短的信件,记录了胜负的成绩等内容,这里略去不提。但另一封信似乎很好地展现了山本的想法,因此全文引用如下:


“山本五十六

致三和少佐殿

十月五日收到您的来信

此后并非没有时间写信,只是面对过重的职责,实在提不起动笔的心情,失礼之处还望见谅

会议如期举行,但以我微薄之才和帝国现有的国力,难以说服他们,前路看来颇为艰难

只是以我们这些年轻后辈的身份,英国的三位首相、美国的代表以及两国的军令部长等人,虽然内心不快,表面上却还能平静地倾听我们的拙见。不管怎样,这都归因于帝国国力与当年在华盛顿时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私下对此深感惊讶。因此,作为东亚新兴无敌的帝国,此时此刻更应自重,真正为国家命运的进步而全力以赴,我对此深有感触

设想若战前的德国能再隐忍五至十年,或许今日欧洲便无与之比肩的国家。鉴于前车之鉴,我们今日更应冷静自重,努力提升并积累实力。即使此次会议最终未能成功,但令英美低头之日想必亦不遥远,深感如此。

对于海军而言,无论如何,航空事业的飞跃发展乃当务之急中的当务之急。恳请诸位自重自勉,竭尽全力。

满洲飞行姑且算是及格,深感庆贺。此信寄往军令部,应无差错,特此确认并发函。同时预祝您荣升,代向夫人问好。出发之际,从大阪新码头发来的贺电是否出自您手?字迹不清,若果真如此,特此虽迟仍致谢意。


日期为昭和九年十一月十日。

在这封信中,山本所说的“愚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谦虚地贬低自己的观点为“愚见”吗?恐怕并非如此。他似乎是想借此表达,自己被迫按照东京的指令所说的“帝国政府的根本方针”本身就是“愚见”。现存的山本的朋友们也明确表示,这封信确实可以这样解读。

不过从这封信来看,山本对日本的未来仍然抱有相当乐观的梦想。然而,正如“自重”这个词在信中多次出现一样,这种乐观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绝不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覆辙。



日本提出的兵力共同最高限额规定,英美两国都迟迟不愿接受。只是,英国和美国在对待日本提案的态度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对日本始终表现出友好和妥协态度的,是英国;而相对冷淡、不愿妥协的,则是美国。

然而,即便是美国的代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也曾表示,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如休斯(Hughes),也不知道日本的山本是否胜过加藤,但在华盛顿,美国曾从一开始就压制了对方,而这一次,山本却反过来试图压制我。”

据说,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私下里对山本的敏锐锋芒颇为惊叹。

“加藤”自然是指华盛顿会议上的帝国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而休斯则是担任华盛顿会议主席的美国国务卿查尔斯·E·休斯。

总的来说,与日本不同,美国和英国在处理一贯性问题的大型会议时,并不常每次都更换代表。诺曼·戴维斯早在十四年前,即大正九年的华盛顿日美通信会议时,就已经开始关注山本的存在。当时身为国务次官的他,注意到作为币原大使助手的中佐山本,

“那是谁?”

向币原询问,

“日本海军中还真有厉害的家伙啊。”

据说这样的话语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

英国外交部的罗伯特·克雷吉也是对山本深信不疑的外国人之一。

克雷吉在昭和十二年九月就任驻日大使抵达东京后,在正式拜访外务大臣之前,私下里先去拜访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此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也成为山本被中伤为英美走狗的一个原因。

英国方面,包括参事官克雷吉在内,总体上对日本持友好态度,这其中自有其道理。英国高层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派认为《华盛顿条约》可以原封不动地接受;另一派则忧虑,作为传统上世界第一的海军强国,英国在华盛顿已被新兴的美国赶上,若照此趋势发展,迟早有一天会被超越。而后者似乎是主流意见。

在十月三十日的日英两国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西蒙对日方表示,

“如果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其他国家也将失去这一条约的约束,这极有可能引发无限制的造舰竞赛,情况令人十分遗憾。”

说完之后,

“美国目前资源和财力都十分充裕,听说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华盛顿条约被废除,将投入巨额资金用于造舰。然而,以美国人的性格来看,他们很难克制自己不去这样做。英国方面,实在不愿与美国展开造舰竞赛,对此深感忧虑。”

他一边加以牵制,一边似乎吐露了真实的想法。

于是,日本提出“国家威信”这一词汇,而英国则常常用“脆弱性”一词来进行讨论。

“国家威信”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声望。在世界三大海军强国中,唯独日本被限制在六成的劣势地位,这被认为是一个关乎国家威信的问题。

对于格外重视“国家威望”的英国来说,无法忽视日本的这一主张。

“我们非常理解‘国家威望’的问题。”

英国代表如此回答道。

然而,各国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因国情不同,希望日本方面能考虑到这一点。根据日本的提案,像英国这样“脆弱性”较高的国家与“脆弱性”较低的国家,可能被限制在相同的兵力保有量上。但对于“脆弱性”较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安排如何能消除其不安呢?这是英国方面的疑问和主张。

据说沟田将英文“vulnerability”(脆弱性)翻译成了“脆弱性”,但仅仅这样可能还不够通俗易懂。

英国方面所说的“脆弱性”很大,意思是有太多的弱点,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因为防守范围过广,容易从任何地方被攻击。

山本自己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因为“vulnerability”(脆弱性)这个词在桥牌比赛中经常被使用。

另一方面,美国方面似乎希望将日本逼到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的境地。

这样一来,裁军失败的责任就可以全部推到日本身上。如果进入无条约时代,展开无限制的造舰竞赛,吃苦头的将是日本和英国,而美国并不会感到多么艰难。山本看透了这一点,似乎认为绝不能落入美国的圈套。

对于山本来说,最终也只能依靠态度相对友好的英国一方,尽力在三国之间找到一个妥协点。



然而,山本在伦敦的逗留生活,绝非每天都沉重而刻板。

由于会议带有预备交涉的性质,气氛多少有些非正式。虽然美国方面的态度相对冷淡,甚至有时意见冲突导致激烈争吵,但会谈的氛围始终是和睦而友好的。

他乐于参加对方国家举办的鸡尾酒会和晚宴,也会到伦敦街头购买上等的蛇纹木手杖,或者与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和英国的海军作战部长一起玩桥牌,甚至从英国的查特菲尔德大将那里赢了二十英镑。可以说,他在伦敦的逗留生活中也颇有乐趣。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我曾受麦克唐纳之邀,前往伦敦西北郊的英国首相别邸切克斯庄园共进午餐。

切克斯庄园的别邸是一座坐落在广阔土地上的古堡般的建筑,穿什么衣服成了问题。松平提议穿晨礼服,但冈武官反对说周末穿这个不合适,可能会被人笑话。最后折中,大家都穿了条纹裤子和黑色上衣。在深秋美丽的红叶中,从伦敦驱车三十八英里到达切克斯庄园时,麦克唐纳穿着高尔夫球装的短裤在等着我们。

麦克唐纳首相因夫人去世,由女儿玛丽担任女主人角色。

麦克唐纳比山本年长许多,但他的态度和言谈非常亲切,甚至看起来与山本有几分意气相投,榎本重治如此说道。

曾经被邀请到劳合·乔治的家中做客。劳合·乔治的眼睛不太好,但这位英国历史上首位出身平民的首相,以言行粗鲁而闻名。这位前首相对山本提督说,很遗憾无法看到你的面容,至少让我用手触摸一下吧。于是,山本静静地任由乔治用他那如熊掌般毛茸茸的手,在自己的脸上抚摸。

山本一行的办公室设在位于波特曼广场的日本大使馆内。

在大使馆办公室的四楼,代表团中稍晚于十一月三日抵达伦敦的一等兵曹横川,一直留守看守机密文件和密码机。横川晚上睡在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床下藏着一把刀以防不测。

突然被带到国际会议这个大舞台上的下士官横川晃,才刚刚二十八岁。他没有朋友,思念刚出生的长女,患上了思乡病,体重不断下降,脸色也越来越差,渐渐变得像个半病人一样。

光延东洋担心地

说:“你要更放松一些,别这么畏畏缩缩的。就是因为你放不开,才会这样不对劲吧。”

说着,他把横川带到一个适合日本人去的地方,于是这位有些神经衰弱的兵曹终于恢复了平静。

山本等人开完会谈或参加完正式宴会后,就会回到这个办公室。接着完成内部的商讨事宜,然后返回住宿的格罗夫纳豪斯酒店。

虽然应该已经相当疲惫了,但回到酒店后,山本却

“好吧,那我们就稍微开始一下吧。”

这样说着,他召集了榎本、光延和沟田三人,每晚都玩扑克和桥牌到很晚。不到凌晨三点,他绝对不放人走。光延少佐技术不佳,总是输个不停,甚至拿出一张一英镑的纸币放在桌上,

“输到这个地步,我就去睡觉了。”

据说从一开始就有些退缩。

从日本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信件,甚至有小学生寄来的,

“山本先生,您在为国家努力奋斗吗?”

诸如此类的信件不断寄来。

山本一一回复每一封来信。

因为忙于赌博,晚上早些时候无法动笔写信。只能在深夜或黎明时分,写信并查阅文件。

有人不禁疑惑,山本五十六为何要写那么多信呢?

有人认为山本内心孤独,无论战前还是战中,心中总是感到寂寞;也有人猜测这或许是一种博取人心的手段。但不管怎样,即便是小学生的来信,他也必定会回信。

到了早晨,沟田和榎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读报纸,突然想到什么,便穿着睡衣直接去了山本的房间,却发现山本已经换上黑色西装,准备好去开会,同时还在写信。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

“我是个军人,能吃饱储备,能睡足储备。”

他曾这样说过,但实际上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似乎只有四小时左右,却依然精神十足。

十二月的一个早晨,榎本重治说道,

“昨晚我梦见了堀先生。”

他随口一提,山本却突然瞪大了眼睛,

“什么?真的吗?堀先生出事了啊。”

说着脸色一变,露出一种极为可怕的神情。

榎本在记录这件事时写道,或许山本在前一晚也梦见了同样的护城河,但无论如何,像山本这样思维理性的人居然会相信梦境的吉凶之说,实在是件奇怪的事。

不过,在像他这样在胜负之事上格外突出的人群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人,无论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能突然清晰地感知到亲近之人的动静。

例如志贺直哉就是如此。志贺是个完全不信迷信的人,但他自己却说,从年轻时起,

“啊,现在,谁会坐上这趟电车呢?”

她说着,有时会突然清晰地想到这样的情景。

堀悌吉的事情,自从离开东京后一直萦绕在山本的心中。如果仅仅因为榎本讲的一个梦,堀悌吉的脸色就变得如此可怕,那么山本不得不认为,自己在那一刻确实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友人的命运。

堀悌吉与山本是海军兵学校的同期生,他是海军三十二期班的班长,也是山本最为信赖和敬仰的朋友。

在山本留下的众多书信中,真正能看出他敞开心扉、倾诉内心深处的,似乎只有写给堀悌吉等两三位友人的信件,以及写给特定一两位女性的信件。

据榎本重治所说:“长冈那个鲁莽的乡下武士山本,能被调教和磨砺到那种程度,归根结底是堀的功劳。”

堀比山本早一年晋升为中将,但他的想法与山本一致,当时比山本更受到强硬派的敌视。

当时,所谓的舰队派成员围绕着他们的头领加藤宽治大将,聚集在赤坂一家名为“鲤鱼”的料理店,密谋逐一击破支持条约存续的派系。据说其中有些人甚至考虑了一些相当激烈的手段。

借用角田顺的记述来说,“当八面玲珑主义的大角在昭和八年一月就任海军大臣时”,他迎合了加藤宽治、末次信正、高桥三吉等人一派。在这位大臣的领导下,以山梨胜之进为首,谷口尚真、左近司政三、寺岛健等属于加藤友三郎正统派的将官们接连失势。随后,堀悌吉也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在这一年(昭和九年)十二月十日突然接到待命的命令,并于十五日被编入预备役。

山本在离开东京之前,曾就堀的事情拜托过大臣,并通过岛田繁太郎向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提出了请求。

伏见宫的答复据说是自己不参与人事问题,但最终他还是被军令部内的强硬派所煽动,信以为真地接受了关于堀的中伤言论,插手人事事务,将堀免职。

针对堀的中伤是指在上海事变时,他作为第三战队司令官表现出了懦弱的行为。至于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得知。

只是,在为登陆部队提供支援时,向中支沿海的敌方炮台进行舰炮射击之际,堀发现炮台附近仍有少量普通居民,于是他曾下令暂缓开炮。

另外,这是战后的事情了,朝鲜战争爆发时,日本红十字会发起了为联合国军献血的运动,堀对此表示:

“红十字会怎么能把献血仅限于联合国军的将士呢?也应该为北朝鲜和中共的将士献血啊。做出区别对待岂不是违背了红十字会的精神吗?”

他这样说道。

考虑到这些情况,可以大致推测出当时堀悌吉所遭受的中伤究竟是怎样的。

身在伦敦的山本 вскоре得知了来自军务局长吉田善吾的消息,确认了榎本的梦果然是不祥之兆。

山本立刻给堀写了一封信。


“十二月九日


                五十六  

堀兄《敬》

得知吉田传来的第一封信中提及你的命运,自此心中郁郁不乐,难以承受。出发前曾向总长和大臣直言相谏,大体上安心出发,然而事态发展至此,实在是出乎意料,令人痛心。结合坂野之事一并考虑,海军的前途实在令人寒心至极。

对于如今海军中实行的这种人事安排,若想为之挽救,恐怕也是极其困难。我不禁想起山梨先生曾说的话,海军是否因自身的傲慢而陷入悲惨境地,唯有在彻底崩溃之后才能重新振作呢?

自那以后,我对会谈的热情也荡然无存,即便是拼尽全力,也再无为海军献身的斗志。

只是若分歧过于激烈,成为公开的争吵,对整个日本来说未免太过遗憾,因此我才想着至少要尽量体面地处理后续,稍作掩饰,仅此而已

因此,若是稍稍施展一些计谋,试图让事态混乱起来,他们便会惊慌失措地加以阻止。大体上,这些人只会在背后说些大话,真正自己站出来做点什么却毫无胆量,所以也只能胆战心惊地旁观罢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然而,原本是我再三推辞,他们却硬要拉我出来,现在又挑三拣四,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在这封信送到之前,或许我已经撤离了,但没有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人,实在是感到无比孤寂。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心情写信,恳请您谅解。

天气渐寒,唯愿您珍重身体


“坂野事件”指的是军务普及部委员长(后来的报道部长)坂野常善少将,在这一年的六月,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触怒了大角海军大臣而被解职的事件。

坂野常善与山本同为明治十七年出生,他在兵学校比堀和山本低一届,是第三十三期毕业生,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提督。后来据说,在昭和二十年三月十日的东京大空袭之后,他拜访了与山本关系亲密的一位名叫古川敏子的女性,

“我刚去看过下町的情况,落到这般田地是早就注定的事。这是天罚啊,是一部分人自以为是所招来的天罚啊。”

据说他如此说道。

坂野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健朗,

“满洲事变之前,海军和陆军明显不同,但到最后,海军也逐渐变得和陆军一样了。”

他说道,关于军缩条约的问题,

“仅仅因为某项比例的限制不被认可,就好像日本已经输了一样,群情激愤。他们完全不考虑国家的整体资源,只想着发动战争。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他说着。

事件发生在六月一日,这一天,陆军的宇垣一成以朝鲜总督的现职身份前往东京,参与推举他为总理大臣的运动。据《报知新闻》的老海军记者、黑潮会的值班干事铃木宪一的回忆,那天铃木被坂野叫去,坂野问他,最近常有人问起海军是否反对宇垣内阁,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扰。坂野表示,海军其实并不反对,希望铃木能写篇文章说明这一点。铃木则忠告坂野,说在这种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必然会掀起波澜,日后引发问题。然而坂野坚持要写,于是铃木写了一篇示范稿件,结果以此为依据,各大报纸刊登了似乎暗示海军支持宇垣的文章。

当时,东乡平八郎元帅病情危重,大臣大角岑生前往东乡家中探望,但读到相关报道后,他极为愤怒,立即召来人事局的科长。

“马上准备好预备役的文件,拿过来给我!”

他突然说道。

此时被大角召见的是海军省人事局第一科科长伊藤整一。此人在战败之年曾任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指挥“大和”号特攻出击,并在德之岛西方与座舰共沉,命运与之一同终结。

伊藤后来

“那时候真是,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但总之那样做实在太过分了,于是他似乎还是对大臣进行了劝谏。不知道伊藤的劝言是否起了作用,但坂野少将并没有立即转为预备役。然而,在军务普及部坂野的部下中,深受加藤宽治信任的关根群平大佐等人,据说曾到黑潮会露面,毫不掩饰地做出要砍掉坂野脑袋的手势。

宇垣一成是陆军中的大人物,也是政界的幕后黑手,但他同时也受到陆军内部和海军强硬派的反感。加藤宽治大将是最讨厌宇垣的人。

那晚,坂野前往高轮大角的私宅拜访,说明情况。据说,大角海相的全部意见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说出让军事参议官加藤大将不快的话。

坂野是条约派的一员,又与宇垣是同乡,因此被视为故意为宇垣撑腰的人。结果,他发表的“海军内部完全不可能存在反宇垣情绪”的空白声明,反而被认为违反了海军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原则,因而被解除委员长职务,并被勒令闭门思过。

在原田熊雄所述的《西园寺公与政局》中,

“(坂野的解职)给世人带来了极为异样的感觉,令人对海军的统制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如此记载着。

坂野的身边来了一位上层派来的使者,

“希望你暂时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安静待着。过段时间会给你一个好的安排。”

传达了这样的口信,但当坂野将此事告诉堀时,堀悌吉却,

“这种事,怎么能当真呢?”

他说。

于是,本已内定为马公要港部司令官的他,在十二月的定期调动时,突然与堀悌吉一起被编入预备役。

当时在美国服役的山口多闻对此表示同情,后来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的理查森提督的夫人,

“如果连坂野都要被开除,那日本海军也真是没救了。”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就是“坂野事件”的大致情况。然而,与此同时,山本最亲密的朋友堀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山本对此既感到极为愤怒,也深感悲伤。

“海军的人事安排真是愚蠢至极!”

说着,

“巡洋舰战队的一支队伍和堀悌吉一个人,对海军来说哪个更重要?”

就像他所说的,也如信中所写,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和热情。”

据说,他表现出的失望之情让人不忍直视。

一听说事情败露,他便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那些家伙,竟然把堀给开除了”,对于舰队派的人,山本心中的憎恨与怨念,自此之后似乎终生都未曾消散。

后来的夏威夷空袭部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在当时是站在开除堀的一方的人物之一。在反对伦敦条约的意见书上,南云与末次信正等人共同署名。这是读者需要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

然而,这种海军内部的家族纷争,其本质究竟是否仅仅源于用兵思想或军缩条约看法的不同呢?关于这一点,现存的某位前海军中将的以下言论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我先声明,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但那种气氛的出现,恐怕还是与地位、名誉以及军人养老金的问题有关。成为海军大将后,可以雇佣两三个女佣,出入有海军省的车,生活无忧无虑。但一旦被编入预备役,生活水平立刻大幅下降。元帅是终身的,但大将的退休年龄好像是六十五岁,到了这个年纪,无论多么优秀的人都必须退役。临近退休时,有些人还未看透世事,自我意识又很强,难免会开始慌乱挣扎。像实业界那样有积蓄的人在海军中并不多,因此想多留一天现役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必然会想要拉拢一些手下,利用这些手下进行各种活动,而对方的人则想尽快把他们踢下去——最终就形成了下克上的局面,和陆军的情况差不多。我曾就此提出,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军人养老金的问题,但有人说日本这样的穷国无法做到,最终我的意见也没被采纳。”



至于在伦敦的会议,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持续进行,英国方面表现出一种认真的态度,希望防止谈判破裂,并以某种方式打破僵局。

“如果无法达成数量上的限制,那么为了至少缓和造舰竞赛,我们希望能签订一项限制单舰吨位和舰炮口径的质性限制协议。”

他们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美国方面依然态度冷淡,丝毫不肯在修改《伦敦条约》或维持《华盛顿条约》的基本原则上让步。到了十二月,他们以圣诞节为借口,提出暂时回国。

山本认为,即便会议暂时休会,也应当约定好再次开会的日期,建议将休会期限定在明年三月之前。他自己也打算先回国一趟,然后再返回伦敦。但美国方面却表示,仅仅模糊地约定再次开会并无意义,态度含糊。到了十二月二十日,以戴维斯大使和斯坦德利军令部长为首的全体人员离开伦敦,返回了本国。

此后,日本与英国之间的非正式谈判持续进行。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这样的进展:将英国的让步方案与日本的方案相结合,通过英国向美国寻求谅解,以此或许能找到一条妥协之路。

正如在壮行会上所声明的那样,山本很少向国内请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十二月十一日和二十五日,两次向东京发出了请示电报。

然而,与此同时,东京的气氛却在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

据说军令部第一部第一课的真正负责人绝非草率行事之人,但年轻气盛的强硬派、预备役人员以及周围的一般人,却喧嚣不已,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他们纷纷表示,如果把事情全交给山本,万一被对方抓住什么不利的言辞,导致明年的正式会议上进退两难,那该如何是好?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反映在东京对山本请示电报的回复上,态度变得相当冷淡。

“休会之后,不要做太多多余的事情。”

这层意思,在电报的言外之意中隐隐透露出。

尽管如此,山本还是坚持在伦敦迎接新年。

英国方面似乎也表现得非常顽强。

到了昭和十年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代替山本的是永野修身前往伦敦,但听随行人员的讲述,永野与山本的水平完全不同,这次英美两国已经放弃了希望,会议只是走个形式,最终,山本在昭和九年十月之后坚持不懈的三个月,成为了世界海军军缩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决定了是否进入无条约时代、是否陷入无限制造舰竞争的紧要关头。

昭和十年的 1 月中旬,与英国方面的非正式会谈决定就此结束的第二天,查特菲尔德军令部长悄悄给沟田主一打来了电话。

“请让我再见一次山本中将。”

他是这样说的。

“不过,这件事对外绝对保密,所以你不能跟来。”

查特菲尔德这样说道。

于是,第二天,一直从未离开过山本身边的沟田,从一大早就穿上灯笼裤,换上高尔夫球装,坐上全权代表的车,真的去打高尔夫球了。

沟田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是高级杯高尔夫比赛中能打出半场三十多杆成绩的优秀选手;而山本因为左手缺了两根手指,握着竹刀也使不上力,他曾这样说过,所以无法打高尔夫。

酒店大堂里聚集了许多日本报纸的特派员和英美记者,但当他们看到翻译沟田和全权代表的汽车离开后,便安心地认为今天不会有任何事发生,于是纷纷散去。

山本之后独自一人叫了辆出租车,悄悄地去见了查特菲尔德。

当时山本与查特菲尔德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如今已无从得知。然而,终究无法达成一致的事情,始终还是没有结果。

山本一行于一月二十八日离开了住了三个月的格罗夫纳酒店,在松平大使等人的送别下,从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出发,经由西伯利亚路线踏上归国之旅。

如今在格罗夫纳酒店,仍保留着当日的住宿登记簿,记录了那天退房的人员名单。山本所住的房间虽稍作装修,但基本保持原样。那是面向公园巷的 545、546、547 号三间连通的豪华套房,每日房费为四英镑四先令。

如果是西欧国家的使节,可能会与夫人一同下榻此地,但独自出差的山本却与副官身份的光延少佐同住在这个房间。隔壁的 555 号房间是榎本重治的房间,而稍远一些的 550 号房间则是沟田主一的房间。

看到这份记录,令人稍感好奇的是,在山本等人出发前不久,有一位名叫德·普尔先生的人从附近的 538 号房间换到了六楼(即七楼)的 634 号房间。

话题有些跳跃,但航空自卫队的一等佐官樱井忠成在昭和三十七、八年间作为大使馆随员武官驻扎华盛顿时,曾被美国军人展示过一本名为《某日本人在美活动》的书。那本书详细记录了樱井忠成一等佐官的父亲——也就是三十年前在纽约照料山本五十六的海军监督官樱井忠武在美期间的日常行动,这些都被美国的情报部门细致地观察并记录下来。当时的裁军会议上,日本全权代表团无疑也受到各国情报机构的密切关注,这一点不难想象。后面会提到的德国人劳马尔显然就是这类人物。如果发挥推理小说的臆想,或许这位德·普尔先生,或者对沟田印象深刻的格罗夫纳酒店的服务生,也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某个势力派来的人。

这次的欧洲之行,山本既没有去巴黎,也没有去他钟爱的摩纳哥,只是中途在柏林停留了一晚。

这是因为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的请求。确切地说,与其说是武者小路大使的请求,不如说是纳粹首领的请求。

武者小路公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兄长,他在战后撰写了包含这段回忆的《山本五十六回忆录》。

这篇随笔虽然在细节上有些许错误,但非常有趣。以此为依据记述的话,这一年正是希特勒掌权后的第二年,后来成为德国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普当时还未获得任何头衔,只是一个从葡萄酒商人起家的一名纳粹党员,不过在党内似乎已是颇具威望的大人物。

里宾特洛普从与查特菲尔德和诺曼·戴维斯不同的角度,注意到了来到伦敦的山本五十六。

在伦敦进行裁军预备谈判期间,里宾特洛普与海军大臣雷德尔商议,计划让山本在返回日本的途中顺道访问柏林,并安排他与希特勒会面。他派了一名名叫劳马尔的秘书前往伦敦,探查会议的情况,同时让山本直接参与谈判,并提出希望他在回国途中务必到柏林一趟,并且与希特勒见面的请求。

山本似乎对此并不太情愿。

就像米内光政对德国缺乏信任一样,山本对德国,尤其是纳粹政权下的德国,也怀有强烈的疑虑。

正因如此,里宾特洛普才更加觉得有必要让山本顺道前往柏林。

除了通过劳马进行直接谈判外,担任交涉中介的是柏林的日本大使馆,武者小路在此之后多次与德方磋商,最终在山本一行出发的前一天,他给伦敦的日本大使馆打去了电话。

起初他与松平交谈,随后叫来了山本,

“果然,还是请你去见一见里宾和雷德尔吧。关于希特勒,考虑到你的意见,我也觉得不去见他比较好,所以能否只对之前提到的那两位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呢?”

他这样提议道。

山本了然于心,第二天便搭乘经由荷兰的列车抵达了柏林的腓特烈大街车站。

武者小路写道,

“他到达车站时虽然面带笑容,但几乎不怎么开口说话。我将他介绍给里彭,又带他去见了雷达,他的应对干脆利落,给人留下好感,但他从不主动寻找话题。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与米内有些相似。然而,他给人的感觉比米内要尖锐得多。”

如此记述道。

在这里,山本无疑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可能被纳粹抓住把柄的话,始终保持沉默。

后面会详细叙述,尽管当时日德海军举行了友好会谈,但山本在担任次官时曾强烈反对三国同盟。然而,尽管山本极力反对,日德意三国同盟还是成立了,日本最终为了德国的利益去火中取栗,走向了崩溃之路。当时里宾特洛甫的算盘,究竟是未能如愿,还是最终得逞了呢?

那晚,在日本大使馆为山本一行举办了一场仅限内部人士的晚宴。

山本依旧沉默寡言。然而,当话题偶然转向桥牌、扑克或赌局时,他仿佛变了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关于轮盘赌,山本的必胜法除了耐心和毅力之外,别无他法。

他认为,如果一心想在一夜之间将资金翻倍甚至翻三倍,必然会失败。必须稳扎稳打地追求百分之二十的增长,并且坚持不懈地这样做才行。

沟田主一完全信奉山本系统,并在次年随永野修身前往伦敦,归途中在摩纳哥停留了一周,支付了酒店费用、餐饮费用和船票后,还剩下了五百日元,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在柏林停留一晚后,一行人从波兰进入苏联境内,途经莫斯科,乘坐西伯利亚铁路返回祖国。在漫长的西伯利亚火车旅途中,山本依然不知疲倦地与榎本、光延和沟田三人每天每晚玩扑克和桥牌。

当时正值严寒季节,列车每到一站都要检查车厢,或敲掉车底冻结的冰块,因此长时间停靠,导致了严重的晚点。在新西伯利亚的日本领事馆,小柳雪生领事让妻子信子做了许多海苔卷寿司,一边与馆员打麻将一边等待。终于接到列车到站的消息,夫妇二人赶到车站一看,发现山本等人正在车厢内铺满扑克牌和筹码,激烈对战中。山本站起身来,

“辛苦了。”

据说,他非常高兴地收到了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时别人送来的卷寿司。


十一


进入满洲领地后,各地都有欢迎的人群在等待。

山本与一行人一同于二月七日从满洲里前往哈尔滨,经由朝鲜,于二月十二日下午,时隔五个月后回到了飘着淡雪的东京。

在东京车站站前,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众多显要官员前来迎接。然而,山本和大角在互相致意时,脸上似乎都未能完全展露笑容。站台上还有那些新桥的女子们,以及过去与山本一同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友人前来相迎。经过这些人面前时,山本为了不被大人物察觉,迅速地吐了吐舌头,露出一丝顽皮的神情。

随后,在站长的引领下,他们穿过地下通道,来到东京车站正门外的车道,准备乘车前往登记参内。然而,看到从站前到丸之内大楼、和田仓门方向,东京市民围成人墙热情欢迎,山本便从刚上车的汽车中下来,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路步行走到二重桥。

这个故事既可以理解为山本是一个细心体贴、心地善良且真诚的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行为,但没有必要非得强行归结为其中一种解释。

两天后的二月十四日上午,在海军大臣官邸举行了正式的回国报告会,伏见军令部总长亲临现场,会议由大角海军大臣主持。当天下午,山本又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作了同样的报告。

二月十九日,山本向天皇呈递了复命书。

这份复命书的副本在战败后的混乱中,无论是在宫中还是海军省,都因被烧毁或主动焚毁而无从寻觅,后来才在旧陆军参谋本部的一堆文件中被发现。

「复命书

谨此就昭和十年海军军缩会议的预备交涉,自去年十月以来的进展情况向您奏报

              臣 五十六」


以这样的开头,正文内容相当冗长,因此有关进展说明的部分全部省略,仅引用最后的部分。


「在本次预备交涉中,各国代表自始至终在友好的氛围中坦诚地交换意见,竭尽全力寻求达成协议的基础,诚挚地努力。完全没有见到某些两国联合起来压迫另一国或将其排斥在外的情况。」

特别是英国方面,由于与我国有受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自始至终都以最为热心的态度进行斡旋,热切希望军缩协定能够达成,并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

然而,英美双方都以极大的关注倾听了我们的主张,因此我方得以充分阐明帝国政府的根本方针。但由于各国立场各异,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未能使英美方面接受帝国政府的主张,实属遗憾。我相信,要贯彻这一主张,今后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谨此结束奏上

昭和十年二月十九日


而且,这最后的部分似乎正是山本最想表达的内容。

一位曾是海军军人、目前正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人士表示,

“在复命书中,蕴含着未曾言明的重大深意。”

虽然有人这样说,但英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压迫和孤立日本的事实,绝对不存在,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国内普遍风气和不负责任的臆测的强烈抗议。

在前往伦敦的五个月间,山本五十六的名声骤然提高,但海军高层的态度对归国的山本却颇为冷淡。海军大臣大角甚至不愿意认真听山本的意见。

山本启程前往伦敦时所接到的指令,陛下对冈田总理说,

“既然有军方的要求,或许只能在这一点上妥协。不过,废除《华盛顿条约》时,务必要尽量避免刺激列强国家。”

据说陛下曾有这样的旨意。

山本认为,必须极力避免进入无条约状态,为此今后仍需坚持不懈地努力,绝不能像撤换堀悌吉那样,被一部分急于破坏军缩条约的莽撞行为所驱使。他写这份复命书时,或许正是怀着直接向陛下陈情的迫切心情。





第三章



与山本一行一同滞留在伦敦的一等兵曹横川,在代表团返回后整整晚了一个月,于三月十二日回到了横浜。他与一行人分开,从伦敦前往巴黎,在巴黎完成了山本等人委托的各种采购任务后,从马赛搭乘经苏伊士运河航线的邮船“香取丸”返国。

查看横川晃在巴黎伴野商会购买的物品清单,可以看到为光延少佐采购的口红三打,为山本和光延两人采购的香水大瓶十个,小瓶三十个,此外还有科蒂牌的化妆粉三十三个等记录。

关于回国时的注意事项,他从光延那里得到了指示,

“关于裁军问题的话题绝对不能提及。关于行李,除了自己的东西,在海关一律不要开口。”

他被递交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横川之后从兵曹长晋升为特务少尉、特务中尉,最终以海军大尉的身份迎来了战争结束。如今,他在横浜的金泽文库附近经营着一家小化妆品店。由于职业的关系,横川有时会带着好奇,试着回溯那些模糊的记忆,想弄清楚山本他们当时究竟让他买了什么颜色的口红、什么样的香水,而且买了那么多。据说,当时法国制造的香水和胭脂白粉在日本的价值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光延东洋是岛田繁太郎夫人的妹夫,是一位颇为俊美的青年军官。横川常常思索,那些人买了如此大量的化妆品,究竟是分给了什么样的女人。

然而,根据他的印象,尽管山本在伦敦时慷慨地购买了许多充满魅力的礼物,天天沉迷于赌博,但他总是显得孤单一人,脸上带着一种寂寞的神情。后来,横川回到东京的军务局任职时,在他眼中看到的山本中将,依然是同样的神情。

事实上,归国后的山本在海军省内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周围摆满了书架,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郁郁寡欢地度日。

他的职务是海军省出仕兼军令部出仕,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作。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清闲的一段时期。

这一年(昭和十年),山本曾四次返回长冈老家。有时甚至在长冈逗留长达两周。如果有工作在身,以他这位性急且充满活力的现役海军中将的性格,绝不可能如此悠闲自在地度日。

据说在部门内的强硬派中,有人趁势提议借此机会将山本五十六除掉。而山本自己在这个时候,似乎也多次考虑过辞去海军职务。

长冈悠久山坚正寺的桥本禅岩禅师谈到山本时,

“和他隔着桌子对坐时,感觉就像他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坦然摆在桌上,仿佛在说,如果你需要,就拿去吧。”

如此说道,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嬉闹时可以尽情胡闹,而另一方面又质朴刚健,毫无矫饰,深不可测,是长冈人典型的代表,这样的人物绝非凭空出现。长冈藩历经三百年,才最终造就了这样一个人。”

虽然也有这样的说法,但在这个时期,当这位和尚与山本交谈时,从山本的只言片语中,不时流露出对海军高层关于伦敦裁军预备交涉的强烈不满。

无论是第一次伦敦会议还是日内瓦会议,派出的国际会议全权代表或代表总是才华出众之人,然而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都会受到伤害。仅仅因为一些小事就被指责为违背指令而被迫下台。山本似乎也处于同样的境地,原本就对前往会议犹豫不决的山本,部内有不少人对他表示同情并感到义愤,但却无能为力。

将堀悌吉免职,又对自己冷淡对待的海军,山本这边也渐渐失去了继续留下来效力的心情。

对亲近的同伴们,

“我退役后要离开海军,去摩纳哥做个赌徒。”

他这样说道。

按照山本流行的百分之二十增长方式,虽然每天不可能增加百分之二十,但在一两年内,积攒下来的钱应该相当可观。海军的实习舰队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次远洋航行,前往欧洲。他半认真地打算,等在摩纳哥靠赌博赚了大钱后,就把那些来到欧洲的年轻少尉候补生们一手包揽下来,盛情款待他们。

极力劝慰山本放弃退役念头的,是堀悌吉。

“如果你现在辞职,海军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堀这样说着,劝阻了山本。

山本究竟是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打消了辞去海军职务的念头,并不清楚,但他对故乡长冈的热爱比常人更深,多次返回长冈,想必是能够抚慰他内心的忧虑。

回国后,山本第一次返回长冈是在四月十三日。

父母早已去世,这段时间在长冈,山本的兄长季八和姐姐嘉寿子都在,他们高兴地喊着“五十,五十”,热情地迎接山本。

不过,比山本大五岁的兄长季八在家里时,至少在山本没穿军装的时候,总是坐在上座,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高野季八在长冈开了一家牙科诊所,有一次桥本禅岩去参加牙医的聚会,讲授《碧岩录》的内容时,提到季八时,

用“山本五十六提督的哥哥”这样的话向人介绍,结果季八却说,

“弟弟是弟弟,我是我。”

据说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

嘉寿子嫁给了原长冈藩士、现为学校教师的高桥牛三郎。她从小就受到山本的疼爱,对山本来说,她是唯一的姐姐。山本与她相差十八岁,自从母亲峰去世后,嘉寿子在感情上似乎成了山本的母亲般的存在。

回乡的第二天,山本应母校阪之上小学的邀请,为学生们发表了演讲。据反町荣一的记载,山本登上讲台后,首先高声呼唤自己当年在校时的校长以及各位恩师的名字,恭敬地低下头致意。

“山本能有今日成就,全赖诸位老师的教诲之恩,方得以肩负国家重任,如今得以重返母校,谨此向诸位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并郑重汇报。”

说完这些,他才转向学生们,开始了他的演讲。

如果这番情景果真如实,那么未免有些做作。而说到做作,此次回母校演讲时,山本身着海军的正式礼装前往。在小学校里给学生们讲话还特意穿上礼装,这在海军的礼仪中并不常见。这就好比我们这些文人去各地演讲时穿着燕尾服(tuxedo),多少有些奇怪。

在旧海军军人中,对山本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往往对此事也不予好评。

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山本五十六的虚张声势,即便不是虚张声势,也会说山本一提到长冈的事情就显得有些异常。

“山本先生为何如此竭尽全力为故乡奉献呢?直白地说,他是不是利用了海军的职权来为故乡服务?”

关于身着正式礼装一事,如果说是山本在回国返乡时前往山本家和高野家的墓地祭拜,随后以那身装束直接登上阪之上小学的讲台,倒也不是无法解释。然而,确实存在一些例子,让人觉得他多少利用了海军的职权为故乡人士谋福利。

曾经有一位出身于我之前提到过的故乡育英机构长冈社的青年,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但因毕业成绩不佳,找不到工作而陷入困境。听说他家境贫寒,若找不到工作便会影响生计,山本得知此事后,决定帮他一把,亲自前往某公司社長那里,多次恳求对方录用这位青年。公司方面经过调查,发现他的大学成绩确实不尽如人意,始终不愿答应。然而山本不放弃,屡次登门恳求。到了第六次左右,社長终于妥协,录用了这位青年。

这件事对于当事人以及长冈的乡亲们来说,或许是一段令人感动的佳话,但若以常理来看,是否算得上美谈却值得商榷。尤其是,如果那家公司是接受海军兵器订单的企业,那就更令人疑虑了。不过,如今那家公司的名称和那位成绩不佳的东大生的姓名都已无从得知。

然而,山本对这次在长冈的逗留感到十分愉快。

当时的长冈,厚重的积雪已经消融,梅花、桃花、樱花一同绽放,正是美好的季节。

他一回到长冈,就满口长冈方言,像是“哎呀”或者“就这样吧”之类的话,

“大婶在不在?就说东京来了个放高利贷的。”

就这样大大咧咧地闯进老熟人的家里,

“你的象棋水平就像长生桥的木桩,越下越差。”

就这样,他一边哼着小曲调侃,一边和青年团长下将棋,总是做着这样的事。

随行的通常是反町荣一。

带着反町一起到新潟去时,正赶上白山神社的祭礼,街头摆满了烤团子的摊位。老太太用团扇扇着炭火,团子烤熟的香气扑鼻而来。

山本说,

“反町君,这团子和我小时候吃的一样啊。真想尝一口。”

说着,老婆婆让他到里屋的矮凳上坐下吃,但他没有答应,

“我啊,从小时候起就总是站着吃烤团子。站着吃感觉味道更好啊。”

说着,他站着就把十五串团子吃得一干二净。

白山公园的入口处,有一家豆店正在炒豌豆。空气中弥漫着豆子烤焦的香味。那些豆子也是让反町买来的,

“喂,你帮我注意一下后面有没有汽车过来。”

反町被拜托后,他们走在新潟古町的街道上,他将豆子高高抛起,张开嘴“啪”地接住,再抛起再“啪”地吃进嘴里,一边走一边展示着这番技艺。

山本今年五十一岁。用当年在哈佛大学一起读书的森村勇的话来说,山本身上似乎有不少“孩子气”(childish)的一面。



说到团子,悠久山茶店卖的三色团子也是山本的喜爱之物。

如今长冈站所在的地方,原本是长冈城的主城遗址,到了明治时代,这里被改建成了公园。过去在那儿,小豆、黄豆粉和芝麻制成的名产三色团子颇受欢迎。然而,山本的家庭贫困,少年时期的高野五十六一年中能吃上一次这种三色团子都算是幸运的。

小时候,他只能垂涎欲滴地望着那些团子。等到成为海军将官后,他似乎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态,拼命地吃这些团子。而且,对山本来说,家乡的食物无论是腌菜还是水馒头,想必都美味无比。水馒头是一种白色的、满是褶皱的饅头,当时里面包的是咸豆沙馅。夏天,人们会从雪窖里取下雪,装在盆中融化成水,然后将水馒头浸泡在雪水中,泡软后食用。

加治川的堤岸上,正是鲜花盛开的时节。山本一行人拜托新发田的朋友提前准备好船只,在欣赏堤岸上的樱花和远处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山峦美景的同时,度过了一天在加治川顺流而下的游船时光。途中,他们遇到了三四艘同样是赏花的船只,由机动船拖曳着逆流而上。

于是,山本大力命令两位船夫奋力划船,待到顺流而下的小舟借着冲势滑行而出,被机动船掀起的波浪拍打得开始摇晃时,他瞅准时机,大步走到船头,双手撑住船舷,猛地来了个倒立,展示给大家看。

这是山本引以为傲的绝技。早在十六年前,他首次前往美国时,乘坐邮轮“诹访丸”号,也曾在一等舱的沙龙里表演过这个倒立。

船从横浜启航三四天后,照例会举办一场演艺会。然而在这种场合,日本人中很少有人愿意当众展示才艺,眼看活动几乎要成为外国乘客的独角戏时,年轻的少佐山本站了出来,在缓缓摇晃的船上沙龙的扶手旁,慢条斯理地表演了倒立。

这可不是普通的倒立。一旦失手,下面等着他的就是甲板的铁板。顺便一提,当时他还从船上的服务生那里借来两个大盘子,将盘子紧紧贴在双手掌心,上下左右挥舞成十字形,甚至带着盘子翻了个跟头,表演了这样一场杂技。据说,无论如何,倒立是他的拿手好戏,每逢机会,他总喜欢在危险的地方表演倒立给大家看。

赏花船上的客人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倒立表演的主角是山本还是谁。他们只是从擦肩而过的船上,对那精湛的技艺报以热烈的喝彩。

就这样,山本在新潟县下游玩了大约两周后,于四月二十八日暂时返回了东京,但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回到了长冈。这一次的逗留大约持续了一周。

之后,他又在七月三十一日短暂回了一趟长冈。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再次返回。

十一月回乡时,长冈正好有一位大臣到访。大臣的随从多次从料理亭发出邀请,希望安排山本与大臣会面。

山本却以正在与长冈市青年会的年轻人交谈为由,声称无法起身,无论如何也不肯去拜会大臣。

山本或许开始有些对世事感到不满的情绪。频繁回乡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在东京工作时感到无比孤单和寂寞”。

这是那年五月一日,他从吴港的水交社写给一位名叫河合千代子的女性的信中所记下的话语。我之前提到偷偷登上“海鸥”号船的一位女性,指的就是她。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摘录其中一部分如下:


“回想这三四年的时光如梦般逝去,再想象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人生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幻影。如此感受,功名、富贵、爱情、憎恶,一切都仿佛朝露般转瞬即逝,不由得心生无常之感。

有人说你因为孤独而感到寂寞。然而,在这个被世俗的束缚牵绊、痛苦不堪却无法解脱的人众多的世界里,远在天涯的孤儿或许反倒是上天的宠儿,也未尝不可这么说。想到这些,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道理归道理,无论如何,能被你怀念并信任的我,在现实中实在是幸福的。只是,我为自己作为你的兄长兼恋人却如此贫弱而感到由衷的寂寞。

我说“我很寂寞”这句话,绝不是模仿你或老师,而是真正反省自己,将自己作为你的对象,客观地审视自己,从内心发出的自嘲之言。

越是看到你那优雅迷人的身影,我内心的寂寞就越是难以忍受。请不要误会我的心意。

前往伦敦时,我怀着肩负国家兴衰的豪情与觉悟,同时也因与你的关系迅速发展而感到兴奋,心中燃起热血之情。然而,在伦敦全身心投入的会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不仅世俗之人漠不关心,甚至连海军内部的人也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看到这些,我觉得自己仿佛只是被当作工具使用,心中实在不快,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实际上,在东京任职时,我感到无比寂寞和不快,简直无法忍受。

其实我曾想成为你的依靠,借此安慰孤独的你,但反过来,我却有种想要投入你怀抱的冲动。作为一个男人,被人看到如此软弱的一面让我感到羞耻,同时我也觉得这背叛了你的信任,因此只能默默承受这份寂寞

这样的心情,我只是现在第一次这样写给你一个人,请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


河合千代子当时是从新桥野岛家的丸子姐姐那里出来的艺妓,艺名叫梅龙。

梅龙与山本的关系,在昭和九年山本即将前往伦敦的前夕,突然变得亲密起来。然而,自那以后直到山本去世,他对梅龙始终怀有一种宛如年轻人般清新纯真的感情。

然而,山本五十六有这样一位女性伴侣的事情,无论是在战前战中,还是战后大约十年间,公众都完全不知情。

率先揭露这一秘密的,是昭和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号的《周刊朝日》。

从某些渠道得知,沼津八幡町一家名为“潺潺”的料亭的女老板河合千代子,过去曾是山本五十六的心上人,她手中保存着山本写给她的许多情书,并且似乎有意愿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于是,《周刊朝日》的记者和摄影师前往沼津拜访了她。

千代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拿出了一捆信件给他们看。由于山本的字迹过于工整,年轻的记者有些地方看不懂,她便亲自朗读出来给他们听,同时也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当时的千代子的谈话和山本的信件,作为专题报道,

“提到‘提督之恋’,大家都会想到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然而,谁又能想象到山本元帅也有一段与之相似的隐秘恋情呢?这绝非揭露隐私的报道。被称为军神的人,终究也是凡人,这里作为一段人性记录而加以呈现。”

带着这样的前言,刊登在四月十八日号《朝日周刊》的头条。

堀悌吉当时尚在人世,在发表前夕得知此事,通过某个渠道,

“能不能停止刊登?”

向朝日报社提出了停止刊登的请求,但报社的印刷机已经开始运转,堀悌吉只能,

“嘛,这也不是谎话,没办法的事吧。”

有人说他是这么说着就放弃了,也有人说他对此非常愤怒。过了一会儿心情平复下来后,

“世人虽然议论纷纷,但归根结底,山本因此也算是提升了一个层次,不是吗?”

据说堀是这样说的,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是相当大的。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朝日新闻》。

那些用极其严厉的口吻来指责的人,多是比较年轻的读者群。其中有人提到,自己在战争期间也被征召入海军,连给亲人寄一张明信片都受到严格限制,而像山本元帅这样的人,却能从前线给恋人写下长篇情书,自由寄送,实在是令人羡慕又不平的待遇,这样的批评也不在少数。

相对地,认为山本五十六有这样一位恋人是一件好事,甚至为此感到欣慰的来信,则多来自较为年长的读者。对于河合千代子个人,也涌来了同情与共鸣,同时伴随着大量的指责。或许是因为反响过于强烈让她感到疲惫,此后她几乎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



然而,关于河合千代子的事情,写起来有些困难。千代子如今已年届六十五岁,自从经营割烹料理店“潺潺”失败后,她成为某人的正妻,现在在沼津的牛卧海岸经营一家名为“潺潺庄”的旅馆,过着平静的生活。

再说,如果要写千代子的事情,就不得不提及山本家的家庭情况。这一点更加难以落笔。未亡人礼子尚在人世,子女自然也都在世。

然而,若不触及他的家庭事务和女性关系,而试图将山本五十六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描绘,恐怕有些强人所难。我必须事先声明,笔下可能会有过分之处,也可能会有不足之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从年轻时起,山本的女性关系除了千代子之外,还有其他人。考虑到他是海员这一职业特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联合舰队参谋中,山本最为器重的人是渡边安次。当山本战死时,渡边安次亲自前往收殓他的遗体。他对山本极为敬仰,甚至以“安山”作为自己的俳号,寓意将一切托付给山本,安心无忧。

“如果说山本先生有过女人,那我大概有过五十个女人吧。”

这样说着为他辩护,但这只是说,按照渡边安次有过“五十个”女人的算法,山本也确实有些女人缘。山本五十六却并非那种接二连三猎艳的花花公子。笹川良一曾说,

“在女人方面,他实在是纯情得很,如果我是大学里的优等生,那山本五十六就只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这样说道。

笹川良一似乎在私生活方面,也曾与山本健太郎有过相当坦率的交谈。

“如果身边没有两三个女人,恐怕连部下都管不好吧。”

笹川良一这么一说,山本健太郎便回应道,

“你到底有多少个这样的人啊?”

他反问道。

接着,听到笹川炫耀说自己在东京、大阪、九州——日本各地都有人,山本便问他如何分配自己的感情。

笹川说,

“当然啦,到了九州,就把其他女人的事全都忘掉,只对九州的女人倾注感情。随时随地,迅速切换自己的心意。”

据说听到这个回答后,对方拍手表示高兴。

尽管对方拍手欢喜,山本自己却不是那种能灵活变通的人。相反,他是个容易沉迷的性格,总是会深深陷入某件事或某个人之中。

河合千代子的艺名梅龙,虽然是从新桥出道的,但她并非新桥本地人。她出生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 年)的名古屋,父亲是股票经纪人。她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少女时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大正十二年(1923 年),她在东京铠桥附近的关东大地震中遭遇不幸,父亲的店铺倒闭,她随父母回到名古屋。家中甚至一度讨论过全家自杀的打算,最终在明治银行行长生驹某人的帮助下才得以渡过难关。

两年后,母亲去世了,次年父亲也去世了,她再次来到东京,在乌森租了房子住下。这期间,她与盛冈的一个养马人有了关系。据说那男人是个相当英俊的人,而千代子也是个美丽的女人,身边总是不断有男人纠缠。她曾被威胁要剪掉头发或被泼硫酸,经历了许多纠纷和混乱,最后服下安眠药试图自杀。

自杀未遂后,她来到新桥,表示希望成为艺妓。那时千代子二十八岁,是昭和七年(1932 年)的十二月。如果算起她与山本关系加深的昭和九年(1934 年)夏天,这件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半之前。

到了快三十岁的年纪,突然想要从天下闻名的新桥出道,别人都觉得她是不是有些不正常,起初似乎没人理会她,但无论别人怎么说,她始终坚持,

“拜托了。”

他一心一意地坚持,最终如愿以偿,不久便得以冠上野岛家的“梅龙”之名。

因此,梅龙在技艺上并不十分出色。她的水平远远无法跻身名妓之列。她只是一个额头宽广、脸型修长的妩媚女子,与其说是艺妓,不如说更像花街柳巷中的花魁,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风情。凭借这份媚态,她很快就在一部分人中赢得了美名。

她是个聪明人,平日里举止得体,常说:“我笨得很,什么都不懂。”但一旦醉酒,整个人就完全变了样,从宴席上回来时,

“拿来吧,拿来吧!”

据说,他有个习惯,用名古屋方言让同伴们都脱下衣服,简直无法管束。

梅龙称呼为“妈妈”的野岛家丸子,是井上馨的妾室。因为这种关系,也因为她有些爱出风头的毛病,风情万种的梅龙与政界和商界的各色人物之间流传着各种传闻,最终她也定下了一个人。

横山大观也是“像对待孩子一样”疼爱梅龙的人之一,之前山本的信中提到的“老师”就是指大观。

翌年(昭和八年)的夏天,在新桥的筑地“锦水”宴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山本。当时山本是航空总部技术部长的少将身份,身穿白色夏装西服。

梅龙看到山本因为拿不下吸物碗的盖子而犯难,

“要我帮您拿下来吗?”

她这样说着,偶然一瞥,发现对方左手少了两个手指。梅龙似乎吃了一惊。

然而山本却斜眼瞟了梅龙一眼,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她这样说着,并没有打算借助她的帮助。

山本给梅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种印象似乎并不完全是令人愉快的。

大约一年后,也就是昭和九年的夏天,山本当时正担任军令部和海军省的双重职务,关于他是否会前往伦敦的传言正在流传。就在这个时候,某天晚上,她在“蜂龙”的宴会上再次见到了山本少将。这一次,他身着军服。

“之前多有失礼,实在抱歉。”

于是,千代子的梅龙提起了去年夏天那件吸物碗的事,但山本还是,

“哎,我不知道。女人这种东西我一个一个都记不住,所以不知道。”

他只是极其冷淡地回了这么一句。

“因为讨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她这么一说,旁边的吉田善吾便开口道:

“这家伙就是这样的人,梅子,你不用放在心上。”

据说他是这样安慰她的。

几天后,千代子又接连去了山本和吉田所在的座位。

坐在山本旁边的吉田,因为某个话题,

“梅龙,你喜欢芝士吗?”

这样问道,而她,

“我很喜欢你。”

回答之后,不知怎的,旁边的山本五十六突然说道,

“那好,我请你吃饭。明天的中午到帝国酒店来吧。”

他突然说道。

吉田善吾说,

“这个男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少见。去吧,去吧。”

于是怂恿道。

就这样,梅龙第二天在帝国酒店的烤肉餐厅与山本第一次共进了晚餐。

此后,他们又有过一两次淡淡的幽会。某晚,千代子在帝国剧场与山本手牵手看了一场爱情电影,她突然说,今晚就这样与你分别,我实在不愿意。电影结束后,她说认识一家茶屋,便带着他去了三十间堀的中村家。

“请在这里等着我。事情办完后我会回来的。”

留下这句话后,她便走进了客厅。

中村家原本是一家历史悠久、颇有来历的老船宿,而这里的女儿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古川敏子。敏子从理发店回来,探头往房间里一看,发现一个刺猬头的男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哎呀,这不是报纸上刊登照片的山本五十六少将吗?”

据说他是这么想的。

在帝国酒店用餐或者在帝国剧场看电影,虽然具体是夏季的七月、八月还是九月初不得而知,但翻阅《帝国剧场五十年史》这本书,可以得知那一年从八月三十日起,上映了两部外国电影《一夜风流》和《年轻的海德堡》。他们两人看的或许就是其中一部。

从那天晚上开始,山本在感情上与千代子更加亲近了,同时也与古川敏子以及千代子的朋友、名叫菊太郎和菊弥的艺妓们变得熟络起来。

然而,他常对千代子说,自己是个军人,又没有钱,如果越界了会惹出大麻烦,所以希望以妹妹的身份与你交往,此后也一直频繁地对千代子表达这样的想法。

不久,

“我已经无法再以妹妹的身份与你交往了。请你亲手剪断岛田的发结吧。”

提出这话的是千代子,而山本在信中写下“既是妹妹又是恋人的你”以及“对你我之间关系迅速发展的兴奋”之类的话,也是出于这样的缘由。

那是在他启程前往伦敦的前夕,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已不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感情,山本怀着“热血沸腾的思念”,让千代子送他到横浜,登上了日枝丸号船。



山本在新桥的花柳界学会玩乐,并不是第一次。他在花柳界的女子中颇受欢迎。借用当时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一位女性的话来说,

“尽管有那么多海军的人在场,大家却都对山本先生情有独钟啊。”

事情就是这样。如今新桥的小寿贺前代,丹羽道等人,也是新桥最早就认识山本的艺妓之一。

只是那段时间里,他从未有过特定的心仪之人。

根据前代小寿贺的丹羽道的说法,山本这个人初次接触时并不好相处,话也很少,又不像米内光政那样是个英俊的美男子,女性乍一看,完全觉得他没有吸引力。只是稍微深入交往后,就会发现他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有趣韵味。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旦敞开心扉,山本其实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正如米内所说的“顽皮”,有着像个大婴儿一样的特质,而且他讲起故事来总是妙趣横生,让人百听不厌。

在海军省门前拦下一辆出租车,

“银座”

说着伸出戴着手套的左手。从霞关到银座,如果车费是五十钱,那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乘客了。然而,到了银座下车时,山本却只给了三十钱。司机抱怨起来,

“别说傻话。这就是我的本事。”

说着,他伸出只有三根手指的左手展示了一下。

这种时候,当然是穿着便服。

堀悌吉和同伴也穿着便服,一起前往芳町游玩时,堀说道,

“山本,大事不好了!”

他突然说道。

对方那个不入流的艺妓,

“我父亲在海军大学校工作。”

她这样说道。这可真是不得了的事,于是两人悄悄地去调查了一番,结果发现她所谓的父亲,不过是海军大学校里负责打扫厕所的大叔。

山本总是低声细语地讲着这样的故事。

那时候,新桥的大姐们,

“我呀,就是看不惯那些报社的人。”

大家都这么说。不仅是指新闻记者,连小说家和评论家也都被统称为“报社的人”。“报社的人”在社会地位上被认为比正经人低一等,但因为他们谈吐风趣,年轻的小姐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乐不思归。

山本虽然不是“报社的人”,但大家都觉得有趣,渐渐地喜欢到山本的客厅里去,后来甚至变得有些“狂热”了。

山本似乎更喜欢在艺妓屋玄关旁边的小房间里,而不是在大小宴会上,吃着卯之花、裙带菜、鲑鱼茶泡饭之类的东西,一边玩着花牌。

在他还是大佐的时候,有一天,小寿贺的丹羽路来到,

“来艺妓家吃茶泡饭吧。”

听到这话,山本就慢悠悠地来了,从那以后,他和堀一起,三人常常为了吃茶泡饭或小憩而到小寿贺的家里玩耍。

沓下的袜子上经常有破洞。虽然他讲究时髦,但他的内裤却总是没那么干净。女人们为他的袜子补洞,洗净内裤,在他下次来之前晾干并熨烫好。这些事情大概激发了她们的母性本能。

中村家的古川敏子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依然保留着昔日的美貌,是个非常丰满的女性。那时候在当地,她被称作“敏子姐姐”。据说,敏子也是对山本相当“痴迷”的人之一。然而,无论是否“痴迷”,敏子身边都有一个她称之为“主人”的男人,名叫佐野直吉。佐野直吉是个地毯商人。

如今成为山形县产业之一的支那地毯,正是佐野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当时,他在北平开了一家名叫佐野洋行的店铺。

昭和五年一月,志贺直哉和里见弴在满洲旅行途中顺道来到北平。佐野从报纸上得知此事,便穿着中式服装前往他们的住处拜访这两位作家。从那以后,每当他回到日本,便常常亲密地出入志贺和里见的家中。

志贺直哉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和佐野一样,也叫直吉。志贺直吉如今在岩波书店工作,但那时候他还是个刚上小学或者还未上学的小孩子。每当佐野地毯商人来访时,志贺直哉便会用他那特有的尖锐嗓音说话。

“直吉!”

喊出这个男孩的名字时,佐野吓了一跳。

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每当佐野走过来时,志贺就故意大声喊叫,

“直吉!”

“直吉!”

就这样,他呼唤着儿子,或是责备他。

不久之后,佐野直吉迎来了自己的孙子。佐野给孙子取名为“直哉”,并说这并不是借用了志贺先生的名字,只是将自己的名字“直吉”稍作延伸,像是挂上了一条斜带而已。

志贺直哉和里见弴都对花牌很着迷。佐野直吉也喜欢玩花牌。至于山本五十六,用古川敏子的话来说,“提到花牌,那真是喜欢得要命”。山本经常到中村家来,和佐野直吉以及敏子的母亲对弈,总是玩八八牌或者下赌棋。

山本五十六与两位属于白桦派的作家从未一起赏过花,也从未见过面,但因为这样的缘分,战后里见弓享根据从佐野直吉那里听来的故事,以山本和梅龙为原型,写下了一篇名为《色之男》的短篇小说。

在《色之男》这篇小说中,既没有出现山本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千代子或梅龙这样的名字。然而,读过之后,由于其中描写了战死的情景和国葬的细节,读者很快就能看出山本是原型人物。而且,这很可能是山本五十六作为小说原型唯一的一次。

山本去世后,关于他的传记和传记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以纯粹小说的形式将他作为原型来描写的人,却再无他人。

《色男》这本书写于昭和二十二年七月。如果将这部作品视为公开了山本五十六有这样一位女性的存在,那么里见�比《周刊朝日》早了七年。



在这一年(昭和十年)的九月,山本写给千代子的信中,提到了这样的事情。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我梦见我们一起在南欧尼斯的海岸边兜风。如果这是现实,那该有多令人欣喜啊。”

不用多说,尼斯就在摩纳哥的旁边。

这是一个相当坦率地表达了当年山本心境的梦,也是一封信。

是辞去海军职务还是不辞,是辞职后真的去摩纳哥,还是怀着郁郁寡欢的心情,他最能安慰他的,是故乡长冈的风景和河合千代子的存在。

除此之外,他写给千代子的信中还有,

“百万雄兵尚可破,纤纤玉手终难防,啊……”

等等,

“昨晚读的书中的一句话”,即“男人能撼动天下,而女人能撼动男人”

还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在长冈的山本过着真正的闲游生活,赏花时泛舟游玩,或是参加白山神社的祭礼,这些闲游的情景被反町荣一在《人间山本五十六》中以最为生动的方式记录下来。然而,当他返回东京时,事先往往已经安排好,途中在水上温泉附近,有时也会有并非闲游对象的某人等待着他。

或许是五月二十六日回到故乡,然后在六月一日上午九点十六分乘坐的火车离开长冈时的事情了,山本在上越线水上站与从东京来的堀悌吉、河合千代子、古川敏子等人会合。

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时,山本显得无比开心。敏子说,

“住手啊,危险!”

他觉得这样喊叫很有趣,便沿着利根川的河滩一直往深处走去,还在陡峭的岩石上表演倒立。

在温泉旅馆里养的猴子面前,山本明明什么也没拿,却装作吃花生的样子逗弄它。猴子猛地扑过来,连山本这样的人都吓了一跳,显得有些畏缩。

大家通宵玩麻将和花牌,乐此不疲。

山本喜欢在最后一批人洗澡。到了午夜十二点过后,他从麻将桌上抽身离开,

“稍等一下。”

说着站了起来。

“好啦,走吧,走吧。”

说着这话,他看着手巾垂挂在手边,便走向只有女佣和掌柜才会去的末班澡堂泡澡。

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下半身那可怕的伤痕,里面嵌着一百二十多块日俄战争炮弹的碎片

“我去澡堂时,总是被当成黑帮分子。”他好像是这样说的。不过一进去,泡澡的时间却像女人一样长,差不多一个小时都在混浴的地方和女服务员或掌柜的闲聊,然后才回来。

加上同期毕业于兵学校的退役少将片山登,这群人之前也时常计划这样的温泉短途旅行,曾在热海的樋口旅馆连续住了两晚,打了二十五局麻将。

片山登据说是个有些世俗但心地善良的人,他与堀不同,却也是山本的挚友。山本总是喜欢捉弄片山,把他当作有趣的玩伴。他们两人常常脱下木屐,在东京的市电驶来之前飞奔穿过轨道。逐渐缩短与电车的距离,在电车即将到达的最后一刻险之又险地跑过去,谁先做到谁就赢。听他们两人你来我往的对话,简直就像是在表演漫才一样。

自从与山本关系加深后,梅龙对他一个人格外尽心尽力。她有一个双方心知肚明的丈夫,在当地被称为“钻石茶泡饭”,从能拿的地方,她毫不客气地大把大把地拿取财物,但另一方面她也非常慷慨,出手时也是毫不吝啬,挥金如土。

山本并没有那么自由地花钱,实际上似乎也没怎么花。当时她还在艺妓名册上,从旁人看来,

“作为男人,他能忍受这些真是了不起。”

还有女性说,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古川敏子一边回忆着过去的往事,

“小梅,你真是巧妙地分开了心灵与身体啊。”

她这样调侃着,而年迈的千代子笑着点头,我曾亲眼见过这样的场景。

千代子容貌艳丽,头脑聪慧,书法也颇为出色。然而,正如之前所述,她当时并非新桥有名的艺妓。她在名古屋的时候,之前的出身背景也并不十分清楚。既然她从特意安排的恩客那里得到的钱财直接流向了山本那里,当地的老板娘们自然不会说她的好话。真假掺杂,关于她的各种负面传闻也不少。

面对这样的女性,山本五十六在知天命之年为何会如此痴迷呢?个人的情感之事,旁人难以准确判断。或许只能想起那句格言:“天花和恋爱,若是年长时患上,病情往往更重。”或者,不妨想象一下山本的家庭状况,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关于山本的妻子礼子,那是开战后的事,堀悌吉曾说,

“山本的夫人真是日本第一。山本已经是日本第一了,她比他还厉害,所以她才是真正的日本第一啊。”

曾经这样说过。山本战死后,礼子被冠以“女元帅”的绰号。她对孩子十分宽容,心地善良,但另一方面,她的字迹却极为工整,堪称男性般的刚劲,而且似乎性格非常豪爽。

山下源太郎大将是礼子的母亲的表亲,因此山本家与山下大将家是亲戚关系。后来在山本的帮助下进入日本广播协会的深泽素彦,与山下的长子一郎是大学同学,几乎像家人一样经常到山下家玩耍。据深泽听闻和亲眼所见的情况,每当山下的妻子德子到山本家时,傍晚时分,山本就会回到家中。

“哟,姨妈来了啊。”

山本说着,展示了一手不用手直接用刀叉剥苹果的绝活,然后起身到另一间房去换衣服,而礼子却装作没看见。

“礼子,你去帮帮你丈夫换衣服吧。”

德子这样说道,

“哦,是吗?”

她却显得毫不在意的神情。

山下夫人的德子,

“听说那户人家,女佣的工钱都是五十六亲自发的。礼酱到底在做什么呢?真是悠闲啊。”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相反,山本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细心。他对部下的夫人也格外留意,甚至有时会让人误以为他过于殷勤。出国时,他会买香水、科蒂的化妆粉和口红作为礼物带回来。如果部下搬进新居,他早就知道对方妻子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咖啡具套装,便特意买来作为乔迁之礼送上。

对山本来说,妻子的不够机灵或许让他极为不满;而对礼子来说,她可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做事方式会让丈夫如此不满意。

她有一次

“我从未和丈夫一起散过步。”

据说,她曾带着悲伤的语气对人这样说过。



仔细探究他们的婚姻状况,在这一点上,山本也显得有些任性。

山本夫人的娘家在会津若松,是一家兼营农事和牛奶生意的农户。夫人的户籍名字叫玲,她是父亲三桥康守和母亲龟久的第三个女儿。堀悌吉提起此事时,山本与这位三桥玲在东山温泉相亲前后,他曾写信给长冈的兄长,信中写道:


“此人于大正二年从会津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便以帮佣的身份协助母亲,参与家中事务,从未去过东京。据说她身体健壮,能承受困苦和匮乏。

我过去曾从牧野家收到一两桩婚事提议,也曾多次得到铃木前次官及其他部门前辈的劝说,但直到近日得到您的许可之前,我从未下定决心成婚。而且,对方多是所谓飞黄腾达之人,与我这样无产起家、未来尚难预料之人,实在难以匹配。然而,若是前面提到的这位女子,或许还算相配。因此,若一见之下并无不妥,我便有意定下此事,特此禀告。

以上告知,顺便恳请您最终的同意。”


等等,

“对方似乎是极为朴实的家风,本人身高约五尺一寸,体格极其健壮的女子,因此认为她大抵能承受各种困苦,遂同意了这门婚事。”


就像是身体健壮、似乎能承受大多数艰难困苦这一点,成了礼子唯一的优点,而他总是用一种特别中意这点的口吻来说话。

“牧野家”指的是长冈旧藩主牧野子爵家,而“铃木前次官”则是铃木贯太郎。

从这方面来看,尽管之前曾多次有人为山本提起所谓名门闺秀的婚事,但他似乎从未有过推进这些话题的打算。

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多年来从海军微薄的薪水中拿出钱来补贴家用,或是支付亲戚以及恩师女儿的学费,因此始终没有足够的经济余裕去组建自己的家庭。

他继承的山本家虽是长冈的名门,但据说全部家产仅有一张家谱和一套麻质礼服,他在一封信中自嘲为“无产兴家”,山本家的经济状况不仅无法为他带来滋润,反而一直对他构成压力。

在下定决心结婚的前一刻,他还写信给兄长,


“无论如何,届时需向您借二三百金,特此恳请,望兄长务必应允。”

 

诉说着自己的窘迫处境。

不过,礼子娘家的三桥家并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牛奶店。

明治二十四年,一位名叫广泽安任的会津藩士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他在会津是颇有名气的人物,维新前积极倡导开国论,辅佐松平容保为公武调停四处奔走。后来藩主被移封到斗南这片贫瘠之地,他便聘请英国人在那里开办牧场,并取得了成功。可以说,他是日本近代洋式牧畜业的先驱之一。

礼子的父亲三桥康守是受到广泽安任影响的会津藩士族,他立志从事当时普遍被视为低贱行业的牧畜业,远赴朝鲜,在那里从事了约十年的牧畜开发工作。他还首次或作为第二人从英国引进了洋式种牛。

三桥康守是一位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物,兼具汉学修养。他按照仁、义、礼、智、信的顺序为孩子们取名。礼子排行第三,因此取名为“礼”,她的弟弟三桥智如今在若松的鹤城护城河旁经营一家家畜医院。礼子豪爽的性格,很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脾性。

堀悌吉是从何处得知这段姻缘的呢?如前所述,礼子的母亲三桥龟久与山下源太郎是表兄妹关系。而山下源太郎的夫人与四灶幸辅的夫人是姐妹。四灶幸辅后来晋升为中将,当时是大佐,与山梨胜之进等人同期,而堀悌吉与四灶幸辅关系密切。

事情从四灶幸辅传到堀悌吉,再由堀转告给山本。或许是因为最亲密的朋友堀带来的这门亲事,山本似乎一开始就有些动心。

有人说山本是看中了礼子信中端正的字迹,也有人说是在相亲后,那个夏天,礼子在列车上一直为打盹的山本扇风,山本因此深受感动。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礼子是会津若松人这一事实。

若松是明治戊辰之战时山本的父亲贞吉、长兄让、次兄登三人作战受伤的地方,也是山本的养祖父山本带刀被斩杀之地。

相亲时,山本还特意前往若松郊外的饭寺村,拜谒了带刀等人所在的“无缘战士之墓”,又到市内的阿弥陀寺参拜,那里合祀了在会津平原战死的长冈藩将士。

对方是与长冈关系不浅的若松人,这一点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山本那份怀念故乡的感情,如此推测应当无妨。

然而,避开那些“所谓的显赫人物”固然是好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候选人是若松出身,身体健壮、能忍受困苦匮乏,且从未见过东京,就认为这样的人“前途未卜之身”与自己“稍稍相配”,并认真地觉得这样一切都会顺利的话,那么即使是旧式军人的婚姻,山本对夫妻生活也未免显得有些轻率,难以免于责难。

然而,这些表达若考虑到山本是一个腼腆的人,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些自命不凡,那么未必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山本的长子义正曾在昭和四十一年五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与父亲山本五十六的诀别》的文章,其中披露了父亲在结婚前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谨此奉上一封书信。暑热日渐加剧之际,诸位想必愈加精神焕发,起居安好,得知此情,我深感欣慰,特此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此次承蒙诸位鼎力相助,诸事得以顺利进行,我深感幸福并满心欢喜。既然已得到母亲大人的许可,今后我便不再将自己视为外人,有诸多事情当与您坦诚相告,因此也希望您能毫无顾虑地向我倾诉心声,畅所欲言(以下略去)。”

就这样,温柔的话语被诉说出来。

“诸事顺利进行”,婚礼在大正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东京芝区的水交社举行,由四灶幸辅夫妇担任媒人。礼子当时二十二岁,山本已是少佐第四年,三十四岁,算是相当晚婚了。

新居设在赤坂区青山高树町,与堀悌吉住在同一个町内。

山本五十六与礼子在之后的十四年间共育有四个孩子。大正十一年十月,长子义正出生;大正十四年五月,长女澄子出生;昭和四年五月,次女正子出生;昭和七年十一月,次子忠夫出生。

有了四个孩子,妻子的地位在家里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在哪个家庭都是一样的。性格刚烈的礼子一旦说出什么话,就很少会退让。据说每当夫妻吵架开始时,山本就会立刻拉过被子蒙头大睡。

他似乎不太喜欢让礼子抛头露面,当部下的妻子问起时,

“夫人最近可好?”

他便会如此回答。

“那种像松树一样的东西,没问题的。”

他这样回答着,又看到舰内舱室里下属军官摆放着妻子的照片,

“你有这么个心爱的妻子真好啊。我早就放弃了。”

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礼子夫人身体较为虚弱,并非真正“没事”,这种带有自嘲意味的话语,恐怕也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在《与父亲山本五十六的诀别》一文中,山本义正写道:

“我们的家庭仿佛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总是安静而温暖。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私下里却对我们的事关怀备至。”

这或许是从孩子的角度所看到的真实。然而,若说一对夫妇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未产生过任何隔阂,没有掀起过任何波澜,也未曾感到厌倦,那反而是更为罕见的例外。

在这样的时期,结婚十五六年后,突然出现在山本五十六面前的,是河合千代子的梅龙。




第四章



如果当时山本夫妇之间存在某种隔阂,那么原因有一半必须从山本的经历中去寻找。山本和礼子在婚后最重要的时期,分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即便想要相互亲近、相互理解,似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

结婚仅八个月后的大正八年四月五日,山本五十六奉命前往美国驻扎,五月二十日,他独自乘坐邮船诹访丸启程赴任。船上的娱乐晚会上,他在头等舱的栏杆上表演倒立,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那时起直到大正十年七月回国为止,约两年的时间,山本身在国外,将刚刚建立的家庭留在了身后。

此后,由于山本的工作原因,夫妇俩不得不多次过着分居的生活。大正十二年七月,他作为军事参议官井出谦治大将的随员,踏上了为期九个月的欧美考察之旅。

从大正十五年正月到昭和三年三月回国为止的两年间,他作为大使馆附武官再次在美国生活。这期间,他依然没有携带妻子儿女同行。

这样看来,在他结婚生活的头十年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独自在外国度过的。

武官任职期间,山本对后任副官三和义勇说道,

“人啊,如果不能将孤独放在身边,静静地凝视它,就不算真正成熟。”

曾经聊过这样的话题。

还有一次,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官员的夫人问道:“把家人留在国内,不觉得孤单吗?”

对此,

“确实很孤单。虽然孤单,但这是为了国家,也没有办法。”

这样回答,曾经让那位美国女士大为赞赏。大多数日本人,

“不,我并不觉得寂寞。我非常享受在美国的生活。”

都在这样回答时,山本却罕见地给出了坦率的回应,因此,

“我非常尊敬山本队长。山本队长才是真正的绅士。”

那个女人似乎对此事颇为感慨,但实际上山本想必是感到十分孤独的。

当他从第二次驻美归来,担任巡洋舰“五十铃”的舰长时,航海长近藤为次郎少佐问他,

“舰长,您在美国时是如何处理那方面的事情的?”

听到这个问题,山本回答道,

“什么嘛,用了避孕工具就跟戴着手套握手一样无所谓,这个国家的人早就看开了,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困扰。”

据说他是这么回答的。然而,在那个只有船只和铁路的时代,许多从美国前往欧洲的日本旅行者之所以一再提到“巴黎,巴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巴黎体验到了性的解放。而华盛顿或波士顿在这种意义上,远没有巴黎那样自由开放。

在俄罗斯,像广濑武夫那样的风流韵事并未在山本身上流传下来,而且当时的美国与如今的距离感完全不同。即使他拥有“并不觉得为难”的才干,也未必能借此排解心中的寂寞。

另一方面,礼子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家,也必定积累了深深的寂寞。即使丈夫回国,也未必能常驻家中,因为舰队勤務的缘故,总是聚少离多。为了忍受这份孤寂,她逐渐培养出一种“女元帅”般的坚韧,或许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海军军官的家庭中并不算特例,但山本家的情况似乎显得有些极端。

或许是半属偶然,但他的晋升,从中佐到中将,全都是在国外完成的。在马萨诸塞州剑桥晋升为中佐,在欧美考察旅行中晋升为大佐,在前往伦敦的途中成为少将,又在伦敦晋升为中将。礼子想要煮红豆饭庆祝丈夫的晋升,却总是无法与丈夫相伴。

这种不规律的生活,对夫妻之间的融合、理解和成熟,至少不能认为带来了好的影响。

有一次,礼子的母亲龟久从会津来到这里,

“五十六さん,您真是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小女依然如故,想必让您颇为头疼吧。”

说着像是抱怨又像是讽刺的话,山本一边絮絮叨叨,一边递过一张纸说:“请读一下这个。”

“任由观者心意自由,秋夜之月高挂云端。”

写下这首和歌递了过去。

据说这是首古歌,但山本用这种颇为古风又通俗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心境,确实别具一格。

关于山本的夫妻关系,在此不再多做深究。只是他新得了千代子这样一个人,年过五十却像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这倒是事实。

自从伦敦裁军会议预备谈判归来后一直被安排在闲职的山本五十六,在昭和十年十二月二日的调动中,被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长。

海军航空本部是“掌管海军航空相关一般事务的中央机构”,原本已考虑是否要退出海军的山本,终于借此机会重返中央要职。

作为个人的山本,如果在这一年真的转为预备役,和千代子一起前往外国,或许会更加幸福。如果那样的话,现在这个时候,也许在法国南部的尼斯或戛纳,会有一个过去稍有名气的海军中将,以喜欢赌博和乐于照顾日本旅行者而成为当地名人的老先生。但这终究只是无济于事的空想罢了。

山本似乎对新任航空本部长的职位感到非常满意,还表示愿意干上好几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从那时起就对航空事业怀有强烈的热情,并且坚信海军和空军终有一天会合并为一体,成为空海军。

然而,山本原本是个炮兵专家。

海军兵科军官的教育流程是这样的:从兵学校毕业后,完成远洋航行,之后在舰队中从事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然后再进入海军炮术学校、航海学校、水雷学校或通信学校等各专业学校接受再教育。之后再工作数年,又会接受进一步的再教育。根据所进入的专业学校的不同,军官们逐渐分化为炮兵专家、水雷专家或通信专家等不同领域。

山本在明治四十一年完成了海军炮术学校普通科的学业,并在明治四十四年毕业于海军炮术学校高等科的课程。可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炮兵专家。然而,让山本的目光坚定地转向天空的,是他在大正八年到十年以及大正十五年到昭和三年期间,两次赴美任职的经历。



在结束第一次美国生活后,于大正十年七月回国时,山本似乎已经对航空军备的未来性有了相当深入的思考。

不久后成为海军大学校的教官时,作为中佐的山本,向学生们讲述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过于新奇的观点。虽然没有留下讲义的笔记,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其核心思想是:“没有石油就没有海军”,以及“飞行机的未来潜力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必须对航空军备睁开眼睛。”

山本的这些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高木总吉在自己的著作《山本五十六与米内光政》中写道,


「这位从年轻时就厌恶炫耀的人,从不让他人看见自己读什么书、学什么东西,因此他那航空第一主义的思想起源并不明确。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海军中流传着一种既像口号又像思想的说法——‘制空权下的舰队决战’。到了 1924 年(大正十三年),米切尔将军的《航空国防》出版,在军事评论界掀起了波澜。到了大正末期,美国海军以航空为核心的海战思想已普遍为人所知。因此,或许他在驻外期间,受到了美国陆海军军事思想的启发。」


这样写道。

在这第一次驻美期间,山本的身份是驻外人员兼语言军官。他在哈佛大学一个名为“英语 E”的班级中注册,这个班级专门为外国留学生教授英语,他得以自由学习。据说他学习很认真,但也经常玩乐。

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正处于经济繁荣的浪潮之中,仅哈佛大学就有七十名日本留学生。关于山本的各种轶事流传甚广,不过那些暂且不提,这里只写一写他前往墨西哥考察石油的故事。

海军军官驻外时关注石油资源和航空界的情况,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中期,这却未必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飞机,当时的情况还像是敌我双方在空中互相投掷石块作战的童话故事般的状态;而关于舰队的燃料,也只是刚刚从日俄海战图画中那种黑烟滚滚、完全依赖煤炭的境况中摆脱出来,或者说尚未完全摆脱。山本能早早地注意到这两件事物,确实堪称远见卓识。

他对石油问题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各种研究和考察之后,产生了前往墨西哥一探究竟的想法。他提出了出差旅行的申请,但由于经费不足的原因未能获得批准。山本不服输的性格发作,

“如果是自费的话总可以吧。”

就这样,他带着自己手头的美元,以及大使馆的参事官加来美智雄好心借给他的少量资金,独自一人前往墨西哥。

在墨西哥的日本大使馆里,有一位陆军驻在武官名叫山田健三。他与山本同是新潟县出身,后来得知山本的兄长与他在日俄战争时是战友,因此倍感亲切,交谈中发现山田似乎因金钱问题而深陷困境。

反町所著的《山本五十六传》中写道:“当时山田健三大佐精神抖擞,犹如天马行空般活跃,但经济上却完全陷入困境。”简而言之,他在墨西哥沉迷于赌博,甚至连回国的旅费都输光了,尽管已接到回国命令,却无力成行,处境堪忧。山本天性乐于助人,尤其对赌博之事颇有理解和同情,于是将自己大部分钱财拿出来,资助山田作为回国旅费。

因此,原本就拮据的旅行变得更加贫困,他几乎食不果腹地四处查看油田,甚至引起了墨西哥当局的怀疑。墨西哥政府方面向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发来询问,

“一名自称日本海军中佐山本五十六的人,以视察石油为名在国内各地旅行,但却住在城镇里三流旅馆的最低等阁楼房间,从不吃旅馆的饭菜,只以面包、水和香蕉为食。此人身份是否可信?”

虽然接到了这样的询问,但这趟旅行作为一次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从东海岸的坦皮科寄给故乡兄长高野季八的信中,


“为了视察石油资源,前往坦皮科市。一口井日产五百余石的产量,听说有的井喷已持续十三年之久,每石原油的转出税高达一圆。在越后一带,这样的传闻实在难以置信。”等等。


他对此表达了坦率的惊讶。

接下来,在大正十二年,井出谦治陪同下前往欧美考察时,归途中他还参观了德克萨斯的油田。

山本从小就对石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故乡越后是日本为数不多的石油产地,他从小就对石油这种东西感到亲切。在他的少年时代,长冈有数百家生产灯用石油的小工厂,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火灾。对于老一辈的长冈人来说,石油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石油的事,他在美国驻留两年以及在欧美旅行九个月的经历,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似乎都让他有了一种眼界大开的感觉。

山本原本并不是一个顽固而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者。他的父亲高野贞吉留下的详细日记中,

“阴天,星期日,五十六去教堂”

等等,

「晴,大暑,陪同纽维尔先生移居新潟,送行至藏王。」

这样的记述在数年间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各处,显示出他在少年时代曾在长冈的美国传教士纽维尔某人的教会中出入过,而在海军兵学校时期,他的下宿桌子上总是放着一本《圣经》,为此还常与友人争论。

虽然他并未成为信徒,但直到晚年,基督的教诲似乎仍在他的内心深处投下了一抹影子。相比于乡下贫穷士族之子,他接触西洋文化和器物的时机也算相当早。

然而,他逐渐养成了以国际视野审视日本现状的习惯,

“当地(华盛顿)近来吉野樱花盛开,其美足以超越故国之景。似乎也在讽喻大和魂并非我国独有之物。”

等等,

“仅是看到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和德克萨斯的油田,便可知以日本的国力,无论是对美战争还是造舰竞赛,都无法与之抗衡。”

他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冷静理性的思考方式,并且亲身感受到世界正逐渐从煤炭与钢铁的时代转向石油与轻金属(乃至航空器)的时代,大概还是得益于在美国驻扎两年以及为期九个月的欧美考察旅行之结果。

顺带一提,山本首次游览摩纳哥,也是与井出大将一同进行这次欧美考察旅行之时。

因为赢得太多,赌场经理最终拒绝了山本的入场,据说这样的客人在蒙特卡洛赌场的悠久历史中仅是第二人,留下了这样的传说,但真假无从考证。

不过,他通过轮盘赌赚了不少钱,这一点似乎是事实。他对井出说:

“如果让我在欧洲玩上两年,我就能赚到足够造一两艘战舰的钱。”

他这样说道。

后来在前往伦敦的时候,在海军省的后院里,午饭后,他面对自己的歌唱老师、会计少将武井大助以及五六个关系要好的伙伴,

“各位,你们每人出一万日元交给我怎么样?我会去摩纳哥把钱翻十倍带回来给你们。”

诸如此类的话他说过。虽然没人认真当回事,但据说山本的表情是认真的。

他对新桥的女性们也同样说,如果把钱交给他,他会让钱翻十倍再带回来。

在这次旅行(大正十二年的欧美考察)中,山本访问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以及摩纳哥,总共七个国家。

当时的德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剧烈的通货膨胀时期,山本寄回故乡的明信片上贴着价值四十五万马克的邮票。同年,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收到了关东大地震的消息。伦敦的日本侨民们一片震惊和骚动,而山本却对身边的实业家们说:“没事的,日本一定会比以前更强大地复兴。现在正是时候,可以趁机买进东部的股票。”

据说,他说这话时显得极为泰然自若。

山本的长子义正当时刚满十一个月。他,

“从今年起,主要为了纪念小儿而写日记”

于是,从那年的正月开始,他写了一段时间日记,里面满是作为父母的傻气和溺爱。他总是对自己左手缺了两根手指耿耿于怀,尽管后天的伤残不可能遗传,但听说孩子出生后,他一回到家就,

“婴儿的手指有五根齐全吗?”

据说有人这样问过接生婆。

旅行途中,山本想必一直挂念着留在东京的妻子和幼子,但听到大地震的消息时,他却似乎不愿表现出对妻子儿女的担忧。



与井出谦治大将一同从欧美旅行归国后不久,山本便在 1924 年 9 月 1 日被任命为霞浦海军航空队附属人员,三个月后又升任该航空队的副队长兼教导主任。

据说这是山本五十六本人的意愿。

铁炮店出身的山本五十六,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海军的航空部门,此后,他主要在航空领域发展。不过,当时他已经是上校,重新开始学习飞行知识,年纪并不算小,可以说起步不算早。

不过,霞ヶ浦航空队成立于大正十年,由英国的森皮尔飞行团负责培训,当时海军航空本身还处于摇篮时期。

当时在霞浦湖,有大西泷治郎在,还有三和义勇也在。

三和义勇后来在山本担任美国驻外武官时成为其后任助理官,山本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并驻扎在“赤城”号时,他是“赤城”号的飞行队长。从开战前夕到大约一年间,他作为联合舰队的航空参谋,多次与山本五十六共同生活。山本去世后,他一有空闲便在一本大开本的笔记本上勤奋地写下题为《山本元帅的回忆》的手记。后来,他调任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前往中部太平洋的特尼亚岛后,仍继续写作。但在昭和十九年六月,得知特尼亚岛的命运已迫在眉睫,他将尚未写完、最后一句为“意义深远”的笔记本,托付给返回内地的飞行班机,送到了妻子永枝手中。不久之后,三和在特尼亚岛战死。

在这本笔记本中,三和义勇这样描述了他与山本的初次相遇。


“具体日期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饭后。我们利用前一天下午开始的休假时间去东京游玩,傍晚时分从上野乘坐常磐线返回土浦。同行的还有十几个同事。列车是老式的二等车厢,横向排列着座位,除了我们之外,只有车厢左前角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别的座位都空着。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在车厢里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偶然间,我注意到这位看似中年的绅士一直注视着我们。他的服装和随身携带的大号行李箱让人觉得他像是刚从国外回来,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神、嘴唇等特征总让人直觉他是个军人。火车到达土浦站时,我们吵吵嚷嚷地下车,准备乘坐部队派来的定期汽车。这时,那位男子大步走过来,询问这是不是霞浦空军的定期班车。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便默默地上了车。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只猜测可能是某位少佐级别的人来出差。后来才知道,这位男子就是新调来部队任职的山本大佐。”


然而,即便山本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号在部门内依然未被广泛知晓。

在霞ヶ浦航空队中,颇有一种反感的情绪,似乎在说:“一个与飞机毫无关联的人,突然来到航空队成为核心人物,究竟打算做什么呢?”

三和义勇,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

“除了年轻气盛、有些自以为是,以及青春带来的活力之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出色的青年军官”,他只是个刚完成飞行学员课程的年轻中尉。

三和中尉不久被内务主任松永少佐推荐为副长手下的甲板军官,但他却说:“我马上就要成为飞行教官了,甲板军官这种差事,我可敬谢不敏。”

他固执地不肯接受。

“如果是这样,你就亲自去山本大佐那里把这话说了吧。”

松永这么一说,三和大概是带着几分不服气的心情,亲自去向山本说明拒绝直接谈判的理由。然而,当他见到山本时,却莫名地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倒,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终,被山本抢了先机,不仅被迫接受了甲板军官的职责,

「我会全力以赴地努力」

于是发誓后退下,

“我认输了。”

向松永报告后,松永说:

“你看吧”

据说他说完后笑了。

从那以后,三和日复一日地与山本接触,观察山本的所作所为,倾听他的言谈举止,渐渐地,她对山本五十六产生了无比深厚的喜爱。

三和义勇是部下中尤其受到山本知遇的人之一,但其他飞行将校们大体上也经历了与三和相似的过程,起初对山本抱有反感,逐渐地开始心服口服。

关于飞行员的事情,许多人已在战中阵亡,如今尚存的那个时代的霞空队员已寥寥无几,而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桑原虎雄,也对山本有着……

“平日里话不多,几乎不怎么开口,却拥有一种奇特的魅力,能深深吸引部下的人。”

如此说道。桑原在海军兵学校比山本低五届,山本担任副长时,他在霞ヶ浦航空队担任飞行队长,目前是新明和工业的顾问。

虽然海军航空还处于草创阶段,但从日本整体水平来看,已经拥有相当高的技术。仅海军一家就在研究高空用的氧气面罩,槙有恒等人为了参考喜马拉雅登山的技术,当时还特意到霞ヶ浦拜访山本,观摩了这种面罩。

然而,山本实际上对飞机一窍不通,因此在这个他主动争取来的岗位上,似乎下了一番苦功,认真学习了实战中的飞行知识。

据桑原所说,晚饭后直到晚上十点左右,他在军官宿舍里和年轻军官们一起玩台球、下将棋或者打桥牌。边玩边听着他们的谈话。

之后大家都会去洗澡然后睡觉,但山本却从这时开始自己的学习。据桑原说,一个月中有一半时间山本都住在部队里,几乎从未见过山本的房间在午夜前熄灯。

这件事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山本亲自进行了飞行驾驶训练。在一般飞行军官到了差不多不再亲自握住操纵杆的年纪时,他每天仍花数小时进行飞行练习,直到能够独自驾驶训练机为止。

此外,在霞ヶ浦航空队进行当时堪称“壮举”的帝都访问飞行时,山本亲自登上编队的第一架飞机起飞;而在驾驶两架名为“海豹”和“维京”的水陆两用机进行樺太往返飞行时,他也主动担任了从霞ヶ浦到大湊之间第一段航程的指挥官。

霞浦湖畔,当时有一位名叫本多伊吉的机关大尉担任分队长。本多毕业于海军机关学校第二十七期,与山本有着一生中三次在同年同月同日接到命令并在同一地点任职的奇妙缘分。当时海军飞机的机身是木制布包,发动机马力小,螺旋桨也是木制的。在森皮尔飞行团的指导下,飞机的使用寿命被限制在两百小时。遵循英国空军的政策,飞行时间达到两百小时后,即便是状态尚佳的飞机,也必须报废处理。

本多大尉认为,以这样的使用小时数就报废飞机,无论从维持战力还是节约国家经费的角度来看,都实在是太浪费了。于是,他开始研究延长飞机寿命的方法,最终使得飞机的使用寿命翻倍达到四百小时,后来甚至达到六百小时,有些飞机的寿命甚至接近一千小时。

在实施延长寿命的措施时,本多规定每超过一百小时的使用时间,就必须向副长山本和维修长汇报。然而有一次,本多从山本那里听到了一番话。

“如果你觉得某架飞机的寿命延长到让你感到不安的地步,那么我第一个来试飞它。”

说着这话鼓励了我。

这次寿命延长所引发的事故,最终都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另一方面,该管束的地方,山本似乎也狠狠地整顿了一番。那时候海军飞行员们的风气,偏重于直觉,带着一种匠人般的名家气质,同时又因为明日生死未卜,流露出一种无赖般的脾性。即便是在下级士兵和军官中,也有很多留着长发的人,迟到和擅离职守更是家常便饭,整体风气极为松散。

山本着手进行这项改革,并且在队务会报和研究会的场合上,嘲笑并责备那些自认为是海军精英、骄傲自大的飞行军官,称他们的头脑粗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数落他们。

“飞行员一升到高空,生理上脑子就会变得迟钝,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么说着冲过来的分队长,

“这是事实。所以平时就得让头脑缜密,做好周全的准备才行啊。照现在这样下去,将来的海军航空是支撑不下去的。”

于是责备道。

他不仅想要重建霞浦航空队的军规风纪,而且对轻视合理方法、仅凭直觉展现出色飞行技巧的做法感到不满。他那种既有名人气质又带有江湖气息的性格,与他对海军航空未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相辅相成,因此他希望能纠正这种风气。



在山本驻守霞浦的时代,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两名年轻实习生的水上飞机在霞浦湖面上迫降了一架。救援队立即做好准备,一名特务少尉带领几名下士和士兵乘坐救援艇赶往现场,成功为遇难飞机系上绳索,准备将其拖回水上队基地。然而当时正值隆冬,名闻遐迩的筑波山寒风刺骨,风浪汹涌,重量较轻的水上飞机随时可能被风浪掀翻,浮出水面。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任务。

救援队的指挥官和其他几人分别爬上遇难飞机的机翼或浮筒,试图防止飞机翻覆,一边小心翼翼地安抚,一边继续拖曳。然而,突然一阵狂风袭来,飞机瞬间被掀翻,两名乘员和几名救援队员就此失踪。

从那天起,在副队长山本五十六大佐的指挥下,搜救工作开始了。搜救队每天清晨四点在本部前集合,然后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在湖面上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救难队员的遗体在两三天内全部找到了,但唯独两名飞行员实习生的遗体始终没有浮上来。山本每天清晨四点,必定冒着寒风来到外面,默默地注视着搜救队的出发。天气寒冷,生存的希望已经渺茫,到了第五天,甲板军官三和义勇试探着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在这附近结束搜救,但山本坚决不同意,他说哪怕花上几个月也要继续寻找。

“这又不是在太平洋的正中央,不过是这个湖里罢了。如果只搜五天十天就放弃,我怎么能带领部下继续前行呢?”

于是搜救工作继续进行,不久便迎来了星期天。

星期日的早晨,牺牲的实习生们的同期实习生们一起提出请求,说今天是休息日,希望不借助其他分队的帮助,仅靠自己的力量尽情地进行搜索,请求允许他们的行动。

请求得到批准,当他们出发进行搜索时,山本一反常态地开口说道,

“今天一定能找到,大家全力以赴,用你们自己的双手收殓你们战友的遗体吧。”

给了这样的训示。据说山本说话的语气显得格外坚定。随后,上午十点左右,搜索队传来消息,

“两人共同发现,搜寻结束”

这样的报告送到了总部。

这可以算是一种“副队长佳话”,但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山本在听到实习生们的请求后,充满自信地断言“今天一定能找到”,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把这件事与他赌博时异于常人的强大运气、他在伦敦格罗夫纳豪斯酒店逗留期间,仅凭榎本重治无意中提到的一个梦境就变了脸色说“堀肯定出事了”,而且最终被他言中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我不禁觉得山本似乎拥有超心理学中所说的预知能力或遥感能力,这些能力在他身上比常人更为发达。

三和留下的笔记本里,还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叫做《冷水澡和茄子辣炖》。

夏天来了,绰号“浦田”的三和拿到了暑假,但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依旧住在航空队宿舍。有一天,山本对他说:

“甲板军官哪儿也不去吗?——那不如到我家来避暑吧,正好家里人都出去了。”

于是,他被拉着前往土浦的神龙寺境内的自家住宅。

在松林中,或许会稍感凉爽,但三和正想着“避暑”究竟是什么意思时,一到家,山本便说,脱光衣服吧。主客双方都只剩下一条兜裆布时,山本声称接下来要进行一种特别的避暑方法,

“我准备了冷水浴,进去泡一泡,然后不擦干身体,就直接躺在这走廊上。很凉快。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说着,山本便跳进了冷水浴中。三和也学着他的样子跳了进去。之后爬上来,把空无一人的房子里的门窗全部打开,躺在阴凉的木板走廊上,果然感到一阵凉爽。

不久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不知不觉间,客厅里已经摆好了午餐。不过所谓的菜肴,却只有一道煮茄子。

“这茄子是我煮的,可能有点辣。不过天热的时候吃点辣的东西,反而能让人忘记暑热,感觉会好些。”

山本这么一说,三和便拿起筷子尝了一口,结果发现这菜真是辣得不得了,光靠酱油的味道根本不够,仿佛还抓了一大把盐丢进去一起煮,堪称一道奇特的菜肴。果不其然,光是忍耐这股辣劲,就足以让人暂时忘却暑热。

饭后,端上了一个在井水里冰镇过的大西瓜。西瓜被一分为二,每人分得一半,然后往上面撒上大量的葡萄酒和砂糖大口吃下。然而,要想消除茄子的辣味,仅仅一点甜味是远远不够的。

“副长,您似乎很喜欢甜食啊。”

三和这么一说,山本便,

「呵呵」

只是笑着,完全不提刚才的茄子太辣了,一句话也没说。三和也是硬撑着,虽然觉得辣,却一句也没吭声。

之后到了傍晚,吃过鳗鱼饭才分开,在此期间,山本给三和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副长,您从一开始就不喝酒吗?”

当三和问起时,山本回答道:

“不,我在当少尉的时候还是喝过酒的。那时我在一艘练习舰上服役,为了候补生上舰的缘故,晚上到了江田岛。刚好同班的同学在兵学校当教官,我就去拜访了他。结果喝了他请的酒,醉得不行,回来的路上掉进了沟里睡着了。从那以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终究不擅长喝酒,所以就戒了。”

他说。

山本又谈起了自己的故乡,讲了关于养祖父山本带刀和河井继承之助的故事,给年轻的山和听。

据说河井继之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出仕之时(踏上仕途之时)应听从他人安排,退隐之时则需自行决断。”他对此言颇为欣赏,甚至有将其奉为信条的意思。

三和义勇所写的这些小故事,在山本去世后不久,便在水交社的杂志《水交社纪事》的“故山本元帅追悼特辑”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发表。在这期“追悼特辑”中,三十多篇追悼文章大多千篇一律,乏味无趣,而三和的文章在当时堪称出类拔萃。

然而,将《水交社纪事》的印刷文字与三和的笔记本原稿对照后发现,关于山本戒酒的缘由,前者中遗漏了掉进沟里的事件。

“说起来,直到中尉的时候我还喝过酒,但后来发现自己实在不擅长喝酒,从那以后就戒了。”

事情就是这样。

据说“圣将山本五十六”曾经醉酒后跌入岛上的沟渠里睡着了,但即便这是“圣将”本人的自白,也让人觉得不太妥当,所以肯定有人删改了相关记载。

我无意在此对三和的手记进行文本批评,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此后的各种版本,直到战后为止,全部沿用了“水交社记事”中三和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仅限于山本是否醉酒这样的小事,倒也无所谓;但如果在更为关键的场合,连山本的发言都被施加了类似的手下留情,那么山本五十六的形象恐怕会因此而扭曲。

事实上,战争期间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山本的书信被某些人出于个人意愿删改后公之于众,这对美国方面对山本五十六的看法造成了极大的扭曲。

然而,这个故事我打算以后再让给别人。



山本在霞浦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后,于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作为大使馆附武官前往美国。

任命是在十二月一日,但出发日期定在了次年大正十五年的一月二十一日。在霞浦航空队,队员们对山本的调任感到惋惜,当他乘坐的天洋丸从横浜启航时,队员们组成编队飞到船的上空,进行轰炸演习,向这位曾经的副队长告别。

这种事是极为罕见的。比山本低十一期的海军毕业生高木总吉,当时是大尉,担任测量舰的航海长。他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不太确切的传闻,说这次赴美担任武官的山本大佐是个大人物。这个传闻让他印象深刻,尤其是“五十六”这个特别的名字。于是,他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记住了山本的名字。

“或许是作为霞浦航空队副长的名声,在那个时候逐渐在航空队的军官中传开了吧。”

高木这样写道。

可以说,山本已经牢牢地在海军航空部门中扎下了根。

山本此次在美国任职期间,同样被派往美国的还有当时少佐身份的伊藤整一。伊藤的身份与山本之前来美国时相同,因此在商讨驻地选择时,山本建议他挑选一个尽量少用日语的地方,最好能住进大学的宿舍,与美国学生共同生活。

因此,伊藤得以进入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就读,但当练习舰队来到纽约时,他却被禁止从近在咫尺的纽黑文前往纽约“使用日语”。

山本还对伊藤整一说,驻外人员来到美国后还想着一天三顿好好吃饭,简直是奢侈到极点,应该尽量节俭,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游历美国各地。

伊藤到达美国是在昭和二年七月,这里的话题稍有些前后颠倒,但山本认识松平恒雄,也是在他担任驻美武官期间。松平当时是驻美大使,在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大正天皇驾崩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秩父宫雍仁亲王经由美国回国,松平在大使馆迎接了亲王。当时松平有一个还未满二十岁的女儿名叫节子,而在华盛顿与秩父宫相识的松平节子,后来便成为秩父宫妃势津子。

然而,松平恒雄是旧会津藩主松平容保的第四子,若要追溯旧事,他的家族曾被视为朝廷的敌人。

“朝敌”这一观念在当时尚未完全消失。会津一方对萨长,尤其是对长州派系的反感相当强烈,在旧士族中间,不仅仅是当时,甚至到今天都不使用“官军”这个词。一些年长的人甚至反过来称官军为贼军,不过一般人还是用“东军”“西军”来称呼。

来自长冈的山本似乎对会津的女子节子产生了好感,他曾带着在友爱学校就读的她去一家喧闹的中餐馆请她吃饭。

到达华盛顿的秩父宫按计划在大使官邸多逗留了几天,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这期间看中了节子。不过,这桩婚事引来了不少嫉妒和中伤,有人说“她不过是个朝敌之女”,也有人说“一个平民女子罢了”。松平恒雄没有爵位,而直宫的婚姻对象必须是有爵位的女子。因此,节子先被过继到叔父松平保男爵的户籍下,三年后的昭和三年九月,才正式与雍仁亲王结为夫妇。

昭和三十六年出版的《松平恒雄追忆录》一书中,收录了松平遗孀信子与岩崎小弥太遗孀孝子的对谈,其中提到了对山本的回忆。

松平信子

“在使馆等地任职的时候”

只是这么一说,并不清楚是指在美国大使任内还是在英国大使任内的事情,但多半是关于在华盛顿的经历吧。

松平大使不抽烟,因此对大使官邸接待用的烟草毫无兴趣。虽然摆放着一种名为“ Corona Corona”的高级雪茄,但这种雪茄既不能受潮,也不能过于干燥,保养起来相当麻烦。他对此颇为在意,

“这家的人对烟草毫不在意,真让人看不下去。你们这儿有烟草吗?”

经常这样问的,是喜爱雪茄的山本五十六。他从盒子里一根根地拿出烟来,

“啊,这个不行。”

“这个也不行。”

说着,就一个劲儿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塞。

“这是什么啊?”

信子说道,

“必须得买新的才行啊。”

山本这样说,但据其他只抽烟的客人的说法,官邸的雪茄似乎并没有那么“不行”。

开战时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当时作为书记官身在华盛顿。武官的后任助理官是山本亲雄。

山本亲雄对武官山本总是说“要是不下注,我就不干”感到惊讶。山本擅长保龄球,带着山本亲雄等武官办公室的三人一起去了保龄球场,

“咱们来打个赌吧。”

他说。

“如果我输了,我就给你们三个每人买一块金表。作为交换,如果你们输了,就得给我买一块金表。”

最终,三人联合军还是输了,被山本抢走了一只金表。

根据山本五十六的说法,赌博就是在面对左右抉择时,无论是十美元还是十日元,押上一张钞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他还提到,年轻时担任大尉时与堀悌吉进行的一场大赌,至今尚未清算。

那是在大正初年的事,在伊势湾进行了一场实验,用巡洋战舰“金刚”和“比叡”的舰炮击沉作为靶舰的“壱岐”号。堀断言它会沉没,而山本则认为不会。于是,他们押下了三千日元的赌注。三千日元在当时足以买下一栋像样的房子,是一笔巨大且有些荒唐的赌金。然而,“壱岐”号最终沉没了,山本输了。

堀笑着说,

“那种东西,我不会拿的。”

虽然他这样说,但山本并不答应,这笔钱最终被捐给了三十二期班级聚会。据说山本即便升为大佐后,仍然在分期偿还这笔款项。

前任武官是长谷川清。长谷川在完成对山本的交接工作后不久,打算游览哈瓦那后返回日本。就在长谷川出发之际,山本说:

“我也一起去看看吧。”

他突然说道。

辅佐官山本亲雄惊讶地说道,

“武官大人,刚结束到任的问候,就立刻要出行吗?”

说到这里,山本五十六说道,

“嗯,我去玩轮盘赌赚点钱回来。”

这样回答后,对长谷川说,

“别担心,你的住宿费我来赚。”

说完,两人便从纽约乘船前往古巴旅行去了。

几天后,山本带着一个迷你轮盘赌玩具和一大堆哈瓦那特产的雪茄回到了华盛顿。

“我在哈瓦那的赌场里,一晚上就赚了这么多。你拿去作为我在任期间的招待费用吧。”

说着,他把雪茄递给了山本亲雄。

不过,尽管他很喜欢这样做,但似乎也觉得从武官室手下的年轻军官那里拿太多不太好,所以大概半年后,他把他们支付的支票拿出来,

“喂,你看,攒了这么多。你会觉得为难吧?”

据说有时候他会当着你的面把所有东西都撕碎。

大约一年后,山本亲雄要返回日本,接替他作为后任助理官来到华盛顿的,是三和义勇。

三和为了学习英语,向山本咨询想读一些美国伟人传记,当时山本推荐了他林肯的传记。

“你读过了吗?”

被这样问到,三和回答道:

“我读过了。”

听到这个回答,山本接着说:

“怎么样,林肯是不是很伟大?在历任总统中,作为一个人,他是最杰出的。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读了四五本关于他的传记,从此对他无比敬佩。”

于是,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尊敬林肯的原因。

三和将当时与山本的问答,以热情洋溢的笔触,写信告诉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未婚妻永枝。与《水交社记事》不同,这类文字中没有人为的修饰。日期也十分明确,标明为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这份问答记录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山本提到,

“他出生在极度贫困的底层——你见过肯塔基他出生时的房子照片吧?那样的房子,即使在日本也很少见——他就是从那样的家庭中走出来的。”

还有一点,出身贫寒的林肯,直到被暗杀的那一天都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据说是“解放奴隶,解放女性,也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

另外还有一点,

“有意志的人从头到尾都相信自己。有时甚至连神都不信。因此偶尔会犯错。林肯身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但这并不会伤害到他。人毕竟不是神。正因为会犯下符合人性的错误,才显得有人情味。这反而会让人感到一种亲切,从而心悦诚服地追随他。他身上充满了这种人情味。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无法站在众人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人们才能原谅他人符合人性的错误,产生同情,并相互帮助。”

大概就是这么说的吧。

这里似乎还残留着少年高野五十六的影子,他曾出入于美国传教士纽厄尔某人的教会,但究竟是否如此呢?

关于山本在担任驻美武官期间的事迹,还流传着许多轶事,但实在无法一一详述。

目前担任极洋捕鲸公司会长的法华津孝太,当时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抵达华盛顿,前往马萨诸塞大道的武官办公室拜访时,山本突然开口问道:

“喂,你会玩赌博吗?”

他这样问道。

法华津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认真青年,从未接触过赌博之类的事情。他有些不知所措地

“不,我没有。”

回答道。这时,山本说道:

“哼,原来如此。男人如果不玩点赌局,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罢,年轻的法华津被彻底震撼了。法华津孝太当时的心情恐怕不太好受,但从那以后他发奋努力,在美国任职的三年间,不仅精通了扑克和桥牌,连百家乐、轮盘赌之类也“下了一番苦功”。据他在题为《山本五十六的回忆》的一篇短文中记载,到山本担任海军次官时,他已经完全能够胜任与山本对弈的角色。

不过,他对将棋倒是颇有几分自信。赴任几天后,松平大使举办了一场招待宴会,法华津坐在末座。饭后,山本这次又开口了,

“你会下将棋吗?”

这样问道。

我回答说愿意下棋,于是立刻开始了第一局。山本一上来就将中飞车摆出,毫不犹豫地展开猛烈攻势,我一时手忙脚乱,没多久就被他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法华津的头脑也颇为清晰,仔细观察后发现山本的棋风似乎偏重于进攻,有时显得有些勉强和不合常理。第二局我小心应对,最终取得了胜利。接着又连赢了三局,山本似乎感到十分不甘,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提与法华津孝太下棋的事了。据说在战争开始前,如果美国能更深入地调查日本海军主将的性格,或许就能充分预料到,像山本这样的人在开战时可能会突然袭击夏威夷,法华津如是说。

秋天到来,社交季节开始,华盛顿举行了总统的招待会。三和在山本的带领下,第一次站在白宫的总统夫妇面前。不过所谓的招待会,也不过是排成长队走到总统夫妇面前,说一句“您好”或者其他寒暄的话,握个手就返回罢了。

当时的合众国总统是第三十任的卡尔文·柯立芝。他是胡佛的前任,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前任。

从招待会回来后,山本突然之间

“喂,柯立芝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这样向三和问道。

三和记得总统穿着晨礼服,但至于领带的颜色,他却不清楚。

“我没注意到。”

说着,山本笑着说道,

“领带的颜色是什么都无所谓,但要大胆从容地应对。这样的话,哪怕只是一瞬间,也能看出领带的颜色。在这个国家,即便是总统,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叫一声‘库立奇先生’就够了。不过,如果只注意到他穿着晨礼服,那作为初次见面来说,也算不错了。”

他说。



在这里,我想再次引用三和义勇的《山本元帅的回忆》。


“从那个时候起,武官对美国航空事务就以敏锐的目光密切关注。当时,大西洋横断飞行是美国航空界的一大课题,最终林德伯格成功完成了这一壮举,随后伯德也紧随其后,尽管最后迫降在水面上,但实际上也算是完成了这一目标。遗憾的是,我们的航空界尚未达到与之比肩的高度。武官曾指示我们要研究这些飞行并提出意见,于是我在查阅资料和思考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在远洋长距离飞行中,仪表飞行和天文导航等技术是绝对必要的。美国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使用了当时相当先进的仪表;而在伯德的飞行中,他们甚至在飞机上实现了实用的天文观测。相比之下,在我国,即使是海军航空部队,也仍然未能摆脱从森皮尔飞行团学来的那种过于依赖直觉的教育方式。就在前一年,我们在‘凤翔’号上进行了着舰训练,但即便在那时,大家仍然认为仪表不可靠,必须培养直觉。当时使用的是十年式舰上战斗机 4B 型,着舰速度显示为 54 节,有一位下士官全力按照仪表调整速度进行着舰,但刚一下来,就被教官批评说速度快了一节。他回答说:‘我完全是按照仪表调整的。’结果教官却说:‘什么仪表能靠得住,我的直觉比那更准!’说着还打了那名下士官一顿。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什么笑话。于是我认为,我们海军航空也必须摆脱依赖直觉的飞行方式,重视仪表飞行,否则将陷入困境。为此,必须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我将这一想法写成文章呈交给武官。武官读完后说道:‘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拿来一下,我稍作修改。’于是,他在结论部分为了引起重视,将语气改得相当激烈。从他的笔迹中可以看出,关于仪表飞行本身以及将其尽快引入我国海军航空的必要性,武官的认识比我还要清晰得多。这份报告作为月报被送往相关部门。”——


林德伯格成功完成大西洋无着陆横断飞行是在 1927 年(昭和二年),也就是山本作为武官抵达华盛顿的次年五月。伯德的飞行则是在同年六月。

然而,山本似乎并未对山本亲雄和三和义勇过多地说要努力工作之类的话。

“想提高成绩,就别像个小偷似的偷偷摸摸去收集什么情报。”

他说,即使东京发来电报要求调查并提交报告,

“这种无聊的事,管它呢,管它呢。”

他说着,就让人置之不理。

于是,我与美国海军中一位绰号“牌中鲨鱼”的大校,在桥牌比赛中斗得热火朝天。

据山本亲雄所说,他走进咖啡店喝咖啡时,总是往咖啡里加很多糖,

“既然价格一样,那就尽量用美国的物资吧。”

据说他还怀着一种奇怪的、孩子气的敌对情绪。

山本在美国经历了这样的生活,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变迁,怀抱着这样的想法,于昭和三年三月返回日本。

回国后,他短暂担任军令部出仕的职务,随后成为巡洋舰“五十铃”的舰长,并于十二月转任航空母舰“赤城”的舰长。曾在美国担任驻外武官的大佐,被任命为当时作为练习舰的轻巡洋舰“五十铃”的舰长,看起来似乎有些偏离了精英路线,但这是因为他在陆上职务时间较长,为了让他在前往大型舰艇“赤城”之前适应海上生活而特意安排的。

然而,航海长近藤为次郎少佐观察到,在木更津沖横风强劲的日子,各舰齐齐抛锚、双锚停泊时,山本的操舰技巧展现出连专业航海人员都自愧不如的犀利风范。

当时,“五十铃”号经常停泊在横须贺,早上出航,晚上返回。偶尔会在馆山沖临时停泊一两晚,这样的安排对于操舰训练来说恰到好处。战舰“山城”号负责射击任务,而“五十铃”号的主要工作是拖曳射击目标。因此,勤務相对清闲,近藤为次郎常在舰桥上与山本闲聊一些无厘头的话题。

近藤出生于深川,在府立第三中学时,曾与芥川龙之介争夺年级第一的宝座,

“因为江户商人的气质很浓,深川这一带的人就算进了海军也没什么用处。”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是一个适合当军人的人。顺便一提,芥川中学时的绰号据说是“骷髅”。

近藤的哥哥有一位朋友,名叫新井清,也是从府立三中毕业后进入海军兵学校的人。他是针织品批发商的儿子,同样不太喜欢“老死、老死”这种说法,本来能力很强,但对海军的事总是“满不在乎”。他是个美男子,花钱大手大脚,甚至抢走了镇守府司令长官看中的艺妓,因此在少佐军衔时因裁军被开除。

一位名叫滨吉的时髦老艺妓对新井清痴迷不已,渐渐地越陷越深,

“什么嘛,退了海军就来我这儿住着不就好了吗?”

就这样,新井在退役后与妻子分手,靠滨吉养着。然而滨吉因为有接待客人的工作,晚上总是很晚回家,久而久之,免不了开始争吵,情侣间的口角不断。滨吉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恶劣,最终被赶出艺妓之家。他一度做起了卖炭的生意,但之后便杳无音讯,无人知晓他的下落。近藤航海长把这件事告诉山本时,山本说,

“我知道。我很羡慕新井。比起待在海军里,我更想成为像新井那样的人。”

他说道。

据说,军舰的舰长走进军官室时,如果看到部下们在下围棋、将棋或者麻将,通常都会露出不悦的表情。因此,年轻的军官们一见到舰长的身影,就会悄悄溜走。然而,山本却一点也不摆出厌恶的神色,反而会轻声笑着观看他们的对局,因此部下们都感到非常轻松。

山本似乎是在担任“五十铃”号舰长期间学会了麻将。据说当时他看到近藤少佐等人正在玩,便询问这是怎么玩的,于是听了一番简单的说明。

“好,明白了,就这么干吧。”

于是,他立刻瞄准了满贯(满分),把那些一点一点攒分的家伙全都打败了。然后,

“这种东西一半靠运气,没什么意思。我来教你玩桥牌吧。”

于是,他开始向军官们传授从美国学来的桥牌技巧,

“什么啊,像你们这种直觉迟钝的家伙是办不到的。算了吧。”

说着这些话,他对与部下玩麻将或桥牌并不怎么热衷。据说他对近藤说过,

“我可是借了美国海军的某人一大笔钱呢。”

诸如此类的话,还常常以此自夸。

以下简要记录山本的后续经历,他在“赤城”号上担任舰长不到一年后,调任海军省军务局任职,不久便作为昭和五年伦敦裁军会议全权委员的随员,与财部彪、左近司政三等人一同前往伦敦。

回国后晋升为少将,担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山本在这个技术部长的职位上待了大约三年。据说在这三年间,海军航空事业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顺带一提,山本担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期间,昭和六年二月十八日,前军令部长山下源太郎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如前所述,山下源太郎是礼子母亲的堂兄,而山下夫人的德子与山本的媒人四竈幸辅的夫人是姐妹,因此山本与山下家关系极为亲近。他常在下班后前往山下家拜访。

“这个,你要吗?”

说着,他伸出了大拇指。

“这个”指的是出生于文久三年、为人极为严谨的海军大将兼军务参议官,而山下的女儿,

“要啊。”

说着,便郑重其事地走到源太郎面前,绝口不提赌博的事,双手撑地行了个礼,然后迅速退回到厨房那边。

“大婶,给我弄点饭吃吧。”

“只有鲑鱼和腌菜了。”

“嗯,可以。”

就这样,他卷起军服的袖子,亲手伸进腌菜味噌里,

“找到了,找到了!”

用老腌菜泡饭吃,就这样与他们来往。

绰号“老芋头”的深泽素彦是山下家的常客,也是山下儿子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曾担任户山学校校长,是一位老资格的陆军军人,深泽素彦常从父亲那里听到许多故事,

“山本啊,哎呀,那家伙在海军里也是近来少有的杰出人物,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

虽然听人这么说过,但深泽完全搞不懂山本到底哪里了不起。只是要说与众不同的话,确实是挺特别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山下叔叔”,深泽从未见过他们亲自搅拌味噌酱,或者胸前挂着二等瑞宝章勋章趴着打盹的样子,怎么也无法将这种形象与军人、海军少将联系起来。

就这样,山本似乎比起山下源太郎来,对德子更加亲近一些。然而,山下在临终前,因长期病痛而神志不清,从那时起就一刻也不愿离开德子。

山本每天都去探望,但他担心这样下去德子会撑不住。某天晚上,他对德子说,让她拿出平时穿的大岛绸和服和腰带,自己穿上这些衣服,坐在山下的枕边。山下偶尔睁开眼睛,但意识不清,完全没察觉到穿着大岛绸和服的山本是男扮女装。他以为是德子在身边,便安心地再次睡去。就这样,山本成功地让德子得到了休息。

在担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之后,山本于昭和八年十月成为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旗舰是“赤城”号,他再次在“赤城”号上任职。这段时间是从四十多岁末到虚岁五十岁的阶段,山本在航空领域以及军事学整体上似乎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

有一次,“赤城”号上出现了赤痢患者,船员被隔离到佐世保,第一航空战队的司令部暂时转移到了“龙骧”号上。当时“龙骧”号的舰长是桑原虎雄。

司令官室和舰长卧室之间有一个共用的浴室。某天半夜,桑原突然腹痛难忍,来不及敲门就冲了进去,结果发现山本正坐在西式马桶上读书。后来一看,他读的竟是《孙子兵法》。

然而,山本并不完全是一本正经、只知道学习的人,他总是在某些地方带着几分顽皮,留有一些放松的空间。

昭和五年十二月,在山本被任命为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的同一天,本多伊吉也受命担任航空本部技术部成员兼军需局成员。他一大早便来到办公室,发现山本的桌上放着一本外文书。

“还是老样子,这么用功啊。”

他随手翻开一看,发现那竟是一本英文的淫秽书籍。

在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期间,有一次,一位外来人士到“赤城”号参观,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两架战斗机在舰艇上空进行空中格斗训练,纠缠翻滚,场面激烈。

“真是了不起啊。”

发出这样的感叹声后,山本突然露出了一脸苦涩的表情。然后,

“你可不能把那当成儿戏来看待啊。像那样进行急降下飞行,肺里会出血,寿命都会缩短。那种训练,过了三十岁就做不了了。说实话,让人家的孩子去做这种事,我心里实在不忍,但为了国家,不得不让他们去做啊。”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在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八个月后,山本再次回到陆地,担任军令部和海军省的兼职职务。

那是昭和九年六月的事,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伦敦裁军预备谈判的帝国代表,前往伦敦,直到翌年二月才返回,这段经历之前已经写过。虽然绕了很远的路,但这正是原本只是个“枪炮匠”的山本五十六最终得以担任海军航空本部长这一要职的背景。



当山本成为航空本部长时,在他的脑海中,航空机是否能成为海上主力的疑问已经不再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他认为,未来的海上决战主角将是飞机和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部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山本看来几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

然而,若问日本海军高层是否普遍顺应这种想法,情况却恰恰相反。

大多数的提督们,仍然无法摆脱大舰巨炮主义和以战舰为核心的联合舰队的传统观念。对他们而言,飞机始终只是辅助武器。如果像山本这样的人将自己的想法推行下去,海军航空兵就会变成航空海军,战舰也将沦为无用的累赘。这种事情,甚至被视为对自日本海海战以来帝国海军辉煌传统的一种亵渎。

从伦敦归来的山本,向伊藤正德说道,

“我和麦克唐纳德谈过话,果然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听他说话,就像在听一个和蔼的长辈讲话一样。不过,明年看来是毫无希望了。我们只能考虑次优的策略。”

据说他是这样说的。然而,无条约时代、无限制造舰竞赛的时代已经迫在眉睫。为了应对这一时刻,“大和”“武藏”等日本独有的绝密造舰计划正在悄然推进。

日本决定建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战舰,似乎有两个动机。

“陆奥”“长门”的主炮比一般的要大一圈,制造了十八英寸的大炮进行试射,发现其破坏力异常惊人。其一便是能否建造搭载这种十八英寸大炮的战舰。满载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大和”“武藏”由于体型过于庞大,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如果进入造舰竞赛,美国若想拥有同型战舰,要么做好舰船被困在太平洋的准备,要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各部署同型舰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其二便是通过建造这样的战舰,日本海军能够在对美关系中占据一步有利的地位。

海军舰政本部接到军令部的要求,将这一新型战舰的研究作为帝国海军第三次补充计划的一部分,那是在昭和九年十月,山本刚抵达伦敦或还未抵达之际。

当他担任航空本部长时,基于研究结果,部门内部正在就是否真正决定建造这种超巨型战舰进行意见协调。

山本对此强烈反对。他指出,如果将建造“大和”“武藏”所需的资金和物资用于海军航空的充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帝国海军的实力,并逐一列举数据加以说明,但始终无法说服主张建造的一方。

积极主张建造的领头人物是当时的海军舰政本部长中村良三大将。与他并肩的还有末次信正大将。末次是舰队派的一大旗帜,也是山本最为厌恶的前辈之一。

中村反对山本的航空主兵论。山本与中村围绕“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建造问题多次发生激烈争论,甚至连海军大臣大角也不得不请伏见宫出面调停。

山本的论点是,

“就算建造那样的巨舰,也不可能做到永不沉没。未来飞机的攻击力将会大幅提升,在炮战开始之前,就会被来自空中的攻击击破。因此,在今后的战斗中,大型战舰只会成为无用的累赘。”

虽然有人这样说,但如果要求拿出证据来证明,世界海战史上被飞机击沉的战舰至今一艘也没有。山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却一点也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一部分人眼中,他的观点似乎是激进且不切实际的学生论调。

到了得出结论的今天,以战舰为中心的大舰巨炮思想反而被认为是与时代不符、不切实际的感伤论调。然而,这种思想由于很大程度上基于情感,因而根深蒂固,即便在开战后也未能完全消失。

这些人后来才得知军内流传着一句俚语,称“世界三大蠢物:万里长城、金字塔和大和号战舰”,不得不面对现实,睁开眼睛。但那已经是许久之后的事了,山本早已去世,而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日本海军明确将战舰部队降级为支援力量,是在战败前仅仅一年的时候。

“大和”“武藏”的设计负责人,是日本造船界的权威人物平贺让和福田启二两人。

山本走进福田造船少将的房间,

“不好意思,好像泼了冷水一样,你们虽然很努力,但恐怕不久之后就会失业了。今后海军的重点会转向空军,大型战舰和巨炮将不再需要。”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搭在福田的肩膀上。

福田似乎早就对山本的为人感到钦佩,

“像那样的人,女人都会为之心动啊。”

他曾这样说过,而此时正如山本所说,他确实在“全力以赴”地工作,同时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他也怀着要打造出世界第一的杰作的自豪感,

“不,并非如此。虽然我们不敢说绝对,但我们确实在打造一艘极难沉没的船。我们在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可能性。”

于是,他搬出了蜂巢装甲板的事情进行反驳。所谓蜂巢装甲板(honeycomb armorplate),是一种布满蜂巢状孔洞的装甲,高空投下的炸弹难以穿透这种装甲,同时还能减轻重量。在“大和”号和“武藏”号上,锅炉室上方使用了厚度达三十八厘米的蜂巢装甲板,上面钻有一百八十个直径十八厘米的孔洞。山本听到这些时,

“嗯,不过……”

据说他带着不满的神情沉默了下来。

桑原虎雄当时正担任山本曾经任职的霞浦航空队副队长兼教官一职。桑原虎雄和大西泷治郎等飞行军官是山本观点的热烈支持者。他们认为,未来的联合舰队应当翱翔于云端之上。尽管航空预算十分有限,一年的燃料在前半年就全部耗尽,他们依然进行着艰苦的训练。他们不禁想,如今为何还要投入巨额资金去建造战舰呢?

在第几次高等技术会议还是最高首脑会议之后,来到东京的桑原虎雄探头看了看航空本部的山本的房间,

“本部长,会议怎么样了?”

桑原虎雄这样问道,山本则回答说,

“唉,不行啊。像我这样能力不足的人,实在是无能为力,很遗憾。‘大和’号和‘武藏’号都决定要建造了。”

他有些失望地回答道。然后,

“老年人总是认定,建了客厅就一定要有壁龛,所以年轻人根本无法反对。”

他还这样说道。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昭和十一年七月,当时两艘军舰的建造已正式决定。据说山本打算赌上自己的职位来反对这项计划,但最终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大和”号和“武藏”号正如山本所预言的那样,在此后八到九年间,几乎未能让它们那十八英寸的九门巨炮发挥有效威力,便被美国的飞机击沉。然而,这两艘不幸战舰的龙骨却在不久之后秘密地安置于吴海军工厂和三菱长崎造船厂。




第五章



比“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建造正式决定还要早约五个月,即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长刚满三个月时,所谓的二二六事件爆发了。

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三人遭到叛乱军的袭击,当场身亡,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则身受重伤。

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在首相官邸熟睡时遭到袭击,幸亏他的妻弟松尾传藏挺身而出,替他挡下致命一击,自己被射杀身亡。冈田被藏匿在女佣房间内,次日下午安全获救,从官邸被救出。松尾传藏自冈田担任总理之日起,便下定决心,若有危难,愿以己身代兄长受死,为此他特意将胡须和发型修剪得与冈田相似,时刻伴随在冈田左右。前内大臣牧野伸显当时正在汤河原静养,也遭到袭击,但幸亏被孙女牵着手逃入山中,得以保命。这位孙女便是后来嫁给麻生太贺吉的吉田茂次女和子。

这些事情众所周知,事件本身在四天内得以平定,但此后陆军对政治的掌控力显著增强,这也是世人公认的事实。

二二六事件的幕后主谋是一小群陆军青年将校,他们怀揣着日本国粹主义改革的梦想,渴望实现第二次维新。而让他们萌生这一梦想的幕后推手,主要来自部分右翼势力以及陆军高层内部。

那么,海军方面对于这次事件是否完全保持中立,毫无牵涉呢?未必如此。即便不提被袭击的侍从长铃木、首相冈田和内大臣斋藤实这三人都是日本海军元老的身份,海军内部在这场动乱的几天里,至少也出现了两种动向。

其中之一,自然是一部分年轻的海军军官倾向于响应陆军起事的将校,准备一同行动。

事件发生后,航空本部的山本那里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青年军官。

“陆军已经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行动,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

这样向我示好。

山本罕见地大声喊叫,将他们赶了回去。

与此相反,这两件事是海军在某些情况下打算动用自己的兵力来打击陆军的一种动向。

从二月二十六日到一两天内,陆军高层的动向是这样的:川岛陆相将叛乱军的起义宗旨书传达给全军,而与叛乱部队干部会面的军事参议官们则对他们的起兵送上了赞赏之词,青年将校们的“国家改造”之梦似乎即将实现。古川敏子和过去在哈佛一起学习过的森村勇后来提到,山本曾……

“当时,如果陆军的态度强硬,海军已经做好了不惜与陆军一战的准备。”

我听到有人这样说。

不过,这应该并不是说山本会亲自出面去做些什么。

海军内部这两种对立的动向,最终都没有浮出水面就平息了,山本本人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公开的行动。航空本部长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可以主动采取行动或下达指示的角色。

山本在二十五日晚上恰好住在海军省内,得知事件发生的消息后,根据反町荣一的书中所记,他具体做的事情是出于对前辈铃木贯太郎的担忧,立刻派了一名军医乘汽车赶往铃木宅邸,同时通过电话联系了东京大学的近藤博士,一位外科医生,请求他也紧急赶往铃木宅邸。他的个人行动似乎仅限于此。

这位近藤博士在反町的书中仅被提及为“帝国大学外科的顶尖人物近藤博士”,具体是何人并不明确。按照反町的表达方式,与山本相关的人或事往往被描述为最顶尖或第一人者,因此难以断言。但如果属实的话,我猜测可能是现今东京大学石川外科的初代教授近藤次繁。然而,无论是请求帮助的山本,还是接受诊疗的铃木,亦或是近藤次繁本人,如今都已去世,确切的情况已无从得知。

那天早上六点,日本医科大学校长盐田广重博士已经赶到了铃木贯太郎的家中。随后,铃木被转移到饭田桥的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盐田博士主刀的手术。近藤次繁与盐田虽然所属学术派系不同,但近藤在辈分上接近盐田的老师。因此,山本请“近藤博士”紧急赶往铃木宅邸一事,与盐田广重作为铃木主治医生一事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关联。

无论如何,山本此前应该就认识这位“近藤博士”。他可能认为医生多一些也无妨,希望采取万全之策。从事件性质来看,山本心中或许怀有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让铃木在此刻死去。

根据盐田广重的记载,叛乱军的军曹对铃木贯太郎说,

“我就是铃木,有话要听,安静点。”

然而对方却回应道,

“阁下,我没有时间,所以要开枪了。”

据说,他只说了一句话便扣动了手枪的扳机,随后三名部下也朝铃木的身体连开数枪。

根据志贺直哉的随笔《铃木贯太郎》记载,甚至还有人想要补上致命一击。这时,夫人出面阻止,

“他已经是个老人了,请至少不要再这样做。”

她极力劝阻,于是闯入者们便就此撤离了。

过了一会儿,铃木就像一个被熊袭击的旅人一样,

“已经逃走了吗?”

说着,似乎撑起身子来。

每一击都足以致命,但奇怪的是,这些攻击要么偏离了要害,要么擦着骨头滑向后方,竟然都没有取铃木的性命。

盐田医生在手术中成功取出了三颗手枪子弹,但到了第二天,他察觉似乎还少了一颗。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铃木的阴囊肿得像个球一样。用 X 光检查后,确认第四颗子弹停留在铃木下腹部的骨盆上方,由于内出血,皮肤明显肿胀。盐田广重因此作了一首拙劣的俳句:“铅弹难穿金玉关。”

就这样保住一命的铃木贯太郎,在九年后将成为首相,带领国家走向战争的终结。

铃木似乎很擅长装糊涂,据说在终战内阁时,阁议中遇到不方便的话题,他就假装耳背,完全听不见。至于他在担任侍从长期间,对海军内部对英美强硬论以及日本右倾化的反对意见究竟有多强烈,至今不得而知。不过,据网野菊从他的亲近之人处直接听来的说法,在对美战争刚开始时,铃木曾对家人说:

“日本无论在这场战争中胜还是败,都将沦为三等国家。”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战况最好的时候,听到这些消息后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志贺直哉在《铃木贯太郎》中这样写道。

此外,曾经在铃木贯太郎战时内阁中担任农商大臣的石黑忠笃的三子石黑光三,在战争期间曾被父亲带着拜访过铃木家。这是因为光三的姐姐元子的媒人正是铃木,因此在光三作为预备学生加入海军并被任命为少尉后,父亲带他前去致意。石黑光三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与铃木大将谈了些什么,但当他们告辞走出大门时,父亲忠笃凑近他耳边低声说道:

“我认为,这个人将会是结束这场战争的人。”

这句话给光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萦绕在他脑海中。

山本对前辈铃木怀有深深的敬意。然而,在事件发生时,无论他多么愤怒,多么担忧前辈的安危,由于立场所限,他无法做出任何特别的行动。不过,当时在横须贺,有两位与山本志同道合的海军将官。

那是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和镇守府参谋长井上成美,这两位人物在稍后一段时间里,在海军省形成了米内担任大臣、山本担任次官、井上担任军务局长的一条纵向组合。他们顽强抵抗陆军和右翼的横加干涉,以团结一致的姿态带领帝国海军,彻底反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

黑潮会的新闻记者们称他们为“海军左派”,即使是站在舰队派一方的记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三人是“海军中最出色的三人组合”。

战后,隐居于横须贺长井乡下的井上成美以《回忆录》为题,仅在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七期同学内部以“对外保密”的形式发表了当时的记录。虽然会稍微偏离山本五十六的话题,但我想在这里基于井上的记录,简要记述二二六事件前后横须贺“海军左派”的动态概况。



不安的气氛当然早就被所有人察觉。当时流传的“怪文书”或“怪消息”,如果一一梳理,恐怕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要举出一两个例子,可以列举如下。


“冈田内阁的真面目

反国家性的自由主义卖国奴

坚决打击他们的猖狂行径

皇国的团结基础在于君臣一体的至高大道。那些扰乱这条熠熠生辉大道的,称之为君侧的奸臣,正是围绕着牧野和铃木的元老重臣集团。

原本牧野就是共济会的一伙走狗,如今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祖国,成为国际联盟的引路人,藏身于皇权的衣袖之下,肆意操控冈田内阁,试图实现其野心。

指出冈田内阁反国家的真实面目,并号召志同道合者奋起反抗皇国的叛逆者。

陆海军青年将校有志者


讨伐逆贼冈田床次,皇国大义濒临崩溃!

这份文件上盖有海军省法务局思想科的受理印章,日期显示为昭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二·二六事件发生前一年零四个月。

接下来的檄文正好是事件发生前一年的内容。


致全体皇军青年将校的檄文!

以断然之势,消灭昭和之入鹿!

时势已至,时机愈加成熟,诸位官员切勿成为沉睡大陆之狮,终成虚无。看看身披军服圣衣的诸位官员麾下士兵的家庭吧,他们卖田卖地,甚至卖掉姐妹,啃食树果,疲惫困顿已达极点。况且,那些退伍离开军营时满怀希望、意气风发的身影,如今是否已完全消沉殆尽?回想起来,必然不可避免的第二次维新已进入第二阶段战事,然而我们的陆海军同志至今仍在狱中呻吟痛苦。(中略)

站起来吧,进而开启热血沸腾的维新之战!看吧,那些盘踞在国会的昭和入鹿之部下!他们如同国贼一般的奸诈计谋、行动,以及如饥似渴追逐私利私欲、如同猿猴般的野心!他们口头上高喊兵农兼善,实际却策划军民离间的自由主义狂徒之群!(中略)

前进吧,与同志们团结一致,迈步向前!拥立英明无比、尚且年幼的至高圣帝,唯有一路追随金色鸮鸟的指引,奔向昭和维新的战线!

皇纪二千五百九十五年二月

军民联合潜兵队


从这些情况来看,显然处于不安气氛核心的并不仅仅是陆军的青年将校。

“拥立英明无比、年幼的大圣帝”这样的话究竟是何用意?难道他们认为只要除去“君侧之奸”,天皇陛下就真的会赞同他们的起义吗?总不至于当真打算把当时还未满两岁的皇太子推上台吧。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陛下的态度极为明确。当时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所写的记录中提到,

“陛下对陆军当权派行动部队的镇压措施进展缓慢感到焦急,对武官长说道,朕将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前往镇压此乱,实令臣下惶恐不已。”

如此记载。

本庄大将因其女婿山口一太郎大尉间接参与了事件,处境颇为艰难。二十八日下午,陆相川岛义之大将和陆军省调查局长山下奉文中将来到武官府拜访他,

“行动将校们将在大臣官邸自尽以谢罪,下级士兵以下则回归原部队。为此,恳请派遣特使赐予他们死的光荣。除此之外,别无解决之道。第一师团长也表示,无法忍受以部下的士兵去讨伐部下的士兵。”

提出这样的请求后,本庄犹豫不决地说:“恐怕难以实现。”随后,他走进政务室进行传达。

“陛下对此极为不满,宣称若要自尽便由他们自行决定,绝不会为此等之事派遣特使,并斥责师团长不愿主动出面是未能理解自身责任的表现。以从未见过的严厉神色加以严责,并严令立即平定此事。”

本庄大将无言以对,唯有退下。据说,‘圣明无比、御龄尚轻的大圣帝’的想法,与叛乱军中年轻将校们的想法完全格格不入。然而,这种空想和独断转变为不可动摇的信念,信念又进一步孕育出失去平衡的梦想,并非仅限于这个时代或这些人。

引用的这份怪异文书的用字和语法,全部保持原文原样,而思想上变得疯狂的人所写的文章,总是显得格外相似。只是令人头痛的是,他们能自由使用的武器,并非仅仅是走私的菲律宾制手枪、火焰瓶或者木棍之类的东西。

井上成美在担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之前,曾任战舰“比叡”的舰长,而在那之前,他是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的课长。在担任军务局一课长期间,他就已经采取了一项措施,即在海军省常驻一辆坦克。既然不能明说这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让海军自卫,于是便以“向市民普及军事思想的宣传用途”这一不得已的借口来搪塞。

在担任“比叡”舰长期间,他禁止“比叡”舰上的军官参加陆上酒楼举办的“青年军官志士会合”。

“像井上成美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胜任战舰舰长的职务!”

诸如此类的恶言恶语传到了耳中,但井上总是对部下们谆谆教导如下。

“军人平日里被允许佩带刀剑,我们也以此为荣,是因为一旦有事,我们要用这些武器去杀敌、捍卫国家,这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职责。然而,是否到了‘有事之时’,是由国家的意志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意志决定‘开战’,并下达‘动手吧’的统帅权命令时,军人才被允许杀死敌人、摧毁敌方物资。如果军人在没有统帅权命令的情况下,趁着身边有武器便擅自用它杀人,这种违法行为会让光荣的军人瞬间沦为杀人重犯,神圣的武器也会变成杀人的凶器,你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这些道理极其平常,但在一些青年军官中,却普遍不受欢迎。

井上成为横须贺镇守府的参谋长后,发现参谋长官邸的正门正对着横须贺海军工厂总务部长山下知彦大佐的官邸大门。山下大佐家中大约每周一次,会有许多年轻海军军官聚集,似乎在热烈讨论着什么。山下对井上说,

“这是对年轻人的教育。”

他们虽然这样说,但似乎是从东京方面收集了各种信息,然后灌输给这些人。青年军官们在回去时,必定会在井上的家门前排成一列,朝着井上的官邸方向小便之后才离开。

“那个时候,像山下塾这样的私塾,在其他地方应该也有不少吧。”

井上这样写道。另外,

“言论界的人们似乎将自己的赚钱放在国家之上,言辞中多有迎合右翼的倾向,真正能堂堂正正提出中正之论的人极为罕见。”

他如此写道。

井上作为镇守府参谋长,观察着海军内部和外部的形势,感到局势愈发不妙。海军军官之间,若非深交,便互相揣测对方是属于舰队派还是条约派,总是试探来试探去,很难敞开心扉交谈,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井上认为,一旦事态发生,必须做好从横须贺调遣兵力保护海军省的准备。陆军无论如何行动,在东京都拥有充足的兵力,而海军在东京却没有实际作战部队。因此,他征得了长官米内的同意,

一、组建一个特别陆战队大队,进行见面和训练。

二、从炮术学校调集二十名掌炮兵,随时做好前往镇守府集结的准备。这是为了在紧急时刻派遣到海军省,担任机关的跑腿差事或省内的守备工作。

三、命令轻巡洋舰“奈加”的舰长研究对策,确保无论昼夜、风雨雪天,随时都能迅速航行至芝浦。

决定采取以上措施。

井上写道,真正的目的只有长官米内、自己以及首席参谋知道。而准备军舰“奈加”的原因,一方面是担心陆军会妨碍通过铁路将陆战队运往东京,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如果皇宫陷入危险时,可以将天皇转移到“奈加”号上的隐含意图。



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是一个被戏称为“昼灯笼”的人。后来担任海军大臣时,又得了个“金鱼大臣”的绰号。这些称呼的意思是,他徒有其表,实际上并无大用。

他是个性格有些模糊不清的人,确实不像山本或井上那样精明能干,但也正因如此,有人评价说他的气度反而比一般人更大一圈。

曾作为海军省副官,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与大臣米内接触的松永敬介,

“他是个极有耐性的人,在议会的阶梯席上坐着时,哪怕两三个小时也能保持姿势不变,在舰队的会议上也常常一言不发直到结束。但实际上,米内先生内心非常敏感,沉默时常常会不自觉地皱眉,额头微微抽动。”

他这样说道。

即使看了绪方竹虎和小泉信三所写的内容,也无法认为米内仅仅是一个平庸无能、如同白日灯笼般无用之人。

昭和十年末,或者是十一年一月的一个星期日,横须贺镇守府的首席副官未经参谋长井上的许可,便擅自带领一大群年轻军官前往长官官邸,让他们与米内见面。

米内的气势颇为威严,确实不乏威望,在这种场合下他极度沉默寡言。年轻军官们不知是被他的气场所震慑,还是感到有些失望,总之并未表现出任何不安分的言行,很快就退下了。然而,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其他军港地区,

“与米内先生面谈后士气大振,米内先生也对此给予了鼓励。”

这样的误传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井上成美对此深感忧虑,立即以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名义,向各镇守府及各要港部发出了电报,说明事情的真相。

不久,在横须贺的“鱼胜”举办了新春例行的横须贺陆海军高层人士的联谊会。“鱼胜”被昵称为“鱼”(Fish),与“松”(Pine)的“小松”齐名,多年来一直是海军军官们喜爱的海军料理店。

艺妓入场,酒过三巡之际,陆军横须贺宪兵队长、名叫林的少佐走到井上面前,

“前些日子,年轻军官们与米内长官会谈之后,你竟然发出那样的电报,实在是太过敏感了。”

他突然说道。

井上以参谋长名义发出的电报内容,似乎很快就泄露给了宪兵队。镇守府司令部内竟然有间谍,井上在文中写道,这世道真是让人无法掉以轻心。

林随后对着井上,不停地称呼“你呀,你呀”。

井上渐渐感到不快,

“喂,你是少佐吧?我是少将。一个少佐居然对少将用‘贵公’这样的称呼,成何体统。在海军里,即便是军官在军舰上喝醉了酒,在后甲板上胡言乱语,只要一看见舰长的身影,也会立刻站直敬礼。海军里可没有不讲礼数的规矩。像你这样的人,我是不会一起喝酒的。”

说完,他气呼呼地起身离席了。

随后,他到别室吃茶泡饭时,不一会儿,三四个艺妓走了进来,

“参谋长,大事不好了!”

于是,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了进来。

“荒木先生和柴山先生正在和宪兵队长争吵。”

“不知道谁占上风呢?”

井上这么一问,

“宪兵队长被打得很惨,不过我们可以不管吗?”

“那就别管,别管吧。”

井上这样说道。

此时,在大厅那边,宪兵队长林某正被海军的荒木和柴山两位少将狠狠地揍着。

荒木是指曾任横须贺防备战队司令官的荒木贞亮,柴山则是横须贺镇守府人事部长柴山昌生,两人都比山本低三届,是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五期毕业生。不久后他们都将转为预备役,荒木进入实业界,而柴山因是男爵身份,成为了贵族院议员,不过如今两人均已去世。

然而,即便对横须贺的宪兵队长发一顿脾气,实际上也已经无济于事。大约一个半月后,井上在清晨被副官的电话吵醒。

“参谋长,根据报纸记者的消息,陆军今晨干了一件大事。一部分人袭击了首相官邸——”

井上听到这里,

“好。剩下的就在镇守府了解情况。时间紧迫,立刻召集所有幕僚到岗。”

他下达命令后,自己也开始匆匆准备。

当井上来到镇守府时,所有幕僚已经到齐。

随后,炮术参谋紧急乘车前往东京实地察看情况。掌炮兵二十名被海军省紧急召集派遣。特别陆战队做好准备。“那珂”号紧急出港待命。

一招接一招地出招,到了将近九点的时候,一直在公乡长官官邸里听着电话汇报的米内光政开口了,

“差不多我也该出去了吧?”

就这样,米内打来了一个电话,语气中带着他一贯的悠闲,仿佛什么事都不急。

不久之后,米内长官也露面了,横须贺镇守府的司令部全体人员可以说做好了和战两手准备,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坚守。然而,关于巡洋舰“那珂”的出港,军令部却传来指示,称警备派兵需要走程序,横须贺镇守府不得擅自出动军舰,必须等到手续办妥。于是,特别陆战队登上“那珂”号前往东京时,已经是当天下午了。井上对此似乎颇为不满。

陆战队的指挥官是与井上同期的佐藤正四郎大佐。佐藤在事件平息之前,背负着朱红刀鞘的大刀,作为海军的代表在东京展现了非凡的活跃表现。据说山本五十六对此事一直感到欣慰,甚至多年后仍津津乐道。

在佐藤正四郎麾下担任陆战队中队长的,是今井秋次郎大尉。今井虽然姓氏不同,但实际上是松永敬介的亲弟弟。松永在海军省翘首以盼,急切地等待着弟弟的部队抵达。

事件爆发的同时,陆军提出由宪兵队来保护海军,但海军方面表示“会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因此婉拒了这一提议。

在弟弟们的部队到达之前,如果夜间叛乱军来袭,松永下令将海军省的汽车排成一列停在门口,打开前灯以迷惑敌人的视线。

海军省的司机们并非军人。他们认为一旦打开前灯,就会被敌人瞄准射击,因此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为难。

当时联合舰队刚结束在土佐海域的演习,停泊在宿毛港。接到命令后,第一舰队紧急前往东京湾,第二舰队则进入大阪湾进行警备。第一舰队的各舰船悄悄将主炮对准了已被占领的议会大厦。据当时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高桥三吉回忆,如果陆军采取行动,一旦做出决断,议会大厦可能在三发炮弹下化为废墟。

海军与陆军之间并未陷入互相炮火相向的境地,事件得以平息,若以常理来看,可谓不幸中的万幸,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然而,若陆军的态度未在中途发生逆转,更多人顺应起义部队的势头,展现出支持的姿态,进而迈向“建立军事内阁”与“国家改造”的道路,最终导致陆海军相互对立,那么昭和十一年(1936 年)之后的日本历史将会如何改变?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假如”命题。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山本五十六所在的海军航空总部。航空总部原本是从舰政总部分离出来而独立的一个部门,历任总部部长往往对舰政总部有所顾忌,常常有话也不敢完全说出口的倾向。

从舰政总部那边来看,他们会说:你们老是嚷着飞机、飞机,可是一下雨就飞不了,浪头高了也出不去,这样怎么行,根本在战争中派不上用场,这种想法至今仍占了很大比例。而航空总部这边则认为,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建造军舰,不如多拨一些经费给航空部门,只要有足够的预算,我们还能做得更好。由于双方主张的平衡问题,航空总部总是处于较弱的地位。

然而,当山本五十六担任航空总部部长时,他的态度极为强硬且积极,丝毫不畏惧舰政总部,毫无顾忌之态。

山本并不像历任本部长那样内心深处常有的想法,将航空本部长的职位仅仅视为晋升的一个台阶。

实际上,山本担任航空本部长的时间只有整整一年,但正如前章所述,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担任航空本部长。”

许多人都听到了他这样说。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从昭和五年年底开始,前山本担任技术部长在航空本部工作的那大约三年间,他倾注心血播下的种子,如今作为本部长,正逢亲手收获的时刻。

在技术部长任期的后半段,他得到了松山茂这位航空本部长这样的名师伯乐,在其支持下尽情施展才华的成果,以出色的国产海军飞机形式,逐渐呈现在他眼前。

关于海军飞机的命名方式,我想有必要在这里稍作说明。海军的飞机被冠以“银河”、“天山”或“紫电”这样的昵称,大体上是日美开战之后才出现的现象。而在这个时期,所有的飞机都以被正式采用的年份命名,比如九四式水上侦察机或者九七式舰载攻击机这样来称呼。

所谓的年份,是以神武纪元为基准的。因此,九四式水上侦察机指的是皇纪 2594 年,也就是昭和九年(1934 年)正式采用的水上侦察机;而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则是昭和十二年(1937 年)采用的舰载攻击机。

著名的零式战斗机,正式名称是零式舰载战斗机,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它在皇纪 2600 年,也就是昭和十五年(1940 年)作为实用机型出现的战斗机。

另一方面,试作机的命名则是以昭和某年度的试验期为依据,表示某款飞机在该年度试验中出现,比如七试水上侦察机或九试舰载攻击机这样的称呼。七试水上侦察机在昭和九年(皇纪 2594 年)被正式采用后,就变成了九四式水上侦察机。这个命名方式稍显复杂。

山本担任航空本部长时,陆续出现在他面前作为一线战机的,正是他在技术部长时期亲手参与研发的七试、八试等型号的飞机。

日本海军的航空技术最初以法国为师,后来转向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从德国学习经验。

每当国外出现值得关注的飞机,日本便立即购买,并将其彻底拆解研究。外国航空制造商曾讽刺地说,希望日本不要总是只买一架,而是能成批购买。日本人被骂为模仿者、像猴子一样只会抄袭的民族,也并非毫无道理。

昭和初年之前,日本航空界还处于这样的阶段,但当山本担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后,他提出,日本必须独立自主,到了完全依靠国产技术、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飞机的时候了。

虽然大家都认为必须如此,但山本判断并决定进入那个时代的时间,比海军普遍的想法要早得多。

当然,这背后有着如前所述的、未来海军主力将从战舰转向飞机的理念作为支撑。

在山本担任技术部长时期构想的海军飞机中,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昭和八年度的八试特种侦察机,也就是一种双引擎长距离陆上飞机。

这款飞机在次年,即昭和九年,经过改进后成为九试中型陆上攻击机。在山本担任航空本部长期间,也就是昭和十一年二二六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作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正式投入量产。这就是所谓的中型攻击机,更通俗地讲,就是那款作为海军跨洋轰炸队震惊世界的飞机。

为什么山本会关注这种陆上用的大型飞机——虽然名称是中型攻击机,但以当时海军飞机的一般规模来看,已经是相当的大型了,而且除了七试大型攻击机(后来的九五式陆上攻击机)这一失败之作外,海军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大型飞机——原因在于,一旦日美开战,优势的美国舰队从太平洋向西进犯,作为劣势的帝国海军,希望在日本近海迎击之前,尽可能将对方的实力削弱到势均力敌甚至更低水平,稳扎稳打地实施所谓的逐步削减战略。

对此,唯一可以依靠的武器只有潜艇和飞机。然而,航空母舰上搭载的小型飞机在侦察距离和攻击距离上大体相当,并不一定能确保单方面地彻底打击美国舰队。

因此,将日本作为委任统治领地所拥有的南洋群岛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从这些岛屿的陆上基地到另一个陆上基地迅速转移,抢先发现并率先攻击美国舰队,就迫切需要一种航程远、性能优越的飞机。

八试特侦——九试中型攻击机,也就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的设计制造由三菱公司负责,其主要负责人是本庄季郎技师,另外还有久保富夫、日下部信彦、加藤定彦、尾田弘志、福永说二、高桥巳治郎等技师参与并合作完成。

他们参考了容克斯系列及其他外国技术和资料,并将其与他们独特的理想主义设计相融合,成功制造出我国军用飞机中首款配备双引擎可收起起落架、拥有精致全金属单壳结构的修长机身的美丽国产飞机。

凭借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日本的飞机首次达到了世界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这一标准。

为了训练这种陆上攻击机的需要,后来闻名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机场应运而生。

日华事变爆发后,木更津海军航空队与鹿屋海军航空队合并而成的第一联合航空队迅速进驻台湾。昭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他们从台北和高雄两个基地出发,组成大编队穿越暴风雨肆虐的东支那海,在黄昏时分对中国广德和杭州的两个机场发动了袭击。此后三天的连续攻击,使中华民国空军遭受了难以恢复的重创。

这就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的首次出战,也就是著名的、事变初期海军的跨洋轰炸。世界的专家们对日本海军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如此多配备优秀自动驾驶装置和无线返航装置的飞机,而且全部是纯国产,并且成功地在恶劣的低气压中完成了往返两千公里的跨洋轰炸行动,表示了极大的惊讶。

可以说,“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击沉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基本奠定了。

总的来说,所谓海军大学校,也不过是专注于将棋盘上的棋子移动,而完全不考虑如何制造棋子。山本在这点上与众不同,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国家总力战的概念,后来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最终是带着自己亲手开发的飞机,投入了大东亚战争。本多伊吉如是说。

这次跨洋轰炸的成功,是在山本卸任航空本部长职务之后的事情,但他虽然对陆军发起的“支那事变”本身感到不满,却对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的出色表现,不由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或许是这样的心情吧。

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一式陆上攻击机之前,共生产了 1048 架,其中三菱公司生产了 636 架,随后中岛公司生产了 412 架,之后停止生产。

零式战斗机和一式陆上攻击机都是十二试时期的飞机,属于山本担任航空本部长之后的设计。




作为航空本部长,山本每个月至少会去一两次名古屋的三菱重工业工厂视察。

当时,三菱在日本拥有最大的飞机生产能力,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低于海军所期望的数字。

山本仔细调查了瓶颈在何处,缺少哪些物资,然后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迅速采取了行动。

日本的航空工业在此之后展现了惊人的飞跃,在战争中的某个时期,生产飞机数量甚至能与世界第二的位置相抗衡,而在达到这一成就的过程中,山本五十六的影响力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可能会不禁思考,财界和实业界是否曾对山本个人提供过某种回报或利益交换。然而,这种事情很可能从未发生过。山本在这些方面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一般来说,他对权势和物质欲望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不过,这虽然与飞机的事情无关,但战后,现在的八幡制铁公司为了报答战争期间山本先生的恩情,似乎曾多次以官方价格定期向他的遗孀提供数吨钢铁。

战败后的贫困时期,铁的官方定价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每吨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额被默许作为生计的补充。

在八幡制铁公司内部,这件事据说至今仍被列为机密,但对知情人来说,反而作为一段佳话流传。山本去世,日本海军覆灭之后,礼子这个寡妇,在八幡看来,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普通女性罢了。

然而,山本与财界的关系,并不仅限于三菱和八幡。

从今往后,在国防上,飞机的价值将越来越高。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人们也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生产上的巨大需求必然会出现,仅靠三菱和中岛远远不够。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扩大航空工业的基础,无论如何也需要三井、住友、日立这样的大公司加入这个领域。于是,山本决定在某个时候召集三井的南条、住友的小仓、日立的小平三位社长,向他们说明海军航空的现状,并恳求他们的合作。

这三个人都是日本财界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命令副官以不失礼的方式安排会面。然而副官却不以为意,心想如今声名显赫的山本五十六中将,随便在航空本部长的办公室里聚一聚就行了。于是他拿起电话准备联系,却被山本叫住。

“喂,等一下。”

他说。

“是我们这边有事相求啊。而且不是直接下订单,而是要说明情况,取得他们的理解。这样的做法可不行。”

山本如此训斥了副官一番,最终决定在芝区的水交社安排会面场所。某日,山本在那里与这三位财界人士会面。

南条金雄与梅龙的千代子关系匪浅,或许并非因此缘故,但在听完山本的讲述后,他言语有些含糊,表示想回去商量后再作答复。住友的小仓正恒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只有日立的小平浪平在当时就

“愿意不惜一切,竭诚效劳。”

如此回答道。

“不过,我并不是要附加什么条件。”

小平先做了这样的开场白,然后说道:

“我们这边现在正为技术人员的不足而头疼。总是嚷嚷着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技术人员一个接一个被征召或征用,纷纷被带走。对日立来说,制造飞机是头一回的工作,如果要做的话,希望能想办法把那些人送回来。”

他说。

山本当即表示同意,虽然不能保证全部做到,但他会尽力而为。据说,他确实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日立制作所按照当时与山本五十六的约定,在千叶准备了工厂用地,后来将其航空机相关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名为“日立航空机”的子公司。虽然以教练机为主,但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们生产了相当数量的发动机和机体。



在担任航空本部长期间,山本五十六频繁前往三菱和中岛的工厂视察,同时只要有空闲,他也会前往横须贺航空队或自己曾经的老根据地霞浦航空队。

从桌面计划阶段开始,山本五十六就亲自参与了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的研发,还有后来因片翼返航的樫村机而闻名的九六式舰上战斗机等各种一线战机。他常常同乘这些新列装的飞机,亲自测试它们的性能和飞行体验。像吉田善吾这样的人,即便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也从不乘坐飞机,而在当时的海军高层中,像山本五十六这样飞行时间如此之多的人,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另一方面,每当发生事故,舰队或各航空队都会毫不客气地向航空本部长山本五十六提出尖锐的抱怨,批评飞机的性能不佳或存在缺陷。山本五十六独自承受这些批评,同时还要与舰政本部那些守旧的高层对抗,顶住压力。虽然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但似乎也相当辛苦。

据当时担任本部长、机构大佐以及航空本部技术部第一课长的中村止(Nakamura Todomu)的说法,当实施部队的抱怨和不满蜂拥而至,让人难以承受时,山本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前往堀悌吉的所在之处。

堀在这个时候已经退出了海军,所以山本大概只是想向这位友人倾诉一些无法对他人言说的内心想法。

事实上,那个时候军用机的失事事故确实非常频繁。

报纸上甚至恶言相向,写道海陆两军仿佛在竞相坠毁。今天在大村坠落,明天在吴港坠落,隔一天又在追滨坠落,情况就是如此。

这是在更早之前,山本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驻扎在航空母舰“赤城”上时的事情。当时,一位新到任的飞行科军官来到司令官办公室问候,山本指着桌子前张贴的殉职者姓名一览表,向他展示。

“为了让海军航空队彻底变得强大,恐怕牺牲者的名字得贴满这个房间才行。诸位也要有这样的觉悟。今天首先在教官的指导下,进行五六次翻滚飞行。之后再接受司令官的到任问候。”

据说山本虽然嘴上这么说,却常常偷偷拿出记录着殉职者名字的手册,凝视良久,眼中时常泛起泪光。

关于事故原因的探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但乘务员的适性问题始终是令大家头疼的一大难题。

无论是飞行预科练习生,还是飞行科预备学生,在选拔时都会经过学术考试和身体检查后,进行相当严格的适性测试加以筛选。然而即便如此,半年之后仍会有许多人被判定不合格。

如果只是被判定不合格而从飞行科除名,倒也只是经济上的浪费或个人名誉受损,还算好办。但问题在于,有些人在被宣布不合格之前就引发了事故,导致一两人殉职,而预算本就紧张的情况下,还损失了昂贵的飞机。

东京大学的心理学教室受委托,进行了实验心理学为基础的适性测试,但根据测试结果录用的人,起初表现不错,却未必能持续进步。有人提出,实验心理学似乎无法判断一个人的成长潜力,因此,如何在最初就筛选出合适的人才,成为航空相关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时,大西泷治郎在山本的麾下担任航空本部的教育部长。大西是海军兵学校第四十期毕业生,比桑原虎雄低三期,比山本低八期,军衔为大佐。

大西对山本敬若兄长,但在战争末期,他被称为特攻队的缔造者,逐渐成为一个近乎疯狂的彻底抗战论者。

“像我这样的人,或许连棺盖都无法盖上定论,甚至百年之后也未必能遇到知己。”

诸如此类的话,

“让那么多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白白送命,像我这种人理应堕入无间地狱,但恐怕连地狱都不会收留我。”

大概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才会说出如此直击内心的话语。自己的主张未被采纳,无条件投降决定之后,在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六日凌晨,

“致特攻队的英灵:你们英勇作战,我深表谢意。”等等,

他留下了这样的遗书,随后用军刀剖腹自尽。

这一天,从大西那里给正在霞ヶ浦航空队担任副队长的桑原打来了一通电话。在飞行员的适性问题上,大西也是最为头疼的人之一。电话的主要内容是:

“我妻子的父亲是顺天堂中学的校长,他有个学生叫水野,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太占的探讨》,不过和一般的八卦占卜有些不同。他从小就专心研究手相和骨相,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海军的飞机频频坠毁的消息,就说这可能是选人的方法出了问题。我觉得这家伙说话挺狂妄的,前几天特意去见了他一面。当时这个叫水野的年轻人提出意见,说能熟练驾驶飞机的人,手相和骨相上肯定有特别之处,不能把所有人都一概而论地招进来。他说海军不该用这种一刀切的方式选拔飞行员。我问他,那你能看出他们的适性与否吗?他回答说能看出来,而且显得非常自信。我会写一封介绍信,让他去霞ヶ浦找桑原先生,就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好,不妨好好听听他的想法,让他看看大家的手相如何?”

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桑原自己正处于一种哪怕是稻草也要抓住的心理状态,于是便答应了等着对方前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一个名叫水野义人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带着大西的介绍信,来到了航空队拜访。

正值午休时间,穿着飞行服的家伙们陆陆续续从机场那边返回。

副长桑原表示,那么午餐后,将召集教官和教员共计一百二十多人全部到这里来,请你随意通过手相或面相观察,判断他们作为飞行员的适格性,并将其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同时,我们这边会准备好所有教官和教员的名册。

那份名册上,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技能水平,这些数据是多年来持续记录和评分的。

不久,在副长的命令下,大家都聚集过来,水野对每个人凝视五六秒钟,然后依次给他们标注甲、乙、丙。桑原与副官一起将这些标注与名簿记录对照,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准确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三。

下午,他召集了练习生们,让他们同样进行观相,结果仍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猜中了。

桑原等人感到惊奇。

他们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分辨出甲或乙的区别,而这个与飞机毫无关系的年轻男子,仅用了五六秒钟,就以超过八成的把握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原本抱着戏谑态度的人们,不得不认真起来。询问之下,才知道水野义人还未在任何地方就职,仍然是个自由之身。于是当晚便留他在霞ヶ浦过夜,与军官们闲聊了许多话题。

一位名叫花本清登的大尉正为婚事犹豫不决,他隐瞒了此事,将手掌展示给水野看,水野便说道:

“您是不是正在为婚姻问题而烦恼?还是选择最初的那位比较好。”

他说:“‘最初的’是指花本大尉心中所倾慕之人,而后面的则是出于义务的牵扯。”

水野又说道,

“再过一年左右,战争恐怕就要开始了,不是吗?”

诸如此类的话他也说了。

桑原虎雄则说,

“不。就算要开始,也不会是一年之后的事吧。”

虽然如此反驳,但这是昭和十一年(1936 年)的夏天,事实是一年之后所谓的支那事变确实爆发了。

在水野的预言成真之后,桑原问道:

“为什么当时会说出那样的话?”

当我这样询问时,他回答道:

“过去,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开始对手相和骨相产生兴趣。那时在东京,我发现很多人脸上带着死相,十分显眼。而到了大阪,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面相,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关东大地震以那样的形式发生了。如今的情况是,在东京的街头,这一两年内会成为寡妇的面相,也就是所谓的寡妇相,在妇女中格外引人注目。我判断这恐怕不是天灾地变,而是战争即将开始,她们会因此失去丈夫。”

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

事变之初,以东京为中心编成的第一〇一师团在上海战线作战,造成了大量战死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水野回去后,桑原立刻给大西泷治郎打了电话。

“喂,那可绝对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我想在这边也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男人的手相和骨相学作为选拔飞行员的参考,同时也想让他本人再深入研究一下。如果是海军航空队的话,无论去哪里都能自由出入,能不能以航空本部的顾问形式雇佣他呢?”

桑原在电话里这么一说,大西觉得自己是牵线搭桥的人,当然表示赞成。

于是副长桑原拿针灸和针刺作为比喻,虽然乍看之下像是非科学的古老方法,但如果作为应用统计学,结果有超过六成的准确率,那么“作为参考也是可以的”,他这样写下意见,以霞ヶ浦海军航空队司令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上申书。

大西泷治郎负责拿着这份上申书到各方游说。他前往海军省的人事局和军务局等地,试着就水野义人的顾问聘用问题提出各种意见,但无论哪个部门,

“大西先生,即便是海军,也要找人相师来看相,这实在是……”

对方只是咧嘴一笑,没有多说。

桑原虎雄曾说:“人事局和军务局那些只会讲道理的家伙就是这样。”但在那些“只会讲道理的家伙”看来,航空部门的人大概也终于被惹恼了吧。

总之,完全得不到对方的理会,于是桑原便……

“你跟山本先生说过了吗?”

一听这话,大西说道,

“还没有。”

他这样回答。

于是,桑原和大西两人,在某一天一同前往航空本部长的办公室拜访山本,

“请不要笑话我们,其实……”

于是,他提起了水野的事情,详细地说明了情况,并请求帮忙安排这位年轻人的委托录用事宜。据说山本一直面带笑容地听着,等两人的谈话结束后,

“好吧。那我就亲自见见他。把那个年轻人叫过来吧。”

他说。

水野义人立刻被电话叫了过来。

与此同时,山本给军令部、海军省的人事局、军务局以及航空本部的各个部门和科室打了电话,召集了大约二十人来到航空本部长的办公室。

水野走过来时,山本首先开口问道,

“究竟,看手相和面相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这样发问。

水野回答说,这就像之前在霞浦航空队对桑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应用统计学。像是耳朵像兔子的人通常小心谨慎且心地善良,下巴骨突出的人又有怎样的特点,这些都是过去村里人观察身边人,通过经验统计得出的结论。虽然不是百发百中,但也绝非一半对一半的概率。看相时还需要加上一些直觉,水野这样说道。

观相术这种东西,据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就已存在,所以水野所说的“过去村里的人”,未必就一定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村庄里的故事或类似的事情。

“原来如此。”

山本这样说道。

“那么,你看这里有大约二十个人,你能分辨出其中哪些人是飞行军官吗?”

水野仔细地打量着聚集在一起的海军军官们的脸,过了一会儿,

“你应该是吧。”

“你也是这样想的吧。”

说着,他指了指两位军官。

这两人正是星一男和三和义勇。星是海军兵学校第四十六期的毕业生,是源田实和三和义勇的前辈。他们两人当时都是海军中最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只有三和一个人挠着头笑着,其他人不禁面面相觑。

“还有其他人吗?”

一听这话,

“没有其他的了。”

水野说道。

就在这时,列席者中有一位人事局的少佐名叫田口太郎,他开口说道:“大家有没有忘记什么人呢?”

“我也是个飞行员啊。”

他主动介绍道。

水野听后表示想看看手相,便仔细端详起田口少佐的手掌,

“您或许是个飞行员,但技术似乎并不怎么高超。”

他说。

大家又一次互相看了看脸,然后齐声大笑起来。

田口是海军大学校毕业的飞行艇驾驶员。他头脑聪明,但对操控飞行艇似乎总是感觉迟钝,经常把飞行艇撞坏,大家都说他迟早会受大伤。因此,去年十月他被调到了海军省。

山本环顾了一下大家的脸色,

“怎么样?如果有人想让人看看面相,趁现在一起请教吧。”

虽然这样说了,但大家都有点犹豫不决,没有人主动表示愿意。

“草鹿君,就由你来做吧。”

山本指名了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课长草鹿龙之介大佐。

水野盯着草鹿的面相看了片刻,然后,

“哈,你是位大人物啊。”

他说。

草鹿龙之介是住友集团的大管家草鹿丁卯次郎的儿子,他是个肥胖的汉子,啤酒一喝就是三大杯大扎啤,连鞋带都得靠别人帮忙系。

“大人物是什么意思?是指有钱人吗?”

山本问道,

“是啊,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我真正想说的是,你是一个擅长强力推进的人。”

大家又哄然大笑起来。

“你擅长组织事务,大胆果断,重要的事情却交给别人,自己装作不知情。”

“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草鹿听到后,

“你受了重伤吧。”

水野说道。

“不,没那回事。”

“那么,今后您可能会遭受重伤,还是小心为好。”

这似乎预言了草鹿龙之介的性格,以及他后来在中途岛海战中身受重伤的命运。

还有一位名叫木田达彦的少佐也请人看了手相。

“您是不是继承了别人的姓氏?”

水野说道。

“什么,真的吗?你是养子?”

草鹿问道,

“哎呀,其实我是养子。”

木田少佐苦笑着说道。

“已经够了吧。”

山本这样一说,大家都没有异议,水野的录用当场就决定了。

不久,水野收到了海军航空本部顾问的正式任命,从此以后,每逢霞浦航空队进行实习生和预备学生的选拔考试时,他都会到场,负责观察应征者的手相和面相。

水野也曾为山本看过手相,他指出山本的特征是有一条俗称“天下线”的纹路,与太阁秀吉相同的线条,从中指根部笔直延伸,清晰可见。他解释说,这是那种不会中途改行、能够直达最高地位之人的手相。

海军利用水野的观相术来选拔飞行员的方法是,在学术和体格都评为优等的情况下,如果水野也给出优等的评价,那么就以他的意见为最优先。因此,战争期间有些人传言海军航空队中有看相的人出入,仿佛迷信盛行,但这种说法未必完全准确。

水野后来逐渐忙碌起来,战争期间他带着两名助手,不断出差,从一个航空队奔波到另一个航空队,最后甚至连用油印机印出来的手相都被要求看一看,总共判断了二十三万多人的飞行适任与否。

昭和十六年,他对桑原虎雄说,

“战争将在今年内开始。”

如此预言道。

“那么,事情会如何进展呢?”

桑原已经完全信任了水野,如此问道。

“一开始会很顺利。至于后面的事,就不得而知了……”

“为什么?”

“看到军令部的人拿着文件在走廊上走过时,他们脸上的神情似乎不太好。我很担心未来的情况。”

四年后的昭和二十年七月,已经在军需省任职并成为军需省监察官的中将桑原,再次向水野提出了问题。

“你觉得这场战争今后会怎样发展?”

“下个月就会结束吧。”

水野回答道。

“什么?”

桑原惊讶不已,追问其中的缘由。

“最近我去了一趟特攻基地,发现特攻队的年轻军官和下士中,面带死相的人已经极少了。这或许是战争即将结束的征兆吧。”

水野义人在战后受聘于司法省,作为顾问在府中监狱工作,研究罪犯的面相特征。但不久后,因占领军司令部的一纸命令而被免职。如今,他在银座的小松百货担任顾问,负责店员的招聘和岗位安排,提供相关建议。战争期间,水野曾指出某些人虽然适合飞行,但性格上容易引发事故,并将这些人的名字标记后锁在保险柜里。据说,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最终都因事故而丧生。

我无法确切断言,水野义人的观相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的应用统计学,又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超心理学的成分,甚至是否还掺杂了催眠术或魔术的元素。而且,探究这些似乎也不是这个故事的任务。

只是,我对山本五十六对待水野的态度感到好奇。一方面,这显示出山本非常关心部下;另一方面,这似乎也证明了他比一般人所认为的科学、理性更倾向于直觉地相信某些事物,至少不会轻易忽视这些直觉。



第六章



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成立的广田内阁中,接替大角岑生担任海军大臣的是永野修身。他曾作为帝国全权代表宣布退出伦敦会议,并在事件解决后不久刚从英国回国。

永野的次官由长谷川清担任,但随着事件余波逐渐平息,在那年十二月的定期调动中,长谷川被调任为第三舰队司令官。此时,永野将目光投向了航空本部长山本五十六,选定他为继任的海军次官。

然而,当提出商议时,山本当即拒绝了这个请求。永野修身脸色微微一变,

“去年,我受命担任军缩全权代表,请求你作为随员同行时,你一口回绝。如今我请你担任次官,你又拒绝。究竟你是讨厌我吗?”

他质问道。

所谓去年的军缩全权云云,指的是继伦敦军缩预备交涉之后,昭和十年召开的伦敦军缩正式会议。当时永野作为全权代表前往,请求山本作为随员再次前往英国,却被拒绝了。

被这样一说,按照海军的规矩,山本也无法拒绝,只能接受。

在反町荣一的《山本传》中,记载了山本曾说,

“永野大将是值得尊敬的前辈。如果现在拒绝,可能会引发误解。”

这样的话虽有记载,但如果不是虚构的故事,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罢了。

山本对永野似乎并没有多少“尊敬”的表现。后来,当有人提议让永野担任军令部总长时,大家讨论起永野是否能在部内外得到认可的问题,山本对此发表了看法。

“永野这个人啊,并不是天才,却自以为是天才,所以在一般人中大概还是挺受欢迎的吧。”

他的评价相当尖刻。而在《山本五十六与米内光政》一书中,高木惣吉也提到:

“永野作为海军大臣,的确是个勇猛的才子,但他性格冲动,行事果断,与作为次官的山本在性格上有着天壤之别。”

如此记述道。

再说,作为海军大臣的永野修身,在与山本五十六商谈就任次官职务的仅仅一两周前,对于陆军强加的所谓“日德防共协定”,虽然没有积极赞成,但也默默接受并促成了协定的签订。

在海军中,参与政治的人仅限于内部的大臣一人,大臣的政治决定必须得到遵从,这一传统相对来说被较好地遵守着,这与陆军的情况大不相同,而山本五十六在这方面也是颇为守规矩的。因此,无论永野修身作为海军大臣采取何种态度,作为航空本部长的山本五十六表面上都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但如果被要求担任次官,他恐怕还是会对这种状况感到极为不满。

二二六事件看似通过镇压叛乱部队,将其定性为叛徒,并将主谋者送上军事法庭,收拾了非常事态并进行了肃军,但事实绝非如此。

一句话概括,这件事成为分界线,陆军内部所谓的皇道派被驱逐,统制派掌握了主导权,军队的政治发言权骤然增强,仅此而已。包括被判处死刑的十七人在内,叛乱部队的青年将校们反而有被当作政治工具利用之嫌,而以统制派为核心的陆军中,下面压倒上面的风气愈发严重,一旦到了关键时刻,

“很遗憾,陆军无法向这个内阁派遣陆军大臣。”

只要拔出传家的宝刀,耍赖撒泼,就能让一切如愿以偿,这种不良习气逐渐形成。此后,这种习气在多次政治变动中,屡次成为最大的诱因。

为了满足陆军的要求而组建的广田弘毅内阁,其“国策基准”的大纲是:

“外交与国防相辅相成,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展发展。”

因此,这作为一国政府首脑在和平时期公开宣示的国家方针,明显带有极为露骨的侵略意味。

尽管山本一直希望能长久担任航空本部长的职务,但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职位,成为永野修身的得力政治助手。虽然这并非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最终山本还是接受了永野的恳求,于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任命为海军次官”

收到了正式的内阁任命令。新桥的艺妓们,

“山本先生,恭喜你。”

说着祝贺的话,山本却

“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好不容易至今为止一直在努力培养日本的航空事业,却突然被改变方向,军人被调到政务方面,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样说着,他是真的生气了。

就连对特意从长冈赶到东京来表达祝贺的反町荣一,

“一点也不值得庆贺。”

他这样说道。

当时担任《二六新报》社长的松本赞吉,以“鸣弦楼”的笔名著有《柔道名試合物语》等书,他早就认识长谷川清。

当时对华问题形势紧迫,他希望从《二六新报》派遣三名特派记者前往华北和华中地区,并打算从海军的机密经费中获取一部分派遣费用,因此特意在这天来到海军省请求资助。他已经得知次官更替的消息,本打算通过长谷川清引荐山本,但

“长谷川前次官刚才来过,但现在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房间。”

秘书官说道。

于是直接提出要与山本会面,没想到很快就被人领进了次官办公室。后来两人关系变得相当亲密,但这是松本鸣弦楼与山本的第一次见面。

首先按照惯例,

“这次恭喜您。”

说完问候的话,山本瞪着一双充满威慑力的眼睛,

“嘿”

只是这么说了句,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

根据松本多年作为新闻记者的经验,无论是官员还是军人,在这种场合,尤其是面对报社社长之类的人物,

“哎呀,多谢了。还请多多关照。”

照理说,这种时候应该说上这么一句并露出笑容,这是惯例,但山本却显得异常冷淡,

“没什么特别的感想。”

“这是命令,所以才做的。”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顺便提一句,刚上任就谈这样的事,是否有些不妥?”

松本提起机密费的事时,

“那件事和海军有什么关系吗?”

山本这样说着,要求松本做出解释,

“你的话只是空泛地谈论国家政策,完全无法让人信服海军为何应该给予支持。”

实在是无可辩驳。

“不过嘛,能不能别这么挑剔,就当作新次官上任第一天的惯例,答应下来如何?”

松本用力一推,山本便开口说道:

“吉例?这种东西根本不是吉例,而是恶例。”

他这样说道。

松本赞吉最终决定卷起旗帜退下,但走出海军省大楼时,他心里不禁感叹,新来的次官真是个马力十足的强硬人物。

就这样,山本五十六无奈地坐上了海军次官的位子,从此开始了他在广田、林、近卫(第一次)、平沼四届内阁中长达两年九个月的艰苦奋斗。

事务交接在海军省内的次官室里悄然进行,避开了会客之人。

前任次官长谷川清对海军省资深副官田结穰,

“你和山本认识已久,事务性的工作就替我全部处理好,带他熟悉一下吧。”

说着,他把大部分事情都交托了出去。

山本从田结那里花了大约两个小时,详细了解了与报纸杂志相关人士中需要亲近的人物姓名,以及次官需要接触的外务省和陆军省的人员名册等信息,接受了详细的交接。然而,这些交接纯粹是事务性的运作,即使双方对内部人事有任何想法,也完全没有私下交流或暗示的情况。

田结穰在完成交接后,便前往联合舰队担任战舰“日向”的舰长,而接替田结担任海军省首席副官的,是比田结低三期的近藤泰一郎。

海军省的副官通常有四人:一名大佐级别的首席副官,一名被称为 B 副官的中佐级次席副官,以及两名兼任秘书官的少佐副官。不过,田结和近藤,还有副官兼秘书官的吉井道教和松永敬介,在此职务前后都曾驻扎英国。如果要进行分类的话,他们都属于温和派,与支持条约的派别较为接近。

山本就任次官不久,高松宫宣仁亲王作为军令部参谋,来到位于霞关的红砖建筑赴任。高松宫是当年 11 月 26 日刚从海军大学校毕业的年轻少佐。

近藤泰一郎作为先任副官,正在就高松宫的到任日期和时间等事宜向相关部门询问,并积极筹备,当天打算率领众人到海军省正门迎接。然而,这件事传到山本耳中后,平日里很少责备部下的山本却特意把近藤叫来。

“喂,高松宫是以亲王的身份到任,还是以海军少佐的身份到任,到底是哪一种?如果是少佐,就该以少佐的身份来报到,这样不是更好吗?”

他罕见地责备了一番。

因此,近藤泰一郎原本的计划被取消,高松宫最终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迎接,以一名少佐的身份悄然到军令部报到。报到后,山本重新对亲王殿下表示了应有的礼节,并亲自前往高松宫的房间致意。



即将迎来新年,进入昭和十二年的一月,政友会和民政党这两个政党开始明确表达对军部的批评态度。

几年前,政友会的总务森恪在高尔夫球场遇到了近卫文麿,

“听说陆军中有些人说‘当今的陛下平庸得令人困扰’,这话的意思,恐怕是因为陛下不听从陆军的意见吧。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据说森恪对此感到愤慨,这样的故事出现在《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中。然而,作为稍有骨气的政党人士,已经无法再保持沉默,这种氛围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逐渐高涨起来。

在休会后的第七十届议会第一天,政友会的浜田国松发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切腹问答”的抨击军队的质询演讲。

“近年来,军部自诩为我国政治的推动力,声称若非我们出面,苍生将何去何从,颇有此种气势。五一五事件如此,二二六事件亦如此,军部中不时传出的独裁政治言论如此,议会制度调查会中陆相恳谈会的经过如此,关于满洲协和会的关东军司令官声明亦如此。总之,强化独裁的政治意识形态始终如滔滔江水般在军中流淌,时而有冲破文武各自恪守职责之堤防的危险,这一点令国民无不皱眉反感。”

这段开场白相当激烈。

随后,在与回答质询的陆相寺内之间的交锋中,双方就是否存在侮辱军队的言辞展开激烈争辩,浜田第三次登台时,

“如果你查阅速记记录,发现我有侮辱军队的言辞,我愿意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那么你就该剖腹谢罪。”

他这样逼迫着寺内。

陆军态度强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以要求政党反省为由,在内阁会议上主张解散议会。

这实际上是陆军强横地表示,如果有人敢反对他们的意志,就再举行一次选举重新来过。无论谁来看,这都是极其蛮横无理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陆军内部,据说就连寺内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木场浩介编写的《野村吉三郎》一书中,记载了如下一个小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刚上任不久的陆相寺内被一群报纸记者追赶着来到陆军省,正当他准备往里间走去时,与迎面而来的军事课长武藤章(后晋升为中将)擦肩而过。武藤章将一份类似军队声明的文件交给了记者团。看到这一幕的寺内折返回来,半边脸看着武藤,半边脸扫视着记者们,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武藤章却若无其事地说道:‘啊,这份文件还没给大臣过目呢。’说着,他将手中一张印刷好的纸递给了寺内陆相。据说这一幕正是当时陆军真实面貌的写照。陆军竟然容许下级官员擅自制作对外公布的声明文件,甚至不让大臣过目就私自发布,而他们对此毫无愧疚之心,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


“这位武藤章等人,正是隐藏在机器人背后最具影响力的幕后推手之一,从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不过,若从陆军的角度来看,或许也会认为永野海军大臣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位幕后推手。”

“山本五十六虽然只是新上任的海军次官,但他全力支持永野,反对陆军提出的解散议会的论调。而永野本人似乎并不像山本那样态度强硬。”

“由于海军的反对,以及前田铁路、岛田农林、小川商工等出身政党的阁僚的反对,议会的解散得以避免。然而,陆军却对此置若罔闻。在‘切腹问答’事件发生后没几天,一月二十三日,广田弘毅内阁便土崩瓦解了。”

永野之所以不能说是态度强硬,是因为当时他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在陆军与政党之间进行调停,拜访了政友党和民政党两位党首,却以失败告终。这一事实正是永野无法在下一届内阁中留任的最大原因。

广田之后,天皇的大命降临到宇垣一成身上,但陆军以“全军一致意见”为由,对此表示冷淡。因此,宇垣内阁未能成立。

虽然不详细叙述宇垣内阁流产的经过,但当时杉山元、建川美次以及前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等人前往组阁总部,向宇垣说明推荐后任陆军大臣的困难形势,并劝他辞谢大命。从陆军的派系关系来看,这些人都是宇垣的部下或相关人脉。由此可见,当时佐官级的中坚干部在陆军中掌握了多么大的实权。

在前后十天的拖延之后,最终陆军大将林铣十郎成为了继任内阁的首脑。然而就在这时,即使是对海军人事感兴趣的人也会感到惊讶,因为米内光政以出人意料的利落手腕,突然以海军大臣的身份登场。

米内光政从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转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时间尚短,

“辞去长官之职而成为一名普通军人,实在是令人不快。”

他这样说着,从横须贺来到东京,而与他交替的永野则通过内部安排成为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然而,最为强烈主张推举米内光政的,正是次官山本五十六。

山本自从作为次官参与军政事务以来,不得不思考自身的政治责任以及海军的政治使命。所谓海军的政治使命,就是认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道路只会通向战争与毁灭,而事实上,能够制衡陆军暴行的只有海军自己。为此,必须在必要时将末次信正大将等内部的强硬派陆军同调派清除,甚至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重整海军的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山本认为除了米内之外,别无他人。

虽然相较于陆军,海军的规模较小,组织也相对更为团结,但绝不能说完全未受陆军风气的影响。绪方竹虎在撰写关于米内的《一军人之生涯》中提到,

“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永野麾下的海军次官,正是为海军重整提供了契机。”

如上所述,在永野留下的山本次官之上,米内光政作为大臣就任,自此之后,海军首次被置于完美的统制之下。



尽管林铣十郎的内阁在争吵不休中勉强成立,但从 2 月 2 日组阁到 5 月 31 日全体辞职,仅仅维持了不到四个月,堪称极其短命。

随后,近卫文麿首次以首相身份登场。据绪方竹虎所述,“第一次近卫内阁打出了‘对内实现社会正义,对外追求国际正义’的旗号,宣称要消除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国内积郁的所有矛盾与摩擦。近卫的态度显得极为超然,他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似乎并非为了承担政治责任,而更像是为了丰富自身阅历,以便将来作为元老为国家献计献策。在一般人眼中,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这或许可以想象是西园寺公望对近卫的教育方针所致,而近卫的出身背景也让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看来并不算不自然。”

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所在的海军,在这个内阁中继续留任。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不久,山本五十六的兄长高野季八在故乡长冈去世了。

山本五十六的父亲高野贞吉是入赘到高野家的长女家中之人,他与原配妻子育有譲、登、丈三、留吉四个儿子,妻子去世后,他又与妻子的妹妹峰再婚,生下了嘉寿子、季八和五十六这三个孩子。

最小的五十六与长兄让和次兄登相差三十多岁,与丈三、留吉等人似乎也不算特别亲近,他真正深爱的人只有兄长季八和姐姐嘉寿子两人。父母早在明治四十五年就已去世,而在季八去世后,故乡里山本真正的血亲就只剩下姐姐嘉寿子一人了。

季八病重期间,长冈一位名叫中泽三郎的医生曾请求山本为镇上青年团的旗帜题字,当时山本是这样回答的:

“写就写!只要能治好高野大哥的病,别说一张旗帜,就是几百张我都写!”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然而,当听到季八去世的消息后,他赶回长冈,将季八生前喜爱的花草大量投入棺中,久久地在棺旁哭泣。山本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比较容易落泪的人。后来有记载,他也曾在战死的部下棺前痛哭失声。

话说,季八去世是在六月二十五日,而山本于六月二十七日的夜行列车返回东京,此后不到十天,所谓的支那事变便爆发了。

当时的米内光政在手记中是这样写的。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突然爆发。九日,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提出各种意见并建议出兵。海军大臣对此表示反对,主张尽可能不扩大事态,迅速在局部范围内寻求解决。

十一日,在五相会议上,陆军大臣提出了具体的出兵方案。

在五相会议上,综合考虑各种形势,虽然未能就出兵一事达成一致,但陆军大臣因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五千五百名天津驻军以及平津地区的我国侨民陷入绝境,强烈请求出兵,因此会议勉强同意了这一请求。(中略)

陆军大臣似乎认为仅凭出兵声明即可立即解决问题,但海军大臣在审视各种形势后,担忧陆军的出兵可能成为全面对华作战的导火索,因此多次提出希望推动和平解决。


因此,幸亏当地对方做出了让步,一度达成了五相会议的共识,暂时搁置从国内派兵,事件似乎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然而,“军方”的真实意图终究是不希望解决问题。所谓“军方”,究竟是什么呢?只能说是一种极其难以捉摸的存在,正如绪方所写的那样,或许只能称之为“自满洲事变以来逐渐形成的以下克上的势头”。

向来不怎么对人诉苦的米内,这段时间每次从五相会议回来后,

“五相会议根本不行。即使在五相会议上好不容易做出了决定,外务省和陆军之间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事后却会接到电话,说‘回到省里一看,参谋本部的那些人全都怒气冲冲,陆军的方针早就定下了,所以之前的商议全部作废,请务必理解’。这样一来,根本就无计可施。”

说着,他罕见地抓住山本次官和近藤首席副官,发起了牢骚。

米内又对近藤泰一郎说:

“老弟,扬子江的水,可不是一根木棒就能拦住的啊。”

也曾这样说过。

就像广田内阁的寺内是机器人一样,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杉山在“军队”这个奇特的存在面前,似乎也只是个机器人。

为了解决事变,近卫曾考虑派遣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前往蒋介石处,并得到了陆军大臣杉山的同意,打算付诸实施。然而,当宫崎在神户准备登上前往上海的船时,宪兵突然将他逮捕,既不说明是受何人指使,也阻止了他前往中国的计划。据《一军人的生涯》中记载了这一事件。

到了七月下旬,虽然名为事变,但日中战争全面爆发的态势终于变得清晰起来。

山本因为那次事件为契机,宣布要戒烟。

他虽然不喝酒,但对咖啡和香烟情有独钟,之前每天都要抽上不少支樱桃牌香烟。

有一次,他和中村家的古川敏子以及堀悌吉三人一起,从早上开始前往上野观看帝国美术展览会,回来时顺路去了东京会馆的普鲁尼埃餐厅,结果发现午餐还没准备好,于是山本接连喝了三杯咖啡。

“喝完咖啡再抽支烟,那滋味真是无与伦比啊。”

敏子看着对方似乎津津有味地抽着雪茄,但一边说话一边频频摇头的习惯让她有些在意,于是她问道:

“山本先生,怎么了?这是什么毛病?”

桑原虎雄这样问道,山本则回答说,

“抽烟抽得太多了吧。”

对方这样回答道。

因此,或许早就想着找个机会戒烟,但总之,在事变突发后不久就戒了烟。表面上的理由是,

“直到蒋介石认输为止”

虽然对外是这么说的,但对武井大助等亲近的朋友,他却坦言,

“陆军的蠢货又开始胡来了。我气得不行,所以在事情解决之前,我要戒烟。不过,等事情一解决,我会抽到屁股冒烟为止。”

说着,他把从英国带回来的上等雪茄全都分给了别人。前一年回国、与吉田茂交接了驻英大使职务后担任宫内大臣的松平恒雄提出要送他一些上好的雪茄时,山本却说,

“请先替我保管着,等到事变解决再说。”

就此婉拒了。



然而,即便仔细翻阅当时的报纸,也完全看不出海军对事变的扩大有如此反对的迹象。甚至连稍稍暗示这种态度的报道都找不到。偶尔在报纸的大标题一角,会有诸如“关东军重大决心”这样的内容,而旁边仅有一些诸如“海军首脑商讨善后对策”的小篇幅报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报道,也完全无法了解米内或山本的想法。

这不仅仅是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时候,还是对美英开战的时候,我们这些普通国民都只能

“听说海军是反对的”

听到这样一些准确性不明的街头传言,而像米内或山本这样的人的想法和发言内容,我们却无从知晓,也无法将其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封闭的。

大约三年之后,山本在一封写给笹川良一的信中提到,

“依贵见所言,天下之实相在报纸及其他言论刊物上无从得知,国家之危机莫大于此,愚以为然。”(昭和十五年十月九日)

如此记述道。

考虑到人们对于海军的想法以及“天下之实相”往往被置于聋人之席,山本如之前所写,对报纸记者总是坦率无隐地倾诉。当时,隶属于黑潮会的同盟通讯社政治部记者松元坚太郎曾说,

“对山本先生来说,除非是极为特殊的事情,军队的机密似乎并不存在。他为人直爽,若要说是民主,那简直是过于民主了。甚至连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是否该说出口的内容,他也能毫不在意地脱口而出。”

他如此说道。

在担任航空本部长期间,山本曾因向新闻记者泄露不该泄露的事项而受到指责,但山本对此

“那种事怎么可能是秘密呢?”

他说着,完全不予理会。

因此,黑潮会的记者们虽然对很多事情都了如指掌,但这些信息往往就像怀揣宝物却无用武之地一样。

当然,松元坚太郎在海军省驻点的新闻记者中算是有些特别的。他于昭和八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加入了时事新报社。当时,与他同校同社入职的还有一位名叫盐泽总的朋友。

盐泽总是与山本同期的盐泽幸一的长子,盐泽的故乡老家是信州养命酒的本店。总后来辞去新闻记者的工作,回到信州继承了养命酒的家业。不过暂且不提这些,当时身为海军少将之子的盐泽并未被派往海军省驻点,而松元坚太郎却一上来就被任命为海军事务的负责人。他对海军毫无特别的了解,正感到困惑时,盐泽幸一因为他是自己儿子的朋友而心生同情,将自己的同期战友一一介绍给了他。

就这样,松元坚太郎认识了当时还是少将的山本五十六,后来甚至在个人事务上也得到了山本的诸多关照。

昭和十二年春天,时事新报社倒闭后,他转到了同盟通讯社工作。但他所带来的新闻,似乎总是在黑潮会中格外引人注目。

松元看到从伦敦回来的山本,

“废除《华盛顿条约》或《伦敦条约》实在是令人遗憾啊。5:5:3 的比例,这样就挺好。那是限制对方的条约,这样就挺好啊,你说呢。”

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后来在横须贺拜访了担任镇守府司令长官时期的米内,从米内那里听了他驻扎俄罗斯时的经历,以及他喜爱的普希金等俄罗斯文学的话题后,突然米内说道,

“日本国民从未经历过战败,如果真的输了,恐怕会引发相当大的混乱,这一点让我非常担心。”

我偶尔会听到有人说出这样罕见的战败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昭和十、十一年左右的事情。

松元所说的这样一番话,最终还是成了宝物蒙尘,没有被刊登成铅字。不过,当时担任读卖新闻政治部长的安藤觉注意到了松元,不久之后,松元便从同盟通讯社被挖到了读卖新闻。

转到读卖新闻后,松元虽然仍在政治部,但职责从负责海军省转为负责内阁事务。这其中包含了政治部长安藤的深意。

米内对山本极为信任。过去,米内还是大尉的时候,山本也是大尉,两人同在海军炮术学校担任教官,住在同一个寄宿处,一起吃饭,饭后为了消食还一起练习飞镖。他们是老交情,彼此心意相通,十分了解对方。

沟田主一有一次因某事拜访了大臣米内,面谈之后,

“实在抱歉,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

米内这样致意后,

“不必客气。我有个好妻子叫山本,所以我总是很闲。”

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

米内从内阁会议回来后,就像自己是下属一样,一五一十地向山本详细汇报。

山本

“大家都是只有这里和这里(说着指了指脑袋和嘴巴),却没有这里(指着肚子)的人。不过我们这位大臣,虽然脑子不算特别聪明,但肚子里却很有料。”

虽然他说话毫不顾忌,但在正式场合,他绝不会在大臣面前坐下。有时候甚至让米内感到尴尬,他总是保持笔直站立的姿势,聆听米内的汇报。然而,一旦离开正式的大臣与次官的场合,两人立刻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当时身为少佐、担任副官兼大臣秘书官的松永敬介,总是凝视着这两人,心中暗想,

“米内先生像一把斧头,而山本次官则像一杆长枪。”

据说他常常这样想。

松永对山本的事也颇有看法,

“我觉得他拥有一种独特的敏锐直觉,能够洞察每一个部下的心理。他绝不是那种会对部下喋喋不休责骂的人,但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内心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始终感受到一种威压感。只要稍一接触,任何人都会立刻明白他绝非平凡之辈。常有人说,侍奉像他这样锋利如剃刀般的人物一定很困难,但在宴席上,他虽不饮酒,却能表现出比醉汉还要夸张的举动,让人完全感觉不到难以侍奉。只是对于陆军的人或者自己的对手,山本似乎有些冷酷无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干巴巴’(dry)的残酷一面。”

也有人这样说道。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作为读卖新闻的政治部,如果利用松元接近山本,无论是在农林事务,还是铁路、内务事务上,都能通过海军大臣到次官这条其他报社不知晓的渠道,迅速获取有价值的消息。

因此,进入读卖新闻的松元坚太郎,被置于一个奇怪的立场,成了所谓负责海军次官的内阁记者。

海军次官的官邸位于赤坂灵南坂町十七号地。这是一座古老的西洋风格建筑,过去是为了一位从英国海军来到日本海军担任教官的英国人而建的。那时候,官邸内外都还没有配备警卫巡逻。

虽然负责次官事务,但松元并不是一直跟在山本身边,所以他有时会到银座的酒吧喝上一杯,然后回到公司。政治部部长安藤常常会说:

“喂,今天的内阁会议上,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你去灵南坂抽个签问问吧。”

就这样,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于是,松元便开着公司的车,前往灵南坂十七号地去抽签。

然而,山本很少在夜幕降临前回到官舍。通常他回到官舍时已是凌晨一点左右,这个时候女佣早已入睡。山本自己带着钥匙,随意打开官舍的玄关门进去,甚至还用女佣用过的浴室洗澡,这在新闻记者圈子里成了广为流传的传闻。

松元把车停在转车处,等得疲惫不堪,靠在车里打起了瞌睡。这时,山本回来了,从外面轻轻敲了敲车窗。

“我就猜是你。进来吧。”

他被请进了官邸,并回答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之类的、

「这件事,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并没有提到。米内先生也没说。」

通常情况下,他总是会告诉松元所希望得到的信息。

就这样,松元除了作为报纸记者需要了解的时事话题外,还从山本那里听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



这是山本成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而松元辞去读卖新闻工作之后的事了。他从山本那里听到了关于空袭惨状的描述。

“日本的城市都是用木头和纸建成的,非常容易着火。陆军虽然嘴上逞强,但如果战争爆发,遭受大规模空袭,情况绝不会轻松。我见过海军的飞机坠入海中,汽油在水面上燃烧,变成一片火海,那简直就是地狱。即便是在水面上,也是如此啊。”

据说,山本以充满感情的语气说道。

“海军的作战策略是这样的:占领一个岛屿后,必须在一周内迅速建成机场,将航空部队前移,从而掌握下一个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你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工业能力,能做到这一点吗?”

他还说道。

这正是战争期间,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之后转入反击的美军,用来进攻日本的真正方法。

“过去,在北海道开拓时,曾经有过将土木工程机械化的提议,但由于大正时期的萧条,最终还是人力更便宜,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日本在那时错失了一次机会。现在海军开始研究开发土木机械,但这种小规模的举措是不够的,这不仅仅是海军的问题。”

山本这样说道。

日本陆军是少有的如此彻底奉行精神主义,轻视科学技术、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军队。据说在仙台市,陆军曾反对道路铺装,理由是“马蹄容易受损”,这样的故事流传至今。而据松元坚太郎所说,当时在山本的座谈中,对陆军的反感也是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这不是松元的故事,而是在某次陆海军联合会议上发生的事。当时,坐在山本旁边的一位陆军将官站起来开始长篇大论地发言,山本默默地将那位将军的椅子往后挪了挪。不知道是出于恶作剧还是故意为之,那位陆军将官讲完话后想要坐下,结果“砰”的一声摔了个屁股蹲儿。

山本既不笑,也不觉得失礼,更不说一句道歉的话,只是装作不知道,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高木总吉的书中记载了一段故事,说的是山本在担任次官时,曾经嘲弄过同样担任陆军次官的东条英机。

东条当时就以能言善辩著称,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想发表一番高见。在某次次官会议上,话题偶然转到航空事务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述陆军新型战机的性能,把在座的众人说得云里雾里。山本一直默默地听着东条的发言,直到他讲完一段,才突然开口。

“哈哈,厉害啊。你们家的飞机也能飞起来了?真是了不起。”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海上的雄鹰,陆上的家鸡。”这句话并不完全是海军军人自夸的意味,所以没有笑出来的只有山本和东条,而各省的次官们却哄堂大笑。

山本不喜欢多言多语。他本人和米内一样沉默寡言,但要说他是难以相处的人,却绝非如此。其他省的东京大学出身的次官们,常常表面上对记者毕恭毕敬,内心却暗自鄙视,认为这些“笔杆子”很可怕。而山本却对新闻记者真心友善,积极配合采访。在黑潮会中,像他这样评价极高的人,恐怕再无第二个。当时的许多相关人士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评价。

每逢新旧次官交替,按照惯例,海军方面会邀请黑潮会的大约三十名记者举办宴会。在山本担任次官时,负责筹备的副官吉井道教少佐在雅叙园安排了席位,但他颇为担心不善饮酒的山本五十六如何应付这三十多名记者。然而,宴会进入高潮时,山本独自表演了转盘子、倒立,甚至从房间一角到另一角用嘴吹着鸡蛋滚动等技艺,尽心尽力地招待大家。前任长谷川清离开后,他依然留下来陪伴,直到最后一个醉酒的记者起身离去,才结束这一夜热闹而欢乐的宴会。

黑潮会设有值班的干事,这些干事每天都会来到次官办公室,询问次官的日程安排,并申请当天的次官会见。有的干事在返回时,故意绕道经过秘书官室,用余光偷瞄黑板上的日程表。黑板上偶尔会记录一些不希望被媒体看到的内容,副官们也觉得这些干事有些麻烦。吉井道教曾因此对一名干事发过牢骚,但事后却被山本责备,说新闻记者就是这样的,不必介意。

从背后来看,山本在拉拢新闻记者为己所用方面,可以说是极为巧妙的。或许这并非刻意为之的精明,但随着他在次官职位上逐渐得心应手,只要他说上一句,

“这话仅限于此地。”

据说在黑潮会中,就没有人会违背他的话。

当时,在米内和山本的麾下,担任海军省军务局长的是丰田副武。丰田在战争期间,继山本去世后,又在古贺峰一去世后,成为第三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并最终担任军令部总长。他极度厌恶陆军,常常用“马粪”或“畜生”这样的词来辱骂陆军。在丰田副武调任之后,山本的第二任军务局长便是井上成美。

关于井上成美的事情,我已经多次提及。他后来被誉为海军中最杰出的军务局长,如果要说“海军左派”,他或许比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更为左倾。

大约四年前,井上还是大佐,担任军务局第一课长时,军令部长曾提出过一份关于修改军令部令及省部相互关系规定的草案。

简单来说,这份内容就是要求大幅扩展军令部的权限,使其与陆军的参谋本部相当,提出这个归军令部管,那个也归军令部管的要求,简直就像是对海军大臣举起反旗一样。

当时的军令部长是伏见宫博恭王,军令部次长是高桥三吉中将。据说这一要求是舰队派的幕后黑手加藤宽治大将,通过与高桥暗中勾结,煽动伏见宫提出来的。

井上收集了各种资料,认为为了维持海军的统制,不能认可这样的修改方案。他整理出逻辑严密的反对意见,坚决表示反对。由于在逻辑上无法反驳井上的论点,军令部的南云忠一等人在伏见宫邸举办的园游会上,带着酒气走到井上身边,

“井上这个蠢货!杀你这种人根本不算什么。只要用短刀在你侧腹狠狠一刺,你就完蛋了!”

并且进行威胁。

南云忠一和山本五十六之间,虽然一般人可能认为他们基于深厚的相互信任,后来共同执行了珍珠港的奇袭行动,但实际上,属于加藤友三郎、山梨胜之进、米内光政、井上成美一系的山本,与更接近加藤宽治、末次信正一脉的南云,在立场和想法上完全不同的两位海军大将。

此时,井上成美在写下遗书后,依然坚持反对修正案,但几个月过去后,最终由军务局长寺岛健出面调停,

“如果因为这样愚蠢的方案而进行制度改革,局长本人愿意承担所有的批评,所以能否请你暂且同意这个方案呢?”

于是,他带着恳求的语气试图说服对方答应。然而,井上依然不肯同意。

“我无法对自认为不正确的事情表示赞同。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也仅仅是我不会违背正义这一点。海军一直是一个秉持正义的地方。正因如此,我才能至今心情愉快地为国家效力,我也相信当局之所以优待我,正是因为认可了我的这一品质。让我同意这个方案,无异于要我放弃节操。如果非要通过这个方案,那就撤换我这个第一课长的职务,找一个愿意在这个方案上盖章的人来代替我吧。如果有人说海军变成了一个容忍不正之风的地方,那么这样的海军,我宁愿不再待下去。”

说完这些,他怀着辞职的决心回到了家中。

井上成美,就是这样一个人。

井上虽然没有被免职,但被左迁到横须贺镇守府任职,而军令部所期望的修订案最终还是通过了。

关于军令部令以及省部相互交涉规定的修订究竟有多重要,外人可能难以完全理解,但当时海军省的首席副官,与井上同期的高村清一,在私下里对井上说:

“这样一来,军令部的权力增强了,而另一方面,作为必须谨慎地为国家大事踩刹车的大臣,其权力却被削弱了,这会增加引发战争的风险啊。”

据说他当时面露悲痛之色,可见此事的重要程度,足以让井上赌上自己的职位。

人们常说历史会重演,确实,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时期,以及对美英开战之际,海军内部也发生过类似的争执。尽管有人不仅赌上职位,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但最终总是强硬派占了上风,道理被一点点蚕食,最终退让。

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井上成美少将接替丰田副武,正式就任军务局长一职。

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领导下的海军,在迎来新任军务局长井上成美后,阵容变得更加整齐划一,实力也更为强大。然而此时,日华事变已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华南,局势呈现出难以收拾的局面。



然而,山本五十六并未因此气馁。

“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问题,他从不显露苦恼之色,总是若无其事。”

松永敬介是这样说的,而在山本手下工作的,以军令部出仕、海军省出仕、官房调查课员、军务局职务等一长串头衔著称的高木惣吉则提到,山本在担任次官时,

“智谋和健康,都堪称达到了顶峰。”

这样写道。

这位高木调查科员有一次在议会的政府委员室里,被山本

“喂,你应该知道,像那些半夜三更偷偷敲权贵之门的人,你觉得会有什么好货吗?”

以愤怒的口吻这样责问过。

山本似乎在谈论末次信正的事情。

关于末次是否“在深夜悄悄叩响权贵之门”,详情不得而知,但当时传言近卫首相与末次大将意气相投,甚至有传闻说末次即将被列入内阁参议的名单。

内阁参议制度据说是近卫提出的想法,而绪方竹虎对此有如下看法:

“这种喜欢摆架子的所谓关白作风,恐怕只是偶然被某些谋士所利用罢了。”

他这样说道。

预定参加参议的包括宇垣一成、荒木贞夫、末次信正、安保清种,还有町田忠治、松冈洋右、乡诚之助、池田成彬等人。其中,末次大将尤其不受陛下的青睐。在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与政局》中,多次提到末次频频声称要将支那据为己有,甚至连陆军都开始对末次所领导的右翼团体感到厌倦;还有人说,只要松冈提出什么意见,末次总是必定为之辩护或表示共鸣,这样的描述屡见不鲜。

陛下对末次的情况十分了解,

“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你怎么看?”

据说陛下曾这样询问近卫。

然而,在参议制度启动之际,从海军中选定末次信正一事,早已在近卫和末次之间谈妥,海军大臣米内只是事后被首相以商量的形式告知了此事。

“我完全没有异议。”

米内回答道。

“不过,”他接着说道,“在海军中,除了大臣之外,现役军人,哪怕是次官,也不允许参与任何政治事务。此次末次大将就任类似于无任所大臣的内阁参议,理所当然必须转为预备役。”

这完全出乎近卫的意料。末次自己或许也未曾预料到。近卫露出惊讶的表情,但米内只是简短地说了结论,态度坚决,不肯让步。

被编入预备役,意味着军人失去了作为军人的职能。

在这个时候,敢于将舰队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末次信正编入预备役,米内和山本这两位海军省的首脑,等于在内部无声地颁布了一道严厉的政治禁令。

近卫似乎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几个月后,他提拔末次信正接替马场荣一,担任内务大臣。

此时山本正雄,

“万一末次进入内阁,提出排斥英国的强硬主张,那么首先海军大臣就会说:‘如此轻率,不顾国家现状和国际环境,再要与英国对抗之类的事情,实在是不可饶恕,极其欠缺慎重,也并非对国家忠诚的表现。’到时候海军绝对会反对。如此一来,内阁或许会因此解体。”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高木总吉谈及末次大将时说,

“年轻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自从有了政治野心后就开始堕落,对下属冷酷无情,对上司却一味迎合。”

如此评价道。

有一次,为了设法妥善解决海军内部的对立,藤山爱一郎等人从中斡旋,特意安排了一场聚会,让米内和末次见面。

饭后,大家决定写一幅纪念的题词,末次在色纸上写下了一个“断”字。米内看到后,

“这是表示拒绝的意思,还是表示毅然决然的意思,究竟是哪一种呢?”

便带着几分讽刺说道。

末次信正就任内务大臣的决定,准确来说是在昭和十二年(1937 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南京陷落,报纸上刊登了“南京城中山门上飘扬的日章旗”的号外,日本全国为之沸腾——而末次在面对新闻记者时,

“我的‘内务大臣’这个称呼是不是有点可笑?”

等等,他发表了从内阁参议转任内务大臣的感想——就在当天的晚报上,第三舰队(后来的支那方面舰队)宣传部下午一点发布的如下消息,以“上海特电”的形式小幅刊登。

“据报,十一日晚支那军用汽船从南京逃向上游,海军航空队遂前往追击并实施轰炸,误将标准公司(Standard Company)的三艘汽船当作目标进行轰炸,导致该汽船及附近一艘美国军舰沉没,酿成不幸事件。此事对美国海军而言实属万分遗憾,长谷川司令官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并已立即采取适当措施。”

由于篇幅较小,可能关注的人不多,但这艘“美国舰船”正是美国海军的炮舰“帕内号”,而这也成为事变爆发后,日美之间首个棘手问题的“帕内号事件”的起因。

从第三舰队宣传部发布的措辞来看,日本海军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明显透露出一种“闯了大祸”的慌乱神色,同时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不想与美国起冲突”的意愿。

日本海军的一艘军舰立即从南京逆江而上,参与救援美国舰船的遇难者。此外,军务局长井上成美少将还拜访了外务次官,

“海军方面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请务必向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发出亲笔电报。”

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致英国皇帝”这一说法,是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陆军在南京上游的芜湖对英国军舰“瓢虫号”发起了炮击事件。海军高层的这种态度,在某些人眼中,恐怕并不令人愉快。

沟田主一当时正随经济使节团一起在欧美旅行,归国后抵达东京站时,榎本重治前来迎接,

“你肯定想先回家,不过山本先生特别希望你能去一趟海军省,稍微绕个路吧。”

于是被带了过去,最终被迫通宵将山本撰写的关于海军航空队发展方向的小册子翻译成英文。

然后没过多久,

“只要美国和英国的舰船还在长江的国际航道上坚持驻守,这种问题或许还会再次发生。言语上的误解会带来麻烦。只要两三个月就够了。”

在山本的强烈要求下,我被派往上海。

山本说,

“那么,你有什么条件吗?”

听到这话,沟田回答道:

“有两件事。”

他回答道。

“第一,如果出了问题,对方是高级官员,而我们却住在虹口那种廉价旅馆里,根本无法平等地进行交涉,所以希望能让我们住进像样的酒店。第二,我非常讨厌在没事可做的时候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坐在办公桌前。希望能允许我们自由行动。”

“自由行动”指的是打高尔夫球。

山本

“如果你能每天都打高尔夫球,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有年轻军官抱怨,就告诉他们这是山本说的。”

于是,他完全同意了沟田提出的两个条件。

在上海,恰好当时一起去伦敦的光延东洋担任涉外部长一职,两人为解决帕内号事件在当地暗中出力。而旗舰“出云”号的舰长是同样曾在伦敦参加军缩预备交涉的冈新,沟田与冈新以及从外务省来的冈崎胜男一起,似乎在高尔夫球场上也玩得颇为尽兴。

当时的驻美大使是后来在美国客死异乡、遗体由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运回日本的斋藤博。斋藤是一位在美国人中口碑极佳的大使,他与山本五十六同为长冈出身,是老相识,非常了解山本的心意。他通过美国的广播,坦率承认了日方在此事件中的过错,并向美国国民道歉。

山本也作为次官,

“海军只是低头致意。”

于是,他直言不讳地发表了声明,身为负责人的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三波贞三少将也立即被撤换。这是因为海军认为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陆军方面也会迫于压力,将“女士鸟”号炮击事件的责任人——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长桥本欣五郎大佐撤职,以此在国际礼仪上勉强站得住脚。然而,陆军并未让桥本下台。

桥本欣五郎是右翼团体大日本青年党的领袖人物,平日里总是

“出征的军人将生命献给了国家,后方的民众也应当将财产奉献出来。”

诸如此类地四处宣扬。

山本

“我真希望桥本这家伙早点中弹,可惜就是没那么容易中。”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此时,美国的总统已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国务卿是赫尔。日本的外务大臣则是广田弘毅。

美国方面一度态度非常强硬,甚至有传言称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收到了“直接向天皇交涉”的指令,但最终日本的诚意得到了认可,大约两周后,帕内号事件得以解决。

事件平息的同时,山本以次官声明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如下。

“帕内号事件今日通过美国大使向外务大臣提交的答复告一段落。此事自事件发生以来,在各种误解和宣传的漩涡中,美国政府及其国民能够公正明察,正确理解事件真相及我方的诚意,作为事件责任方的帝国海军,实感欣慰。同时,对于事件发生以来,我国国民始终保持冷静和理解的态度,深表谢意。今后,我海军将更加自重自戒,竭尽全力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当然,同时借此机会,希望彻底消除因支那事变而导致的帝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各种误解和疑虑,进而促进理解与亲善,将祸患转化为福祉。对此,恳切希望全国民一致合作,共同努力。”

这似乎是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清晰地表达了山本的想法的文章。

山本对国际公法相当了解,而且持有严谨的观点。

在繁忙的次官事务间隙中,从航空部队的报告文件中,

发现有“发现疑似敌方兵营,予以轰炸”等等的记载,他对此颇为留意,

“这种模棱两可的事情可不行。像这样含糊不清是不行的。这种事可能会演变成无差别攻击,所以必须小心谨慎。”

他曾经这样说过。

某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朋友、海军教授榎本重治开始下将棋,战局陷入混乱,胜负看起来完全无法分出。这时,榎本看了看钟,

“这下不行了。我们彼此都无法将死对方。不过我的棋子数量较多,按照大成会的规则,算是我赢了。”

说到这里,山本一心一意地盯着榎本的棋子,头也不抬,

“怎么可能不被将死呢。我可不记得自己答应过要按照大成会的规则来下棋。”

他说着,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便开始积极地将卒升变为更强的棋子,向我发起猛攻。这所谓的大成会,就是如今将棋联盟的前身——将棋大成会。

从十点左右开始,到那时已经过了十二点,榎本虽然感到厌倦,但仍然继续应对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又一次,

“这可不行啊。”

说到这里,山本说道:

“如果是这样,就承认自己输了。胜负必须分出个高下。让对手丧失斗志才是战争的目的。仅仅杀死敌兵或将其俘虏又有什么用呢?国际法的根本原则就在于此。”

他完全不听劝阻。

榎本重治曾编撰过《战时国际法规范要》、《军舰外务令解说》等书籍,因此在海军中任职。

“你竟然懂国际法,真是让我吃惊啊。”

这么说着取笑他,

“别小看我。连国际法都不懂,还能当海军军官吗?我好歹也在海军大学校担任过军政教官,还讲过国际法的课程呢。”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山本的这句话是事实。他在结束第一次驻美工作回国后,历任巡洋舰“北上”的副舰长,到了大正十一年十二月成为海军大学校的教官时,主动承担了不起眼且无人愿意接手的军事政治学课程,因为他认为这门课至关重要,还曾讲授过国际法。

顺便提一下将棋的话题,在高木总吉的书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山本与将棋相关的轶事。山本有一次奉命陪同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下将棋。

伏见宫是一位酷爱围棋和将棋的皇室成员,只要听说有合适对手的风声,很快就会召来对弈。然而,赢了不好,总是输也不好,这种交往颇为棘手。伏见宫似乎自认为将棋棋艺相当高超,听说山本五十六棋力很强,便立刻召他前来对弈。

山本没有说一句奉承话,干脆利落地连胜三局。伏见宫心有不甘,第二天又传令让他再来,但第二天山本依然连胜三局。

到了第三天,比山本低一届的海军学校同学奥名清信,这位伏见宫的随从武官,

“山本さん,请你稍微考虑一下吧。”

悄悄在他耳边说了这句话,但山本毫不在意,继续以三连胜的成绩脱颖而出。作为随从武官,奥名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等到山本要回去时,

“你这个人真是……”

据说,那语气中带着极为怨恨的情绪。

这或许显示了山本的刚正不阿,但同时也似乎证明了山本对罢免堀悌吉、被舰队派一伙人捧为上宾的伏见宫抱有相当大的反感。





第七章



南京陷落,帕内号事件得以解决,时间再次跨入昭和十三年。而这一年,即便只是从年初开始逐一回顾历史年表上的事件,也能明显看出日本向右转的倾向变得更加显著。

二月一日,当局对包括大内兵卫、有泽广巳、脇村义太郎等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群体在内的四百多名“人民战线派”人士进行了逮捕。同时,在二月十七日,一个名为“防共护国团”的右翼团体数百名成员,高举“举国一党”“天业翼赞”等口号,占领了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党总部,摆出固守阵地的架势,气势汹汹地示威。

三月三日,在小石川的江户川公寓,七十四岁的社会大众党党首安部磯雄遭到暴徒袭击,身受重伤。巧合的是同一天,在众议院国家总动员法案委员会的会议上,陆军省军务局科员佐藤贤了中佐在答辩时,面对议员大声呵斥,

“闭嘴!”

这一事件被称为“闭嘴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是佐藤,

“诸位,我坚信,在(如同大地震一般的)这种紧急情况下,国民所依靠的并非议会与政府、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而是希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坚定的力量能够迅速而敏捷地处理事务。同时,在这种紧急时刻,我们日本国民的传统精神是什么呢?无非是我们也想出一份力,愿意为国家效劳的心情。然而,如果这种心情是个体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行动,或者是独断专行的行为,那便不值得感激。因此,国民会希望陆军省下达命令,政府下达指示,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真正为国家所用,在这种满足感之下展现忠诚之心。我认为,必须抓住这种国民的心理,必须让政府公开承认并充分利用国民的忠诚之心,公开赋予其任务,从而将全国民的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统一导向一个目标,奋勇前进。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组织,我想这就是通过所谓总动员法来——”

就这样,他在解释法案时,

“委员长,那是什么人?”

之类的、

“讨论是不行的,讨论是不被允许的。”

“还是停下来比较平和。”

这样的嘲讽和批评声四起,佐藤愤怒地喊道,

“闭嘴!”

于是大声斥责,委员这边也

“说什么闭嘴,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求解释。闭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对谁说的?我想要了解这话的用意。”

有人愤怒地站出来,这件事引发了巨大的波澜。

总的来说,议场的氛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似乎都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东西,即使在海军省军务局的理性派中也是如此,

“议员先生们在议会外还算得上绅士,可一踏进那里面,就完全变了个人,在红地毯上争论些无聊的事情。”

不少人皱着眉头议论纷纷,而山本五十六也曾说过,

“一想到用国民的税金养着这样一群蠢货,就让人觉得实在厌烦。”

据说他也曾这样抱怨过议员们的不是。不过,在海军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像佐藤贤了那样,以高高在上又独断专行的逻辑,在面对被视为国民代表的人们时,进行解释或答辩时强硬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对方或许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以佐藤这样粗糙的论调作为基础,若是自以为是地想着“若我不挺身而出,苍生将何去何从”这类话,那么日本陆军被丰田副武之流从生理上厌恶,骂作“马粪、马粪”,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这所谓的国家总动员法,用佐藤的话来说,就是“将国民的忠诚之心一丝不浪费地由政府公开认可”,出于一种“想要为国家效力”、“能否赐下陆军省的命令,赐下政府的命令”的慈爱之心,旨在将“全国民的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凝聚为一。这项法律由陆军主导,企画院负责起草,规定在战时体制需要时,仅凭一道敕令,便可随时将国民的经济、教育、研究、言论、出版、集会、劳资纠纷等自由与权利,全部置于政府的统制之下。

关于佐藤贤了的“闭嘴”言论,次日陆军大臣杉山元表示了遗憾之意,事情暂告一段落,而该法案在三周后的三月二十四日正式通过。

另一方面,陆军曾夸口说能在三个月内解决的事变,到了新年也毫无解决的迹象,到了 1 月 16 日,

“此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

近卫声明发布后,局势已陷入不知如何收拾的混乱状态。

事实上,在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南京陷落之后,以及昭和十三年五、六月内阁改组,广田弘毅、杉山元退位,新任外务大臣宇垣一成、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入阁之际,日本似乎曾两次迎来寻求日华事变和平解决的机会。然而,两次机会都未能抓住,一次是由于陆军自身的专横,另一次则是因为首相近卫文麿一贯的优柔寡断,最终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机会白白错失。

面对这样的局面,许多人逐渐觉得,与其思考,不如行动来得轻松,似乎现在已不再是思考的时刻,而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绪方竹虎认为,

“疯子跑起来,正常人也会跟着跑。从日华事变有了相当进展的时候开始,连一些意想不到的人都在急切地寻找认可战争的理由,情形颇为可悲。”

如此记述道。

身居要职,站在那股潮流之中,却不被潮流所裹挟,保持清醒而不随波逐流,这想必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以及他们周围的几位海军军人,应该可以算是属于那稀有而少数的一群人。

二六新报的松本赞吉有一次在财政大臣官邸与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内阁的财政大臣秘书官水谷川忠麿闲聊各种话题时,水谷川说道:

“现在的日本真是缺乏人才啊。”

他突然说道。

自从在次官就任那天第一次见面以来,松本逐渐对山本产生了敬意。他先是说道,虽然在政界可能是这样,但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当出色的人物,或许世人目前还未对此多加关注,随后便提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名字。

这时,水谷川忠麿开口说道:

“是这样吗?其实,我家大哥也曾提到过这个人,说‘听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一直想找人好好打听一下,他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如此杰出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探身向前,显得十分感兴趣。

松本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了如下内容。

“一句话来说,山本这位次官并不是个圆滑的人。实际上,他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怪人,态度生硬又不近人情。当然,军人有些不近人情是可以的,但他的这种特质却格外突出,堪称独树一帜。在我接触过的政治家、财界人士、军人以及官僚中,如果要找一个不顾及他人感受、说话直言不讳、毫不掩饰自己想法的人,那么只有财界的乡诚之助先生和海军的山本五十六中将两人。不过,乡先生由于家世和经历的关系,成长在一个无需顾忌世人眼光的环境中,因此在这方面需要稍作折扣来看待。而山本次官则不同,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折扣——当然,他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特质,但总之不是个圆滑之人。荻生徂徕曾有言:‘所谓人物,就是指有独特个性之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本确实是个有独特个性的人,若非相当出色的人物,恐怕难以做到他这样。他是一个罕见的存在。我认为,像聪明伶俐的才子、温和宽厚的长者、为人随和的人物,这些程度的人是无法应对当今时局的。但如果能将山本先生引入政界,我觉得他可能会展现出不亚于当年原敬那样的手腕。”

几天后,松本赞吉在见到山本时,对水谷川忠麿说了这样一番话,

“近卫公似乎也对您的人品颇为关注,阁下将来恐怕不得不踏入政界吧。”

“听说某位海军大将也在寻找机会进入政界。”

于是稍微试探了一下。山本回应道:

“嗯哼。”

“嗯哼。”

他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听着,但渐渐地,

“军人踏入政界,他们那点智慧也不过如此罢了。”

用一种像是吐出来的语气,

“当了政治家的军人,根本干不出什么好事。越是自以为是的家伙,就越是无能。”

说完这话,他便迅速把话题结束了。

不擅长“圆滑处世”的山本和米内,不向时势妥协,对陆军和右翼持批判态度,同时对内部的强硬派也极为不满。

英语中常用的一句话是“Mind your own business!”,可以翻译成“管好你自己头上的苍蝇”,也可以翻译成“别多管闲事”。然而,日本陆军常常忘记自己头上的苍蝇,却忙于纠正他人的姿态;相比之下,海军的这些人,在对时局持批判态度时,首先从自己内部的“事务”开始着手。

正如前面所述,米内和山本这两位领导成功压制了一部分强硬派,将海军置于出色的统制之下。在末次信正就任内阁参议并被编入预备役时,山本五十六也是如此。

“那就像是把末次大将逼到屋顶上,然后从后面把梯子抽走一样。”

据说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顽皮的笑容。只是,如果再进一步,涉及到对陆军、对政界上层的问题,就绝非如此简单了。

事情不简单是理所当然的,但海军在“管好自己的事”(mind one's own business)这一点上,过于循规蹈矩,完全没有那种不择手段、奋不顾身的狠劲,无法通过辩论说服陆军或近卫,甚至运用策略将对方扭转到自己这边来,这是事实。批评这一点,就等于批评海军不像陆军那样,结果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然而,事后回想,作为国民的我们,对海军难免会心存批判、不满和遗憾。

世人常有“无知的陆军,软弱的海军”这样的私下议论。“软弱”这个词可以有多种理解,但米内光政却常常说,

「不冒犯他人,也不被他人冒犯」

据说曾经这样说过,而在担任副官时经常听到这话的松永敬介,

“这既是海军的好处,也是它的缺点。”

如此说道。

总之,“海军左派”的人们在批判性这一点上,对近卫文麿也抱有极为批判的态度。

近卫文麿凭借其学历、作为五摄家之一的高贵出身,以及年龄上的优势,被称为“青年宰相”,给一般人带来了一种似乎能带来新鲜期待的印象。然而,海军中的这些人对近卫并不抱有这种幻想,在不信任这一点上有着共同之处。

虽然是在战败后、近卫去世之后的事,但具有学者气质的高木惣吉前少将还是特意地,

「薄志弱行的近卫公」

如此写道,井上成美元大将则表示,

「像那样的男人,若是军人,最多也只能做到大佐,根本没有头脑,却不知怎的还能担任总理大臣,真令人费解。」

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近卫这个人,稍微尝试一下,如果不行,就立刻赌气退缩。他总是让双方互相争斗,自己却逃避责任。无论是三国同盟的问题,还是对美开战的问题,他都认为只要能让海军说一句‘不’,自己就能轻松脱身,所有的责难都会推到海军头上。在开战责任的问题上,人们常常提起东条的名字,当然这没错,但如果按顺序仔细追溯,就会发现导致这一切的种子,都是近卫公种下的。”

井上如此说道。

山本在这一点上,对近卫的不满也是一样的。

这一年,五月的内阁改组中,宇垣一成就任外务大臣后,关于谁来担任宇垣的次官一事陷入了僵局,直到七月仍未决定,争论不休。后来,白鸟敏夫的呼声逐渐高涨,宇垣便向近卫首相询问是否任命白鸟为外务次官。

白鸟被誉为“豪杰气质的外交官”或“霞关的革新人物”,在满洲国的建立、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及日德防共协定缔结等重大事件中,他总是积极参与并展现出强硬态度的枢轴派外务官僚。近卫对此人颇有顾虑,觉得白鸟虽然与陆军关系良好,但与海军的关系如何却不得而知,于是派原田熊雄作为使者,去探听米内和山本的意见。

据说米内一如既往,只是默默地摇头,而山本次官则对原田直言不讳地给出了答复。

“海军插手外部人事,这种事是海军的传统所不容许的。如果白鸟要担任海军次官,那我坚决反对;但如果他是想成为外务次官或者大臣,这就不是海军该指手画脚的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次官,如果被认为带头对外部人事评头论足,那实在是令人为难。不过,我偶然得知了白鸟在个人行为上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涉及他管辖下的人,那倒不算什么大事;但既然牵涉到他管辖下的人,这种行为在官纪上就绝不容许。然而,如果首相或外务大臣出于政治需要,无论如何都要让白鸟担任次官,那么作为帝国海军,我们绝不会从中作梗、说坏话或者揭露白鸟的缺点。在工作上我们也会配合,即使意见相左,也会堂堂正正地争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对他有任何偏见。只是,既然您特意来询问,我不妨多说一句:首相的这一决定,实在是宽宏大量的处置。”

据说近卫在电话中听到原田的报告时笑了,但这实际上是山本五十六对近卫的尖刻讽刺。而正是山本的这一句话,让白鸟担任外务次官的事不了了之。白鸟敏夫转而在大约两个月后,被调任为驻意大利大使,离开了国内。

最强烈推荐白鸟敏夫担任外务次官的人,是六月刚刚就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

板垣似乎认为山本是日本即将采取的亲轴心国新外交路线最大的障碍,是个棘手的存在。他通过一个自称是板垣情报员的手下,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地接近山本,试图探听他的意向和动向。这个手下甚至连续一周从一大早就前往次官官邸拜访,但山本故意对这个人说一些让他难以回去向主子板垣汇报的内容,毫不客气地大肆批评陆军。这个手下被弄得十分头疼。

“那么,请您对板垣阁下的人品也发表一些毫无顾忌的评论吧。”

听到这话,山本回应道:

“其他方面我不太清楚,但他的头脑确实不怎么聪明,这是事实。”

他这样回答。

这是松本鸣弦楼从山本那里直接听来的故事,

“说奉承话也没用,实在是没办法。人的价值也不全在于头脑的聪明与否,这样不也挺好吗?”

据说山本当时神色淡然地说道。



不过,无论如何,诸如外务次官的人选问题、国家总动员法案,以及政党与右翼的争斗等,对于海军来说,仍然难以称之为“自家事务”(own business)的问题。

尽管参与了沿海封锁和跨洋轰炸等作战行动,但对于海军来说,甚至连日华事变本身都不算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时局向右转,陆军的以下克上及其肆意妄为的结果,首次以切身的火花形式落到了海军自身头上,这就是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是否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对海军而言,直接关系到是否做好与英美开战的心理准备。特别是与美国开战,几乎所有的责任都将压在海军肩上。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用批评或讽刺来敷衍的问题了。

井上成美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昭和十二、十三、十四年期间,我担任军务局长的那两年,感觉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了三国同盟的问题上。”

虽然如此写道,但无论是井上还是山本,内心的“感觉”无疑正是如此。

然而,经过调查发现,实际上他们日夜为此问题苦恼,甚至不得不写下遗书以应对的处境,至少是在昭和十四年(1939 年)初之后才被逼入的。这对应于米内担任海军大臣、山本担任次官、井上担任军务局长各自任期后半的约八个月时间。

不过,在此之前的昭和十三年(1938 年)中的某个时期,三国同盟的问题似乎以一种较为模糊的形式首次被带入海军讨论中。具体时间虽然不清楚,但如今几乎可以肯定,这背后是陆军的阴谋,甚至是日本陆军被德国的阴谋所利用而策划的诡计。

战后,根据大岛浩在东京审判法庭上的供词,类似军事同盟的问题首次在两国间被提及,是在昭和十三年(1938 年)的正月。

后来成为驻德大使、当时在柏林日本大使馆担任武官的大岛陆军中将,在昭和十三年的年初,借着新年贺词的机会,拜访了位于奥得河畔松嫩堡的别墅中的里宾特洛普外相。在那里,里宾特洛普向他提出商议,是否有可能通过某种条约进一步拉近德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这距离无冕之王里宾特洛普强行让从伦敦裁军预备谈判归国的山本五十六中途停留柏林,并试图安排他与希特勒会面的事件,整整过去了三年。

大岛与里宾特洛普当时的会谈内容,在六、七月左右,分别在东京和柏林两地开始逐渐形成更为具体的形态。

参谋本部与外派的大岛武官经过协商后,决定在七月下旬让身在柏林的大岛部下笠原陆军少将回国。

表面上是为了征询军方中央的意见,以及里宾特洛普因担心机密泄露而特别希望派遣人员,但笠原幸雄是宇垣一成的妻弟,参谋本部与大岛之间似乎事先已达成默契,通过派遣笠原来影响外相宇垣,进而牵动政府,为与德国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做铺垫工作。

当时,在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麾下担任海军省副官兼秘书官的实松让,某次见到一位据说是刚从德国回国的参谋本部第二部的笠原少将,提着一个厚重的皮包,来到海军省拜访次官,随后与山本五十六一起进入大臣办公室。据说实松让第一次意识到三国同盟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

8 月 29 日,陆军省向大岛武官发出一封电报,内容大致是“对于笠原少将带来的协议草案,陆海军均同意其主旨,并一致认为应在以下条件的基础上采纳该草案”等等。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昭和十三年(1938 年)的 8 月下旬。对于山本五十六来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意识到三国同盟问题的。

此后,9 月 30 日,外相宇垣一成从近卫内阁辞职,近卫文麿兼任外务大臣;10 月 8 日,曾在日德关系推进中成为障碍的东乡茂德大使从柏林调往莫斯科,后任大使由陆军武官大岛浩升任;10 月 29 日,有田八郎被任命为新的专职外务大臣。这些人事变动几乎全部都是按照陆军的意图进行的。

在柏林,大岛成为大使后不久,陆军大臣便要求召开五相会议,并提出审议所谓“大岛-里宾特洛甫方案”的议题。

这个“方案”似乎是以苏联为目标,至于是否将英美法列为目标则显得模棱两可,内容尚不明确,类似于加强和延长防共协定。但自此之后,山本不得不与米内和井上一起,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插手这个问题。

不过,即便说是插手,若仅限于海军内部而言,从山本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并离开海军省之前那段漫长而令人烦躁的日子里,米内、山本和井上三人聚在一起就此问题进行商讨的情况,据说也仅有一两次而已。

“我们三人之间,结论总是相同的,所以从未有过争论。”

井上成美如此说道。

简而言之,这是在质问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究竟有何益处。美国最为忌惮和厌恶的国家,与之联手只会让对方得利,而日本只会增加与美国开战的危险,根本看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作为海军,此时与美国开启战端是必须坚决避免的状况。

山本常常说,

“这样下去,战争在所难免,这样下去必定会与美国开战。”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大臣米内从性格上就讨厌德国。

他对小泉信三说,

“德国人总是从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开始讲起,所以我讨厌他们。我在德国待过,但始终没学会德语。”

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还提到,在德国驻扎两年半的经历和研究中,他逐渐相信,与德国结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极为危险。他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深刻感受到德国依然秉持着一贯的强硬态度,不深入反思时势和自身实力,试图在希特勒一代人的时间内建立所谓的欧洲新秩序,这种冒险性让他深感不安。米内厌恶希特勒的德国,自然也反感纳粹式或共产党式的控制。

在第七十四届帝国议会的海军预算分委员会(昭和十四年二月八日)上,针对社会大众党水谷长三郎的提问,米内回答道:

“军备应当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我认为不应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即使军备再充足,如果其他方面都陷入停滞,国家也会走向灭亡。此外,所谓控制也应有其限度。我个人认为,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尚可接受,但若控制延伸至消费领域,则是不妥的。控制若达到那种程度,将引发重大问题。当然,当前的各种改革是必要的,但我坚信这些改革不应以革命的方式进行,而应以渐进的改良方式推进。”

他大致如此回答。据说,当时在议会记者席上聆听米内答辩的人们,一瞬间被感动的情绪所感染。

作为在英国海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日本海军,不仅仅是米内一人,总体上都秉持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理性思维方式。然而,陆军在这方面却有所不同。

日本陆军对德国的偏爱和崇拜传统由来已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站在协约国一方,与德国为敌时,部分日本陆军军人仍然半公开地表现出支持德国——也就是敌国的言行。

有人赞扬德国军人的勇武,有人主张日德同盟,认为日本对德宣战是一大失策。松山的战俘收容所所长,一位陆军军官,每当传来德国军队的捷报时,便与被俘的德国官兵一同举杯庆祝。这些事实直接传到了协约国一方,引发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疑虑。

当时,根据日英同盟,英国方面提出请求,日本派遣第二特务舰队前往地中海。在舰队高层人员的送别晚宴上,时任首相的陆军大将寺内正毅出现在乘组军官们面前,

“此次战争中,联军方面的形势不利,最终很可能会以德国的胜利告终。”

据说,他在谈到海军派兵时,内心似乎并不赞同,语气中透露出这样的态度。

高木总吉曾说,既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发源地普鲁士是榜样,那么陆军喜欢搞阴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当纳粹时代到来,希特勒军队那华丽的制服和简单直白的表演姿态展现在眼前时,日本陆军的军人内心更加倾向于德国,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海军中当然也不乏支持轴心国的军人。井上的直属下级、军务局第一课长冈敬纯、主务局员神重德等人便是其中的急先锋。由于局长与课长以下的意见完全对立,井上成美无疑处境艰难。井上成美后来回顾自己当时所付出的努力,感慨那些努力毫无建设性,仅仅是对陆军全军一致的强大而鲁莽的主张,以及与之共鸣的海军年轻派攻势的消极防御,始终未能有所突破,为此深感遗憾。

神中佐后来在战败那年,任职于军令部,策划了“大和”号的特别攻击出击计划。他与井上争论时总是落败,回到科员室后,常常懊恼不已。

“局长坐在椅子上,而我站着争论,所以总是被他说服。”

井上听到这话,有一次趁神中佐拿着文件进来汇报时,抓住机会说:

“神君,听说你这样抱怨过,但我在海军大学校当教官,你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站着,你坐着,不也一样在争论中输给我吗?今天我站着听,你坐到那儿,咱们好好辩论一番。”

就这样戏弄了一番。

海军的领导层即使是以这样的方式,也尽力压制这些人像陆军的中级军官那样任意妄为。



尽管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状况,但山本五十六的日常生活还不至于那么紧迫和严峻。只是,作为次官的工作总是非常繁忙。而山本天生就一丝不苟,而且性格颇为急躁。

看到山本次官登上海军省正面的台阶时,他的身形矮小,双腿大步张开,径直冲冲地快步前行,仿佛舞台上的堀部安兵卫身披绶带,急匆匆赶往高田马场一般,颇有几分风采。

当时认识山本的一位中佐,后来应邀为一位在电影中饰演山本五十六的演员指导表演。他对这位演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不能显得过于沉稳,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可不行。山本元帅的形象中,必须带有一种随时都能轻快跃起的感觉,否则就不合适。”

“眼神要适当地游移。下巴要用力收紧,但视线不能长时间集中在一个地方。”

那位前中佐还这样说道。

“永野修身是个有些迟钝的人。山本五十六绝不会像永野修身那样,偶尔错过火车之类的事情。山本看着永野的时候,想必心里一定颇为不耐烦。”

山本一忙起来,就会站着像机器一样开始在桌上的文件上盖章。所有文件都要先经过副官之手,据松永敬介说,“光是盖章就每天肩膀酸痛”,虽然会剔除一些不值得给次官看的琐碎文件,但剩下的数量依然庞大。隔壁房间里听着动静,秘书官实松让心想,

“又开始了啊。”

我是这样想的。

从未决的笼子到已决的笼子,文件像机械装置一样飞快地传来。实松带着几分讽刺的意味,

“次官,您可真是大笔一挥,盲目盖章啊。”

曾经这样说过,但山本却,

“啊,我就是随便盖章的。”

他脸上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然而,实松秘书官仔细观察后发现,在那一堆随便盖章的文件中,只有关键的瓶颈问题被妥善处理。一些必要的文件被挑出来,经过适当的手续处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归根结底,山本似乎只是看着文件起草者的名字就盖章了。比起文件的内容,他更先了解部内人员的才能和思维方式,根据起草者的名字来判断他们想表达什么,以及这些内容是否可信,从而决定是驳回还是通过文件。

姑且不论好坏,这的确是山本风格的体现。

山本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信件,他总是认真地一一回复,而且必定是用毛笔墨水书写。

秘书官去取文件时,总会发现其中夹杂着几封用毛笔墨水写就、需要寄出的信件。其中有,

“河合千代子女士 致谢 山本五十六”

诸如此类的说法也有。

自从日华事变开始后,海军省原则上连星期天也要上班。星期天时,常常会有千代子的梅龙派人送来蛋糕、寿司,或者朱漆的双层便当,作为慰问部队的礼物。如果不能马上见面,就会写一封感谢信作为回应。

实松对山本回信的细致用心表示赞赏时,

“老兄,写信不就是代替当面会谈吗?如果有人来访,少说也要花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的时间。既然人家特意写信过来,抽出五分钟或十分钟写个回信又有什么难的呢?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山本这样说道。

早晨天色尚早。在陆军中,有在大臣官邸处理事务的惯例,其他官厅也是如此,局长以上的官员通常不到十点是不会露面的。然而,山本五十六却总是准时按照规定的上班时间到达。不久,大臣米内光政也会出现。两人随后进入大臣办公室,米内坐下,山本则站着,两人长时间讨论当天的安排。

因此,近藤泰一郎和实松让等副官们每天都必须比山本早到半个小时。

作为交换,山本在傍晚下班时也严格遵守时间,迅速不知去向何处,连秘书官也不告知自己的去处。即使有人问起,他也只是说:

“这个我可不能说。”

就这样,他保持着冷静。

从那以后,直到深夜在灵南坂的官舍被新闻记者抓住之前的时间,或许是山本纯粹的私人时间。然而,随着日华事变不断扩大,以及三国同盟等问题接踵而至,次官的行踪若不明确便会带来麻烦的情况,也屡次发生。

实松让叫来了送山本离开的汽车司机,

“他在银座的某个地方下了车。”

为了确认这一点,也曾多次尝试去探寻周围可能的地方,但山本绝不像云雀那样,轻易地出现在附近下车的地方。看来他非常小心,始终避免被人抓住把柄。

偶尔侥幸找到他的藏身之处,带着一些急需让他过目的紧急电报前去时,

“都下班了还让人干活,有这样的家伙吗?这种事交给秘书官去做就行了。”

据说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

有时候,他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水交社下棋,或者穿着军服在大臣官邸二楼睡着,这种事或许也发生过。但下班后他行踪不明时,主要去的地方,仍然是与千代子有关的场所。

那时,山本将银座三十间堀的中村家称为“老巢”或者“中村寺”,他与千代子的幽会似乎大多在这个老巢中进行,但副官们中并没有人完全知晓此事。

此外,当与千代子外出用餐或去看展览时,山本总是会邀请堀悌吉或吉田善吾等人同行,也会让女方邀请敏子或其他人一起,确保不会呈现出一对一,甚至二对二这种过于直白的形式,十分注意分寸。

尽管他如此小心谨慎,但似乎还是有人发现了他在中村家附近偷偷出入的情形。可能是那些早就对山本五十六次官行事风格不满的激进派年轻人所为。有一次,几名海军军官要求与山本会面,当面就他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山本却说道,

“你们这些人,连个屁都不放,连屎都不拉吗?如果你们连屁都不放,屎都不拉,连女人都不碰,那我倒是可以听听你们想说什么。”

据说他当时一脸淡然,完全没有要搭理的意思。

在帕内号事件中,

“海军只会低头认错。”

说这话的山本五十六,在这个问题上,既没有说“低头认错”,也没有说“今后会注意”,一句相关的话都没提。

当然,山本五十六在部门内部一部分人中的名声,想必并不怎么好闻。

千代子在昭和十三年末,如之前所述,得知山本五十六的关系后,有人愿意出钱资助,她便离开了野岛家,在中村家后面拥有一栋名为“梅野岛”的房产,自立门户了。

从那以后,山本的脚步更多地迈向梅野岛而非中村家,但他与中村家的古川敏子依然相处融洽,之后也如从前一样,常常一起插花或打麻将,共同娱乐。

有一次,在混杂着敏子和千代子的一场漫长麻将游戏结束后,两个女子说要结束牌局,因为她们得去理发店了。

“我出钱,你去请个理发师到这儿来吧。”

山本不愿意停下来,最后还是叫了理发师到座位旁,一边让人梳理头发,一边继续打麻将,这样的事也发生过。

山本像是开玩笑似的说,

“哎呀,等我退了海军,就去做个按摩师或者理发师的丈夫,这样每天都能抽到好牌,玩个痛快吧。”

他说。

他从伦敦裁军预备谈判回国不久的时候,

“我要是辞了海军,就去摩纳哥做个赌徒。”

之前已经写过,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他羡慕被艺妓滨吉供养的新井清的故事。

开战后,他麾下的海军航空部队击沉了英国东方舰队的旗舰“威尔士亲王号”时,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这将在后面写到。

“理发师的丈夫”云云,听起来像是胜负之间,与那些无拘无束的女子们闲聊时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但我觉得山本的内心深处,或许比起作为军人追求极致的荣华富贵,更希望有朝一日能退出海军,摆脱一切烦琐之事,获得自由自在之身,这种念头偶尔会在他心中投下阴影。

战后,《读卖新闻》的董事品川主计曾向一位前海军将官询问,山本五十六是个怎样的人,那位将官或许对山本并无好感,

“哦,那家伙就像海军里的流氓一样。”

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



山本担任次官以来,三年过去,迎来了昭和十四年。在海军中,每逢新年,按照惯例会在大臣官邸备下酒菜,接待陆海军军人以及各界相关人士的新年贺词。昭和十四年正月初二或初三的中午,霞关的海军大臣官邸内正因前来拜年的宾客而热闹非凡。当时,一位已晋升为大佐并转为预备役,同时担任贵族院议员的公爵一条实孝,

“喂,山本!你听说过水能变成油的故事吗?”

他气势汹汹地喊着山本的名字,闯了进来。

“其实啊,是富士山脚下的水,据说能从中提炼出油来,我正打算去看看。”

一条似乎是真心相信着什么,仔细一问,原来他是打算通过巫女来听从巫女的指示去挖井。虽然是在庆宴的场合,周围的人们却

“哈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村山蓄水池岂不是要整个变成重油的储藏库了。”

诸如此类,只是随口敷衍着听过就算了。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几个月后山本突然又提起这件事,

“喂,看来真的能从水里提取油啊。”

他突然说道。

秘书官实松说道,

“次官大人,怎会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该这么荒唐吧。”

话虽如此,

“像你们这样浅薄的科学知识,是无法理解的。”

于是,他没有答应。

他坚持要带来一个自称是小镇发明家的男人,并在海军省进行实验。

看来又是被航空本部的大西泷治郎之类的人煽动的结果。大西先生的说法,如果只是看相之类倒还罢了,但如果真能从水中提取油脂,那可就不是小事了。副官们个个都露出不悦的神色。

况且,关于在城镇中展示那种魔术的科学家的传闻,我之前也听说过。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弄虚作假的,但总之除了认为是骗局之外,也不会有其他解释。如果像山本这样的次官,竟然被城镇里的骗子给蒙骗了,那可就成了麻烦事。于是,实松四处奔走,不仅请来了近藤泰一郎之后的资深副官一宫义之帮忙劝说,还请军需局长氏家长明出面规劝,甚至连军需局第二课长——作为海军油料的最高负责人——也请他说了几句。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山本还是

“像你们这样,科学知识浅薄的人”

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最终实验还是被决定进行。

航空本部教育部长大西显然插手颇深,证据就是事情一谈妥,大西就跑到实松秘书官那里,要求调用本省的汽车。

实松当时正觉得心烦意乱,无法忍受,当即拒绝了那个提议。

“拿出来。”

“不,我不会派车。”

“为什么不派车?”

“不管什么理由,海军省的车就是不能派出去。”

山本在隔壁房间听着两人的争执,

“喂,秘书官”

于是,他叫来了实松,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车子还是得借给你。”

他说。

如果说是次官的指示,那也没办法。但实松坚决表示,不能让车子作为海军省的专用车使用,于是他让人去掉了车上的锚形标志,换上了市内的车牌号码,这才勉强同意把车借出。这种做法在宴会等场合,特别是在开往新桥一带时,经常被采用。另外,关于是否让那位“科学家”住在水交社,也引发了是否需要海军省首席副官许可的争论。总之,副官们对此颇有不满,争执了许久,最终决定以次官贵宾的身份接待这位市井发明家,在芝区的水交社为他安排了房间,并为他配备了海军省的专车。某日,在众多相关人士的见证下,终于要进行那项从富士山脚下的水中提取油料的实验。

最初曾讨论在大臣官邸进行实验,但实松秘书官坚决反对,说:“无论如何请不要选在那里。”于是决定改在航空本部地下的共济组合诊疗所进行。实验预计将持续数日,有时甚至可能通宵进行。不过,如果要通宵,山本倒是完全没问题。他还热心地为众人准备了夜宵,特意让人用大寿司桶装满了满满的寿司,显得格外投入。

然而,山本对于这种从水中提取油料的奇迹般的说法,是否真的像他口头上对副官们所说的那样完全相信呢?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在决定进行实验的几天前,他曾派大西泷治郎前往横须贺镇守府军需部总务课长石川信吾大佐那里,询问几年前石川参与过的类似奇异实验的详情。

“山本说,听说石川这个人做事一向彻底,可那次实验却中途放弃了,这是为什么?是看穿了其中的伎俩吗?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大西这样问时,石川回答道:

“那件事啊,我不知道在哪儿被骗了,但总之觉得被骗了,所以就停手了。虽然我觉得那是假的,但我,还有当时在场的森田贯一,最终也没能弄清楚到底哪里是假的。”

回答道。

石川信吾是兵学校第四十二期的毕业生,与近藤泰一郎是同班同学。几年前,当他在军令部担任军备负责的参谋时,有人向他报告说,一位民间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将水转化为石油的方法。

虽然他对此感到怀疑,但还是请来好友森田贯一作为见证人,让那位科学家进行实验。森田是机关学校第二十三期的毕业生,与石川和近藤同属大正三年那一届的机关科军官,在这方面是专家。

然而,过了大约半天,本应是专家的森田却说:

“喂,石川,阿基米德定律被打破了!”

他兴奋地回到了家。

据说,实验中有各种步骤,将装满水的玻璃瓶在最后处理时密封起来放入热水锅中加热,本应不会发生物质质量变化的东西,却突然浮了起来,而此时瓶中的内容物竟然变成了油。

我试着说这不可能,应该是哪里被骗了,但森田却说自己绝对没有被骗,如果是骗局的话,他完全看不出是在哪里被骗的。

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实验从军令部转移到了山口县德山的海军燃料厂,并在燃料厂的石油技术人员见证下反复进行。根据德山传来的报告,有时实验会成功,有时则以失败告终,而在失败的情况下,实验者必定会突发癫痫倒下。

石川认为,这种东西简直是荒唐,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个骗局,但总之先把它赶走再说,于是实验就此被放弃了。

大西听完石川信吾的这番话后,山本说道:

“好吧。那这次就到海军省彻底调查一下。到时候让石川也过来,亲自见证。”

他说。

山本虽然心存疑虑,但如果这是谎言,他倒更想揭穿这层伪装,展示给大家看,或许他正是因此而变得积极起来。如果一开始就断定这是个魔术把戏,实验会本身就难以进行,于是他对副官们说:

“像你们这样,科学知识浅薄的人”

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刻薄。



然而,半信半疑中的另一半,恐怕还是选择了相信。正如之前在提到水野义人观相术的故事时所写的那样,山本五十六对于超出一般科学、理性范畴的事物,有着相当强烈的相信倾向。

按照世界的普遍定论,轮盘赌是不存在必胜法的。但山本却坚称有这种方法。他说那是高等数学,用他自己独创的“加成两成系统”,只要不掺杂私利私欲,冷静操作,就一定能赢。他还强调,并不是谁都能赢,而是他自己有能力做到,并且要证明给大家看。而事实上,山本在摩纳哥确实多次大获全胜。

他所信奉的,似乎是一种建立在坚实的数学基础之上、同时又被自身天赋所眷顾的超心理学能力。然而,如果不怀有“私欲”去做这件事,那么在轮盘赌时,这种能力是否会一直为山本带来好运,这是一个与后来的珍珠港成功以及中途岛失败都息息相关的问题。而关于从水中提取油的故事,他或许也以一种赌徒的直觉,觉得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心中不免生出一种被吸引的感觉。

还有一点,是山本对石油的强烈执念。

读卖新闻负责内阁事务的记者松元坚太郎,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从事前往灵南坂抽签的工作,转而跳槽到了一家名为太平洋石油的公司。松元的伯父、曾任富山县知事的白上佑吉手下,有一个名叫 T 的男人,此人拥有墨西哥国籍,并持有墨西哥油田的试探开采权。于是,关于由日本人亲手开发墨西哥石油的计划应运而生。松元受伯父之命,在海军与相关方之间牵线搭桥,最终自己也辞去报社的工作,转而投身于这项事业。

当时,山本说道:

“好吧。墨西哥的石油是我的恋人,所以我会全力支持它。”

他这样对松元承诺道。

到了昭和十四年年初,在丸之内工业俱乐部举办的太平洋石油创立大会上,他与陆军次官东条并肩出席,并在东条英机之后起身致辞。

“刚才东条陆军次官提到,海外拓展大赚一笔是件好事,但我认为石油事业并非如此赚钱的行业。在座的日本石油的桥本社长也在这里,我因为是长冈出身,对此了解颇深。日本石油这样的公司,是在无数牺牲者的尸骨之上、历经一再谋利而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太平洋石油也是如此,这是一项为了国家而必不可少的事业,必须抱着不计较利润的觉悟去推进。”

说着这话,他让日本石油的社长和东条露出了不悦的表情。

不过,面对松元时,

“喂,好好干啊。如果石油的获取顺利进行,日本对资源短缺的恐惧就会减轻,这样一来,战争的危险也会随之减少。”

据说,他如此讲述了石油问题的重要性。

在担任驻美武官期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山本五十六就对石油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那个时期,只要一听到与石油相关的事情,他甚至有种抓住稻草也要试一试的迫切心情。因此,当大西泷治郎等人向他提起有种能从水中提取油的发明时,他即便只有三四分相信,也会忍不住想要相信,这种心情或许并不难理解。

在航空本部的地下室里举办的实验会,召集了海军省、军令部、航空本部等众多技术人员参与。实验从第一天开始,持续到第二天,由一位市井发明家进行操作,但水始终没能变成油。到了第二天晚上,有人说这次终于要成功了,大家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发明家却迟迟未到。通过联系他的一位助手——自称“科学家”的人,才得知发明家在路上小解时,被一块飞来的石头砸中头部,引发癫痫,吐血后倒地不起。

在场见证的石川信吾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有些激动,

“山本先生,这是个谎言。”

说道。

“之前在德山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说被石头砸中什么的都是谎言,吐血似乎是真的,但问了医生后得知,偶尔确实有能做到这种事的人。如果骗术行不通了,他们就会谎称自己得了癫痫而倒下。所以这就是个骗局,实验是不是可以停止了呢?”

然而山本却说,

“不,继续。”

说着,他摇了摇头。

“如果是诡计,那就得找出诡计在哪里,无论如何都要彻底查清楚,揭穿那套把戏。”

于是,他让人把实验用的所有玻璃瓶都拿来,并且详细地让他们绘制这些瓶子的草图。

这些玻璃瓶就是药店里用来装药水的瓶子,玻璃中夹杂着许多小气泡。他让人将这些气泡的分布情况画下来,并对每一只瓶子逐一记录。

发明家的癫痫发作很快就平息了,实验在第三天的晚上通宵进行。午夜过后,大家都疲惫不堪,渐渐感到困意袭来。这时,一个装满水并密封后在装置中加热的药瓶,突然打破了阿基米德原理,浮了起来。瓶子里的内容物已经变成了石油。

然而,将浮起来的玻璃瓶与之前装水密封时交给他们的玻璃瓶进行比对,根据记录的气泡分布情况一看,果然发现两者不同。也就是说,瓶子被调换了。归根结底,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偷梁换柱戏法,那些“科学家”当场就被送往警察局,实验会也随之解散。

实松等副官们,

“你看,果然如此吧。”

一方面这样想着,同时也松了一口气,但海军省内,此后一段时间都围绕这个话题议论纷纷。

毕竟,山本五十六是个一旦说要做什么事,就非得彻底干到底、完成任务才肯罢休的人,在这一点上,大家都颇为佩服,但另一方面,

“山本次官也真是的,把街头的发明家请到水交社住下,费时三天,连夜宵都准备好,就为了揭穿一个魔术的秘密,这未免也太孩子气了吧。山本这个人感情强烈,讨厌一个人就彻底讨厌,自从二二六事件之后,他对陆军那帮人简直是连脸都不想看,表现出极端的厌恶态度。虽然个人感情姑且不论,但作为次官,仅仅这样恐怕是不够的吧。即便陆海军关系不佳,如果上层都不愿接触,那么军务局的中佐、少佐们再怎么着急也是无济于事。与其花心思做从水中提取油的实验,不如与陆军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如果陆军的做法有问题,那就把那股胆量和彻底的坚持用在他们身上,针对支那事变,也该多努力说服陆军,尝试压制他们的行动啊。”

诸如此类的批评,似乎也开始出现了。

另外,这虽然有点题外话,若是顺着实验会的話題写下去又显得太长,但关于山本作为海军次官全力支持的太平洋石油,其实也流传着一个堪称“幻之油田”的奇妙故事。太平洋石油与这从水中提取油的魔术类似,有人传言山本是不是也在这件事上被骗了。

昭和四十一年七月号的《全读物》杂志上,梶山季之发表了一篇名为《甜蜜的废矿》的小说。稍微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篇小说的内容明显是指太平洋石油的事。

虽然表面上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但书中提到的“创建了王子制纸的藤原金次郎”显然是指当时筹集了一千万资金并担任太平洋石油社长的藤原银次郎,“海军省军务局长山本五十雄”则是次官山本五十六,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作品中的“日墨石油”即太平洋石油,而作为一代成功者兼投机家的“越智登”则是白上佑吉手下小弟 T 的原型,浜村海军武官则以战后在马诺克瓦里作为战犯被处决的浜中大佐为蓝本,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推测。

“越智登”首先安排女人去勾引驻墨西哥的“浜村武官”,将其拉拢,然后指使同伙在深夜偷偷地在废弃矿井的管道上钻孔,注入原油。第二天打开阀门时,管道内积聚的气体压力会使原油猛烈喷出,通过这种伎俩,“越智登”成功地蒙骗了视察团的眼睛,从日本海军和财界骗取了巨额资金。

二十六七年后的墨西哥城,在“越智登”的授勋庆贺宴会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年老的移民“仲代敬四郎”。他是当年参与这场骗局、往管道里注入原油的“同伙”之一,但并未从“越智登”那里分到应得的报酬,如今落魄潦倒。宴会上,“仲代敬四郎”向来自日本的旅行者“芳贺”详细诉说了“越智登”作为投机家的种种缘由。这一场景成为故事的核心。几天后,作为成功者和墨西哥现今权势人物的“越智登”将“仲代敬四郎”以夸大妄想症为由送进了精神病院。然而,“芳贺”根据各种情况逐渐开始相信“仲代敬四郎”所说的话可能是真的——“芳贺”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梶山季之在作品的后记中写道,

“这部《甜蜜的废矿》是我在墨西哥从日裔人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回国后又采访了相关人士,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小说。而越智登这个角色正符合我对智能型犯罪者的喜好。”

大战期间,单是听说有人欺骗了帝国海军,就足以让我感到十分好奇。

书中如此记载,若此事属实,恐怕不只是梶山,任何人都会对此感到好奇而无法自已。

然而,松元坚太郎却表示,藤原银次郎和山本五十六从未被 T 所欺骗。T 虽然是个政治商人,性格上有些古怪,但石油事业在油田开采出来之前,总是像盲人摸象般摸索,相关人士常被视为投机者,这是常有的事。而且,仲間之间的恶言相向、互相拆台,是中南美地区日裔移民的特色,路过的旅人往往会被他们片面之词所迷惑。当时,太平洋石油公司的经营极为合理,一直在进行科学的试探性开采。如果真的发现了石油,T 的分红自然会相当可观,但在试验阶段,他应该并未赚到多少利润。藤原银次郎也曾说过,挖一百口井,能中一口就算不错了。然而,成功尚未到来,战争便爆发了,墨西哥成为日本的敌国,正在试探开采的油田被墨西哥政府没收,太平洋石油公司账面上的财产也被转交给帝国石油公司,松元如此解释道。

不过,目前在教育大学担任地质学教授的桥本亘,他的说法又略有不同。桥本当年作为青年技术员加入太平洋石油公司,并被派往墨西哥。

“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真相,所以在东京的那些事务相关人员不清楚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确实被蒙骗了,这是事实。”

桥本这样说道。

T 将此事作为卖点带到日本谈论的,是位于贝拉克鲁斯州的塔米斯莫隆地区的油田。塔米斯莫隆属于曾经让山本视察时感到惊叹的坦皮科油田地带的一部分。关于这一地区的情况,有一位名叫 J·M·缪尔的美国地质学家在美国石油协会出版的权威文献《坦皮科地区的地质学》中有所记载,缪尔在其中写道:

“在塔米斯莫隆地区,即便是干井,或者钻头仅仅稍微沾湿的程度,只要将井口封闭一年,井内就会充满石油。”

书中写道。不知从何时起,石油开始渗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一个储量巨大的有前景的油田,恰恰相反。

桥本直前往墨西哥,读了缪尔写的书,听到那些老井工们都在议论,

“那地方以前是干井。”

桥本直听到这样的传言,感到非常奇怪。不过,即便真是干井,塔米斯莫隆油田准确来说也不像梶山小说标题中所说的“废矿”那样完全废弃。废弃一个油井需要非常繁琐的手续,所以表面上它还是正常运作的。然而,后来一位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的日裔二代技术员藤冈道夫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便和一众工程师提出希望进行试油。然而,对方总是支支吾吾,迟迟不肯答应。

试油是指在开挖油井后,将积聚的石油抽取出来,然后测试油量的多少以及后续情况。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对塔米斯莫隆一号井进行试油。刚打开井口时,气体和石油一开始猛烈喷出,但等到准备好的油罐装了大约九十桶之后,很快就变成了涓涓细流的状态。果然如缪尔所写的那样,井工们的传言是真实的,因此桥本等人非常愤怒,并将试油的详细结果通过信件报告给了日本。

渐渐地,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情况越来越不乐观。但在这种艰难时期,投入巨额资金的日本在海外启动的事业不能就此放弃。桥本说道:“就算是私生子,生下来的孩子也得养育成人啊。”于是他精心制作了一份矿区一览表,打算逐一进行调查,但这一举动却触怒了 T 的逆鳞。

在日本,传言四起,说年轻的技师们在当地内部不和,发生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他们逐渐被油田地区拒之门外,滞留期的更新也未获批准,被认为是无用的毛头小子技师,只能回国。于是,桥本在开战那年的一月返回了日本。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和梶山季之的小说一样,帝国海军和藤原银次郎被墨西哥的日裔人巧妙地欺骗了。

然而,桥本感到奇怪的是,公司高层明明应该读过他们的书面报告,却对公司面临的危机以及如此大规模的外汇浪费视而不见,无论他如何指出问题,都没有任何反应。桥本的父亲与藤原银次郎关系密切,因此他被太平洋石油公司挖角。回国后,他亲自去藤原那里致意时,

“你们真是吃了不少苦头啊。不过没关系,那件事只要继续挖石油就行了。你们年轻人气愤也是情有可原,但世事复杂,各种情况都有。”

藤原说了这样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桥本后来因工作原因多次前往海军省军需局,有一次提到了太平洋石油公司的事情,并谈及其中的欺诈行为。然而,本应对石油问题极为重视的军需局职员们只是“哼哼”一笑,毫无其他反应。

大体来说,塔米斯莫隆的油田位于海湾一侧。也就是说,从日本的角度看,它在墨西哥的背面。即使那里出产石油,一旦美国封锁了巴拿马运河,无论如何也无法运回日本。明知如此,海军和藤原银次郎等人为何还要对此投入巨额资金呢?无论谁来看,太平洋石油显然不像一家正规的石油公司,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桥本当时在墨西哥读到的英文报纸上,

“日本在贝拉克鲁斯州买下了一片不出油的广大矿区。据说他们打算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修建机场。”

据说有人记得曾经读到过这样一篇报道。

“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桥本彻教授在开场白中这样说道,他认为藤原银次郎和山本五十六可能明知这是骗局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石油开采的确存在很大的运气成分,带有某种投机者的特质,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即便是像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钻井的成功率也应该更高一些。塔米斯莫隆的矿区如今似乎无人问津,关于它还有活力的传闻一个也没有听到。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弄清真相。我只能认为这是在某个更高层次上,运用了某种秘密的高级战术才做成的事情。”

太平洋石油这家公司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山本五十六对太平洋石油有怎样的想法,又了解多少,这些对我来说当然还是个谜。

不过,有一个人记得一个与此类似却又颇为奇妙的故事。那是山本五十六在美国担任驻外武官时,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助理……

“男人如果连赌一把的胆量都没有,那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被这样一说,极洋捕鲸公司的法华津孝太惊讶不已。

法华津孝太的父亲名叫法华津孝治,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橡胶公司南亚公司的经营者,在马来半岛拥有五千英亩的橡胶园。昭和十年代初,南亚公司买下了新加坡港口入口右手边的一个无人小岛。

法华津孝治说道,

“我要在那里建一座白色的别墅,让进出的船只都传言那是日本富豪的别庄。”

虽然他这样说,但那笔钱实际上是来自海军。法华津的别墅原本计划建在那个岛上,但开战的同时,岛屿就被英国没收了。然而,那附近唯一有淡水涌出的无人岛,似乎被日本海军打算用作潜水舰的秘密补给基地。


 六


山本的性格中,正如之前提到的海军内部的批评声音所透露的那样,既有随和且彬彬有礼的一面,同时也确实存在极为情绪化且傲慢不逊的一面。他自己似乎对此也有所察觉,心中多少有些在意。

有一次,中村家的敏子向山本讨要了一张色纸,山本便在上面写道,

“正直而温和”

一旁的堀悌吉看着,笑着说,

“那句话啊,是山本对自己的警戒之言。”

曾经这样说过。

山本在那时候,若有人请他写字,

“一忍可撑百勇,一静可制百动”(一忍足以支撑百勇,一静足以制服百动)

这是河井继之助的格言,他常常将其书写下来。

在海军省山本的房间里,还挂着北野元峰禅师亲笔书写的,

“百战百胜不如一忍”(百战百胜不如一忍的境界)

挂着一幅写有这样字句的画。

这些与其说是自我警戒,不如说更像是山本在这个时代中处世时所倚靠的信念。

作为山本感情激烈的一个例证,有传闻说他曾前往战死的南乡大尉家中吊唁,并在那时痛哭失声。南乡茂章,这位曾是山本部下的大尉,被誉为“海鹰三雄”之一,是名声在外的优秀飞行员和指挥官。然而,他在昭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于中华民国江西省南昌上空战死。

当时,在东京玉川上野毛的家中,南乡次郎——这位接受了山本吊唁的父亲,后来写下了一篇回忆当时情景的文章。


每逢时节变换,我总会深深地回想起一年前夏天的事情,那是我长子茂章在南昌战死的时候。

长子曾隶属于山本五十六中将率领的航空战队,日夜得以亲近中将的伟岸风范,对中将心生仰慕,作为上官,他由衷地敬服。(此处略去部分内容)

不久后,长子战死。山本中将立即前来吊唁。我向山本中将表达了感激之情,感谢他对长子生前的悉心指导,并表示作为一名军人,长子能完成职责,我由衷感到欣慰。这些话都是发自我的内心。

山本中将静静地低头倾听,未发一言,宛如化石般一动不动,但突然间,他身体一软,像是孩童般不顾吊唁人群的围观,放声痛哭,最终倒在了地上。

我呆若木鸡,无计可施,心中既惊且疑,深受震撼,只能默默注视着。

稍过片刻,山本中将站起身来,但又一次痛哭失声,跌倒在地。旁人连忙扶他起来,待他情绪稍稍平复后,才告辞离去。(后略)


父亲次郎是预备役海军少将,属于与山本不太合得来的舰队派一员,但他的儿子茂章似乎是山本格外疼爱的部下,山本对他的关怀可见一斑。

“为授予感状的南乡君而作的诗”

以此为题,

“在散发芬芳的花丛中,亦有一枝香气尤为高雅的花,名为益良男。”

还创作了这样的歌谣。

此外,南乡次郎的文章未必能称得上表达精准,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以冷静的第三者视角所捕捉的,因此是否能准确反映当时的情景,也并非没有疑问。

然而,即便将这些因素打个折扣来考虑,这里所描绘的山本的形象仍然有些异常。一个年过五十、地位显赫的军人,会因为部下的战死而前去吊唁,甚至两次失态倒地,像孩子一样哭泣吗?

绪方竹虎曾说:“山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至于山本五十六是否真的连“一点点”做作都没有姑且不论,但他在上野毛南乡家哭倒在地,绝不像是为了面子而演的戏。我觉得山本实在是一个极易被感情触动的人。

此外,即便不是像南乡茂章这样的直属部下,对于在日华事变中战死的一般下级官兵,他也常常不以海军次官的官方身份,而是以一种私下的方式,甚至不告知秘书官,前往东京市内的遗属家中上香吊唁。

在担任“五十铃”舰长和“赤城”舰长期间,他也经常前往海军医院探望受伤的下属水兵。

“通常情况下,军医长只是去一趟然后回来报告,像这样亲自出面的舰长真是少见。我觉得他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近藤为次郎这样说道。

顺便一提,在此之前,第一次近卫内阁已在昭和十四年新年伊始全体辞职。近卫辞官的理由,表面上是因为内阁内部意见不合。

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在前一年上任不久,便在十一月十一日的五相会议上,被要求就陆军提出的关于日德间新协定问题发表意见,

“据我所知,本协议的性质是防共协议的延伸,针对的是苏联,而非英国和法国,如此理解是否无妨?”

曾经特别强调过最重要的问题点。

各位大臣均无异议,陆军大臣板垣也表示没有反对意见,于是向柏林的大岛大使发出了相关电报。然而,大岛的回电中却写道:

“关于十一日五相会议的决定,其中提到英国和法国等国不在対象范围内的内容,与我在担任武官时从陆军接收到的电报内容有很大出入”,等等,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不久之后,原本没有异议的板垣,在五相会议的场合上却说:

“之前的五相会议决定意见,虽然以苏联为主要目标,但从属目标也包括英国和法国。”

于是,大家不得不对他说出的话感到震惊。这大概就是所谓“内阁意见不一致”的具体内容吧。但实际上,即使内阁内部意见一致,恐怕也存在外部势力不愿接受这种意见的情况,这或许才是更准确的描述。

据说,驻柏林的大岛,即使收到外务省的指令,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阴谋路线,就会将其压下,完全不向德国方面传达。制定对德外交的基本方针并命令执行的,既不是外务大臣,也不是陆军大臣,更不是首相,而是与参谋本部一部分人暗中勾结的驻外大使。大岛不遵从指令,但却无法因此将他撤换,情况似乎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面对这样的局面,本就缺乏责任感且容易厌倦的近卫文麿彻底失去了耐心,以“内阁不一致”为由,干脆辞去了内阁职务。

接替近卫的,于一月五日成立了平沼骐一郎内阁。除了米内海军大臣、板垣陆军大臣和有田外务大臣这三大臣外,还有数名阁僚留任。米内继续留任,次官山本也得以留任。军务局长井上同样未变,即使到了平沼内阁,海军的阵容也没有任何变化。

根据米内光政的手记记载,

“一月五日,平沼内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一月十日,日德意防共协定强化问题首次成为五相会议的议题。”

如此记载。

这个“首次”究竟是指在平沼内阁时期第一次,还是指所谓三国同盟问题正式作为五相会议议题是第一次,尚不清楚。

一月十九日,有田外相就此问题提出了如下妥协方案。

一、主要以苏联为目标,但根据情况也可将英法等国列为目标。

二、武力援助,若针对苏联时,当然应当实施;若针对英法等国时,是否实施以及实施的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

三、对外宣称是延长防共协定。

(但是,第二、第三点为秘密事项)

这份文案措辞颇为含糊其辞,仿佛牙缝里夹着什么东西似的,但对米内和有田来说,这已经是他们所能让步的最大限度了。简而言之,如果按照这条线签订条约,那么当德国与苏联开战时,日本承诺提供武力援助;然而,如果德国与英国、法国开战,日本可能会提供援助,也可能不会。并且,文中提到“英国、法国等”,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美国”这个词。

对于米内和山本来说,同意这样的妥协方案想必是极为不情愿且不满意的。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里宾特洛普、大岛、陆军参谋本部,或者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以及白鸟大使来说,这样的模棱两可的方案也必然令他们感到不满。

因此,在此之后,直到八月下旬平沼内阁辞职为止,围绕这一问题召开了七十多次五相会议。民间甚至流传起类似江户时代的讽刺诗:“平沼买米一斗难下手,今日买五升,明日再五升。”而在此期间,山本支持米内,米内支持有田,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试图将日德意军事同盟实质上限制在防共协定的框架内。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在条约中严格避免任何可能将日本卷入与英美战争的承诺。

然而,日本海军虽然嘴上不说,实际上却一直将美国视为首要假想敌国,舰队的训练也完全以此为目标,庞大的海军预算也是基于这一前提。难道在拿钱的时候把美国当作假想敌,而当危机真正逼近时,却说无法与美英开战吗?如果海军是这样,那岂不是一群胆小鬼吗?右翼势力和部分陆军军人开始提出这样的逻辑,而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最顽固的胆小鬼是山本五十六,此后,山本身边逐渐频繁地出现了右翼的威胁和骚扰。



战败之时,日本的陆海军亲手烧毁了大量珍贵的记录文件,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惋惜。然而,当时未被烧毁或未能完全烧毁的文件中,除了被美军作为战争审判证据扣押的部分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在混乱中被不知何人带走,散失无踪。在这些散失的文件中,有一份颇为罕见的资料,名为《日德意军事同盟缔结请求运动档案》。

这份文件原本保存在海军省法务局中,并非发起“请求运动”一方的记录,而是被请求一方的记录。

换句话说,这是右翼势力向海军施压,逼迫其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并以各种手段威胁米内和山本的相关文件汇编。

不知为何,山本五十六虽然在美国任职时间颇长,但在美国人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熟识的朋友。这一点与野村吉三郎截然不同。因此,战后进驻日本的美军相关人员中,几乎没有人能准确把握山本的性格、经历以及思维方式。一提到山本五十六,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他是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人中最右翼的一员。然而,当他们听说山本曾因反对三国同盟而被右翼分子盯上,或者他曾强烈反对对美英开战时,似乎都一时感到十分惊讶和不可思议。

然而,阅读这份《日德意军事同盟缔结请求运动档案》后,便能清楚地明白,这并非夸张之词,也不是战后编造的虚构故事。

档案中收录了大量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如 SM 情报、SO 情报、BS 情报等等。SM 或 SO 这些代号,很可能指的是海军所使用的情报提供者,也就是所谓的间谍 M 或间谍 O 的情报。而山本在次官会议上曾提出:

“大家都说新秩序、新秩序,但究竟什么是新秩序?”

据说有位革新派的国会议员对此提出反问并表现出愤怒,而当前海军的态度主要是由山本次官的主张和提案所导致的。

“山本次官的私生活,也就是说这位次官的二号情妇是新桥的艺妓‘梅龙’,以此为依据从相关方面获取的资料,将此事问题化,意在社会上埋葬山本次官。”

据传大日本生产党相关的团体正在商议此事,而针对海军次官,有人计划实施一人一杀的恐怖行动,参与者包括“居住在芝区的不良少年某某”以及其他几人,他们似乎抱着五六年的刑期觉悟,打算以此扬名。从昭和十四年春到夏,这种局势愈发变得不安定,甚至有传言称某处已聚集了炸药。

“特别是针对山本次官的排斥运动异常激烈,有人甚至声称‘若不彻底反省,就必须通过爆炸或轰炸将其除去’。”

也能看到这样的信息。

除了这些“信息”之外,还有直接送到海军省的所谓“宣言”、“请求”以及“辞职劝告”等名目的威胁信,也都收录在这份“请求运动档案”中。其中还有一种叫做“斩奸状”的文书。

当时在军令部任职,后来在开战时担任海军次官的泽本赖雄,

“山本先生,听说您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啊。”

听到这话,山本回应道:

“是的,有些甚至嚣张到说明天就要取我性命。不过,就算我被杀了,海军的立场也不会改变。下一任次官同样会这么说。哪怕换了五个人、十个人,次官换了一茬又一茬,海军的主张也不会有丝毫动摇。”

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

然而,这与其说是山本的真实信念,不如说是一句带有更多政治意味的发言。事实是,在他之后两代的海军大臣和海军次官任职时,海军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说同样的话”,最终赞成了三国同盟的缔结。因此,山本对泽本说这样的话,或许是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那个地步。

“宣言”或者“请求”之类的文件,总是用墨水写在大幅的奉书纸上。带来这些文件的人,通常是穿着深蓝色和服下摆搭配袴裤,从茨城县出来的某个农业人士或某个著述业者。他们所论述的要点,大多也是固定的。比如,“宣言”上通常会写着:

“睁开神眼领悟,竖起灵耳倾听。煌煌赫赫,天上有声音传来:‘必须讨伐英国!’”

这样的开头语,后面则有“县议会议员有志之士”、“爱国妇女会茨城支部”、“茨城新闻社”等签名,此外还有“爱乡塾”、“勤皇真结”等团体,以及“打倒英国茨城县民大会主办县下十三团体”的署名。在奉书纸的一角,有实松秘书官用红色墨水写下的批注。

“大臣执意要求面谈,但仅由实松代理接见,提出数个问题后,发现对方一无所知,只是徒然流露出悲愤之言。”等等。

如此写道。

这让人想起幕末时期的一个故事:一位被捕的尊王攘夷志士被问及“尊王”是什么意思时,回答说:“就是尊敬尊贵的君王。”

“日德意军事同盟,是皇国日本的至高使命,也是当前世界客观形势所迫切要求的紧急国策。”

所谓的“请求”,似乎被军务局长井上成美独自看到后愤怒地压下,上面用红铅笔狠狠地划了线,而且是井上亲手所为,

写着“为何如此?”、“毫无逻辑,简直是盲人千人之流”、“极其无礼的言辞”等批注。

在此,仅从这类恐吓信中摘录一封针对山本的“辞职劝告”内容。


“此次战争乃是通过日英战争而实现的皇道世界新秩序建设的圣战,其真义决定了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及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是当前日本迫在眉睫的国策。然而,依赖英国的现代幕府式统治势力,为了维护对他们有利的现状,顽固地加以阻挠。贵官作为亲英派势力的先锋,与米内海军大臣勾结,事事阻碍皇国体制应有的革新性国策的推行,将赫赫皇国海军引向成为重臣财阀私兵的危险境地。贵官于去年五月十七日在英国大使馆晚宴上举杯祝贺日英亲善,而次日在鼓浪屿却遭受英美法三国干涉的侮辱,此事实乃是对遗忘无数战死英灵及前线将士辛劳的海军次官的天罚警钟,然贵官冥顽不灵,似仍未觉悟。我等基于作为皇民的使命,为守护皇国日本,郑重劝告贵官即刻辞职。”

   昭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圣战贯彻同盟

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阁下


“圣战贯彻同盟”和“维新公论社”的某人,以及茨城县“紫山塾”的某人,两人的名片附在其中,用海军专用纸张书写,实松秘书官亲笔写下,这两人还将口头说明,

“如果山本次官不辞职,圣战贯彻同盟将向全国发出号召,打算将次官的处境逼入绝境,而且他们还打算不惜采取其他手段,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据说,他们留下这样的威胁后就离开了。

在大臣办公室和次官办公室门前,总是由副官兼秘书官的实松等人担任门卫的角色,负责接待这些人,并决定是否向米内或山本通报。

据说山本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人来访,有时会找个地方躲起来装作不知道,但如果副官秘书官通报了,他也不会拒绝见面。然而,让这些人见到他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对方如果长时间坚持要求见面,这边也会顽强应对,想方设法把他们打发走,这成了秘书官的职责。

山本因为参加了英国大使馆主办的电影会而被认为不妥,实松因此纠缠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在“辞职劝告”中,也提到了“五月十七日英国大使馆晚宴会”等等的内容,但山本与英国大使克雷吉是老相识的关系,因此经常被邀请参加这类聚会,而他自己似乎也乐于轻松地前往。电影会上,高松宫也曾出席。

实松稍微暗示了一下这件事,立刻就有人说:

“竟然胆大包天,连皇室贵胄的尊贵身份都拿出来说事,是想掩盖自己的过错吗?”

据说,他被大声呵斥了一顿。

他们来到后,让秘书官站起身,展开奉书的纸张,

“因此,奉天之命,诛杀山本五十六者即为吾等。”

就像是宣读一封弹劾书或者恐吓信一样,只要回一句嘴,就会被千言万语的责骂淹没。因此,副官们无论被怎样责骂,都只能像对着一块软布推手一样毫无反应,必须做好只当个门房、只说“知道了”的心理准备。

即便如此,

“胆小鬼!海军的胆小鬼!你们的日本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诸如此类,嘴里不干不净地被辱骂个不停,想让他们轻易退去可不是件容易事。好不容易把人赶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却发现堆积如山的公文多得让人无从下手。

秘书官的宿舍位于海军省院内的大天线下方,但实松每晚都将刀放在枕边入睡。尽管只是个看门人,他却一直想着能尽快摆脱这种令人厌恶的职责。



这段时间山本本人怎么样呢?至少表面上看来,他显得非常悠闲自在。

一旦接到确实有危险人物即将到来的情报,他便穿上西装,拦下一辆出租车,迅速前往涩谷区松涛的榎本重治家中避难。

在榎本家,堀悌吉等两三个熟识的朋友已经在等着,秘书官则在海军省面对右翼的压力,

「奉天之命,诛杀山本五十六者也」

在听到这些的时候,山本这个人,也不知是豪放还是随性,

“日清谈判破裂,

品川率领东舰出航。”

就这样,他一边高声唱着过去的壮士调,一边摇晃着麻将牌。

自从右翼的攻势变得激烈起来后,山本几乎每个周六、周日都会到榎本家避身,擅自从衣柜里拿出换洗衣物,然后打麻将消遣。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与千代子的约会变得不自由了。不过,山本这位次官的藏身之处在松涛的榎本宅邸,这件事似乎只让副官们知晓。

山本身边的严密警戒变得必要起来。

然而,这件事无法拜托给宪兵队。

“海军没有宪兵,这是海军的弱点。”

据说山本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海军而言,掌握军事警察权力的是陆军的宪兵,而这些宪兵常常充当陆军方面的间谍角色,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很可能会站在暗杀者一边。

陆军方面每次在海军大臣或次官更替的时候,或者其他适当时机,总是提出是否要派遣宪兵作为护卫的建议。因此,秘书官的交接事项中明确写着,必须坚决拒绝这种提议。

实松在仔细检查了灵南坂的次官官邸之后,前往赤坂表町署拜访署长,私下请求对次官进行保护,打算事后再取得山本的许可。然而,山本却对他说:

“蠢货!别多管闲事!”

被大声呵斥道。

在本人的怒喝之下,警方对山本周边的保护暂时中止了,但最终还是决定在次官官邸周围常驻巡逻的警察进行警备。

各省的大臣都被列为特别保护对象,但次官并不在此列。然而这次情况特殊,表町署派出了警备负责人前往次官官邸,向夫人请求查看官邸内部,并商议在玄关旁边的书生房间安排一名警官驻守。正当他们讨论时,山本从外面回来,

“实在是感激不尽的提议,但作为现任次官,我个人觉得这样有些不便。”

果然,还是被拒绝了。

于是,警方迫不得已,在次官官邸对面的灵南坂教会租了一间房,让一名巡警住进去,与官邸的门卫保持联系。每当山本外出或返回时,外面几名巡警便不动声色地在道路的关键位置巡逻监视。

原本不情愿的宪兵,最终还是不得不妥协了。

“听说我的脑袋值十万日元呢。”

于是,山本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口吻对古川敏子说道。

有一次,佐野直吉因为盲肠手术住进了九段坂医院,山本前来探望时,对敏子说,

“你往下面看看。”

然后,他从二楼的窗户指着医院门前,告诉她有两个便衣宪兵在闲逛。敏子问道,

“是护卫吗?”

桑原虎雄这样问道,山本则回答说,

“什么嘛,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罢了。”

据说他是这么说着,还笑了起来。

整个海军省也在为万一发生的情况做困守准备,参考了二二六事件当时的记录,相关工作正在推进。

从横须贺秘密调来一个陆战分队进京,负责守卫海军省。秘书官室与陆战队值班人员常备手枪待命的房间之间,安装了紧急用的蜂鸣器。院内还准备了自备发电和自备供水设施。海军省各处都弥漫着一种半真半假的气氛,

“千万别坐次官的车。”

当时,也有人低声提及这样的话语。

山本越发难以见到千代子,有时甚至一个多月都不去“梅野岛”,取而代之的是,他常常在深夜两三点从次官官邸出发,

「我的白头山歌谣进步了不少,你听听两三节吧。」

据说经常这样说着,给对方打电话,还在电话里唱歌给对方听。

用古川敏子的话来说,

“所以,隔了一段时间再见面时,他就会说,嘿,是胖了还是瘦了,来,我背你一下试试看重量,然后马上就把梅ちゃん背起来。他特别宠溺,那种甜腻劲儿,简直让人嫉妒得牙痒痒。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唱《白头山调》时,嗓音浑厚,颇有韵味,唱得相当不错。像《暂借美人膝上枕》这样的曲子,他特别喜欢,觉得自己就是歌中人。”

就是这么回事。

山本似乎有个习惯,动不动就喜欢背女人。据说,他曾背着海军常去的料亭“山口”的女老板,送她住进了圣路加医院;还有传闻说他在故乡背过自己的姐姐加寿子;就连中村家的敏子本人,也曾被山本背过一次。

有一次,敏子抱怨说最近胖了,觉得很困扰,山本听后便说:

“来,让我看看有多重?”

说着,他立刻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敏子一不小心被追上,山本就直接朝外面的街道跑去。敏子吃了一惊,

“不行,不行,山本先生。被人看见了说些什么怎么办?”

她在山本背上羞涩地抗议着,但山本却说,

“没事,就说是急病患者,急病患者,没人会多想的。”

说着,他摆出一副似乎要跑到出云桥边去的模样。

这种传闻往往会逐渐添油加醋,有人说山本当时穿着海军中将的军服,还跑到出云桥桥头,真的对路人问道:

“有急病人,请问附近有没有能让人消瘦的医院?”

甚至还有传言说他这样问过,但实际上山本穿着便服,只是朝门外迈了两三步,就又退回了中村家。

总的来说,山本五十六这个人,据说对上司不怎么样,对下属却很好。不过,他在某些方面有些怪癖,同时又很随和,甚至还曾为新开张的料亭题字,用来制作门前的灯笼和火柴盒。

所谓的料亭,是指那一年在新桥的前任小寿贺的丹羽美智,在筑地本愿寺对面开办的“和光”。

火柴盒上的字,他用小块和纸,以墨笔写下“和光”二字,另外还写了地址和电话号码,各准备了三种样式,交给丹羽美智,让她随便挑选使用。美智拿着这些字样送到火柴店,店家看了十分赞赏,

“这字写得真是漂亮,这个人能不能来给我们店里干活呢?”

他说。

这位“和光”旅馆的老板娘,原名新桥小寿贺,名叫丹羽路,自称“海军省木户特许”,是个如果看不到樱花与锚的标志就睡不踏实的海军艺妓。她对海军的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山本担任次官的时候,她常常带着点心前往海军省探望,山本还曾对她说:

“喂,别太大声说话。宫先生在里面呢。”

她还曾被这样提醒过。她自己说,和山本的关系就像男人之间的交情一样。

她一度收藏过比山本亲笔写的火柴盒字迹还要稀奇的东西。那是山本在担任大佐、作为航空母舰“赤城”舰长时,精心抄写的《坛之浦夜战记》。

在海军的海上勤務中,副舰长以下的一般军官有士官室或士官次室的同僚相伴,司令官身边也有幕僚随侍。然而,舰长,尤其是大型军舰的舰长,却是一种被尊奉却又孤独的存在,必须独自用餐。如果随意在甲板上走动,就会妨碍士兵们的工作,招人厌烦。

昭和三年末起的十个月间,山本担任舰长期间,在“赤城”号的舰长室里,以练习书法的名义,勤奋抄写《坛之浦夜战记》,完成了一部精美的抄本。然而,当他被调任为军令部和海军省的双重职务,离开军舰时,似乎为这部秘本的处理而犯难,于是对小寿贺说,

“这个,要不要给你?”

这样开口说道。

“那就这样吧,作者不详,我就好好收着吧。”

说着,小寿贺接过了那件东西。

几年之后,山本先后晋升为少将、中将,又当上了次官。那时,在一个与山本毫无关系的酒宴上,有人提起了《坛之浦夜合战记》的故事。一位客人说,这本书很有名,但他至今还未读过。于是,小寿贺的满不由得开口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里有一本非常好的哦。”

说到这里,

“什么,拿过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因为借出去就可能收不回来,所以绝对不带回家,只能在家里读,这是约定。于是她把书拿到客厅,按照约定,由一个人开始朗读。

不久,顾客中的一位,曾任石川岛造船所社长的松村菊勇,

“好吧好吧。接下来让我来读。”

说着,他接替了朗读。

松村比山本年长九岁左右,是海军学校的前辈,退役时为中将,后来进入了石川岛造船所。

美知虽然一句也没提起山本的事,但松村菊勇在阅读时,似乎突然察觉到这是谁的笔迹。他猛地改变了说话的语气,

“我一定会还给你,这本书借我一下吧。”

就这样说了起来。

就这样,这本“作者不详”的《坛之浦夜战记》从美知手中被拿走,之后无论她催促多少次都没有归还。借走书的松村在昭和十六年四月去世,美知对此感到十分遗憾,费尽心思调查,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书的去向。

在山本五十六的遗墨遗物中,这件有些奇特的东西,如果没有被战火烧毁,如今应该还存在于日本的某个角落。



山本在担任大尉时,曾与堀悌吉一起到汤河原游玩,一次性吃了四十七个蜜柑,结果得了盲肠炎。当时,他接受手术时坚持不要使用麻醉,后来有人问他为何要这样做,

“我想试试切腹时会有多痛。”

据说他这样回答过。这虽是一个真伪不明的逸事,但听起来倒像是他会做的事。

小时候,学校朋友的母亲曾说,

“五十六先生,您什么都能吃得下,但这支铅笔,恐怕连您也吃不了吧。”

据说,当时山本一言不发,拿起铅笔就默默地咬了起来,咔嚓咔嚓地吃掉了。

曾任造兵中将及舰政本部第一部长的谷村丰太郎,在海军省的将官食堂里,曾经向次官山本发起一个赌局:能否在不熄灭火的情况下,将点燃的火柴棒穿过十钱白铜币的小孔。山本立刻接受了挑战,但无论试多少次,都是谷村赢,山本输。其实这里有个小窍门,十钱币有孔稍大和稍小两种,谷村总是把孔较大的那枚揣在口袋里,而把孔较小的那枚交给山本。山本对此一无所知,输得十分不甘心,执着地反复练习,最终竟然成功地将点燃的火柴穿过连谷村也做不到的小孔十钱币。谷村丰太郎自愧不如,只好坦白了其中的玄机。据谷村记载,山本听后嘴撇成一字形,摆出一副“酸溜溜的表情”,狠狠地瞪了谷村一眼。

另外,根据米内光政的谈话,普通人在乘坐汽车时,以每小时七十到八十公里的速度行驶还能保持平静,但一旦超过每小时一百公里,就会产生恐惧感。在船上,如果速度超过二十四海里,也会让人感到不安。在火山喷口附近,如果靠近悬崖边缘一米以内,手脚会变得僵硬,心中充满恐惧。同样,在军舰上攀爬桅杆时也会如此。然而,山本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据说在舰船服役期间,他和熟练的水兵毫无二致,毫不在意地爬上桅杆。

这或许与好胜心强或者恐惧感淡薄有些不同,但山本作为次官在议会中的答辩,也是一种毫不犹豫、干脆利落的表现。一般来说,关于作战的问题,

“属于军事机密,所以无法回答”

这是当时的惯常回答方式,但山本从不回避,总是正面迎击,直截了当地给出答复。这是高木惣吉的说法。

即使被右翼分子盯上,身边变得危险起来,他似乎也没有感到特别恐惧,也没有采取任何狡猾的手段来应对。

只要秘书官代为通报,他必定会接见他们。当时,右翼的威胁往往可以通过金钱解决,这种情况似乎屡见不鲜。但据实松让的说法,山本从未给过他们一分钱。

他每天都若无其事地步行往返于美国大使馆背后的次官官邸和霞关的海军省之间。

“舰政本部的谷村说这是为了防身,特意为我做了这个东西。”

他还曾经把催泪剂或者喷嚏剂之类的东西装进类似牙膏管的容器里,像展示有趣的玩具一样拿给别人看。

笹川良一说道,

“不管谁来,都不能在对峙中输掉。如果觉得对方是来取你性命的杀手,就把他领到会客室,然后自己把家里或房间的门锁好。这样一来,对方就无法动手了。”

给出这样的忠告后,过了一段时间,山本通过电话说,

“照那条路走的话,就成功了。”

于是,向笹川报告了一下。

笹川良一有一次要前往中国,特意向山本请求一封介绍信给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第二天,他到秘书官实松那里去取信时,发现名片背面写着类似这样的话:“此人虽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若要暗算蒋介石,或许还能派上用场,特此介绍。”笹川看到后,

“哇,如此出色的介绍信,我还从未收到过!”

据说他满心欢喜地回去了。

山本带着从长冈来到东京的反町荣一,在神田一带的店铺闲逛,边走边看。

事情是这样的:同期的盐泽幸一在神田的一家古董店发现了山本的书法作品,价格出乎意料地高。他便说,怎么回事,这东西居然这么贵?古董店老板回答说,书法本身倒没什么特别,主要是装裱花了不少钱。山本听了这话觉得有趣,便决定亲自去看看。

某个星期六的下午,樱井忠武的夫人多贺子在银座偶然遇到了山本。据说山本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浴衣,脚踩木屐发出清脆的声响,手里拄着拐杖,悠然自得地走着。

然而,尽管在外人看来山本显得轻松自在,他的内心恐怕并非如此悠闲自得。

从昭和十四年五月开始,山本似乎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就像老鼠拖东西一样,每天一点点地把自己身边的东西搬走,不久之后,次官室里几乎再也看不到山本的私人物品了。据说山本次官每天都穿着新的内衣来上班。

事实上,他曾写下这样一封遗书,存放在海军省次官室的保险柜中,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


“述志

以一死报效君国,本是武士的夙愿,又何必区分战场与后方。

在战场上勇猛作战,奋力拼搏,如花般凋零,实属易事。

有谁能知晓至诚一贯、摒弃俗论、宁死不屈之难。

君恩何其高远,皇国何其悠久。

不可不思君国百年大计。

一身荣辱生死,哪有闲暇去论。

语中云: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焚而不可灭其香。

此身可灭,此志不可夺。

   昭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于海军次官官邸

山本五十六 花押


山本五十六的遗书,即便是后来在战争中写的,也都共同带有一种类似吟唱的、音调高昂的特质,虽然这一点不免让人有些在意,但他的心意却能让人充分理解。对于武井大助来说,

“如果我被杀,能让国民稍微反思一下,那也无妨。”

据说他曾这样说过。

然而,实际上,究竟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在暗中谋害山本的性命,这其中有些部分是清楚的,有些部分却依然模糊不清。

实际上,那些闯入海军省闹事,或者有闯入意图的人,有的是“右翼”的“码头工人”,有的是“芝区不良少年”,还有的是“曾多次询问却一无所知”的“茨城县农民”。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姓名和背景都已查明,有些甚至已被逮捕。例如,“圣战贯彻同盟”的某人,经海军省法务局调查,得知其学历仅到高等小学一年,大正末期在一家餐饮店用餐时与店主发生争执,最终犯下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加入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与甘粕正彦相识,后来又牵涉到神兵队事件,种种信息都已掌握。但要说这些人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将山本逼到如此地步,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他们的背后,果然还是有陆军在支撑。至于背后是否只有陆军,从这一点开始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但可以确定的是,陆军确实介入了其中。

正如对山本发出的“辞职劝告”所显示的那样,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运动与排斥英国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天皇对此表示,

“能否想办法管制一下排斥英国的运动?”

针对这一询问,平沼首相回答说“难以管制”,而作为“难以管制”的理由,内务大臣木户幸一则表示,

“实际上,陆军出钱,宪兵带头干,我们根本无法抗衡。”

据说这话被记录了下来。

陛下对陆军的专横行为深感不满,同时也厌恶所谓的右翼势力。曾在厚生大臣任上的木户幸一,在对原田熊雄说起时提到:

“现在的陛下似乎过于具备科学家的特质,对右翼思想毫无同情心。而且总是显得过于正统,让人有些为难。”

曾经无意中透露过。原田听到这话,感到极为意外,

“陛下终究还是应当保持如今这样的态度,并且以如今这样的原则行事,这对国家来说是最为理想的,同时作为陛下的态度也是理所应当的。我认为,陛下若无端地对右翼表示同情,或者对左翼有所偏向,当然是不可取的。原本所谓右翼,其内容空无一物,不过是出于情感,抱着类似尊王攘夷那样的忠君爱国情怀,或者仅仅是排外的态度罢了,毫无值得一看的实质内容。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也缺乏任何见识,只是一味凭感情排斥他人。而且他们所标榜的,不过是‘无人比我更忠心,无人比我更关怀皇室’之类的话,徒自夸耀自己的存在,实际上毫无值得认可的内容,这就是当今的现状。”

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而在日记的页边空白处,西园寺公望亲笔写下了“以下深有同感”的批注。

当然,山本五十六也厌恶右翼。当时,有传言说被视为右翼爪牙的芝浦码头工人持有大量炸药,被警方逮捕后供认打算在隅田川的河堤上刺杀山本。海军方面着手调查此事时,却发现陆军早已插手,详细情况被掩盖,无法查清。尽管如此,山本在记者会上仍然表示,

“在三国同盟问题上,海军不会再退让一步了。迟早会发生政变,你们最好也搭个帐篷准备着吧。”

表面上,他似乎以一种相当强势或者说悠然自得的口吻在说话。



在此稍早之前,昭和十四年四月,山本五十六最后一次回乡探亲,前往长冈。他此行的目的是以海军大臣代理的身份,同时参加新潟海军地方人事部的开厅仪式以及海洋少年团长冈支部的成立仪式。

海洋少年团的分部成立仪式在长冈公会堂后面的广场上举行。公会堂所在的地方,七十年前曾是背负贼军之名的长冈藩旧城址。

姐姐高桥加寿子看着山本作为海军大臣的代表,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被迎入那片城址,

“真想让父亲、母亲,至少是季八,看到他五十岁时的模样,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她眼中含着泪水,凝望着这一幕。

在母校长冈中学,应邀进行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山本说道,

“正如刚才校长先生所说,目前日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难,因此政府和国民一开口就满是‘非常时期’和‘坚忍持久’这样的词语,始终如此。然而,在我看来,现在从日本的上层到下层,从全国的老人到孩子,都过于紧张,绷得太紧,这样是否真的好,我对此深感疑惑。”

“如果把橡皮拉得太紧,彻底拉伸到极限,它就再也无法恢复原有的作用。作为一个国家,保持紧张状态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必须保有弹性和余地,这是我的看法。”

大意是这么说的。

前一年,在东京一桥会馆举办的长冈中学同窗会上,他应邀发言时,对政局和战局只字未提,只是谈起了南洋的鱼类。当时,长冈中学历史悠久的校友会“和同会”改名为“长冈中学校学生报国团”,

“长冈若以这种摧毁和同会的长中根性,短期内恐怕难以涌现出特立独行、杰出的人物。”

正在给同乡同窗好友目黑真澄写这样一封信。

对于“非常时期”、“新秩序”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这些口号,山本大概早已感到厌倦了吧。

山本的故居里没有浴室,

“我回来了!”

于是,山本来到故乡的老友、经营澡堂的梛野透家中,登门拜访,对三助说,

“山本先生,澡堂的水已经放好了。”他便去洗了个借来的热水澡,洗完后懒洋洋地躺下,和大家一起闲聊胡扯。这样的时光,对山本来说似乎是最快乐的。

反町荣一听到山本先生被称赞为非常强大,便询问他在桥牌上的实力如何。平日里不怎么自夸的山本,此时却心情大好地说道:

“嗯,我想说自己是世界第一,但至少可以肯定是东洋第一吧。”

他这样说道。

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会是最后一次回乡。然而,事实却是,他在昭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从长冈站搭乘开往上野的急行列车离开时,成为了他最后一次见到深爱的长冈。

平沼内阁就三国同盟问题召开了七十多次会议,但始终未能得出结论。米内和山本领导的海军,无论如何都不肯同意签订这一同盟。

八月八日,当天的报纸头条刊登了“对欧政策,五相会议召开。以‘新形势’为中心进行讨论”的新闻报道。然而,和往常一样,读完这篇报道也完全不清楚究竟讨论了些什么。不过,在这次五相会议上,会议一开始,陆军大臣板垣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强烈主张应尽快缔结无条件的军事同盟。

对此,各位大臣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提出:

“总之,既然要缔结这个同盟,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日德意三国可能与英法美苏四国开战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战争有八成将由海军来承担。因此,在我们下定决心之前,我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日德意的海军与英法美苏的海军交战,我们有胜算吗?这一点您怎么看?”

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平日过于沉默寡言,以至于被一部分人认为不够可靠。首相经常与陆军大臣一同用餐并讨论事务,但海军大臣从不参与这样的场合,或许是根本没有被邀请。因此,陆军中甚至连科长级别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在海军中却连高松宫殿下都不知情。这导致海军内部对大臣无能、因而被陆军轻视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甚至有人在背后称他为“金鱼大臣”,这就是这种闲话的由来。然而,这位被称为“金鱼大臣”的米内,在此时却没有含糊其辞,也没有丝毫犹豫,回答得异常清晰明确。

“我们没有胜算。说到底,日本海军的建造初衷就不是为了与美国和英国为敌作战。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根本不值一提。”

两周后的八月二十一日,米内在星冈茶寮与板垣会面,就“日德意防共强化问题”私下交换了意见。米内将这次与陆军大臣的“最后一次私人会面”中的问答内容,详细记录下来,称其为“日后之用”。战后,绪方竹虎将米内这份手记的全文在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录于《一位军人的生涯》一书中。

这份记录相当冗长,仅引用最后几行如下:


“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能带来什么好处呢?(中间略去)最终吃亏的只会是日本,这样的结论恐怕是必然的。我个人并不赞成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协定,但如果考虑到陆军种下的祸根必须设法处理这一背景,那么也只能像以往一样,仅以苏联为对手。如果连英国也要列入考虑范围,那么我将‘不惜赌上职位’也要阻止此事。陆军大臣对德国和意大利究竟承认了何种特殊性,又打算如何利用这些特殊性为我国所用?首先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陆军大臣对此的答复不得要领,讨论只是空转,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徒然在争辩中耗费了五个多小时。


成为了这样的情况。

在杂志上读到这段内容的平沼内阁时期的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表示,这场陆海军大臣在星冈茶寮的会议,恐怕并非昭和十四年八月之事,并向绪方提出了反驳的书信。

“昭和十四年八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气氛绝非能容许如此悠闲地交谈数小时。”这必定是日德意问题刚被提出时的初期对话,也就是昭和十三年八月两人的问答。“米内君可能是记错了年份,或者在撰写手记时一时间产生了错觉。”这是有田的主张。

对此,绪方不论讨论的内容如何,依然坚持认为这只能看作是昭和十四年八月的事情。

查阅当时的报纸,无论是昭和十三年还是昭和十四年,都没有关于八月二十一日陆海军大臣两人会谈的报道。

然而,仔细阅读米内的手记时,发现了一点,

“最近英国政府方面对于张鼓峰事件并未过于认真对待,但在金融界从事件初期就对此高度重视”,等等。

我注意到有这样一条记录。张鼓峰事件发生在昭和十三年七月,如果会谈是在昭和十四年八月举行的话,感觉更可能会提及发生在十四年五月的诺门罕事件。按照有田写给绪方的信中所述,“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个人觉得有田八郎的观点似乎更有道理。

然而,米内在他的手记中明确写着是昭和十四年,所以如果姑且相信米内的记述和绪方的说法,那么这场“五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就发生在昭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从傍晚六点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半。

会谈结束后,米内和板垣各自回到官邸休息,刚躺下睡了两三个小时,或者还没睡着时,德国国家广播电台突然中断音乐节目,向全世界播送了一则紧急新闻。

“目前,苏联政府与德国政府的双方代表正在就重大问题进行会谈。”

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数小时后,柏林时间同一天八月二十一日的晚上十点三十分,纳粹德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决定。

日本政府陷入了混乱。可以说,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原本信赖的德国背叛了他们。德国方面的说辞是,日本始终犹豫不决,他们无法再继续等待。

三国同盟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平沼内阁在八月二十八日,

“欧洲的天地间孕育出了复杂诡异的新形势”

留下这句话后,他宣布全体辞职。

米内在先前的笔记中写道,

“平沼首相在辞去职务之际,曾对当时的内大臣坦言,海军的主张自始至终审时度势并无错误,但这已是事后之言,徒劳无益。”

如此记述道。

米内的继任海军大臣,确定由山本的同期、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吉田善吾中将担任。

山本曾表示,即使在吉田手下,他也愿意继续担任次官,但次官的职位最终还是由住山德太郎接替。

住山中将与柳宗悦是同届的学习院出身,长期担任侍从武官,深受天皇的信任和器重。

“然而,在这种非常时期,住山君能胜任吗?”

武井大助向山本问道:

“就算请来那样温和的绅士,海军的态度也不会改变,我就是要让陆军那帮人看看这一点。”

山本这样说道。

然而,在住山次官确定人选之前,山本曾稍稍流露出如果自己继续留任也无妨的想法,那是三年前他就任次官时,

“军人被调到政务部门,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说着生气的话,态度却有些不同寻常。尽管处于艰难而危险的立场,山本似乎开始对作为海军次官的工作抱有一种使命感和兴趣。

很久以后,有人问米内,山本元帅对政治是否有兴趣,米内稍作思考后回答,

“我想他是有兴趣的。”

曾经这样回答过。

过去,山本五十六在美国担任驻外武官时,他的第一位副官山本亲雄在武官办公室闲聊时,

“军人不得参与政治,这是御旨的精神,所以我对政治事务不太关心。报纸上的政治版面我也很少去看。”

说着,武官山本说道,

“蠢货。不参与政治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此一无所知。抱着这样的心态,你能成什么事?”

曾经被这样严厉地责骂过。

部门内部有不少声音提议,不如让山本接替米内担任大臣,但米内始终没有点头同意。

武井大助,

“为什么不让山本さん来接任呢?”

听到这话,米内说道:

“如果是吉田,他也会抱着同样的想法去做。”

说完之后,他还是稍微思索了一下,

“如果硬要把山本带过来,恐怕会有被杀的危险啊。”

他说。

米内大概是不忍心让山本继续留在中央,免得他万一遭受那种悲惨的命运。

就在这段时间的某一天,当山本走进大臣办公室时,恰好在场的那个男人,

“那个人我之前没介绍过,是个有名的占卜师。后来他又来过一次,说你的脸上有刀剑之灾的征兆,必须要小心谨慎。”

据说米内对山本说了这番话,这故事流传甚广,但这位“有名的占卜师”究竟是谁却无人知晓。有人猜测,这可能是米内知道山本对看相之类的事情以及水里能取出油的奇谈颇感兴趣,于是编造了这个故事,好让他自己接受被调往海上的安排。

鸣弦楼的松本赞吉那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海军省。次官室内的书架和桌子上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山本正打开桌子的抽屉整理里面的东西,一边等待前来办理事务交接的新任次官住山。然而这时松本走了进来,

“这次终于要到海上去了吧。”

说到这里,

“嗯,终于到海边了。”

据说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清爽的神情,一看就让人感到舒心。

这次希特勒的惊人之举——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了话题,

“独裁者这种人就是这样不行。德国国民这次恐怕也惊讶得合不拢嘴吧。”

松本这么一说,

“德国国民固然会感到惊讶,但最吃惊的恐怕还是日本陆军吧。”

山本嘴角浮现出一抹讽刺的笑意,接着说道,

“下次来这里的人,和我不同,是个真正温和的君子,被称为海军中的圣人。所以你们以后可别再来次官室捣乱了。”

他说着,放声大笑起来。

然而,松本认为,山本肯定会有担任海军大臣的那一天,

“不过,你迟早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吧?”

试探着问了一下,

“不,他不会来了。已经不会再回到这里,不会再回来。”

“就这样吧。”山本自言自语般地反复念叨着,像是给自己打气。

就这样,山本五十六卸下了海军次官的职务,接替吉田善吾,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





第八章



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我写到联合舰队迎接山本五十六中将作为新任司令长官,并从和歌之浦出发的情景,随后我长久地偏离了主线,但现在,是时候将笔触重新回到那个地方了。

八月三十一日,实松让等海军省的副官们前往东京站送行,当看到山本乘坐的“海鸥号”列车平安无事地启动时,他们坦言:“说实话,真是松了一口气。”然而,坐在旗舰“长门”号的长官室里,山本想必也有着同样的感慨。

在那里,取代了海军省中庭旁次官室里昏暗而沉闷的空气的,是刺眼的海面光芒洒落进来。

日华事变进入第三年,与物资匮乏、粮食短缺日益明显的东京不同,这里为长官准备了奢华的餐宴。空气中弥漫着美味的气息。此刻,窥探他动静、伺机取他性命的右翼分子已不在,取而代之守护山本的,是麾下四万名海军将士的目光。

正如之前所述,山本,

“喂,长官这个称呼真不错,挺受欢迎的。像海军次官这种职位,不过是个高级杂役罢了。”

他这样对副官藤田中佐说道。

然而,联合舰队的四万将士是否都怀着“来了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想法,对山本充满信任和仰慕呢?未必如此。

在航空战队的那些粗野勇士中,有不少人喜欢像希特勒那样气势汹汹的风格。山本在担任霞浦航空队副队长时,以及“赤城”号舰长时,一些尚未成才的年轻飞行员,或者那些没有机会与他近距离接触的飞行员中,有人对这位新任司令长官抱有相当程度的怀疑态度。

“赤城”号的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等人,是勇猛武士中的勇猛武士,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奈良方言,

“山本五十六这人,好像特别喜欢英国和美国,显得有些软弱。是不是个胆小鬼啊?”

公开这样说道。

当时的联合舰队,一旦离开锚地起航,能否在广阔的太平洋上东西南北自由驰骋、尽情训练呢?其实不然。作为世界第三大舰队,燃料不足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可用的燃料数量有限,绝不容许浪费,因此舰队的演习场地几乎都被限制在日本近海的太平洋沿岸。

这也是因为射击训练通常在宿毛或者足摺岬的海上进行,从纪伊水道到伊势湾一带也是如此,而冬季的鱼雷发射训练则多在濑户内海的柱岛进行,训练的种类和地点大体上都是固定的。例如,从别府湾出发前往横须贺时,为了不浪费燃料,白天训练、傍晚训练、夜间训练以及拂晓训练等一系列激烈的演习,会一直持续到进港前的最后一刻。

这就是帝国海军所谓的“月月火水木金金”的艰苦训练,但这只是说根据情况会无视星期日或节假日等规定,而并非意味着完全没有休息时间。

一般来说,如果连续四周以上不登陆进行训练,统计数据表明容易发生意外事故。一些琐碎的小事就可能引发争吵,甚至导致事故发生。

因此,联合舰队的训练以大约四周为一个周期,计划在母港吴港、佐世保港,或者别府港等地停靠,进行休整和放松。

为了让数千乃至数万名男子发泄一个月积累的郁闷情绪,选择偏僻的港口并不合适。如果岸上的人数不足,反而容易在陆地上引发意外事故。因此,别府这样的地方被认为是舰队休养的最佳地点。

经过数周的海上生活,无论是参谋还是司令官,都会开始怀念陆地上的灯光。每当舰船驶入横须贺港,他们便会返回东京,或者前往镰仓、逗子、叶山一带的家中。如果是其他港口,有些人会事先商量好,把妻子叫到身边。在吴港或佐世保这些“海军御用”的旅馆里,常常能看到一间间房间被布置得如同新婚小家庭一般温馨。

山本每次“长门”号入港时,必定会住在陆地的旅馆里。如果是横须贺入港并前往东京,他多半会住在芝区的水交社。至于水交社之后的行动,虽然只是推测,但比起回到青山南町的家中,他似乎更多时间是偷偷去见千代子。

当时新桥有一位名叫小梅的艺妓,她是某位与电气铁路相关的著名财界人士的妾室。她在芝区神谷町拥有一栋独栋房子,但有一次因为某些原因,这房子暂时空了出来。

梅龙的千代子从小梅那里,

“你去见山本先生,不是正合适吗?”

她这样说着,带他看了这处房子,他便动了心。在山本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大约一年后,她一边经营“梅野岛”,一边在神谷町置办了一处别宅。原本小梅是房东的租屋,但自那以后,每当山本来京时,两人似乎常常在这里相会。



山本就任次官时,受前任长谷川清的命令,详细向山本交代了事务上的交接事项。交接结束后,海军省首席副官田结大佐被调往担任战舰“日向”的舰长。此后,他晋升为少将,成为以重巡洋舰“加古”和“古鹰”为主要力量的第六战队的司令官。后来,山本来到联合舰队,田结直接受其指挥。据田结穰回忆,昭和十四、十五年左右的联合舰队笼罩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训练不再是平时的常规演练,而是如同实战一般的严苛训练。

并非山本上任后才特别如此,但例如舰队的夜间进出港是一项极为困难且危险的任务。如果不慎损伤了“陛下的舰船”,严重时甚至可能需要切腹谢罪。平时通常会点亮各种颜色的识别灯火,并通过无线电话与各舰保持联系,小心翼翼地进行操作。然而,若是战时,不仅不能点亮彩灯,甚至连微弱的电波辐射也不被允许。于是,在漆黑的夜晚,整个舰队完全熄灭灯光,默默跟随旗舰行动,这样的训练便开始了。

最需要小心谨慎的时刻是出港的时候。对于几千吨甚至几万吨的庞然大物,在惯性产生之前,在黑暗中操作极其困难。即使看不见,也必须在一定距离内采取措施,否则一旦发生意外,机械的力量也无能为力,存在无法逾越的极限。作为航海科的一员,心中不免会有为何要冒如此危险的念头。然而,即使没有灯光信号也没有无线电信号,硬是被要求必须完成任务,久而久之,即便是看不见的东西,也渐渐变得能够看清了。

在对美英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的训练水平给人一种“竟然能达到如此地步”的感慨,这种感受恐怕不仅仅属于田结穰一人,或者仅仅是海军军人全体的感想。

“即便如此,在有识之见的海军军官中,没有一个人希望战争爆发。”

田结如此说道。

在渊田美津雄少佐所乘坐的航空母舰“赤城”号上,也在进行紧急着舰的训练。起初,大家都惊讶地说:“不管怎样,这也太粗暴了吧!”不管技术高低、能力如何,所有飞行员都被要求进行夜间起降训练。这种相当激烈的训练,是在司令部的命令下进行的。

“赤城”号的舰长是草鹿龙之介,所属第一航空战队的司令官是小泽治三郎,而渊田美津雄在他们之下,年纪比他们年轻得多。他与源田实同为海军兵学校第五十二期毕业生,正值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年纪。

渊田一心痴迷于提高夜间攻击的精准度,甚至对军医说:

“能不能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换上老虎的眼睛?”

曾经半认真地问过这样的事。

夜间攻击训练开始时,防守部队会用探照灯捕捉攻击队的飞机,并将高射炮对准目标进行射击,这是当时没有雷达和导弹的情况下常用的方法。然而,探照灯的光芒常常让飞行员目眩,导致飞机坠毁事故频发。

因此,一段时间内探照灯的使用被暂停,但渊田却说:

“说什么呢?这不是战争的演练吗?把探照灯打开吧,我来试试。”

说着,他戴上墨镜,开始在刺眼的强光中进行强制通过的训练,渐渐地,他和他的同伴们也适应了这种环境。

山本成为司令长官一个月后的昭和十四年十月,在日向灘进行了一场被称为第一百二十三号作业的演习。驻扎在志布志的战舰部队从有明湾出发,沿九州东岸向佐伯方向北上,而航空部队则负责捕捉他们的行踪,并在途中夜间从空中发起攻击的训练。

渊田少佐率领的二十七架雷击机,紧追不舍地锁定山本五十六乘坐的旗舰“长门”号。尽管“长门”号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架起高射炮的弹幕,拼命试图逃脱,但渊田的雷击机在黑暗中发射的训练用鱼雷,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在“长门”号的战斗舰桥上观战的山本,对身旁的航空参谋问道:

“那是谁?”

演习结束后,他向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发去消息。

“第一二三作业出色”

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

山本在这时第一次注意到了一位名叫渊田的少佐。

至于渊田美津雄,或许是因为受到赞扬而感到高兴,也不得而知,

“要是以为他是胆小鬼,那可就有点看走眼了。这位新长官,说不定还真有两下子。”

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似乎逐渐改变了对山本五十六的看法。

当然,像渊田这样性格粗犷的飞行员,在当时是否能归入田结所说的“有良知的海军军官”之列,多少令人有些疑问。而且,如果听到战事,年轻的武士们不是个个踊跃振奋,反而都面露忧色,那么作为军队来说,恐怕也会感到为难。

只是山本常常对年轻的军官们这样说。

“人的性格如何,看他们追求女人的方式就能明白。舰队靠港时,你们这些家伙兴冲冲地去寻欢作乐,我观察你们的方式,无非就那么两种。一种是直接开口:‘嘿,今晚跟我怎么样?’不管对方多么不识趣,至少也会嘴上说一句‘不行’之类的话。于是你们要么就变得粗暴,骂一句‘什么东西,这家伙’,要么就说‘你不行?那好,下一个,你怎么样?’除了这两种手段,你们根本不懂别的。我观察西方人,他们可完全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看中了一个女人,就会先请她喝鸡尾酒,邀她共进晚餐,带她去跳舞,早晨攻下一城,傍晚再下一城,最后巧妙地、而且是彻底地达成目的。从实现目标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方式要聪明得多。如果战争爆发了,你们的对手就是这样的人。好好想想吧。”

十月末,“长门”号进入横须贺港。

家乡来了一大群人,包括反町荣一等人,他们上京后,由长冈中学同窗会和长冈社联合主办,在九段的军人会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山本荣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及同样出身长冈的小原直就任内务大臣。山本特意上京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在会上“得以面见众多同窗友人”,并对“众多长冈人士特意上京”一事深感喜悦和感动,为此还给反町荣一写了一封充满感激的信。

到了十一月六日,约十四名家乡人前往横须贺,拜访了联合舰队的旗舰“长门”号。

山本特意从舰上人员中挑选了一位同样来自长冈的少尉下田一郎,派他乘小艇前往逸见的码头迎接一行人,并在司令官办公室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间全套西餐。饭后,山本亲自带领他们参观,

“这里就是我作战的地方。”

于是,他还带领大家参观了指挥塔等地,并在甲板上拍摄了纪念照片,之后因为有事,便与参观团一起乘坐横须贺线前往东京。

作为对庆贺会的礼意,实在是无微不至、安排周到,让人深深感到山本真是一个对故乡怀有非凡感情的人。



关于昭和十四年秋天横须贺入港的这件事,记忆有些模糊,但过去在哈佛大学的英语 E 班一起学习的朋友们,曾经在横须贺停泊的“长门”号上拜访过山本。

这些人包括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在实业界工作的熊信一郎和森村勇等人。他们与山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在波士顿的土耳其浴室里,一起让希腊裔的理发师为他们擦洗身体,临睡前还在床上玩过纸牌游戏。与那些“从长冈特意上京”的乡下人不同,这群人对参观“长门”号并没有太多“感到荣幸和感动”的情绪,他们的目的有一半是想戏弄山本五十六。

“我们也想去见识一下所谓的联合舰队啊。”

听到这话,山本说道,

“啊,来吧。”

他说。

“那我带个艺妓一起去,可以吗?”

森村这么一问,山本也回答说,

“可以啊。”

于是,一群人带着许多艺妓一起涌向“长门”,想要看看山本会露出怎样的表情。

森村勇直到最近还担任全日空的社长,但当时他是大日本航空的监事,

“太平洋横渡空中之旅创下新纪录”

“纽约至东京六日行程”

“森村氏完成日美联络”

等等,大约一个月前,他通过空路从美国归来,引发了社会上的热议。

这趟“横跨太平洋的空中之旅”是从纽约乘坐道格拉斯飞机横穿大陆到达旧金山,然后换乘中国快艇号,经过檀香山、中途岛、威克岛抵达关岛。由于关岛和塞班岛之间没有航空线路,需花费一晚时间乘船渡海,再从塞班岛搭乘日本航空的定期航班飞往横滨。当时,塞班到横滨航线上,由大日本航空运营的定期航班使用的是与海军九七式大型飞艇相同的川西四引擎大型飞行艇。

即便这被称作“新纪录”,也需要六天时间才能完成,而山本总是喜欢那些能够完成这类壮举的人。

小熊信一郎的父亲是奠定日俄渔业基础的人物,他本人也因此在商界工作,但他性格极为倔强,酒席间最擅长突然贴到天花板上这种把戏。在哈佛留学期间,山本与小熊之间的围棋七十五局对决,在他们的圈子里是颇为有名的故事。

有一天,小熊接连输给山本五局,感到十分不甘,

“下将棋,仅仅对弈五局或七局,是看不出真正的实力的。”

听到这话,山本说道:

“那要下多少局才能看出来呢?”

他有些不服气地反问。

言辞相激,互不相让,不到一方倒下绝不罢休。好吧,那就另择日子,定下规矩,直到一方倒下为止。不久,山本向小熊信一郎送去了一封用墨笔写就的挑战书。

“一、来临的周六晚上九点开始对决。

一、对决期间,除必要之事外,双方绝不离座。

一、用餐时可一边啃食身旁的面包,一边继续对决。”

因此,当天山本带着装满水果和三明治的纸袋,来到小熊的宿舍。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图表纸,上面已经做好了记录到第一百回的成绩栏,看样子是打算以每局三十分钟的速度,连续五十个小时、两天两夜对弈下去。

森村勇等人负责为“座右”补充粮食,那天晚上他们草草收工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去自助餐厅吃早餐,路过小熊的宿舍时,

“还在干吗?”

抬头一看,似乎还在继续。

到了傍晚,我带着食物去探望,发现他们还在继续。朋友们在旁边自顾自地玩起了扑克和八八游戏,但到了七点、八点,甚至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那两个人还是没有停下。

然而那时候,山本和小熊的对弈逐渐变得粗糙起来,一局大约十五分钟就能分出胜负,不久两人不知是谁先开口,

“喂,那边看起来好像更有意思啊。”

说这话时正好是十一点,从开始算起整整过去了二十六个小时,最终两人在第七十五局时都没有倒下,就此结束了对弈,双双加入了玩花牌的队伍。

小熊因为在玩八八时手气不顺,暂时退场,稍微仰躺了一下,结果就那样像死了一样睡了过去。

另外,虽然话题不同,但当时森村勇因为寄宿的地方位置太方便,被大家当作聚会场所,导致无法专心学习而感到困扰,于是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

“除周六周日外,谢绝访客”

结果山本来了,看到后说:

“什么啊,真是蠢,这种东西”

据说,曾有一次在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

这是山本从少佐晋升为中佐,在大正八年到十年间作为驻美人员时的事情。不过,即便后来回到日本,山本与这些人的交往依然持续不断。

小泉信三与山本建立私人交情,也是通过小熊信一郎的介绍。那时山本担任次官,而小泉则是庆应义塾的塾长。小泉带着义塾的捐款前往海军省拜访时,出来迎接的正是山本。两人聊着庆应出身者的话题时,提到了小熊的名字,山本便说:

“哦,是那个家伙啊。”

他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随后和小熊信一郎、藤山爱一郎一起,四个人在“金钱田中”餐馆吃了饭,这是最初的相识。

森村勇等人以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的实业家为中心,创立了一个名为“山伏会”的组织。会名的由来以及会员的资格,都是因为每个人都背负着某种东西。

山本虽然不是会员,但常被邀请参加山伏会的聚会。每次参加后,他总是带着在美国进行过七十五局围棋对决的气势,面对小熊和森村等人,动不动就挑衅说:

“怎么样,敢来比一比吗?”

“当然能做到。”

于是,似乎展开了一场不服输和倔强的较量。

那是在饭后,连甜点的水果都吃完之后,有人提议试着喝一夸脱牛奶(大约五合),或者把洗杯子的水泼到饭上试着吃下去,诸如此类的事情。

山本在别处也,

“进了肚子,不都一样吗。”

据说,他无论是天妇罗还是生鱼片,都能一扫而空,所以或许他对此毫不在意。

“这个能吃吗?”

据说,他曾将草莓奶油里混入生鱼片和山葵,浇上酱油搅拌均匀,然后递给小熊,看着小熊吃下去,旁边的艺妓忍不住“啊”了一声,吓得逃开了。

谷村丰太郎在一篇题为《山本五十六闲话》的随笔中写道,

“山本先生总是板着脸,沉默寡言,但只要开口,必定说出些刻薄的话。”

文章中这样写道,不过说到刻薄,小熊信一郎和森村勇也毫不逊色,他们在拜访“长门”之前,就已经事先做好了准备,

“好啦好啦,过来吧。”

“啊,你也过来吧。”

于是,从新桥的艺妓中召集了十多名希望参观的人。目的在于,如果在军舰上,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被艺妓们围着嬉戏调笑,定会让他颇为尴尬。

就这样,男士四五人加上新桥艺妓十人左右,总共十四五人的参观团组建完成。某日,他们在横须贺站下车时,意外地遇到了山本五十六。山本不知是因事来到车站,还是从东京清晨返回时恰好乘坐了同一趟列车。

“哦,正好。走吧。”

于是,在山本的带领下,一行人通过了逸见的码头大门。从那里开始,完全是海军的世界,空气都有些不同了。

当得知带着艺妓走进大门的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卫兵值班室里传来

“立正!”

一声严厉的口令声。

在码头上,一位年轻的少尉作为长官专用艇的负责人,僵硬地行举手礼迎接。长官专用艇上铺着黑色的毛毡,毛毡边缘是黄色的,上面绣着两个樱花标志,显示出山本五十六提督的地位。

一同按照教导的礼仪登上小艇后,在查理中尉干脆利落的指挥下,小艇立刻划开水面,迅速前行。

“哎呀,小山!”

那些曾经这样称呼的女子们,渐渐被震慑住,话语也越来越少。

山本却始终态度不变,虽然绝不会像在酒席上那样放纵,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厌烦的神色,比如不愿与艺妓们一起走路,或者刻意避开她们坐下。他极为自然地与她们谈笑,看起来颇为愉快,仿佛“这种事绝不是第一次”。

到达“长门”后,不久,留守的幕僚们也纷纷到场,午餐开始了。

司令部平日的午餐菜单通常从汤开始,接着是鱼和肉各一盘,还有沙拉、水果和咖啡。如果有客人来访,菜单上会再加一道菜。而如果是宴会,首先会上前菜,然后桌上会摆放香槟、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啤酒和日本清酒,每人面前大约各有六个杯子,这是惯例。

餐点准备就绪后,侍从兵向在后甲板待命的军乐队队长传达指示,

“现在就去迎接长官。”

说完这句话后,他便跑向长官的私人房间。

几乎就在司令长官打开私人房间门的同时,乐长的指挥棒挥下,在长官从走廊走向食堂的途中,首先演奏了一首进行曲。

就这样,森村、小熊以及新桥的艺妓一行人,在“长门”号上,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与山本五十六共进午餐。据小熊信一郎的回忆,这顿饭“相当美味”,然而在“长门”号的司令长官办公室里,十几个略显拘谨的艺妓围着山本五十六,小心翼翼地使用刀叉,这一景象着实有些奇特。

此时未能加入一行人的梅龙,立即展现出竞争意识,首先,

“敏子小姐,要不要一起去‘长门’号看看?”

这样对古川敏子发出邀请后,又拉拢了敏子的妹妹以及其他十多名同伴艺妓,几天后,他们齐聚一堂,再次前往横须贺。

因此,战舰“长门”号接连接待了来自新桥的所谓美人佳丽,后来传言逐渐添油加醋,说是山本将大批艺妓带上联合舰队的旗舰,饮酒作乐,喧闹不堪,做出不该有的荒唐事,但实际上似乎并没有到那种地步。



梅龙的千代子只要“长门”号一入港,必定会独自前往横须贺探望山本。她会准备好山本的内衣、袜子,甚至连副官和副官夫人的礼物都一并带来,忙碌地整理长官室衣柜里的衣物和床铺周围的杂物。

山本对藤田中佐的夫人说,

“夫人,要不要送你一条鲑鱼?这是北海道产的,味道很不错。”

千代子看到山本从衣柜里军服之间翻找出一包盐渍鲑鱼。

“哎呀,怎么能把鲑鱼放进那种地方呢。”

据说当时还因此发过脾气。

海军的教育年度在十一月结束。训练中不幸去世的人员会在海上举行慰灵祭,随后返回母港解散。就在这个年度末,决定调任吴镇守府副官的藤田元成带着夫人一起去拜访时,山本对他们说:

“夫人,你也要去吴吗?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去一趟也好。镇守府是个挺麻烦的地方。不过,还是去吧,去吧。这样比较好。”

他说。

藤田与山本之间颇有情谊,在三个半月近身共事的日子里,藤田几乎从未被山本责骂过,但有一次受到的提醒却让他印象深刻,铭记于心。

那是在那个秋天,舰队停泊于德山海域附近时,山本与藤田乘坐列车前往京城,途中从三田尻站出发的汽车发生了一场小事故。

那是德山燃料厂派来接他们的车,由一名经验老到的司机驾驶,但不知怎的,在乡间小路上一个不留神,车子突然冲出路肩,栽进了稻田里,车身大幅倾斜。两人虽然都没有受伤,但山本对藤田说:

“这可不是你自己的身体。这是陛下的身体。小心点。”

据说,他只说了这些。

随着教育年度的结束,同时公布了定期的职务调动。副官也更换了,在这一年(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前后定期的职务调动中,联合舰队司令部的阵容几乎焕然一新。参谋长高桥伊望少将、首席参谋河野千万城大佐等自吉田长官时代以来的幕僚纷纷离任,新任参谋长福留繁、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作战参谋渡边安次等人到任。

福留繁少将从“长门”号舰长一职调任至联合舰队司令部。

联合舰队司令部中狭义的幕僚——也就是俗称“挂绳子”的人,固定编制为十人,包括参谋长、首席参谋、炮术参谋、航海参谋、水雷参谋、通信参谋、航空甲参谋、航空乙参谋、作战参谋和机关参谋。其中只有参谋长地位特殊,其余九人无论军衔高低,均享有同等的发言权。

其中,福留参谋长在开战前八个月的昭和十六年四月调任军令部第一部长,其后由伊藤整一少将接任四个月,随后在八月,宇垣缠少将到任。此外,在开战前夕,三和义勇大佐作为航空甲参谋,藤井茂中佐作为政务参谋分别加入,除此之外还有三四次人事变动。总体而言,至此形成了开战时山本团队的核心。

不过,即便称为山本的团队,实际掌握人事调配权的是海军省人事局,并非山本本人亲自挑选。政务参谋这一职位是在山本时期首次设立,也被称为对外联络参谋。

以这一新的阵容,山本五十六在昭和十五年的元旦于海上迎来了新年。

“作为日本海的守护之长

今日仰望朝阳的庄严”

他创作了这样一首歌。

或许是因为从次官时代到境遇发生了变化,自从加入舰队后,山本创作的歌谣数量逐渐增多,从那时到战争期间,在数量上他咏唱了相当多的歌。

战时,尤其是在他战死之后,山本的短歌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仿佛成为了国民修养的养料一般,甚至由信时洁为之谱曲,仿佛他是一位真正的歌人。因此,借此机会我想稍微谈谈山本的歌。虽然如此,我认为他创作短歌的动机更多是出于一种顽皮和轻松的心态。

米内光政,

“那些有名的和歌,山本总是抱着一种好胜的心态去创作,仿佛在进行一场比赛,绝不甘心落败。”

说这话的人,想必是十分了解山本的人。

“好吧,一小时内能作几首?”这种态度,倒更像是西鹤那种追求数量的风格。若论技艺高低,实在难以称得上精湛。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有一位绰号“鬼笑”的中将,名叫小泽治三郎,

“长官常常在前线出发的部下临行前,仿照《万叶集》的风格写和歌赠送给他们,不过我对此实在不敢恭维。您的故乡越后有像良宽这样杰出的歌人,您应该多加钻研,创作出更好的和歌才对。”

曾经这样直言不讳地对山本提出过批评。

追溯山本年轻时所作的和歌,可以发现一首创作于明治三十八年七月的作品。那时正值日俄战争,他因战伤住进了横须贺的海军医院,期间吟咏了这首歌:

“止血的手帕上,留下了鲜红的血迹,”

己乃真实之印也。

同样在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一日,从军舰“宗谷”号的舱室中,寄给故乡父亲的信中写道,

若以为是自家之物,四叠半也觉宽敞,

打个大哈欠,肆意伸展四肢,随心所欲

姑且不论其他,到了大正八年,我第一次在美国驻留期间,曾以“眺望华盛顿夜景”为题,

“今夜月光清冷而明亮,

遥想故乡,思念不已。”

还有一首题为“大正九年二月于美国”的诗,

“在风雪呼啸的窗外,孤独地凝望远方,

故乡遥远,我深深地思念着你。”

这是其中的三首短歌。

作为歌谣,这些作品确实显得幼稚且充满感伤,但最后一首中的“深深思念着你”究竟指的是谁呢?大正九年(1920 年)时,距离他认识千代子还有十几年,这一点颇值得探讨。

不过,这并不是歌的故事本身,所以暂且搁置,稍后再谈。

成为将官之后的他,果然不再创作这种幼稚的歌了。比如《作为日本海之守护者》的新年咏草,虽然只是勉强成形,但也算有了一定水准。这首歌还被收录在武井大助编选的《山本五十六咏歌十题》中。也就是说,属于较为出色的作品。

武井大助不仅是山本的挚友,同时也是他的歌咏老师。山本总是半开玩笑地称呼武井为“武井歌之守护者”。

武井大助结识山本是在山本第一次驻美期间,那时武井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毕业不久,时间虽已久远,但当时山本已是海军主计中将,担任海军省的经理局长。武井是佐佐木信纲的弟子,也被称为“佩剑歌人”,战后还被选为宫中御歌会始的召人,可谓真正的歌咏大家。

山本当时还是少将,担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的时候,曾与军务局长堀悌吉一同游历纪州,拜访武井,并从新宫带来了一封歌信。

看时,

“若竹之下莫要高攀尚未长成,

南纪伊的冬天温暖如春。”

信上写着一首异常熟练、颇有专业风范的歌。

回到东京的山本,被武井问到:

“我收到你的信了,不过那首歌是抄袭的吧?”

听到这话,山本回应道:

“哎呀,果然还是被看出来了吗?”

于是,堀似乎与对方对视了一眼。

“那当然明白啦。”

在将棋中,即便是让飞车也无法胜过山本的武井大助,笑着说道。

“如果说将棋的话,就像是我的套路完全被看透了一样,而在歌艺上我更胜一筹,所以山本的手法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随后一番追问,逼他吐露实情,才知道堀的朋友、与山本也有交情的《心之花》老歌人石榑千亦,这次旅行也随行同往。在新宫的旅馆里,看到这位歌人接连创作出化为歌谣的诗作,山本便开口说道:

“石榑先生,海军中有一句话叫‘请教一二’,虽然拙劣,能否请您赐教一首呢?”

于是,他便讨了一首《若竹》的歌,打算以此戏弄武井,便写信告知了他。

又有一次,武井赠给山本的歌中有一句“光芒直射之时将至”,山本看到“将至”这一用词,似乎颇为赞赏,但后来在《万叶集》中发现了柿本人麻吕的“御猎启程之时将至”一句,便有所领悟。

“怎么回事,你和我之间的差别,说到底不就是你比我多知道一些词汇和语句吗?”

据说有人这样讲过。

山本对短歌的认识和修养,首先就是这种轻松随意的程度。

因此,他虽然不至于公然抄袭,但是在战争期间,作为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所作的短歌,被郑重其事地公之于众的那些作品中,有不少是从各处“借用”而来的仿作,颇有些本歌取的意味。

昭和十六年的秋天,我前往伊势神宫参拜,

“纵使面对千万大军,也绝不轻易言战,

我已下定决心,定要将其夺回。”

又如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开战一周年之际,

“回首这一年,逝去的友人

竟已数不胜数啊。”

这首歌与《万叶集》中高桥虫麻吕的歌,或者良宽和尚的歌,极为相似。

山本并没有特别倾心的歌人或歌书。只是,在前往联合舰队时,他随身携带了《万叶集》。这本《万叶集》后来由渡边安次作为遗物带回东京,据说书中的各处都画满了圆圈和线条。他似乎也颇为熟读《明治天皇御集》。

毕竟他是个钻研性子,如果能多活一些时日,或许山本的诗歌还能更接近真正的境界,武井大助如是说。



当山本在“长门”号舰上吟咏“守护日本之海的首领”之歌时,中央的阿部信行内阁在组阁仅四个月后,便已开始走向崩溃。

年末开始的政党倒阁运动取得了成效,尽管在国民眼中具体原因并不明确,但到了 1 月 14 日,阿部内阁宣布总辞职。继任者的呼声中包括近卫公爵、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或者畑俊六大将等人,然而,天皇的任命却出人意料地落在了米内光政身上。

在《一军人的生涯》中,绪方竹虎对当时的情况描述如下:

“米内光政的推荐几乎完全出自汤浅内大臣一个人的意愿。如果说还有其他人给汤浅提供了启示,那只能是天皇陛下的旨意。在阿部内阁倒台之前,陛下曾有一次对汤浅说:‘下一任不妨考虑米内如何?’陛下平日里对宪政极为严谨,亲自对继任内阁的人选采取主动干预实属罕见。然而,陛下从性格上并不喜欢带有阴谋性质的日德意同盟。当平沼内阁因相关问题陷入争端时,陛下甚至因此失眠,一度前往叶山静养。自然,陛下心中难免有种想法,希望能设法阻止日德意同盟的形成,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

他如此说道。

据绪方所述,这届米内内阁对于汤浅仓平来说,已经是“智慧的最后发挥”和“遏制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王牌”。

然而,作为当事人的米内,既没有成为首相的野心,也没有相应的准备,身边也没有可以协助工作的人手。在原田熊雄的极力促成下,才终于让前大藏大臣石渡元藏和前厚生大臣广濑元加入,作为组阁的参谋。

借用昭和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出版的历史学会编著的《太平洋战争史》中的描述,“米内的登场带有明显的亲英美派重臣色彩,陆军和革新派对此表示反对,近卫也对自己被忽视,而冈田和汤浅等人积极奔走感到不满。然而在组阁过程中,天皇命令陆相予以配合,结果畑继续留任”,组阁工作总算顺利推进。海军大臣吉田也得以留任。

山本希望米内将来无论如何都要担任军令部总长,因此尽可能阻止推举他为首相的运动,并早就与原田熊雄讨论过此事。然而事情发展成如今的结果,原田无奈之下写信向山本说明了不得已的缘由,这在《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中有所记载。

米内光政此时依照惯例退出现役。

尽管海军失去米内光政令人惋惜,但最强烈希望通过他担任总理大臣而看到日本前途光明的人之一,恐怕就是山本五十六了。

事实上,在米内担任首相期间,三国同盟的问题从未被重新提起,即使提起了,米内也绝不会予以认可。关于总动员法的问题以及统制的问题,米内作为首相,也发表了不少意味深长的言论。

当时的报纸上记载,米内首相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战时经济统制的问题时,

“关于统制经济,该做的事情我们会去做。但如果统制带来的负面效应比正面效果还要多,那就必须重新考虑。”

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与他担任平沼内阁时期海军大臣时在议会中的答辩相呼应,体现了他一贯的思考方式。

正因如此,在陆军看来,他是一个极其“不受欢迎的人物”。

后来,米内说道:

“因为我既不赞成三国同盟,也不推行国内改革,所以才导致了内阁倒台。”

虽然如此,但在陆军内部以及右翼势力中,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内阁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暗中酝酿。甚至在内阁参议中,末次信正、松井石根、松冈洋右三人拒绝了米内的留任请求,选择了辞职。因此,这个内阁从成立之初就背负着似乎难以长久的阴影。

在请求畑陆军大臣留任时,体察米内意愿的石渡庄太郎给陆军省打去了电话,向组阁总部水交社表达了希望畑能来访的意愿。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可能是军务局长或其他什么人,具体是谁不得而知。

“我们以为总理大臣会亲自过来致意,所以刚才一直在等着。”

对方如此回答。石渡听后感到一阵不快。

“陆军方面是这样说的,您打算怎么办?按理说,应该是陆军那边主动来拜访接受大命的人,不是吗?”

和米内商量后,又一次请求畑过来,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这边不会主动过去。等了一段时间后,终于,

“那我们就过去拜访吧。”

对方这样答复。当时米内,

“如果他磨磨蹭蹭不肯说,就请把畑叫到电话口,我来接。”

说着,他脸上果然露出不悦的神情。据说倒阁运动从米内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绪方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有所记述。

陆军中一部分右翼势力将米内内阁的出现称为“又是重臣们的阴谋”,甚至对于陛下对陆军大臣所说的“要配合新内阁”的旨意,也有人斥责“岂有此理”,不少年轻军官因此怨恨内大臣,就连前首相阿部信行也对此有所感慨。

“像如今这样,仿佛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陆军这个国家,另一个是除此之外的国家——这样的局面,政治根本不可能顺利进行。我自己也是陆军出身,早就想多少改善一下陆军内部这种异常的状态,但没想到问题竟然如此之深。我实在为自己认识不足而感到羞愧。”

据说当时他不断地叹息着。

这段时间,松本赞吉回想起之前与水谷川忠麿的谈话,得知米内内阁成立的情况,米内正在全力以赴,但内阁的前途似乎颇为艰难。他在给“长门”号的信中,除了汇报这些情况外,还表达了对山本从政的期待。

当时,政界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传言期待“山本五十六内阁”的出现,但山本对松本的来信,在二月十八日的回信中写道:

“拜读尊函,深感荣幸。在海上任职半年,海军终究是以海上为重,我仍有如山般的海上事务待处理。归根结底,海军军人应以海上技术为本,对于不擅长的政治事务,我是敬而远之。”

于是写下了这样的回信。

随后,在成立半年后的昭和十五年七月,米内内阁全体辞职,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时,仿佛早已在等待这一刻,日德意三国同盟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赤裸裸地展现在众人眼前。仅仅两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军事同盟竟然轻而易举地达成了。

不过在此之前,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已经辞职了。

吉田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得以留任,但却陷入了陆军及部内外革新派的强烈压力,以及同期山本五十六等人严厉要求的两难境地,患上了如今所谓的严重神经衰弱。据说,当秘书官拿着文件走进大臣办公室时,吉田翻阅文件的手都在颤抖。不久后,他以住院休养为由,在三国同盟缔结的三周前辞去了大臣职务。吉田的中途退场,以及松冈外务大臣、东条陆军大臣的登场,可以说是第二次近卫内阁人事变动中值得关注的三件大事。

此时,山本向舰队再次提交了关于与德国结盟问题的意见书。

“日美战争将是世界一大祸事,对于帝国而言,在圣战数年之后再新增强敌,实乃国家之危机。日美两国互相伤害之后,若苏联或德国趁机进而出图谋称霸世界,哪个国家能够有效防御呢?若德国取得胜利,帝国即便以友邦身份寻求其好意,但不幸的是,若我国自身也已受伤,则毫无办法。只有在友邦拥有强大实力时,帝国才能寻求其支持。帝国之所以受到尊重,寻求结交者络绎不绝,无不依赖于以我海军为核心的实力之严然存在。因此,为避免日美正面冲突,两国皆需竭尽全力采取各种策略。帝国绝不可与德国缔结同盟。”

这份意见书虽然只有内容被记录下来,提交对象不明,但大臣吉田想必一定读过。吉田若读了,定会表示赞同,然而在当时的人们耳中,目睹了德国仅用三个半小时就将丹麦全境纳入其保护之下的惊人手段,这种意见普遍不受欢迎。

继吉田善吾之后,担任海军大臣一职的是及川古志郎大将。

及川在支那学的造诣上颇有建树,据说颇具中国大人的风范,为人温和,口碑甚佳。然而,在这种非常时期,仅凭温和的性格和支那学的素养,并不足以胜任海军大臣之职。正因为温和,及川是个不愿靠近可能咬人的狗、宁愿悄悄绕道而行的人。总体而言,海军高层普遍有种凡事尽量圆滑妥善处理的风气,而在这些人中,及川古志郎尤其被许多人指出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对方是日本陆军这样一个陆军第一、国家第二的存在,究竟是谁把及川推上大臣之位的?这实在是极其不慎重的人事安排。陆军想必早就知道他缺乏定见、无能至极,恐怕只能认为是近卫等人推荐了他。”

井上成美毫不掩饰地痛骂及川。

据井上所说,及川是二等大将中的二等货色,“与米内和山本相比,简直是粗劣大将与优秀大将的鲜明对比。他真的是个毫无用处的大臣。”

为了寻求与陆军的合作,或许有必要任命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人担任大臣。据说近卫也很高兴及川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巧妙地协调意见,但米内却表示,

“遗憾的是,每当陆军与海军关系融洽时,日本的政治往往会走向堕落。”

他说过。

在及川手下担任海军次官的是丰田贞次郎。丰田在一般意义上也是一位性格圆融的提督。曾与他相识的池岛信平评价说:“他是个很出色的人。”然而,若论及在这种非常时期作为海军负责人的功过,情况自然就另当别论了。他与山本不同,早就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担任次官或大臣,后来在第三次近卫内阁时,他如愿以偿,出任外务大臣。而在昭和十三年,山本担任次官时,丰田则是佐世保镇守府的司令长官。

有一次,担任次官的山本说,

“喂,这里有封这样的信,给你参考看看吧。”

我曾将佐世保的丰田寄来的一封信函拿给军务局长井上看过。信中写道,希望您不要误以为我因为身处亲补职的地位而不愿担任次官。镇守府司令长官是亲补职,但次官并非亲补职。

井上看完信后,山本说道:

“丰田贞次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记住吧。”

他说。

绪方竹虎在一篇题为《失去的政治》的近卫文麿手记片段中写道——

“说到底,关于三国条约的缔结,我原本以为海军不会轻易赞成。(此处略去部分内容)然而,当及川大将就任海军大臣后,海军立即表示赞同三国同盟。我对海军如此爽快的赞成态度感到疑惑,于是召来海军次官丰田询问缘由。次官说道,海军其实内心是反对三国同盟的。然而,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容许海军再继续反对。因此,迫不得已才表示赞成。海军之所以赞成,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从军事立场来看,海军尚无十足把握与美国为敌作战。”

引用了上述内容,并阅读了各种太平洋战争前的回忆录后,认为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可悲的问答了。绪方之所以觉得“可悲”,当然不仅仅是针对丰田贞次郎一人。



吉田退任,及川成为大臣;住山退任,丰田成为次官,这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 年)的九月五日及六日发生的事。任职后,在条约签署前的三周时间内,及川以海军大臣的名义在东京召集了海军高层会议。

这次会议是为了让海军最终决定对三国同盟的态度。然而,实际上,赞成的准备工作似乎早已安排妥当。

联合舰队的旗舰此时停泊在濑户内海的柱岛锚地。山本为了参加会议,从柱岛前往东京。

在他看来,这个同盟极有可能引发日美战争。日本究竟是否做好了与美国开战的准备?自从他担任次官以来仅仅一年时间,对美作战所需的军备不可能已经齐备。因此,山本准备了大量资料,装进公文包,前往东京。

在会议席上,及川海军大臣表示,如果此时海军反对,那么第二次近卫内阁将别无选择,只能全体辞职。海军无法承担内阁垮台的责任,因此希望赞成缔结同盟条约。与会的伏见军令部总长以下的各位军事参议官、舰队及各镇守府长官中,没有一个人发言。

山本站了起来。

“我对大臣是绝对服从的。对于大臣的处理方式,我丝毫没有异议的想法。只是有一点让我深感忧虑,因此想请教一下。根据去年八月之前,我担任次官时企画院的物资调动计划,其中八成的物资是依靠英美势力范围内的资源来供给的。如果此次缔结三国同盟,必然会失去这些资源,那么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究竟进行了怎样的物资调动计划调整,我想明确了解这一点,以便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能够安心履行职责。”

及川古志郎对山本的这一提问一言不发,

“虽然各位可能有各种意见,但正如我之前所说,事已至此,希望大家能够赞成三国同盟。”

只是重复着同样的话。

于是,资深军事参议官大角岑生大将首先开口,

“我赞成。”

这样一说,大家便纷纷表示赞同,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山本对此感到愤怒。从军衔上看,还是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份来看,及川都比山本高一辈。但会议结束后,山本还是狠狠训斥了及川一番。及川无奈,只得道歉说:“实在是迫于形势,请多包涵。”然而山本却反问:“一句包涵就能了事吗?”场面一度十分紧张。据说,两个半月后,山本在写给当时担任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的同期同学岛田繁太郎的信中,也提及了此事。

“从日德意军事同盟前后的情况,以及其后物资调动计划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政府的做法前后矛盾,现在才对美国的经济压迫感到惊讶、愤怒和困难,简直就像小学生在一时冲动下轻率行事一般。”

他愤怒地说道。

这封信中还有,

“前些日子通过某人的斡旋,近卫公爵极力希望与我见面,虽然我再三推辞,但因对方过于坚持,最终在得到大臣的谅解后,与之会面了大约两个小时。”

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而这也是当时山本因海军高层会议而上京时的事情。他在自己位于荻窪的别庄家中接待了近卫公爵,并被近卫询问了如果日美开战,海军的前景如何。

“如果一定要我去做,最初的半年到一年,我可以让您看到我们大展身手。但如果拖到两年、三年,我就完全没有把握了。三国同盟的形成已是无可奈何,但事已至此,我希望您能尽全力避免日美战争的发生。”

他如此回答道。

关于三国同盟,近卫提到,他原本对海军如此爽快地表示赞成感到奇怪,后来听次官谈起,才知道物资调动方面困难重重,海军的战备也存在诸多缺陷。虽然在政治上赞成同盟,但从国防角度来看,情况令人担忧,因此他其实颇感失望。海军必须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真考虑并提出意见,否则会让人为难。至于国内政治问题,身为首相的他自会另行斟酌,妥善处理,这样的谈话内容曾有过。

在给岛田的信中,山本写道:

“对方以颇为轻蔑的口吻表达不满,这种言论是近卫公一贯的作风,不足为奇。总之,若海军对近卫公或外相松冈等人过于信任,脱离实际根基,将是极其危险之事,实在是愧对陛下,我对此深感痛心,仅供参考。”

如此记述道。

山本对近卫心存厌恶,但实际上他对岛田繁太郎也同样反感。

“那种人,就是所谓的花言巧语之辈。”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并不信任。

当然,他未必能预见到岛田后来会加入东条内阁,成为被称作东条副手的海军大臣,但即便同为同学,他写给岛田的信与写给堀的信完全不同,语气中仿佛带着一种敲钉子般的警告意味。

就这样,山本带着怒气回到了柱岛泊地的“长门”号上,但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他已经无法再说一旦日美战争爆发就与自己无关这样的话了。

当然,作为一种假设性的问题,从那时到开战为止,山本本该说的话,或者本该选择的道路,或许还可以设想出几种不同的“如果”。

其中之一是,即使山本在职务上并非处于那样的立场,他也会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位为赌注,坚决反对三国同盟。如果山本当时身居次官或大臣之位,几乎可以肯定,他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反对。他之所以不情愿地退让,可能是因为他担心破坏海军的优良传统——即政治事务只由海军大臣一人负责,所有人必须服从这一统制。而这一传统,他自己也曾参与制定并严格遵守。

在这一点上,“海军左派”显得有些过于拘泥于礼节。这与天皇对政治的严谨态度有相似之处,虽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从那些因此遭受苦难的人的眼中看来,这种态度未必总是被正面解读。

米内在组建内阁时被编入预备役,半年后便辞去首相职务,此后即使出现在海军省,他也完全不以海军大将的身份发表任何公开言论。据说当时他对原田熊雄也曾表示:

“我现在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样透露着。武井大助说道,

“如果是平常的情况,这样也无妨,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希望米内先生能多说几句。归根结底,这大概是我们这些接受自由教育的人,与从少年时代就接受海军学校特殊教育的人之间的差异吧。”

他这样说道,但如果考虑到少年时代开始的特殊教育,陆军的军人从更年幼时就已经在幼年学校接受特殊教育。仅仅以此来解释,或许还不够充分。

如果山本无视海军的传统,与陆军相反,采取以下犯上、不服从的态度,会发生什么事呢?

过着仿佛与世隔绝般生活的米内光政,听到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的消息时,回想起自己担任海军大臣的日子,

“我们反对三国同盟,就好像在尼亚加拉瀑布上游一两町的地方,逆流划船一样,现在看来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努力。”

他说着,深深叹息。

绪方听到这话,便问他,如果米内和山本领导的海军一直持续下去,是否会彻底反对到底?米内回答说,

“无论如何我都反对。”

回答之后,思索了片刻,

“不过,恐怕还是会被杀吧。”

说这话时,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慨神情。

反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意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海军,也不只是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等人。

西园寺公望在兴津的坐渔庄听到三国同盟成立的消息时,对身边的女性随从们说:

“这样一来,恐怕连你们也无法在榻榻米上安然去世了。”

据说他说了这句话后,便整日闭目躺在床上,不再言语。而在此之前,当这项条约在枢密院全体会议上被咨询意见时,顾问官石井菊次郎表示,

“德意志帝国,或者说是其前身普鲁士王国,与之结盟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从中获利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仅如此,有些国家因此遭受了意外的灾难,最终甚至丧失了国家与社稷。德国宰相俾斯麦曾说,国际联盟中需要一个骑马的武士和一头驴,而德国必须永远是那个骑马的武士。”

发出这样的警告,但最终也未能成为阻止潮流的力量,没有人能唤醒那头驴的眼睛。

同盟条约签署大约两周后,山本与原田熊雄一起用餐时,

“真是岂有此理。从今往后,海军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会尽全力为准备工作提出要求,无论如何也要请你们想办法实现。按照我的想法,与美国开战,几乎就等于要与全世界为敌。简而言之,即便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这种国家根本靠不住。在我们与美国交战期间,谁能保证苏联会遵守条约,不从背后偷袭?总之,既然事已至此,我只能尽全力奋战到底。然后,我大概会在‘长门’号战舰上战死沙场。在此期间,东京恐怕会被彻底烧毁三四次,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结果,近卫这些人虽然可怜,但恐怕会被国民撕成碎片吧。真是令人头疼,但事已至此,也别无他法。”

他以异常坚定的神情说道。

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并在次年昭和十六年四月,由外相松冈在莫斯科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然而,在大战末期,苏联却违背此约参战。

如果山本以辞去司令长官职务为要挟,坚决反对结盟,或许结果会引发一场比二二六事件更为严重的国内革命。

山本五十六一贯主张,仅仅国内革命并不会导致亡国,相较于对美开战要好得多,但即便如此,他也可能因此而被杀害。

然而,或许正如某些人所愿,山本的辞呈被轻易接受,他以中将的身份转为预备役,风暴从他头顶掠过,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无论如何,这如我最初所写,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实际上,山本五十六并未辞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既然没有辞职,那么在日美战争日益显现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他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作战的问题。

如果战争一旦开始,这绝不是一场能以常规手段取胜,也不是一场能指望早期和谈的战争。

在山本五十六脑海中萌生出开战之初袭击夏威夷的构想时,必须了解这一构想背后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山本五十六从何时开始考虑夏威夷作战计划,具体时间并不清楚。关于夏威夷作战草案从舰队提交到中央的时期,以及军令部在反复犹豫后最终正式认可这一计划的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明确记录。但要说这一想法最初作为一种灵感在山本五十六脑海中诞生于何时,却并不十分明朗。

福留繁说那大概是昭和十五年四、五月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在三国同盟成立之前,米内内阁执政的时期。

其实在这之前很久,大约昭和二、三年的时候,草鹿龙之介曾经将用飞机袭击珍珠湾的方案写成过一份文件。

草鹿当时刚从海军大学毕业,是少佐军衔,同时担任霞ヶ浦航空队教官和海军大学校教官。他的职责是航空战术,但自己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内容,就随意编造各种理论,结果被学生们评论说,

“草鹿教官讲的不是航空战术,而是航空哲学啊。”

常常被人取笑或戏弄。

不久,比他资历深得多的永野修身、寺岛健等高层人物大约十人,计划前往霞ヶ浦进行为期一周的航空实地培训,而被任命为指导官的草鹿开始思考要对这些人讲些什么内容,于是撰写了那份文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飞机似乎逐渐要成为战争的主要兵器。到了关键时刻,日本必须将飞机与南洋的委任统治地巧妙结合使用。帝国海军对美战略的基本方针是,将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西海岸圣迭戈引诱到西太平洋,发起类似日本海海战那样的舰队决战。但如果对方不肯出动怎么办?这时就必须打击对方最痛的地方,也就是夏威夷,迫使他们不得不出动。而能够打击夏威夷珍珠湾军港的,只有飞机,这是那份文件的核心内容。

这份文件原本是草鹿直白地写着“美国”,但有人将其改为“某国”,随后仅印刷了三十份,分发给内部人员。

山本在结束美国驻勤返回祖国后,很可能看到了草鹿少佐的这份文件。虽然当时并不是以偷袭珍珠港作为开战之初的计划,但如果山本确实看到了这份文件,那么这个有趣的想法或许会在他脑海中留下印象,并且在十几年后重新萌芽,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然而,山本的珍珠港奇袭计划在形成更为具体的形态后,才首次被展示给联合舰队的幕僚们。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并且几乎全员反对这一异常的作战构想。

在讲述这个打破常规的计划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日本海军以往对美作战的常规计划。

军令部每年都会与陆军的参谋本部协商,以 4 月 1 日为起点,制定出截至次年 3 月 31 日的“年度作战计划”。这份计划作为军事机密文件,需经天皇批准后,才会呈交给大臣及各舰队司令长官,这是惯例。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份战争蓝图,内容是如果未来一年内发生战事,海军将如何推进作战。

负责起草这份计划的是军令部第一部第一课的十名左右参谋。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但历年来的惯例是基本上沿袭前一年度的计划,再逐渐加入一些新的构想。

假想敌国分别是美利坚合众国、苏联联邦和中华民国这三个国家。

不过,针对中国的作战计划每年只写大约一页的篇幅。这是因为海军在这一领域承担的任务较少,同时也因为中国内部军阀混战,未能形成统一的现代国家,战略上并未受到重视,一旦开战,日本方面认为只需轻而易举便可取胜。然而,自日华事变之后,军令部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认识。

如果对手是苏联,对日本来说虽然也是一场大战,但重点在陆军,海军的负担相对不那么重。

问题还是在于对美作战,如果仅简要记录其正统作战计划的大致内容,首先是海军倾尽全力攻略菲律宾,美国舰队必然会出动反击救援。接下来,以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帕劳等南洋托管领地的诸多群岛为基地,利用潜艇和飞机逐步削弱来袭的美国舰队的实力,最后在日本近海,向实力已与我方相当或低于我方的敌军发起决战并将其歼灭。正如之前所述,这一思路与明治三十八年在对马海峡迎击远道而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并将其全歼的日本海海战基本一致。

虽然年复一年的计划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其中从未有过“夏威夷”这个字眼。从日本海军的角度来看,向夏威夷方向出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对于长期战争和国家总力战的情况,也未曾有过具体的考虑。虽然存在一个名为总力战研究所的机构,但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

此外,为了使敌我双方的舰队实力达到均等,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母舰,日本对内南洋的岛屿寄予了极大的利用价值。然而实际上,这些岛屿作为军事基地的建设极其不充分。

在昭和十一、十二年之际,一位驻东京的美国海军武官曾提出希望前往南洋委任统治领地的岛屿旅行,但日本海军百般推脱,始终未予许可。据说原因并非担心对方看到正在内南洋建设的军事设施,而是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像样的军事设施,担心被看出虚实,所以故意让人觉得似乎有什么重要设施。

因此,军令部针对美国的作战计划显得相当艰难。虽然作为书面计划逻辑上说得通,但如果真的爆发战争,除非有极大的幸运,否则谁也不会相信事情能如此顺利地进行。在海军大学校毕业典礼上,面对天皇亲临的御前兵棋演习,美国舰船被描绘得纷纷沉没,那情景简直就像是连环画一般,不少人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对陛下的不敬,但也有不少人淡然处之,认为“御前兵棋演习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山本对军令部和海军大学校关于对美作战的这种刻板的兵法思想,抱有强烈的疑问和反对意见。

有一份名为《五峰录》的文书,至今尚未公之于世。

这份文书是战争结束七年后,由堀悌吉整理山本的书信、备忘录以及古贺峰一写给堀的信件等资料,认为将来或许会有需要作为历史资料公之于众的时候,于是仅制作了甲乙两册留存下来。

这本《五峰录》取自山本五十六的“五”和古贺峰一的“峰”,堀与山本是莫逆之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让世人了解山本的真实一面,因此创作了这部作品。然而,书中记录了山本和古贺的一些相当激烈言论,若贸然公之于众,恐有伤人之虞;同时,考虑到昭和二十七年(1952 年)左右的时局,堀担心其本意可能被曲解或滥用。因此,他指定了两位保管人,将这部作品封存,不让任何人看到。

这本《五峰录》中附有堀所写的类似解说性质的《附记》。

根据《附记》所述,海军大学校的对美作战图上演习以及军令部的作战计划,都遵循着一种固定的套路,即“第一,日本攻略菲律宾;第二,美国大舰队出击夺回菲律宾;第三,在马里亚纳群岛一线实施逐步削弱敌军的作战;第四,两国舰队展开大海战,彻底击灭美军舰队”。这种套路不过是一种观念上的游戏,将敌方的行动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沦为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形式主义。

“这种形式主义普遍蔓延开来,仿佛成了兵法的正统派一般,给人以正宗之感。于是,有人主张以此统一兵法思想,若有人稍有偏离,试图寻求新的思路,便立刻被视为对兵法一窍不通的异端者,遭到排斥。海军因此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社会。”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的军事思想,必然会带有政治色彩”,“稍有不慎便懒于冷静思考的努力,而且在人前说些夸大其词、强硬的话语,这种风气开始普遍支配社会。”

堀这样写道。

作为例证,他列举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三件事例,其中两件可以简要引用。某年,在海军大学校或某个类似机构进行了一场对美作战的图上演习,演习后的研讨会上,一名军官发言道:

“敌人可能不会前来救援菲律宾,也有可能直接逼近本土,因此,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将如此多的精力集中在对比岛作战的研究上?对于其他情况的研究是否也同样必要?”

会上有人发表了这样的意见。随即,作为演习指导部成员一同到场的军令部某参谋说道:

“攻略菲律宾是帝国海军既定的作战方针,目前正与陆军方面联合研究。听到否定这一方针的讨论,实在是令人遗憾。毕竟,统一军事思想是演习的一个重要目的,这一点不容忽视。”

据说这位参谋语气严厉地斥责道。

还有一年,在图上演习中,某部队一边对照给定的燃料存量和预计与敌接触的时间,一边推进,却因此受到“行动不够迅速”的批评。原因是,如果过多考虑燃料问题,就无法进行充分的——也就是符合预期的演习。在图上演习中,通常通过查看蓝军和红军各部队的航迹图来判定成果。然而,计算下来,有时会出现舰队因燃料耗尽而陷入停滞的情况。这时,便会设定一个特别假设,即“视为已在海上完成补给”,从而让舰队重新行动。如果情况实在不妙,通常不会彻底追究到底,而是以“演习中止”来解决一切问题。

战争期间,山本从特鲁克岛的“武藏”号上寄给堀的一封信中,

“敌人不足为患,倒是自己人让我头疼”

有这样一行字。实际上,山本对这样的“自己人”恐怕早已感到厌烦。

堀则是,

“本来,像对美战争这样的事情,不应该轻易挂在嘴边。有些人动不动就大言不惭地说要赌上国运来一决胜负,但所谓赌上国运这种话,绝不是可以随便乱用的。所谓赌,就是将兴亡的命运都押上,其中也包括了国家灭亡的可能性。”“如果真正思考这话的含义,就不该去考虑这种事,更不该随便说出口。从什么东洋新秩序、共荣圈建设这种虚无缥缈的观念出发,就要赌上国运,这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

这是写在“附记”中的内容。

然而,也并非军令部里聚集的都是形式主义的自以为是者,更不是所有人都一心想着要“赌上国运”与美国开战。

再说,无论是针对美国、苏联还是中国,这些都只是针对单一国家的作战计划,比如对美作战,就仅仅是设想与美国一国交战。

日华事变爆发后,不得不将计划改为针对两个国家的作战方案。针对美国和中国,或者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双国作战计划中,如果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的作战,海军的计划是将海军航空部队的全部力量转移到满洲,这是军令部第一部第一课的初步构想。

然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到了昭和十三年(1938 年),对英作战也被迫纳入“年度作战计划”之中。支援在新加坡和哥打巴鲁的上陆作战,攻略马来半岛,或者如何击灭英国东方舰队,这些构想当然最多也只是针对英国一国,或者顶多是针对英国和中国的双国作战构想。

到了昭和十四年度(1939 年),如果发生日美战争或日英战争,作战计划很可能会自然演变为针对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的作战,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即便只是针对美国一国,日本也难以自圆其说,根本不应该制定这样的作战计划。这意味着,在当前形势下,日本无法与美国开启战端。正如米内担任大臣时明确指出的那样,日本海军并非为此而建造,也没有获胜的希望。

然而,战争并不总是由我们主动发起的。当我们受到攻击而不得不应战时,总不能立刻说“马上投降”,因此,即便只是作为纸上计划,也必须考虑对三个国家的作战策略。然而,到了这一步,荷兰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苏联或许也不会保持沉默。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单是兵力的分散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更不用说将航空队调往满洲了,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总之,同时对五个国家作战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越是深入思考,越是绕来绕去,最终得出的结论依然是:无法与美国开战。

相较于军政系统的人,军令部系统的海军军人往往被认为更为好战,这一点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真正承担起在一部一课这样的部门制定作战计划的责任,就不可能超越某个限度而变得过于激进。

及川古志郎和丰田贞次郎虽然都赞成三国同盟,但他们很可能并没有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决心,或许只是缺乏勇气,仅仅害怕国内的政治摩擦,而且对形势的洞察力不足罢了。



在联合舰队司令部中,有两个人虽然没有佩戴参谋的肩章,却担任着与参谋同等职责的工作。

这两个人分别是气象长和密码长。从昭和十四年年底到十六年十月,担任山本司令部密码长的是高桥义雄。当时高桥是大尉,他曾提到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伙食过于丰盛,每月的伙食费对一个大尉的薪水来说有些负担,我之前写过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

在司令长官办公室与山本一起用餐的人中,最年轻的高桥似乎是“长门”号舰上军官们最容易与之交谈的对象。

“喂,高桥大尉。长官现在在哪儿?”

我经常被这样问起。

这是因为在训练航海期间,

“各就各位!”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达命令。一旦命令下达,舰内顿时会像蜘蛛の子散开一般混乱,所有人都得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自己的岗位。

如果是晚上七点开始进行夜战训练,司令部是知道的,但对于同属“长门”号的舰上乘员,却不会事先通知。

如果司令长官在私室里悠闲地放松,甚至下着象棋,那还算安全;但如果他晃晃悠悠地朝舰桥方向走去,那就危险了。于是,他们便抓住年轻的高桥,试探着打听消息。

一旦号令下达,各部门的防水隔壁就会关闭,夜间还会实施灯火管制,一切都如同实战一般,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当时在“长门”号上服役的乘员中,有一位名叫浅沼信一郎的一等水兵,隶属高角炮分队。他回忆说,有一次在黑暗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悠悠地走过来,突然和他撞了个满怀。

“小心点,你这家伙!”

他大声呵斥着,转过身来,发现对方是司令长官,心中暗叫不妙,但山本却完全无动于衷,既不说话,也不回头看那个怒吼的士兵,只是神色深沉地思索着什么,竖起外套的领子,依旧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向舰桥,这一幕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要登上“长门”号的战斗舰桥,有一部小型电梯,但山本几乎从不使用这部电梯。长官如果用了电梯,其他人就得比电梯还快地跑步登上。当山本到达战斗舰桥并就位时,

“各部就位完毕!”

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炮术长这一职位上,更应当率先冲锋在前。看起来是打算让这些人使用升降机。

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进入锚地时,联合舰队必定会召开研讨会。

在旗舰的后甲板上搭起大帐篷,各舰各战队从司令官、幕僚到舰长以下,相关人员都会大批聚集而来。“长门”号两侧的系船梁上,停满了内火艇,这就是海上作战会议的景象。

密码长高桥义雄是海军兵学校第五十九期毕业生,这一期约有一百三十人,而其中七十多人都在舰队中服役。

驱逐舰上的那些脚气味十足的同期生们,因为自己的船上没有装汽水制造机,所以不仅热衷于研究会,每次演习结束后,他们都会跑到“长门”号上,找高桥讨冰镇汽水喝。虽然一瓶汽水只值两三钱,价格便宜,但每次几十个人蜂拥而至,随意喝掉不少,时间一长,多少还是会让高桥的薪水袋有些吃不消。

尽管如此也没办法,于是对随从兵说,

“我的汽水钱,多少钱?”

高桥正准备付钱时,

“不用了,那就不必了。已经从司令部领过了。”

従兵回答道。

山本在餐桌对面咧着嘴笑。看着高桥一直被缠着要汽水喝,好像最后是山本掏钱买单了。

在研究会中,不论阶级高低,常常是口沫横飞地展开激烈争论。比如,炮术科的人会说,他们把那些飞机全都击落了;而飞行科的人则反唇相讥,说那样的对空射击怎么可能击落一架飞机。不过,山本只是坐在中间默默听着,几乎从不发言。

不过,关于是否击落飞机这种无解的争论姑且不论,在雷击机对主力舰的攻击训练中,虽然鱼雷里没有装填炸药,但投下的是真正的鱼雷。深度已经调整好,鱼雷会从目标舰底穿过,但是否命中目标,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就像之前的 123 号作业一样,在昭和十五年某次战技演习中,眼看着无论如何躲避,战舰还是被飞机击中,山本低声哼了一声“唔”,在研究会结束后,他对参谋长福留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用那个,能不能攻击珍珠港呢?”

他曾经这样无意中透露过。

又在另一场研究会结束后,同样对福留参谋长以及当时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的小泽治三郎少将说道,

“至今为止,军令部依靠半潜水舰的逐步削弱拦截作战策略,似乎有些危险。迎击敌人的战术,我觉得不太可能成功。”

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战争爆发,就长驱直入,首先打击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这样的构想似乎从昭和十五年的某个时期开始,在山本的脑海中逐渐成熟。

这一年是昭和十五年,也就是西历 1940 年,恰逢神武天皇即位纪元两千六百年。

各种纪念活动纷纷举行。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十月十一日在横浜外海举行的特别观舰式,是联合舰队最后一次正式在国民面前展现其雄姿的时刻。

山本被任命为“纪元二千六百年特别观舰式指挥官”,在这一天的清晨,他于御召舰“比叡”上迎接天皇。巡洋舰“高雄”作为先导舰,同样地,“加古”和“古鹰”作为随从舰伴随左右,陛下在聆听山本的奏报时,首先通过登舰礼迎接御召舰的“长门”号为首,联合舰队以五列阵型排列,气势磅礴地压迫东京湾,接受陛下的检阅。

皇太子以及各位内亲王也参加了此次观舰式。观舰式的盛况,从横浜的野毛山公园、商社大楼的屋顶,以及外国公馆和外国商馆的窗户,都能清晰地眺望到。

此次观舰式上参列的海军舰艇总吨数为五十九万六千零六十吨,飞机五百二十七架,而其中几乎全部在一年零两个月后开始的战争中丧失殆尽,世界第三位的联合舰队就此覆灭。顺便一提,昭和四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在东京湾举行的海上自卫队观舰式上,参与舰艇的吨数约为五万四千吨,飞机四十七架,仅略低于上述数字的十分之一。

当“比叡”号在观舰式场的舰列中破浪前行时,由小泽治三郎少将指挥的海军航空队,包括攻击机、轰炸机、战斗机、水上侦察机和飞行艇在内的各编队接连飞临舰队上方,在御召舰左舷上空低头致敬后,转向西方航向,飞越东京上空后消失无踪。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朝日新闻》引用了吉川英治对观舰式观赏感受的描述,撰写了一篇题为“武装的艺术”的文章。然而,四年零十一个月后,在东京湾几乎相同的位置,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将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这一点当时的观赏者无人能够预料。

那天晚上,山本似乎罕见地回到了位于青山的家中。

家人并未预料到他突然归来,家门紧闭,无法开启。白天,他作为特别观舰式的指挥官,到了夜晚,却像个小偷一样翻墙进入自家院子,关于这一点,流传着一段传奇故事。

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及十一日,在宫城二重桥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纪念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典礼和奉祝会,皇帝与皇后亲临,文武百官及各界代表均到场参加,东京音乐学校的四百名男女学生在陆海军军乐队的伴奏下齐声高唱《纪元二千六百年颂歌》,这是当时的一大盛事。然而,山本虽受邀,却并未出席。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道:

“日本目前正与支那交战,如果我是蒋介石,在这一天定会倾尽所有飞机之力,对东京二重桥前的广场进行空袭,将聚集在此的日本所有重要人物一网打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婉拒了邀请,这两天一直在海上紧盯着天空。”

他这样回答。

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不出席两千六百年的庆典,这是一件相当惹人非议的事情,如果这样解释,倒也说得过去,但如果山本还活着的话,真想稍微问一句:“这件事,可以按表面意思理解吗?”

岛田繁太郎此时对副官藤田元成说,

“山本真可怜啊。”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在岛田的感觉中,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山本真的“可怜”吗?

山本虽然不被认为对日本肇国的神话或庆祝纪元二千六百年本身抱有特别否定的看法,但他却厌恶神灵附体之类的事情。

某位前海军中将虽然与山本并无直接关系,但却有如下言论。

“在军备扩张的问题上,如果可以自由进行,那么日本和美国谁会从中获利,这是个用数字就能立刻得出答案的问题。然而,唯独那些固守神道思想的人是个例外,无论给他们看什么样的数字,他们都完全不接受,所以实在是无计可施。”

这位中将表示:“我因战败而深感责任重大,断绝了一切公共活动,不加入任何团体,过着谨慎自守的生活,因此希望不要公开我的姓名。”由于有这样的意愿,我无法写出他的名字,但他接着又说了如下的话。

“无论是造舰竞赛,还是对美英作战的问题,只要看看总人口有多少,男性有多少千万,其中能投入工业的人占百分之几,最多能征召多少人当水兵,一艘军舰需要多少名乘员,用数字一算就能得出结论:即便勉强造出军舰,也会因为没有燃料驱动、没有水兵操作,最终只能将船停泊在军港里。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我们认为这种愚蠢的军备扩张绝不应该存在。然而在当时,如果说出这样的话,马上就会被大声斥责为‘崇洋媚外’。无论多么不合理的事情,一旦扯上神道思想,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深深感到,国民的历史教育真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即便在海军内部,那些无法认同神道狂热、保持理智的人,也往往不喜欢大声争辩,大多选择保持沉默。”

山本对于那些高喊“唯有沿着金色鸮鸟指引的昭和维新战线前进”的人群,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或许不仅仅是历史学或神话的问题,而是无论上下,所有人都为“纪元二千六百年”而狂热,这本身就让他感到不快。

推翻米内内阁的口号之一是,

“绝不能让海军出身的首相主持二千六百年的庆典”

这样的说法也存在。

这件事,恐怕也已经传到了山本的耳朵里。

另外,在这一年的纪元节,为了让麾下全部舰队的四万将士分四天参拜橿原神宫、畝傍山以及桃山陵墓,联合舰队被调入大阪湾。在此之前,渡边作战参谋曾提前前往大阪进行调查和协调。

“大阪对海军的评价出乎意料地差,甚至听说在长官担任次官时,还曾有过针对次官的弹劾演讲会。”

听到这样的报告,山本的心情变得很差,

“那就不去大阪了。”

他这样说道。他提出要进入西宫湾。西宫位于兵库县,并不属于大阪。

大阪府和大阪市的人又是生气又是无奈,抱怨说已经准备了四万人份的土特产,但山本却说,如果想送土特产,就送到西宫来吧。他态度顽固,坚决不答应。

山本五十六的弹劾演说会,未必完全是大阪府当局或市当局的责任,但这种地方,确实显露出山本傲慢的一面。

相反,西宫市和兵库县方面则大为欢喜,据说在“长门”号的甲板上,堆满了来自灘和西宫的名酒,甚至堆起了四斗大桶的山。

在宫城前的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仪式上,我总觉得山本大概又是因某事不悦而缺席了。



纪元二千六百年庆祝仪式几天后,即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山本五十六晋升为大将。

这一天,他班上的吉田善吾和岛田繁太郎两人也晋升为大将,于是三位新的海军大将诞生了。

无论是所谓的一等大将还是二等大将,总之作为海军军人,这是达到了最高的荣耀。

对于本人来说,这自然是值得欣喜的事,但对于山本而言,这一天的到来,有一个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怀着女性特有的温柔心思,默默地期盼着。

关于山本的异性关系,我之前只提到过梅龙的河合千代子,但实际上,在九州还有另一位女性,她认识山本的时间最长,对山本的思慕之情,或许比任何人都更为纯粹。

这个人曾拥有满满一行李箱的山本五十六的信件,却在空袭中全部被烧毁。战后,她极力避免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隐居在九州某个小镇的一间破旧小屋中,身体病弱,每年到了山本去世的那一天,她都默默祈愿自己也能随之而去。然而,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 年)的秋天,远非山本忌日的 11 月 11 日早晨,她在没有任何旧海军相关人士知晓的情况下,悄然离世。

按照她本人的意愿,生前从未在公众面前露面。唯有前海军宣传部长松岛庆三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过她,

那篇题为《太平洋的巨鹰 山本五十六》的文章中,稍稍提及了一个似乎与她有关的女性。但不知是松岛出于顾虑还是并不知情,文章中九成内容与事实不符。

因此,我写下这些或许并非妥当之事。然而,她曾在病榻上向我讲述山本的故事时,带着一丝寂寞的微笑说道,

“据说一位维新志士曾经说过,人的这种事情,过了六十岁就无所谓了。”

他说。

如果允许我擅自解读并大胆提及名字的话,那位女性出生于长崎县谏早,通称鹤岛正子,本名叫做鹤,只有山本身边极少数人从很久以前就知道她是“山本五十六的初恋情人”。

正子与山本初次相遇,似乎是在正子成为佐世保料理店“宝家”的艺妓,与姐姐梅千代一起以小太郎的名字开始斟酒招待客人的不久之后,而山本则是在大正元年十二月一日被任命为佐世保镇守府预备舰队参谋之后不久。

当时山本是大尉第四年,二十八岁,尚未婚配,而鹤岛正子比山本小十六岁,只有十二岁。

山本这边,虽然对于初恋来说似乎有些晚了,但正子那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雏妓,仍然完全是个孩子。

即便如此,她依然是个美人,颇为早熟,又有些顽皮,被海军军官们昵称为“小约翰”。海军中流传着许多英语俚语,比如把新桥称为“新桥”(New Bridge),这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当时舰内命令和其他海军用语都直接沿用了英国海军的英语。“小约翰”也是这类俚语的一种,实际上是对“小太郎”这个名字的戏称。

第一次见面是在宴席上,小太郎注意到山本的左手少了两根手指,戴着白手套。

“哎,姐姐,别进来啊。”

小太郎开着玩笑,结果被宝家女儿阿春责骂了一顿。渐渐地,两人关系融洽起来。从那以后,山本常常带着她和自己的同伴一起去佐世保一家名叫“彩虹”的大酒楼,让小太郎等人跳舞,而他自己则躺着观看,成了这样的娱乐方式。

正子也常常被山本背着,带去买糖果或水果。山本背女人的习惯,似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聪慧的姑娘喜欢山本,觉得山本身上有种与普通海军军官不同的气质,坚信他将来必定能成为大将。不过在当时,从正子的年龄来看,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宝家的主人姓土肥,土肥有两个女儿,分别名叫富美和春。富美和春都比小太郎稍大一些。土肥很喜欢小太郎的妹妹正子,后来还将她收为养女。

宝家的土肥一家都对山本怀有好感,双方关系一直维持到后年。土肥去世后被安葬在东京的池上本门寺,据传山本曾为他的墓碑题字。然而这座墓似乎已无人照管,如今在池上本门寺内的墓地中已找不到踪迹。

土肥的两个女儿中,妹妹春在大正五年为了学习技艺来到东京,寄宿在鱼市场附近。

那时候,她原本打算刻苦学习花柳流的舞蹈,立志成为这一领域的师傅。然而,小春患有心脏病,医生说她无法承受剧烈运动的舞蹈训练。于是,她转而学习长歌,拜入杵屋佐吉门下,后来成为名取,艺名杵屋和千代。此后,她以“吉奴”的名字从新桥的新吉小川家出道成为艺妓,最终定居东京。大正五年上京时,小春带着她的妹妹正子一同前来。

当时,山本是海军大学的甲等学生,与古贺峰一一起寄宿在筑地本愿寺地内的敬觉寺二楼,平日里前往位于筑地的海军大学上课。

敬觉寺住持的儿子当时是金泽第四高中的学生,假期回寺时,常常得到山本的学业辅导。据说后来住持去世,继承寺院的儿子住持也去世了,而那位四高学生的遗孀成为了女住持。如今,这座寺院位于练马的谷原町。

当时,山本已晋升为少佐,但仍然是单身。

听说佐世保的宝家阿春带着小太郎来到东京,住在日本桥的鱼市场附近,山本便立刻前去拜访。从那以后,只要有空,他就会带着他们两人去帝国剧场或者上野的展览会,常常一起游玩。

有一次,山本提议带他们去吉原游览,正子与阿春便跟了去。山本大步走进花街柳巷中的一家大店,毫不犹豫地迈入其中,突然说道:

“我想见见店主。”

他突然说道。

两人正看着他们要做什么,只见妓楼的主人出现了,山本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脸,

“我从乡下带来了两个女儿,不知道贵处能否收留她们。”

向对方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小春和正子尖叫一声逃开,他也跟着,

“喂喂,逃跑可不行,逃跑可不行啊。”

一边这样喊着,一边逃了出来。

无论是鹤岛正子还是杵屋和千代的阿春,一提到山本五十六,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爱赌钱和喜欢搞这种恶作剧。

宝家的主人原本在佐世保的艺伎管理处工作,但因卷入一桩被黑帮威胁要杀要剐的事件,对生意感到厌倦,最终关闭了宝家,举家搬到东京,和阿春一起在东京生活。那时候,大家一起和山本去四谷的三河屋那家肉店吃牛肉火锅,回去的路上沿着护城河边走着,迎面走来一对夫妇,山本便——

「嘿,你好。」

他开口打招呼,以为是认识的人,结果一问才发现完全是个陌生人。

小春在山本还是大佐的时候,与一个名叫松野重雄的男人结了婚,并在银座松坂屋的后面挂出了“长呗教授,杵屋和千代”的招牌。但当山本第一次来访时,她并不在家。

重雄走了出来,

“请问是哪位?”

话音刚落,山本突然闯了进来,猛地一个倒立,保持倒立的姿势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放了一个屁,才站直身子

“我好歹也是个海军大佐。”

他说着这话,让初次见面的和千代的丈夫惊讶得合不拢嘴。

这种话题里,多少会让人感到有些做作,或者说有点令人不快的地方。

“但是,不知为何,一点也感觉不到做作的地方。如果是开玩笑就开玩笑,如果是朴实就朴实,人多少都会有些刻意表现出来的地方,但山本先生身上,奇怪的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松野重雄这样说道。仅凭人的回忆之言,实在难以断言。如果从善意的角度去解读,或许山本身上一直保留着与敬觉寺之子相似的、昔日高等学校学生的那种气质。

正子被春带到东京,也是为了学习技艺。春提议不如就一起在东京生活下去,但正子却说:

“姐姐,我还是觉得乡下更好。”

说完这话,她在东京待了不到一年,就独自回到了佐世保。不久之后,她以小太郎的名字正式出道了。

正子已经不再是那个带着孩子气的“小约翰”了。大正初年,《文艺俱乐部》之类杂志的封面上,曾刊登过她的照片。

就像如今的周刊杂志会刊登大量歌手或女演员的照片一样,当时作为娱乐读物的杂志《文艺俱乐部》等,每期都会在封面或内页插图上刊登许多来自各地花柳界的女子的照片。小太郎的照片旁,还附有“九州第一名花”这样的说明。

有一次——大概是在大正七年山本结婚前不久吧,正子在佐世保的夜市上买东西时,旁边来了一辆巴士,停下后,她无意间一看下车的人,竟然是山本五十六。

“哎呀”

于是,正子开口招呼道。

从那以后,她和山本的关系突然拉近了。

山本一边看着杂志上的照片,一边拉着小太郎和花,

“嘿,九州第一!”

据说常常被取笑。

在前往美国之前,两人还在武雄温泉依依惜别。之前提到的山本的那首诗,题头写着“1920 年 2 月于美国”,

“窗外风雪呼啸,景色凄凉,

故乡遥远,我深深思念着你。”

这大概是指鹤岛正子吧。

之后,山本和正子有时三年、五年,甚至将近十年都未曾相见,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正子虽是艺妓,却一直独自生活,她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仿佛生来只是为了仰慕山本,甚至后悔当初为何在夜市的街角主动搭话。从他还是大尉到成为大将的三十年间,她始终深爱着他。

山本这边,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停靠的港口,总是会给正子寄去信件和物品,而且似乎对正子的任何请求都一一应允。

即使在他担任次官、因三国同盟问题而身处最危险境地的时候,他依然在宪兵的护卫跟踪下,前往百货商店为正子购买物品。然而,至少在晚年,山本对千代子的感情远胜于对正子的倾心。相比之下,正子是那种贞洁贤淑的女子,而千代子则是堀悌吉口中“山本若是与港口的过路女子交往倒也罢了,怎么会迷上那样一个”的恶女类型,或许正是这种特质让山本觉得她更有趣。

正子的愿望得以实现,在山本晋升为大将后不久,昭和十五年年末,“长门”号军舰驶入了别府港。

那时候,正子已经四十岁,她在佐世保经营着一家名为“东乡”的小型茶屋,并成为那里的女掌柜。

为了与山本见面,她特意从佐世保赶往别府。

山本一开始还和幕僚们一起兴致勃勃地玩耍,但接到来自佐伯的联络电话后,似乎是关于飞机之类的事情,他突然陷入沉思,脸色阴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正子就醒了过来,

“现在大概几点了呢?”

听到这话,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时钟。”

据说,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

佐伯是海军航空队所在地,从时间上看,可以推测山本的脑海中或许萦绕着与珍珠港有关的某些事情。

正子再次见到山本,是在翌年昭和十六年二月,联合舰队进入佐世保的时候。

在小春和正子她们之间,有一种说法是用沉默来开玩笑,称之为“山本先生的哑巴玩笑”,而此时的山本心情大好,似乎频频展现出这种哑巴玩笑的风采。

在一家名叫三好屋的蒲烧店吃了鳗鱼饭后,在返回“东乡”的路上,大约四五町的距离,他弯着腰,叉开腿,模仿电影中卓别林的走路方式,一路小步快走,咯吱咯吱地走个不停。

佐世保的街道上,因舰队入港而挤满了下士官和水兵。在街角处,一名兵曹正站在那里,

“喂,喂。那可是局长啊。”

她小声地说道。

另一名军士说,

“不对吧。长官怎么可能穿成那样呢。”

他这样说道。

正子强忍着笑意,心满意足地听着这些话。

“东乡”是一栋位于街道稍深处的小房子,家中只雇了两三个女佣。但在舰队停靠佐世保的四五天里,正子不让任何人插手山本身边的事务,全心全意地照顾这个她从十二岁起就喜欢的男人,尽享了她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暂时光。







第九章



昭和十六年初,山本逐渐确定了私下构想的珍珠港突袭计划,与此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开始萌生出几分退隐的念头。

到了那个八月,他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就满两年了。明治时代以来,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中,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一艰苦的职位上坚持两年以上。从东乡平八郎到吉田善吾,有的仅任职数月,最长的也不过两年零三个月,随后便纷纷交替离任。

新年伊始,山本开始考虑自己卸任的日子,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似乎觉得要迅速实现这一愿望恐怕并不容易。

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徳岛县小松岛寄给军舰“高雄”上的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的一封信,是他留下的书信中极为重要的一封。在信中,他谈及了从海军人事角度避免战争的策略以及自己的进退问题,并有如下表述。


(前略)

一、去年八月或九月,在三国同盟预示之后,我离京返回舰队时感到极为不安,曾向及川氏询问未来前景如何。他回答说,虽然不能排除为德国火中取栗的风险,但美国一时半会儿难以采取行动,大体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当时殿下也曾说过类似“事已至此,不得不做到最后”的意思,我记得这话让我感到非常危险,认为再这样下去,必须尽快启用米内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此,我认为首先应将他任命为舰队长官,作为一条捷径,于是当时大胆向及川氏进言。及川氏在听了我和诸位同僚的想法后,似乎也逐渐感受到危险的存在。(中略)我认为次官的活动有些过火,应当尽早更换(他提到澳大利亚公使如何),同时军令部也需要更加稳固,作为强化措施,能否将福留调任为一部部长。

因此,我提出,

与三国同盟缔结之前不同,如今要切实防止参战危险,必须下定相当大的决心。仅仅更换一部部长或者更替次官,恐怕不够彻底。

首先,在军令部中,应当让米内氏担任总长,或者将吉田或古贺安排为次长(虽然这都是有些勉强的人事安排),并让福留辅佐其工作,同时任命井上为次官,上下相互呼应,达到强化效果。若非如此程度的改革,恐怕难以奏效。因此,若要果断推行这样的艰难举措,支撑已然倾颓的局面,那么舰队方面即便要做出难以忍受的牺牲,也敢于不反对人事调动。我曾如此陈述,而及川氏对此既未表示赞同,也未表示反对。

二、与右方完全无关,去年十一月末,及川先生曾询问,虽然此事不急,但关于海军总长后任人选,谁更为合适,希望听听意见。因涉及诸多关系,需充分考虑后答复,故当时未即刻回答。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后,以书面形式回复了以下要旨的内容。

『如之前已陈述的意见,虽然殿下未予同意,但我仍相信在四月编制调整时,启用米内大将为首选方案。若如此安排,到了十六年或十七年,殿下是否也会提及米内呢?若不考虑启用米内先生,从常识来看,可初步列出岛田、丰田、古贺三位,但其中两位丰田可先行排除。』

(中略)总之,紧急情况下以启用米内大将为首选方案,若其实施有困难,即作为我的后任之意,则除古贺与岛田两位外,别无他人。

另外,若殿下暂时不更替人选,我认为古贺先生担任次长一职,虽辛苦,但最为合适。

关于我自身的情况,坦率而言,我已极力推荐米内先生,因此无论是留在第一舰队还是退位,我都毫无异议,这是我的真心。然而,同时若肩负重任,我也不会因此畏惧而回避。譬如,若古贺先生在陆上任职一年后转至联合舰队,即使需要连续三年任职,我也绝不推辞。

然而,鉴于国际关系及国内形势,若形势所迫不得不参战,那么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及联合舰队参谋长的更换将会带来极大困扰。

(中略)实在令人遗憾,吉田先生受挫之后,上层该向谁求助呢?若无米内、古贺、井上等人振作奋起,恐怕难以应对困境。即使如此,若到了不得不参战之时,也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情况,唯有果断起身应对。在此情况下,也必须尽可能推迟一天参战,争取多一天时间全力推进战备工作,这是我的拙见。

如上所述,及川先生应当十分清楚,更换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及联合舰队参谋长需具备重大条件,但仍需再次以书面形式进言。谨此敬上。


地面层、一层和二层分别代表“联合舰队”“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的缩写。“两位丰田”指的是丰田贞次郎和丰田副武。“如果隐瞒此事,十六年或十七年时殿下难道不会对米内有所表示吗”,这句话的意思是,自昭和七年以来的九年间一直坐在军令部总长位置上的伏见宫,会不会因此萌生辞意,并提出让米内光政接任的想法。

这虽然是一封私人信件,但却带有相当程度的官方意味。

关于“能否把福留给我”这件事,当人事局长中原义正带着这个话题来到舰队时,山本说道:

“大臣是抱着坚决反对参战的意见,并打算为此巩固省部的立场,还是觉得现在的阵容有些不够满意,所以随口提出要福留过来,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关于这一点,他有没有托你带什么话?”

据说他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

中原说道,

“关于国际形势,大臣似乎也颇为担忧,但究竟有多大的决心,倒是没有特别的口信传来。”

他这样回答。

于是,山本将如下口信托付给人事局长中原,送交给及川海军大臣。


“对美关系演变至今日之局面,自去年秋天起便已显而易见。然而,此后若认真制定军事备战计划并结合物资调动方面的执行情况,此时海军必须止步不前。若因此而需在省部中配备值得信赖的幕僚,此种观点若出自大臣的意愿,我认为应当充分尊重。但若大势已然为时过晚(too late),最终只能走向尽头,可能性极大,那么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我认为最值得信赖的参谋长等人应维持现状,竭尽全力提升实力,做好一战的心理准备。此时更换这两位官员,无论后任者的能力如何,对我个人的精神都会造成动摇,同时对舰队将士也会产生不良影响,难以避免,因此我希望维持现状。”


对古贺来说,用温和的语气书写便足以传达意思,但对及川而言,若不直言不讳,他恐怕难以理解,语气大致如此。

此外,在写给古贺的信中,他半公开地表示,若有必要,甚至可以在海上坚持三年之久,尽管如此,他个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似乎更倾向于“退位”。

当时,上京的反町荣一在芝的水交社与他会面,

“我在海军任职,今年已是第三十六个年头了。当年一起进入海军学校的二百多人中,如今仍在现役的,只剩下盐泽、吉田、岛田和我四人了。这个秋天,我大概也会让位给后辈,退出海军。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想回到长冈玉藏院的出生之地,回到我家,读读父亲和祖先留下的书籍,摆弄一下后院的田地,修剪栗树和柿树,和镇上的年轻人交朋友,过上悠闲的生活。还请多多关照。”

他大致说了这样的话,同样,对故乡澡堂的朋友,梛野透,他也提到:


“(前略)我今年还要在海上坚守一年,若侥幸无事,海军的职责也算是基本完成了,到时便可悠然归隐故乡山林,闲暇时在炉边挥舞怪力,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机会。在那之前,请务必让大家好好磨练技艺,望您转告他们。此外,若今年之内万一发生日美开战的情况,我决心做出一些让人称道‘不愧是五十岁的硬汉’的事迹给诸位看看。(中略)舰队目前正在所属军港为后期出动做准备,月末将再次冲向茫茫大海。”(四月十四日)


他这样写信寄去。

稍后(八月十一日)的寄给榎本重治的信,


“拜读尊函,正值暑中(虽说今日十一日东京气温二十度,仙台十五度,听说米的情况不太好),欣闻您身体康健,深感庆贺。前日吉田善先生来舰视察舰队,半日游玩,至于军事参谋之类的事,我已一无所知,如此告知。”

是要切指起誓还是投子认输,着实令人为难。舰队以某日为期限,开始着手准备起航。当然,我个人在此之前或许会被解职,但我会尽力避免因自己的混乱而给后任带来麻烦,绝不重蹈前人的覆辙,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将格外小心谨慎。年度的例行工作也将在这两三天内完成,若是太平盛世,真想将这些年轻人送回母港。然而,带着十万年轻将士,驻守在丰后水道的一角待命,实在是令人感慨世道无情。今天第一舰队被免去直属指挥,若无其他事务,或许可以小憩片刻,便是如此情况。


这样的信件也有。

让山本写下或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是由于长久未见的故乡所引发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海军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联合舰队司令官的任期通常不超过两年。

只是,那年秋天,即便山本在短短两年多后便要离开舰队,是否会直接导致他隐居长冈,这一点他脑海中不可能完全没有考虑;此外,海军大臣的位子是否会轮到他头上,这种可能性想必也并非全无。

如果要实现“上下呼应”以及“非战海军”的强化,那么在军政体系中,继“次官井上”之后,自然应当考虑“大臣山本”这一人选。然而,在写给古贺的信中,山本对此事只字未提。

在东京,以堀悌吉为中心,冈田启介、米内光政、山梨胜之进等人作为后盾,曾发起过一场将山本调回中央的运动。那年秋天,当第三次近卫内阁被东条内阁取代时,这场运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浮出了水面。然而,东条内阁的新任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或许是出于对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顾虑,表现出了反对的态度。

“现在,联合舰队的长官除了山本之外,别无他人。”

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最终没有同意。

这一次,山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要求担任大臣或其他中央要职的言行。

不触及、不索取或许是东方的清风之气,但事后回想,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情。

武井大助说,如果在昭和十六年秋天之前山本能够实现中央复归,那么十二月的开战至少会被推迟,而在山本被指责为胆小鬼或亲英美派、争取时间的过程中,德国的衰势会逐渐明朗,日本在面对世界动乱时,或许能够走上一条更为有利的道路。

在写给古贺的信中提到的“四月编制调整之际”,福留繁转任为军令部第一部长,符合及川的要求,从联合舰队参谋长一职调离。伏见宫博恭王辞去了军令部总长的职务,改为静养。然而,除此之外,山本所提议的旨在避免战争的强硬人事调整并未实施。

伏见宫之后,并未实现米内的现役复归,而是永野修身的军令部总长之位得以落实。

山本说道,

“永野这个人,既不是天才,却自以为是天才,所以在一般人中还挺受欢迎的。”

他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

井上成美在前一年,曾在泽本赖雄就任次官之前,短暂担任过海军次官代理,当时从大臣及川古志郎那里,

“喂,听说宫殿下想要辞去总长职务,这该怎么办啊?”

有人这样来找我商量,

“让他辞职不就好了吗?毕竟像宫殿下这样的人,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否则一般不会对下属提出的方案说不。他们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养。但在这种非常时期,这样可不行。让他辞职,既是为了海军的利益,也是为了宫殿下自身的利益。”

回答道,之后按照资历顺序交给永野修身来处理的话题上,

“不过,如果永野先生不行的话,过两三个月就立刻撤换他吧。”

于是进言道。

伏见宫退位,对此感到惋惜的人,在海军中恐怕并不多。

博恭王原本是为了不让海军在陆军之下处于劣势,继山本权兵卫将海军独立为真正的海军之后,为了对应陆军的闲院参谋总长宫而在谷口尚真之后被任命为军令部总长的皇族。

关于这两位皇族总长,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之前所写的“年度作战计划”,每年三月末由两位总长向陛下奏报。然而,陆军的闲院宫由于年老体衰,头脑有些糊涂,特别安排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作为陪同一同入室协助。即使如此,闲院宫还是会一次翻过两页纸来朗读,结果被天皇

“今天的奏报,有些地方不太明白啊。”

这样评论道。

对英作战被纳入年度作战计划的那一年,文书上只是简单地写道,

“新吴拉、哥打巴鲁登陆”

某处记载着,闲院宫就这么直接读了出来,然后对天皇说,

“稍等一下。新吴拉、哥打巴鲁不是暹罗的领土吗?这样的话,岂不是侵犯了别国的中立地位?”

于是受到了提醒。

对此,闲院宫似乎说错了什么话,陛下罕见地动了怒,大声斥责起来

“无故侵犯他国的中立是不被允许的。重新考虑那个作战计划吧。”

受到了这样的责备。

陆军的作战部长脸色苍白地退了出来,向海军那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而伏见宫则回应道:

“啊,好的,好的。”

一个人进入下一次奏请时,似乎随意敷衍了一下,勉强自圆其说,但到了第二天,又与两位总长一同前往,

“那件事,其实事先已经通过外务省,计划取得暹罗(泰国)的谅解。”

如此解释后,才终于获得了批准。

然而,若说伏见宫取代永野后是否带来了什么显著变化,那恐怕是值得怀疑的。

作为“明治百年史丛书”的一部分,最近出版的《杉山备忘录》中记载了开战前一个月,即十一月三日,杉山元参谋总长与永野军令部总长一同列席,就作战计划向陛下奏报,其中包含了陛下询问及回答的要旨。

陛下:海军的作战日期定在哪一天?

永野:预计定在八日。

陛下:八日不是星期一吗?

永野修身说:“我觉得休假后的疲惫日子反而更好。”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虽然不必再赘述,但东京与夏威夷之间横亘着日期变更线,预定开战的十二月八日星期一,在夏威夷时间却是七日的星期日。永野修身对此并不知情,或者说他是因此而产生了误判。

这个故事很快就

“我认为休假后的第二天美国士兵会感到疲惫,所以选择了八日的星期一。”

据说这话在部门内传开后,永野被冠以“疲惫大将”的绰号。

不过,目前由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战史丛书》中的《夏威夷作战》一卷中,记载了开战前夕的十二月二日,永野再次就“武力发动时机的十二月八日预定主要理由”上奏的内容,这份记录是相当正式的。

“为了便于陆海军航空部队实施第一次打击并确保其效果,应当选择月龄在二十日左右、有月亮的夜晚,从午夜到日出时分最为适宜。”

“此外,海军机动部队对夏威夷的空袭,应选择美国舰船在珍珠港停泊较多且为休息日的星期日最为有利。因此,特意选定了夏威夷时间为星期日、月龄为十九日的十二月八日。”

“当然,在东亚时间这一天是星期一,但我们将重点放在了机动部队的奇袭上。”

不过,最后两行的话其实不必多说,诸如‘当然’之类的措辞,足以证明永野对一个月前的失误感到极为懊恼。

日本陆海军作战的核心位置上,竟然坐着这样一位悠然自得的人物。




正如之前在给古贺峰一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山本开始认真考虑战争的危险性,并作为强化舰队的策略,打算自己退居第一舰队司令长官之位,同时让米内光政重返现役,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从故乡来探望“长门号”的远山运平问他,如果与美国发生战争,是否能像日本海海战那样巧妙地应对,他回答道:

“如果敌人能一次性全部出动那还好,但他们不会同时出动,所以事情没那么简单。”

用长冈方言回答道。同样在这个时期,他对小熊信一郎也说了类似的话,

“如果将来再发生战争,已经不是那种可以悠闲地带着战舰出海的战斗了。我认为今后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得在濑户内海一带坚守阵地,全面掌控局势。但像我这样的人,实在做不来这种拖泥带水的事。所以我想请米内来担任长官,如果真到了关键时刻,我就冲到前线去大干一场。”

他这样说道。

昭和十六年二月,井上成美以航空本部长的身份,来到“长门”号视察航空作战技术时,他也曾说:

“前段时间丰田来过,聊了很多,但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话。我心想,这人就是次官吗?井上君,我是这么考虑的,你觉得如何?”

于是,米内向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讲述了自己关于舰队编制的构想。

对此,井上回应道:

“我对此有些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这样做,就等于给现役的十几个海军大将全部打上无能的烙印。如果我是大臣,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

对此表示反对。山本则说道:

“原来如此,也有这样的想法啊。”

据说,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满。最终这个构想未能实现,山本暗自珍藏在心底一角的退任愿望也迟迟无法达成。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开战之日。

这一年的四月十七日,当时担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的安倍能成带领大约十二名学者组成的团体,参观了横须贺的军港、航空队以及停泊在港内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完成了一次海军设施的巡览。

除了安倍能成之外,还有松下正寿、大河内一男、当时担任《朝日新闻》评论委员的关口泰、经济学学者本位田祥男、行政法学者田中二郎、植物学家服部静夫、政治学家矢部贞治、以及前日本广播协会会长永田清等人参与其中。大河内这位前东京大学校长是其中最年轻的副教授级别人物,在纪念合影中,他站在最后一排。

引导者是海军省官房调查科长高木总吉大佐,陪同的有高木的部下科员以及海军教授榎本重治。

虽然有一两个例外,但大体上,这是一群持反战、自由主义观点的教授群体,这也是海军通过官房调查科试图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持联系的一种表现。调查科以顾问机构的形式存在,海军内部设有“思想恳谈会”“外交恳谈会”“政治恳谈会”等组织,表面上目的被多重掩饰,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对美战争,甚至在战争发生时探索尽早讲和的方法。不过据高木所说,最初组建智囊团时目的并没有那么明确。相比陆军,海军的规模较小,传统上政治影响力较弱。今后要遏制陆军的暴走,仅靠海军孤立无援是不行的,必须借助海军加上广大国民的力量,因此希望加强与普通国民的联系,但在日本的现状下,除了通过大报、财界或知识分子的渠道外,别无他法。

因此,财界方面以池田成彬和乡诚之助两人为中介,举办了听取意见的活动;而知识界方面,则不时召集各领域三十五六名学者聚会,进行意见交流,让他们了解海军的想法、面临的困难以及希望从国民那里得到何种支持,这似乎是最初的意图。

然而,当高木为中心将海军智囊团的组建工作初步步入正轨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不久便爆发了战事。学者们的意见逐渐聚焦于一个方向:“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日本将陷入巨大的困境。”

西田几多郎等人也曾说过,

“以日本的文化水平,真以为能和欧美国家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吗?”

据说他们是这样说的,而自然而然地,探索早期讲和的方法便成了对智囊团学者们的期待。于是,前往“长门”号参观的十二位知识分子,也都以某种形式与这些“恳谈会”有所关联。

这一天山本长官不在场,事实上,当一行人到达“长门”号时,山本确实不在。不过,在舰内转了一小时左右,回到后甲板时,

“就在刚才,长官,您从陆上回来了。”

听到这样的报告,高木立刻前去问候,并在将官舱口附近,将随行的一行人介绍给山本。

于是山本突然脸色阴沉下来,朝高木说道:

“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呢?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本来可以请你们吃一顿船上的午餐,哪怕是粗茶淡饭也好,真是可惜了。”

他说着,又从高木大佐那里听说午餐将在横须贺的水交社接受镇守府司令官盐泽大将的招待,

“不行不行,养命酒那种地方可不行。”

据说,他对此显得非常不满。

因此,一行人只是与山本简单寒暄了几句便下了“长门”号,但高木总吉战后对此事深感遗憾,他在著作中写道,如果当时能安排这些人接受山本五十六的款待,或许能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从年龄上看,一行人中只有安倍能成比山本年长一岁,其他人都比山本年轻。在军人世界里,往往只对力量和勇气感到魅力,即便是海军宣传部门,也常有知识分子被视为胆小却又爱挑刺的讨厌存在而遭到嫌弃的倾向。但在这一点上,高木写道:“山本这个人,虽然穿着同样的军服,但气质却完全不同。”

不过,山本曾说,

“不行。像养命酒那样的地方,绝对不行。”

他说这话,或许是因为他天生喜欢照顾人,又害怕孤独,看到客人都涌向班上的盐泽幸一那边,心里有些不服气。

高木这次是久违地见到了山本。山本在海军中浸染了浓厚的“海风气息”,皮肤被晒成了赤铜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不过,与他担任次官时相比,肚子明显大了许多,显得有些发福。

联合舰队司令部里大约有十名随从士兵。

老一辈的海军军人习惯称随从士兵为“侍从”,有些司令官对侍从的人选要求颇高,甚至会特意通过镇守府人事部进行交涉。不过,山本在这方面并不挑剔,

“谁都行。”

他说过。

联合舰队进入佐伯湾,获准上岸参拜宫崎神宫时,宫崎一家旅馆的女服务员误以为秃头的黑岛资深参谋是长官,热情接待了他。渡边安次见状慌忙纠正,

“不对不对,是这边这边。”

当时山本也在场,他却说,

“谁都无所谓啦。”

笑着说道。

当时的司令部侍从长是一等兵曹近江兵治郎这个人。

近江原本是“长门”号战舰高射炮分队的成员,因为有过管理酒保的经验,被调去担任酒保长,后来在昭和十五年五月,经“长门”号副舰长的提议,他被调到联合舰队司令部担任侍从长,从此带领十名侍从,在昭和十八年山本去世前的整整四年时间里,负责照料山本及其幕僚们的日常起居。

他是昭和七年的征兵,如果留在“长门”号高射炮分队,早已是能横着走路也不用低头的老资格下士官,但在调到司令部后,情况完全不同,幕僚会议接连不断,外部来客络绎不绝,一进港就有艺妓前来,午餐、鸡尾酒、晚餐等各种准备工作如同餐厅服务一样,他作为领班侍者,不得不像小仓鼠一样忙碌地奔波。

作为补偿,物资倒是十分充足。虽说是后来的事情,但随着战争愈发激烈,舰队也开始缺乏物资,甚至连舰长都偷偷地

“喂,如果司令部有喝剩的东西,哪怕只有三分之一也好,能不能分点威士忌给我们?”

这样来找近江商量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厨房里,通常还是备齐了大部分物品。

被舰长这样一说,近江实在是无法不送上一瓶未开封的红色“约翰尼·沃克”威士忌。

近江兵曹他们平日里,

“如果调到司令部幕僚,两个月就能胖上一贯目,三个月就能胖上两贯目。”

他说过。

舰内设有面包房,烘焙面包、洋式糕点以及甜品布丁等,各地还常有特产送来,嗜甜的山本从不缺甜食吃。

当山本与近卫文麿会面时,近卫向他寻求政治上的建议,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有一句话想说,前些日子我让部下的将士们休假回家,回来后听他们说,无论在哪里,食物都严重短缺,这让我大吃一惊。”

他提出了改善生活物资供应的请求。然而,昭和十六年(1941 年)的时候,日本全国的家庭中,粮食短缺早已成为每天的沉重话题。山本身处物资充裕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或许对这种状况的感受有些迟钝,以至于现在才表现出“吃了一惊”的程度。

然而,山本发胖并不仅仅是因为美食的缘故。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缺乏运动。

山本早就,

“如果不运动就无法保持健康,那就没有资格成为海军军官。”

他说过。

如果长时间被分配到驱逐舰或潜水艇上,根本不可能有充分的运动机会。所以,平时就要锻炼身体,免得因为运动不足而损害健康。此外,在运动不足的情况下要保持健康,让身心保持灵活,最重要的就是转换心情,把一直向右转的思维稍微转向左边——这也是他喜欢竞技的一种借口。于是,他在进出港时在舰桥上对随从长近江兵曹说,

“喂,兵棋盘呢?”

所谓兵棋盘,其实就是将棋盘——据说他是经常这么听人说的。

然而,即便是为了转换心情而下棋,或者做倒立、体操,甚至在大战舰的甲板上散步,也无法阻止脂肪的堆积。他逐渐发胖,似乎并不完全意味着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山本五十六在担任驻美武官时,初代副官山本亲雄在昭和十二年至十四年间,任职于军令部第一部第一课,负责编写所谓的“年度作战计划”。到了昭和十六年初夏,他作为水上飞机母舰“千岁”的舰长,正在海上执行任务。

六月的一天,在宿毛湾的“长门”号舰上,联合舰队司令部主办了一场对美作战的图上演习,“千岁”号舰长山本大佐参加了这次演习。然而,他发现司令部对美作战的策略完全没有动用航空母舰来攻略菲律宾,仅投入了一艘小型练习航母“凤翔”。这与他曾在军令部担任作战主任时一直思考的“全力以赴首先攻略菲律宾”的构想大相径庭。山本亲雄对此感到疑惑和不安,于是叫来航空参谋佐佐木彰,问道:

“喂,为什么在菲律宾攻略中连一艘新航母都不派出去?如果最初在菲律宾的行动失败了,我认为会非常危险。难道是打算把航空母舰留着,藏在什么地方备用吗?”

他这样发问。

于是佐佐木中佐露出奇怪的表情,

“稍等一下。”

然后把山本亲雄带到另一间房间,低声说道,

“实在是因为是你,我才说这话,‘赤城’和‘加贺’以下的航空母舰,其实六艘都在开战之初被派往夏威夷,因此无法调往菲律宾。”

他说。

山本“千岁”舰长听到这话,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计划。

“哦——这可真是大胆的冒险,是谁的主意?”

“当然是山本长官。”

“那么,你们都同意了吗?”

“不。起初,几乎所有的幕僚都反对,但长官坚持要这么做,所以……”

佐佐木航空参谋这样回答道。

山本亲雄心想:“这真是山本先生一贯的大手笔啊。”不过在听过各种情况后,他了解到菲律宾方向的情况似乎有了眉目,因为零式战斗机的航程有所延长,从台湾南部起飞的零式战斗机应该能够胜任。如果形势所迫,航母部队将全部转向珍珠港攻击。目前,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等人正在全力研究相关计划。

山本亲雄从佐佐木那里,

“但是,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

被这样再三叮嘱后,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千岁”。

然而,根据战后撰写《被诅咒的阿波丸》的千早正隆的说法,到了昭和十六年中期,无论是军内还是军外,隐约得知山本关于偷袭夏威夷计划的人已经相当多了。只是,在海军中,军令部和人事局是最守口如瓶的地方,反而在赤煉瓦(海军省的别称)内部,有些人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计划。

千早从昭和十五年年底到十六年九月,一直作为高射炮长在“长门”号上服役,而司令部的暗号长高桥义雄大尉是他的同期,有一次他闲逛到幕僚室时,

“看到他们在绘制北太平洋的图纸,我就心想,哦,原来如此。”

事情就是这样。

在美国方面,也有多人警告过日本有可能对珍珠港发动奇袭。这似乎并非单纯基于想象,驻日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早在昭和十六年初就已有所察觉,

“据小官的同僚、驻日秘鲁公使的谈话所知,从包括日本方面在内的多个渠道听闻,日本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计划对珍珠港发动奇袭攻击。该公使表示,虽然此计划看似异想天开,但由于从太多方面传来的消息,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将此事告知。”

这样一份机密电报被发送给了国务院。

这份电报的日期被推定为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山本在这一年的一月七日,用海军专用纸张写了九页题为《有关战备的意见》的文书,送交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并在其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攻击夏威夷的构想。

“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并非任何人皆能具备,然而作为海军,尤其是联合舰队,应当下定决心准备对美英作战,在战备、训练以及作战计划上全力以赴,认真迈进,这一点自不待言。”

“因此,在此简要陈述小官所怀抱的信念,斗胆请您高见(去年十一月下旬,曾以口头形式初步进言,此内容大体与之重复)。”

以这样的开头,因此所谓“首次”,是指以书面形式呈现的,这是第一次。去年十一月,山本在横须贺停泊期间,曾前往海军省与大臣及川多次恳谈,已经传达了几乎相同的内容的意见。

这份意见书在边栏上用朱笔写着“仅限大臣一人阅览,不得示人,阅后销毁”,但藤井政务参谋保存了一份副本,因而得以在战后留存。意见书分为“战备”、“训练”、“作战方针”等四个项目,其中在第四项中,他详细阐述了“开战之初应采取的作战计划”。

第一、第二航空战队将投入全部航空兵力,在月光皎洁的夜晚或黎明时分,以“全歼为目标”,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突袭。水雷战队(驱逐舰部队)负责救助被击中的己方航空母舰上的乘员。潜水战队则尽可能在珍珠港入口处击沉出港的敌舰,封锁港口。这些计划颇为悲壮,山本对此

“决心在第一天便决出胜负”

如此写道,并希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职由他人担任,而自己则

“恳切希望能受命担任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亲自统率攻击部队”

这样写道。

其中有这样一段,

“然而,作为实际问题来考察日美英开战的情况,以全舰队进行接敌、展开、炮雷战以及全军突击等壮烈场面,在整个战争期间最终可能没有实现的机会,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样的一段文字。

不能认为会发生像日本海大海战那样的事情。

开战后,看到珍珠港的成功以及马来海域击沉“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战果,高松宫亲王对

“夏威夷和马来海战的结果,果然如山本长官所预言的那样啊。”

据说他对军令部第一部长福留繁如此说道。然而,若从“整个战争时期”的视角回顾,这也同样如山本所预言的那样实现了。

在提交这份意见书的同时,他用毛笔在三张信笺上写下了珍珠港攻击计划的概要,并将其交给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要求他进行研究和制定方案。

按日期追溯这一事件的经过,可以看出在山本的构想形成书面文件后的第三周,至少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已经察觉到了珍珠港奇袭计划。然而,对于格鲁大使的警告,美国政府和海军高层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关注。在《现代史资料》中收录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由斯塔克作战部长致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电报中,标题为“关于日本攻击珍珠港的谣言”,斯塔克表示,

“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认为这一谣言不可信。”

他说。对于如此珍贵的情报,他们为何如此冷漠,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接到山本指令的大西泷治郎,内心似乎对这个过于奇特的作战计划并不完全赞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将此事展示给第十一航空舰队首席参谋前田孝成,随后又邀请第一航空战队参谋源田实中佐来到鹿屋,拿出山本的信件,请求他进行研究。

大西的第十一航空舰队是以鹿屋为基地的陆上部队,而第一航空战队则是以“赤城”号和“加贺”号为核心的海上部队,源田当时正在“加贺”号上服役。他刚从英国驻外归来不久,但由于主张过于激进的航空优先论,在海军大学校时代就被称为“疯子源田”。

正是这位源田中佐,为大西,也为山本,起草了最初的夏威夷攻击计划。

该计划包括将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主力航空母舰全部投入奇袭作战,为确保战果彻底而进行往返反复攻击,以及将出发基地设在小笠原群岛的父岛或北海道厚岸等构想。

这份以源田方案为基础的大西报告在四月初提交给了山本,山本对此稍作修改后,命令大西将其送往军令部,但报告的内容似乎还不够详细具体。

与此同时,在联合舰队内部,也在源田和大西的方案之外,独立进行着针对夏威夷的作战研究。

在长官与幕僚们的闲聊场合,山本提出:

“能否在空袭夏威夷的同时,也实施对夏威夷的占领行动?”

据说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

讨论的内容是,美国海军的一部分军人驻扎在夏威夷,但培养海军军官需要漫长的时间,如果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地俘虏,即使是美国,海军力量的恢复也会变得异常困难。

联合舰队司令部设立了四个预备研究小组,其中资深参谋黑岛龟男大佐最为热衷于构思战略,并着手制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

黑岛在联合舰队的幕僚中,是最为古怪的一个人物。一旦有了灵感,他便把自己关在私室里,关上舷窗的遮盖板。由于“长门”号上没有空调,他索性赤身裸体地坐在桌前,不分昼夜,如同着魔一般地工作。他在房间里焚香,嘴里叼着“朝日”牌香烟,点燃了又掐灭,掐灭了又点燃,脑子里似乎只有作战构想,别无他物。

据说黑岛参谋一有事就若无其事地在舰内闲逛,从未与司令长官一起吃过饭,即便文件堆积如山也从不翻看,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广为流传。

随从们称他为“黑岛怪人参谋”。因为他在日常事务上显得极为幼稚,看起来有些呆傻,所以也被叫做“呆子”。

至于睡衣,哪怕脏得满是污垢,如果随从不帮他换,他就绝不会自己更换。曾经有个负责照料他生活的随从,自掏腰包在吴港买了三件睡衣交给他。

根据某人的评论,

“包括夏威夷奇袭在内的第一次作战计划,如果完全基于数据来制定,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样。那完全是从黑岛那异于常人的头脑中抽取出来的想法,强行编写而成的。”

据说。

四月末,黑岛龟人受山本之命,带着自己撰写的关于珍珠港攻击的联合舰队作战策略,前往东京进行说明。

当时军令部的第一部长是福留繁少将,第一课长是富冈定俊大佐,航空主务参谋是三代辰吉中佐,但他们一致反对这个方案。

随后,八月七日,黑岛大佐带着水雷参谋有马中佐再次上京商讨这个问题时,作战部的强硬态度依然未变,黑岛与富冈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据富冈定俊所说,军令部的作战部不应控制联合舰队,这是大家一直自我警戒的原则,但与陆军协调关系、分配兵力、确保所需物资和武器的供应,这些都是中央的职责。而且,一旦开战,他们肩负着在一定时间内推进到爪哇、确保南方油田地带的使命,因此无法像黑岛或山本那样,只一心想着珍珠港的计划。

他们对联合舰队的方案迟迟不愿签字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这个作战计划过于投机,风险极大,即使奇袭成功,也无法确定在那一天、那一刻,珍珠港是否真的有敌方舰队,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黑岛秉承山本的意图对此进行了反驳,极力陈述了必须进行夏威夷攻击的理由。

山本的意图归根结底是,与美国开战根本没有胜算,如果非要硬着头皮去做,那么首先必须在开战之初就摧毁敌方的主力,打破双方势力的平衡,争取足够的优势,否则作战无从谈起。他的观点是:“要实施对美作战,就必须强袭珍珠港;如果无法强袭珍珠港,那么对美作战就无法进行。”

在之前的《关于战备的意见》中,

“此事的成功绝非易事,但若相关将士上下齐心,真正抱定必死的觉悟,坚定不移,那么可以期望上天的庇佑,获得成功。”

这样的言辞映入眼帘。

总之,黑岛提出希望将每年通常在十一月至十二月举行的海军大学校的图上演习提前到九月进行,并在当时特别设置一个房间来讨论这个方案。一课长富冈承诺,至少会考虑这个请求。




在这稍早之前,山本也在昭和十六年七月的某一天从舰队出发前往东京。

这是因为日本军决定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海军大臣及川召集山本和第二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两人前往东京,说明相关情况。地点设在海军省后面的海军大臣官邸,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航空本部部长井上成美等人也一同出席。

自二二六事件以来,日本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时刻如同海水突然变深一般,战争的倾向以阶梯状急剧加深,而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进驻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

山本首先对井上航空本部长说道:

“井上君,航空装备的情况如何?”

他这样问道。

井上回答道:

“自从您担任次官以来,一点进展也没有。再加上这次进驻,大量熟练工人被征召,情况简直无法形容。”

他这样回答。

井上航空本部长作为日美不战论者,比山本更为强硬。他在这一年的正月,听取了军令部关于下一期军备计划案“○五计划”的说明后,感到“这是用明治时代的思维来制定昭和时代的军备”,于是起草了一篇题为《新军备计划论》的长篇建议书,并于 1 月 30 日提交给海军大臣。

其中写道:

“帝国若在国力上与英美进行无止境的造舰竞赛,最终除了向对方屈服之外别无他途,这虽令人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实属无奈。”

诸如此类的话,

“若帝国与美国交战,考察其战争形态,可以认为帝国不败于美国是有可能的,这取决于军备的形式,同时也是必须实现的。然而,另一方面,日本要击败美国并使其屈服则是不可能的。原因极其简单明了(此处略去部分内容)。美国的对日作战策略,因日本距美国本土遥远这一事实,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作战与我们对美国本土作战同样面临困难的共同点,但其他情况则与日本对美国的作战大不相同:(一)日本全国领土可能被占领;(二)首都可能被占领;(三)作战部队可能被全歼。”

等等,刺耳的话语映入眼帘。

《新军备计划论》的核心内容是,如果不想与美国开战并落败,就必须彻底扩充航空军备;如果在现有条件下贸然与美国开战,帝国陆海军将全军覆没,日本全土将被美国占领,这样的后果将会发生。而战后的事实也的确如其所言,在那样的结果面前,这类文章或许谁都能写得出,但在当时的氛围中,能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需要非凡的洞察力和勇气。

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中记载了这份建言书的大致内容,指出井上所提出的想法与军令部相关人员的用兵思想存在巨大分歧,最终无人接受他的观点。据说,开战前四个月,井上成美中将被调任第四舰队司令长官,前往海上任职,正是因为这份建言书而遭到左迁。

井上发言之后,古贺峰一接着说,

“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连舰队长官都没商量就擅自决定,等到战争爆发了才说去干吧,这种事可不是说干就能干的啊。”

他这样对大臣发难。

古贺又转向永野,

“对于政府的这项决定,军令当局是怎么考虑的?”

他这样发问。

永野说道,

“嘛,既然政府已经这么决定了,那就这样吧。”

他的回答只是含糊其辞。

无论是这个时候,还是缔结三国同盟的时候,那些烦人的家伙总是尽量被避开,等到既成事实几乎形成之后,才被召到东京,然后被强行灌输因果关系,这似乎就是及川古志郎的惯用手段。

官邸的晚餐结束后,大家解散了,山本气呼呼地走进航空本部长的房间,

“永野さん,不行啊。”

说着,

“真是没办法。喂,有没有点甜的东西?”

于是让井上拿出巧克力,咬了一口,

“什么嘛,这个不太高级啊。”

据说当时的心情极其糟糕。

二十六日,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御”,日本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宣布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趁着法国在欧洲的弱势地位,日本早在一年之前就已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而在七月二十九日,于维希正式签署了《日法共同防御议定书》,当天,日本陆海军部队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南越地区。

对日本南下扩张极为敏感的美国迅速作出反应,作为报复,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在八月一日采取了广泛的对日出口禁令措施。这一措施除了棉花和食品外,禁止包括石油在内的一切物资今后向日本出口。

如果美国不再向我国供应石油,那么在四个月内,我国将不得不为了南方的资源而奋起抗争,或者选择屈服。这是根据液体燃料的储备量、生产量和消费量推算出来的,当时属于机密,但却是相当普遍的看法。海军不得不硬着头皮,逐渐做好战争的心理准备。

八月初,军令部第一部第一课课长富冈定俊向全体课员下达了开始战争准备的指示。

航空主务参谋三代中佐说道,

“但是,对于对美战争,我完全没有信心。”

一说起这个,富冈便变了脸色,

“你在说什么。战争并不是因为有信心才去打,没信心就不打。是否开战,那是政府决定的事。政府说要开战的时候,难道我们能因为没信心就说没做好准备,这样就能尽到我们的责任吗?全力以赴,做好战斗的准备吧。”

他说。

在舰队中,仿照实战的激烈训练仍在持续进行。而且,就针对夏威夷空袭而言,“仿照实战”这一概念,已经开始以更加细致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时候,航空母舰“赤城”停泊在横须贺,但“赤城”的飞行队为了训练而前往鹿儿岛。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举的真正意义,而鹿儿岛港的地形和水势,与珍珠港非常相似,前面还横亘着樱岛。

直到那个春天为止,一直担任“赤城”号飞行队长职务的渊田美津雄少佐,在转任第三航空战队参谋并执行任务期间,于八月突然接到了一道奇怪的调令,要求他再次回到“赤城”号担任飞行队长。

渊田即将迎来晋升的时机,但中佐担任飞行队长却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感觉像是被降级了,然而他并没有被贬职的理由。带着一种奇怪的心情,他驾驶着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前往鹿儿岛赴任。到达鸭池基地时,后来成为珍珠港雷击队长的大尉村田重治前来迎接。

「渊田先生。源田参谋说了,这次是大飞行队长主义。看来,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说着,他露出一副安慰的表情。那所谓的“某事”,很快就到了揭晓的时刻。

有一天,渊田被海军学校同期的源田实叫到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的房间,得知了珍珠港袭击计划的大致内容。源田实转达了山本司令长官的指示,

“攻击队打算派谁来率领?”

源田实接到这个问题后,

“我想让我班上的渊田去试试。”

我回答后,山本便说,

“好主意!”

据说还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渊田美津雄起初似乎也反对这次奇袭作战,但即便不赞成,这件事也足以让勇猛如渊田这样的武士热血沸腾。无独有偶,根据源田实在昭和四十二年十二月号《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开战秘闻所述,最困难的莫过于在不透露目的的情况下对攻击队进行训练。

在珍珠港,目标是停泊中的军舰,因此在训练计划中加入了针对停泊舰船的攻击项目。然而,这群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却

“别把我们当傻子耍!”

纷纷表示不满,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

渊田少佐不仅负责自己所属的“赤城”号,还被赋予了训练四月编成的第一航空舰队中所有航母乘员的任务。

从那时起,在他的指挥下,以鹿儿岛湾一带模拟珍珠港,展开了不分昼夜的飞行训练。

雷击队在从鸭池起飞后,于鹿儿岛市北部、两千米高空集结,然后转向南方,逐机下降至鹿儿岛港口上空四十米高度,过了海岸线后进一步降低至二十米高度发射鱼雷,随后右转急剧爬升——这是下达的命令。

村田重治是一位如同杂技演员般的飞行员,他能以背面飞行的方式完成所有飞行操作。他率先做出示范,随后,第一航空舰队的飞行员们,这些早已千锤百炼的精英,紧随其后,日复一日地进行这种危险的鱼雷投掷训练。

鹿儿岛的甲突川河口,靠近海边的盐屋一带,有一片青楼街区。这个盐屋的青楼小镇被假想为欧胡岛的希卡姆机场,而湾内的浮标则代表福特岛。雷击机下降到几乎能看清飞行员面孔的高度,贴着青楼屋顶掠过,朝海中的浮标猛冲过去。就在以为要撞上的瞬间,它们灵巧地急剧爬升。

青楼的女子们以为,前一晚与自己共度的那些男人,清晨为了炫耀技艺,会以低空飞行的方式前来致意。她们常常从屋檐下探出头来,向飞机挥动手帕。

鹿儿岛市民中,有些人对于海军飞机每天都朝着樱岛方向冲向大海的这种异常低空训练感到疑惑,觉得稀奇,也有人和盐屋的妇女们想法一致,

“海军最近真是松懈了啊。”

据说还有人因此口出责备之言。




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体力量已在珍珠港完成了比联合舰队更为充分的出征准备,进入了临战状态。其意图之一,显然是对日本进行威慑。

山本

“对方把大舰队开到夏威夷,扬言要对日本动手,但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我们同样能触及他们。美国人似乎是想威胁我们,却把自己暴露在容易被攻击的地方。看来他们有些过于安心了。”

他说着,愈发坚定了在战争爆发时首先袭击夏威夷的想法。

他清楚军令部和麾下的舰队中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时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喂,如果你们再这么多意见,那干脆就别干了!”

有时,他也会向作战参谋渡边透露出这样的想法,但这里的“放弃”指的是辞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而不是取消前往夏威夷的计划。

在军令部的让步下,海军大学校的图上演习按照首席参谋黑岛的要求,从九月十一日起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演练。

随从长近江兵治郎作为行李员,陪同山本一同前往东京。他此前曾被司令部的副官叮嘱过,

“在下级官兵中,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绝对不许对外泄露。”

据说,他在八月末请了假,返回故乡秋田省亲,完成了扫墓之事,却无法对生病的母亲吐露心声,只是默默告别,坚定了出征的决心后返回。

在为期十天的图上演习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专门用于夏威夷作战的特别图上演习。在目黑的海军大学校内,特意设置了一个与一般图上演习会或研究会隔开的特别房间。特别房间的出入受到严格限制,仅限于大约三十名被选中的人员。他们分为蓝军日本和红军美国两方,反复进行夏威夷攻防的桌面战斗。

开战日期定为十一月十六日,战果判定为击沉主力舰四艘,重创一艘,击沉航空母舰两艘,重创一艘,击落飞机一百八十架,此外还击沉或重创巡洋舰六艘。

一方,青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第一天就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两艘轻微受损,同时损失了一百二十七架飞机。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联合舰队司令部依然态度强硬,军令部则保持谨慎,而实际前往夏威夷的机动舰队高层却显得消极。

会议结束后,黑岛大佐带着一脸不悦的神情,对源田中佐说,

“军议并不是要开战啊。”

他说。

反对者中能当面直截了当地对山本表达强烈意见的人并不多,只有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和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是例外。

草鹿虽然尊敬山本,

“像麻将或者扑克那样的东西,我最讨厌了。遇到赌局的时候,既不会被邀请,也不会主动去。很多人常常去请山本帮忙写字,但总觉得像是奉承巴结,我一次也没去求过他。”

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珍珠港袭击就像跳进敌人的怀抱一样。在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战第一役中,不应该采取如此投机性的作战计划。”

他对此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与大西泷治郎多次展开激烈讨论,逐渐将大西拉向自己的观点。结果,在海军大学校的图上演习结束时,大西也开始明确地持反对意见。

九月末,在鹿屋基地召开的第一航空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高层会议的席间,大西参谋长

发表了如下看法:“在日美战争中,单凭武力无法使对方屈服。既然我们无法在城下签订盟约,也无法在哈德逊河上举行观舰式,那么在对美开战时,就必须考虑尽早结束战争。为此,我们需要在某一点上做出妥协。因此,无论是在菲律宾作战还是其他地方作战都无所谓,但唯独要避免像袭击夏威夷这样强烈刺激美国的行动。”

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以南云忠一长官为首,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反对,但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如此明确地说明反对的理由。

原本大西是个非常鲁莽的男人。每当参加演习的飞机遇到雨天被迫返航时,

“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总之把头朝前飞就是了!”

他就会大发雷霆。

“那样的人,根本不是参谋长,简直就是暴躁长!”

据说如此。

英语中的“参谋官”(Staff Officer)和“坚韧官”(Tough Officer)在这里巧妙地呼应着,而参加这次会议的第一航空舰队航空乙参谋吉冈忠一表示,夏威夷作战计划的最初制定者、素有“暴躁长官”之称的大西泷治郎在当时发表的这种意见被他视为卓见,并对此深感震撼。

最终,两位航空舰队司令长官联名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内容是“希望重新考虑夏威夷奇袭作战计划”,并于十月三日由草鹿龙之介和大西泷治郎两人前往山口县室积湾的“陆奥”号战舰拜访山本。当时,联合舰队的旗舰暂时从“长门”号更换为“陆奥”号。

山本默默地听完两位参谋长慷慨激昂的陈述,直到他们说完为止,

“但是,如果在南方作战中,东面遭到美国舰队的袭击,本土被空袭怎么办?难道只要拿下南方的资源地带,即使东京大阪变成焦土也无所谓吗?总之,只要我还是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偷袭夏威夷就必须下定决心去做。虽然会有各种困难和阻力,但我希望大家以积极的态度去推进准备工作。”

说着,

“就算我再怎么喜欢桥牌和扑克,也别老是说我投机取巧啊。”

就这样,他轻描淡写地敷衍了过去。

在交谈中,大西逐渐软化下来,后来甚至开始安抚草鹿,但草鹿龙之介仍然不肯妥协。

然而,当两人离舰时,山本破例亲自到舷门处送行,拍了拍草鹿的肩膀,

“草鹿君,我很理解你的想法。但珍珠港袭击是我坚定的信念。从现在起,请不要再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尽力协助我实现这个信念。为了实施作战计划,你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会尽全力去实现。”

就这样,他将真情流露于表,开口说道,最终草鹿也妥协了。

“我明白了。今后我绝不再提反对意见,将全力协助实现长官的想法。”

他最终这样回答道。

据传这一场景,与过去在霞浦航空队时,年轻的中尉三和义勇一边说着“甲板军官这种事我可敬谢不敏”,一边走到副长山本面前,却立刻变得顺从,并发誓“将尽全力努力”后返回的情景颇为相似,虽然事情的轻重不同,但本质上如出一辙。

如果日本在没有发动珍珠港袭击的情况下加入战争,是否能选择一条有利的早期和谈之路,或许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情。然而,即使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莽夫”大西泷治郎和硬骨头草鹿龙之介的反对意见,也算得上是一种相对理性和冷静的看法。然而,这些意见却因为一句“这是我坚定的信念”,以及一次不同寻常的舷门送别,而彻底瓦解。这不仅让人思考日本武人的性格,也让人感受到山本五十六身上那种吸引人的奇妙力量。

到了十月九日,联合舰队旗舰重新回到“长门”号上,并在此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图上演习。

麾下的各舰队完成战备后,陆续在内海西部集结。因此,召集各级指挥官,目的是彻底贯彻作战计划。在这些指挥官中,有些人还是第一次在此时听闻袭击夏威夷的构想。

山本

“我知道会有不同意见,但只要我还是司令长官,夏威夷奇袭作战就一定要执行。只要决定执行,我就会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作战部队所需的航空母舰兵力。”

如此声明,在图上演习结束后,黑岛首席参谋前往东京时,

“我对以全部航母力量实施夏威夷作战的决心丝毫未变。我甚至愿意以职位为赌注,坚决执行到底。”

这样传达给了军令部。

在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也,

“既然山本如此自信满满地说要干,那就让他试试看吧。”

说罢,伊藤整一次长、福留繁第一部长以下众人皆表示赞同,此后部门内几乎再无人反对前往夏威夷的计划。

然而,若说山本作为战争前夜的斗将,是否仅仅被夏威夷空袭的热情所驱使,其实不然,有一封信可以证明他的内心恰恰与之相反。

那是他于十月十一日,在“长门”号上对超过五十名各级指挥官明确表示“夏威夷作战无论如何都要执行”时,在图上演习中写给堀悌吉的一封信,


(前略)

一、关于留守宅邸的事宜,恳请随意指教。

二、我认为大局已然陷入最坏的境地。虽非山梨君所言,但这正是天意与命运,令人无奈至极。然而事到如今,再去争论谁对谁错,也不过是无济于事的空谈罢了。

在独断专行、至高无上者忧虑国家社稷现状的情形下,唯有最后的圣裁尚存。然而即便如此,今后国内的局势恐怕也将充满艰难。

三、作为个人所持的意见与完全相反的决心已然坚定,且在此方向上全力以赴,别无他途的当前立场,实在是颇为奇特。这也是所谓的命运使然吗?

四、年初以来因失误导致重大事故频发,心中不堪重负。祈愿您珍重自身。


“个人的意见与最终决意完全相反”这样的话,他从未对其他人说过。山本五十六内心痛苦,实在是感到“难以承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不想前往夏威夷的,正是山本五十六本人。



在此之前,九月十二日,山本五十六秘密地在东京与首相近卫文麿再次会面。

当时有一个构想,即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美国,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代表日本,两人在檀香山会面,通过两位首脑直接对话来打破日美关系的僵局。这个最终未能实现的日美檀香山会谈计划,在当时已有了相当程度的酝酿。山本五十六被安排作为随员参与其中,会谈内容似乎也主要围绕这一问题,但近卫文麿对此有何看法,

“万一谈判无法达成一致,海军的前景如何?”

面对与之前相同的问题,山本也同样回答道,

“如果一定要我去做,我可以在一年或一年半内尽情发挥,展现给你们看。但在那之后的事情,我完全无法保证。”

和上次一样给出了相同的回答,

“如果战争爆发,我会驾驶飞机,也会潜入潜艇,纵横太平洋,抱着必死的决心作战。首相也请不要掉以轻心,务必抱着赴死的觉悟去谈判。即使会谈破裂,也不要仓皇失措,请留下一点余地。毕竟外交中没有所谓最后的定论。”

他补充道。

海军省会计局长武井大助在昭和十四年左右,曾读过风见章在上海弄到的一本英文书籍,内容是关于日本战力的研究,震惊之余便拿给山本看了。

那是一本由某位俄罗斯系军事评论家在纽约出版的书,名为《当日本开战时》。书中详细列出了日本军需工厂的地点、规模、名称,甚至连工人数量都一清二楚,其中许多内容连会计局都不知晓。书的结论是,如果日本对美国开战,国力的持续极限将是一年半,最后半年将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的境况。

山本从武井那里听到了书的概要说明,

“这和我的研究结果一样。日本只能撑一年半。”

他说。

山本那里也收到了《生活》杂志,据说他看到值得关注的文章时,会用红笔划线,然后随手把杂志扔进幕僚室。而他对近卫的回答,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然而,井上成美却说,

“恕我直言,那句话是山本先生的失分之举。”

这样说道。

“如果用那样的说法,对于军事一窍不通、优柔寡断的近卫公爵来说,无论如何都会产生一种模糊的感觉,认为至少还能撑个一年半,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当被问及海军的前景如何时,为什么山本先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海军无法进行对美战争,如果开战必败无疑,如果因此被认为没有资格担任长官,那我就辞职呢?在联合舰队四万部下面前,说出无法作战的话,必定是难以启齿的,但他应该抛开这种情感,勇敢地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伊藤正德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山本本人,但在他的著作《联合舰队的最后》中写道,

“海军只要坦诚地一心一意表示反对对美战争就好了。可悲的是,他们缺乏说一声‘不’的勇气,被拖入这场鲁莽的战争,百战无功,最终遭遇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唉,庞大的舰队再也无法归来。”

于是,他以那惯有的华丽文风慷慨陈词。

同样出自伊藤正德的书中,高木总吉也详细记载过,明治三十三年北清事变时,在山县有朋内阁领导下,陆军曾策划向厦门出兵,先是上奏获得御裁许可,从台湾派遣兵力出航后,才试图取得当时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谅解。

山本坚决反对,与陆相桂太郎和参谋总长大山岩之间争执不下,取消还是不取消,争论不休,最终,

“海军在发现身份可疑的武装人员乘坐的船只在海上游荡时,有权将其视为海盗船予以击沉。平日里对海盗船的取缔命令极为严格,作为大臣,我无法对此提出任何责备之词。这一点,希望诸位深思熟虑后再采取行动为好。”

说完便站起身来,惊讶的首相和陆相连忙挽留山本,大山总长则不得不前往宫中请示,请求撤销之前的裁决,于是问题在一天之内便得以解决。

同样姓山本,但五十六并没有把话说绝。

他为何对近卫说出“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我可以尽情地大闹一场给你们看看”这样的话,井上认为这是出于对部下的关怀,但或许也有军人特有的心理在作祟——想要将千锤百炼的力量在实战中一试身手,这种想法多少也在山本心中起了作用。此外,长期以来被骂作“胆小鬼”的反感,以及想要让故乡的人和女人们觉得“果然不愧是五十岁的硬汉”的心理,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呢?

不过,这更像是山本某种孩子气的一面表现,像是说“如果你们非要我干,我就好好干给你们看看”,而并不意味着他开始渴望战争。

在之前 10 月 11 日写给堀悌吉的信中,也提到了“在当前形势下,仅剩最后的圣断”这样的话语。而一周后,第三次近卫内阁全体辞职,东条内阁成立,岛田繁太郎就任海军大臣。随后,山本给岛田写了一封长信(日期为 10 月 24 日)。


“从大局考虑,若能避免日美冲突,自当尽力避免,在此时此刻隐忍自戒、卧薪尝胆自然是理所应当之事。然而,这需要非凡的勇气与力量。如今日本已被逼入如此境地,是否真能实现这样的转机,实乃令人敬畏之事。恕我直言,唯一剩下的道路,似乎只有尊贵的圣断一途,谨此惶恐陈述。”


他这样说道。

山本似乎暗中期待着陛下能在此时展现出如同终战时那样的非凡决断。

丰田贞次郎在四月的内阁改组中成为商工大臣后,从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内阁到东条内阁期间,海军次官一直由泽本赖雄担任。当时,泽本因迫在眉睫的时局问题,寻求海军领域重臣的建议,曾拜访过米内光政和冈田启介两人。

当时,日本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国家将会逐渐陷入贫困,这种“逐渐贫困论”作为开战的支持理由被广泛讨论。根据泽本的笔记,当时米内表示:

“不能仅仅因为‘逐渐贫困’这一问题就决定一切,还需要考虑其他各种情况,尤其是时机问题。欧洲局势等相关因素也必须纳入考量,有些问题很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解决。过早投入战争必须高度警惕。

陆军的话完全不可信。在我参与内阁会议的期间,多次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感受常常愈发深刻。大臣明确表态的事情,也常常会立即发生改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他发表了上述意见。

高木惣吉的观点认为,日本陆军就像八岐大蛇一样,很难分辨真正的头在哪里,即使摧毁了两三个头,也无济于事。

冈田说道,

“大家都说逐渐贫困、逐渐贫困,但逐渐贫困比骤然破产要好上许多。陆军声称燃料只能支撑一年,之后恐怕要向海军借油,年轻人急于开战也是情有可原,但此时此刻投入战争,必须谨慎行事。国内问题只要下定决心,总能解决。而若在对外关系上犯错,则会成为国家百年的祸患。”

他说。

然而,正如冈田启介的这番谈话所透露的,当时在海军内部,尤其是在年轻军官之间,认为已经到了应该开战的时候的气氛,已经相当浓厚了。

顺便一提,当时日本在和平状态下所需的石油量为:海军每年两百万吨,陆军五十万吨,民用一百万吨,总计每年三百五十万吨。而如今我们进口并使用的原油量为一亿两千万吨(昭和四十三年),当时的燃料问题仅为现在的三十五分之一,却成为决定日美和战的关键因素。

富冈定俊在战后曾说,

“海军几乎是靠石油打仗的,我们拼命储备石油,到开战前夕,储备量达到了五百五十万吨。如果没有这些石油,根本无法开战,无论如何都只能听从美国的要求。然而,结果却是辛辛苦苦积攒的这五百五十万吨石油,反而成了祸患。”

他如是说道。



在 10 月 24 日写给岛田繁太郎的一封长信中,山本再次写道如下内容。


“若迫于大势不得不挺身而出,作为舰队负责人,实在无法指望以寻常一律的作战方式有所作为,最终恐不得不陷入如同桶狭间、鹎越和川中岛三者并行的无奈境地。(中略)部分人似乎对身为主将的我的性格与能力抱有相当的不安,在此国家极端危急之时,个人之事已无暇顾及,且我本也不自认为适合担任大舰队司令官。(中略)以上所述,归根结底不过是因我技艺不精,对稳妥堂堂的正攻法循序作战缺乏信心,而不得已采取的窘迫之策。若有更合适的人选担任此职,我心甘情愿退位,绝无半点犹豫。”


然而,在这个时机,已经没有人会让山本“心甘情愿退位”。军令部在五天前,即 10 月 19 日,正式批准了几乎完全符合联合舰队方面要求的夏威夷作战计划。

顺便一提,对于珍珠港的攻击,显而易见以雷击为主比单纯轰炸效果更大,但这里存在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即珍珠港的水深仅有十二米。

日本海军的鱼雷中,有一种出于保密需要被称为“第二空气”的氧气作为推进剂、航迹难以被察觉的九四式鱼雷,其技术比列国海军的鱼雷更为先进。然而,即便鱼雷再优秀,若将重达一吨的鱼雷从高速飞机上投下,深度往往无法稳定,有时会下沉到五十米甚至一百米。如果是在太平洋中央进行舰队决战,这倒无妨,但在浅水港口内,鱼雷很容易刺入海底而失去作用。这一问题亟需尽快解决。

渡边安次和实松让与海军兵学校同期的爱甲文雄中佐,从两年前开始调查马尼拉、新加坡、香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珍珠港等地的水深,致力于指导研发适用于水深十二米至二十米港口内的浅海用鱼雷。十六年一月,军令部的第三代参谋来到爱甲处,坦言有攻击珍珠港的计划,并要求将他所研究的浅海鱼雷的有效率提升至百分之百。当时,爱甲中佐担任航空本部的鱼雷主务部员。

他与在海军航空厂的同期片冈政市一起,设想在鱼雷上增设水平用陀螺仪,并在尾部安装类似鱼鳍的航向稳定舵。在鱼雷侧腹安装鳍片的想法打破了传统观念,遭到不少反对,但无论好坏,实验最终决定在鹿儿岛进行。飞行总队长渊田美津雄在鹿儿岛湾内水深十二米处立下标记旗帜,从自己的队伍中选出技术水平上中下三名飞行员,将装有稳定舵的鱼雷搭载于雷击机上,逐一进行发射试验。

这种被称为浅深度发射法的技术,要求雷击机将高度降低至五米。作为雷击机使用的海军九七式舰上攻击机虽配备了精密高度计,但通常无需以五米为单位调整高度,刻度是以十米为单位设定的。因此,要维持五米的高度只能依靠飞行员的直觉,乘员们多次感觉螺旋桨仿佛随时会拍打到海水。

结果,三枚鱼雷中有两枚按照预定的深度顺利穿过了十二米深的海中,只有技术最差的那个人发射的鱼雷一头扎进了海底,咕嘟咕嘟地冒出了气泡。

渊田说道,

“过去在一之谷的战役中,源氏的大将义经在鹎越的险要之地,将六匹马驱赶下坡,结果其中三匹马安然到达山脚下。看到成功率达到了一半,他便下令部下跟上,从坡道冲下,攻入了平家的阵营。如今,我们的成功率达到了三分之二。没问题,这样一定能行!”

他对麾下的飞行员们这样说道。

雷道安定舵的鱼雷改造工程作为特急任务被下单给长崎的三菱兵器制作所,但首批十枚直到十月末才完成,剩余的九十枚无法赶上机动舰队的出击时间,只能让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几艘驱逐舰在佐世保待命,并在航行至千岛的集结地途中完成整備工作,时间紧迫到了极点。

这种用于浅海面的航空鱼雷,与之前提到的九四式氧气鱼雷不同,是被称为九一式鱼雷改二的型号,装有 204 公斤的炸药,并具备 42 节的速度。

鱼雷攻击要求极度贴近目标进行发射,据说在训练中,雷击机有时会过于靠近,甚至直接将鱼雷扔到目标舰的甲板上。

有一天,渊田美津雄中佐谈及之前在鹿儿岛湾等地训练的成果,

“怎么样,长官,您觉得满意吗?”

向联合舰队的佐佐木航空参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佐佐木说道,

“不,其实他似乎还有些不安的口气。前几天还说,攻击的距离拉得太长了,要告诉他们把间距再缩短一些。”

他这样回答。

据说在海军中,尤其是飞行科的军官之间,无论对方是谁,都有一股直言不讳表达自己意见的风气。渊田听到这话后,

“那可不行。如果司令长官心里还留有一丝不安,我们这些出征的人心里也会不舒服。好吧,我亲自去‘长门’号,和长官当面谈谈。”

说着,他登上了旗舰“长门”号,请求与山本会面,

“听说司令官对攻击部队仍有一丝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再下达一次舰队命令,让他们进行演习。我希望能动用全部六艘航空母舰进行演练。将佐伯湾假定为珍珠港,我们从足摺岬附近开始接近敌方的行动,最后以攻击佐伯作为收尾,向您展示成果。”

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虽然出击在即,时间紧迫,但山本还是,

“好吧,就干吧!”

他说,这场最后的特别演习于十一月三日深夜启动,四日凌晨,按照实战要求在日出前三十分钟,从母舰群中起飞了第一次攻击队,分为水平轰炸队、俯冲轰炸队、鱼雷攻击队和制空队四个编队,迅速扑向佐伯湾,执行既定行动后返回母舰。演习历时三天,大体上圆满结束。

后来,渊田说,

“长官,您满意了吗?”

按下“不行”的按钮后,山本说道,

“很好,我很满意。你一定能做到。”

说着,他鼓励了对方。

此时,开战几乎已成定局,开战日期也确定为十二月八日。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少将在一本名为《战藻录》的日记中记录道,十一月三日迎来明治节,

“满舰装饰仰望而来,鲹鱼群聚。”

伴随这首俳句,

“与陆军协定的日期定为八日至十日,已接到决定通知。一切顺利,大家赴死吧,大家赴死吧,为了国家,我也甘愿一死。”

如此记载着。

永野军令部总长在这一天向陛下奏报了“疲惫不堪”的情况。

联合舰队特别训练第二天的十一月五日,

“致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命令

一、帝国为自存自卫,决定于十二月初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开战,并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实施必要的作战准备

三、有关细节由军令部总长负责指示

随着永野军令部总长颁布的奉旨命令《大海令第一号》,山本于同日依据此命令

“对美英荷战争中联合舰队的作战,依照别册执行”

发布了一份名为《机密联合舰队命令第一号》的庞大而详尽的文件。

不过,文件上标注的是“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佐伯湾旗舰长门”,但这份《联合舰队命令第一号》最后一次修改并分发给各执行部队的手续,实际上是在十一月八日的东京完成的。

山本于十一月六日,带着参谋长宇垣以及其他幕僚,从大分乘飞机前往东京进行商讨,一直逗留到十一月十一日。

松本鸣弦楼已经辞去了《二六新报》的职务,但有一天,他从一位在首相官邸驻守的记者朋友那里得知,

“喂,联合舰队到东京来了,你见过了吗?”

电话里听到这话,我吃了一惊,赶紧前往海军省寻找山本。

在熟识的接待处,

“听说他到这里来了……”

他伸出大拇指,低声说道,接待员也顾忌着周围,压低声音。

“啊,看到了。就在刚才看到了。”

接待员低声回答道。

于是,他让服务员拿着名片去通报,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会面的答复。松本赞吉被领到会客室,满心期待地等待着。不久,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嘿”

山本轻松地走了进来。

“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呢?”

山本说道。

松本心想,这家伙真是胖了不少,皮肤也被晒黑了。意外的会面得以实现,想问的事情多得数不清。稍微恢复了些平静后,首先,

“对了,阁下,这次对美的事宜会如何发展呢?”

他这样开口问道,

“你觉得如何呢?这次的问题究竟会怎样发展呢?”

山本说道,

“对了,谢谢你经常给我写信。”

说着,便把问题搪塞过去了。

提到九月十二日与近卫的会谈时,

“那是近卫的兴趣所在吧。”

松本随口应了一句,并奉承说山本长官的沉默有着千钧之重,山本却回应道:“不,现在的日本海军,无论谁当长官,都只能保持沉默。身负责任之人,唯有沉默。”

山本如此答道。

话题渐渐触及到了核心。

对于松本提出的“作为长官对美英作战的信心如何”这一问题,山本回答道:

“虽然可以说有信心,但毕竟战争是有对手的啊。”

说着,

“当然,从去年开始,我就为此做了万全的准备。这是必须做好的。不过,这终究只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准备,不能因为准备充分就得意忘形。绝对不能忘记有对手存在这一事实啊。”

如此补充道,

“我完全明白了。那么,我衷心祝愿阁下奋勇作战,保重身体。”

对松本说道,

“谢谢。”

简短地回答了一句,便站起身来。

山本完成了在东京的一系列要务,包括发布联合舰队作战命令第一号、紧接着发布第二号“第一次开战部署”,以及在陆军大学校与陆军签署作战协议等事项后,于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从横须贺航空队乘坐运输机经由岩国返回“长门”号。

随后在十一月十三日,除南遣舰队外的各舰队司令长官、参谋长及资深参谋等人被召集到岩国海军航空队,山本对作战命令进行了解释和商讨,明确开战的大致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并指示机动舰队主力将在千岛列岛择捉岛的单冠湾集结,十一月下旬从该湾起航,沿北方航线前往夏威夷。

“不过,”

山本补充道。

“目前在华盛顿进行的日美谈判如果达成协议,我会下令出动部队撤回。因此,一旦接到命令,即使攻击队的母舰已经起飞,也请立即掉头返航。”

于是,首先机动部队的司令长官南云忠一中将开口说道,

“出去之后再回来?那实在是太难了。这关系到士气,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对此表示反对,还有两三位指挥官附和他的意见,甚至有人说,这简直就像半路憋住小便一样荒唐。

对此,山本神色一变,

“养兵百年,为的是什么?如果有指挥官认为接受这个命令就回不来,那么从现在起禁止出动。立刻提交辞呈。”

他说。据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回话。

另外,据传这一天在会议之前山本发表的训词非常感人。虽然具体内容如今已无从得知,但他所说的“全军将士与我共生死”很可能就是在这场合中提到的。

刚刚从航空本部长转任第四舰队司令长官的井上成美中将,第一次参加联合舰队的作战会议。众人以胜利栗子和鱿鱼干举杯庆祝,拍完纪念照后便解散了。之后,井上走进岩国航空队司令的房间,发现山本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直到晚上在岩国一家名为深川的料亭举办的慰劳会开始。

“山本君。”

井上开口招呼道。

“真是出了不得了的事啊。长谷川清先生曾说过,这会变成一件大事,工业实力可是十倍之差呢。不过,大臣是怎么说的呢?出发时,我跟他说我要去一趟岩国,也向大臣打了招呼,可岛田那家伙只是笑眯眯的,一点也没有为难的样子。”

井上这么一说,

“是啊,岛君真是可喜可贺。”

山本露出了一副悲痛的表情。

然而,据井上所知,这是山本最后一次说出带有反对战争意味的话语。尽管他很清楚陛下的内心想法,但既然“圣裁”已经下达,至少在公开场合,自那天之后,山本据说再也没有提及任何反战言论。



   八


次日,也就是十一月十四日下午,邮船北美航线的龙田丸号从横滨返航。龙田丸上载有包括从加利福尼亚归来的日裔移民七百余人在内的各地归国侨民,其中还有驻英海军武官近藤泰一郎少将。

近藤是山本担任次官时,海军省的首席副官,曾因高松宫到任迎接的问题被山本责骂过。

在横滨,松永敬介前来迎接。如之前所述,松永也曾在山本次官手下担任副官兼秘书官,后来同样被派往英国驻扎,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松永患有中心性视网膜炎这种眼疾,在伦敦时病情曾一度恶化。山本对此颇为担心,

“如果要看病,就去找英国最好的医生。”

据说还寄来了一大笔钱。

虽然不是因为中心性视网膜炎,但松永在任职大约一年后,于昭和十四年十月回国了。

因此,他完全能想象近藤泰一郎会抱着怎样的想法归来,同时也非常了解海军省内近来的氛围。

松永对近藤忠告说,御前会议已经结束,事情基本上都定下来了,省内的气氛是这样的,在海军省做任务报告时,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近藤目前在伦敦,经历了德国空军的大量轰炸,但他认为英国的情况并不像日本国内想象的那样不堪。单靠轰炸就想让英国屈服,实在是难以想象。要让英国投降,终究还是需要对英国本土实施登陆作战,但德国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看着英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损失数据,最近的趋势并不是持续上升,反而有减少的迹象。如果日本基于英国很快就会崩溃的乐观臆断来制定政策,近藤认为必然会犯下错误,因此他多次从伦敦向本省发去电报。然而,即便是同为海军武官,柏林武官发来的电报却与他的观点完全不同,语气迥异。

海军省和军令部的负责人,至少应该对双方传来的信息给予同等重视,加以权衡判断。然而,他们如今的倾向是,如果对柏林发来的电报信赖度有八成,那么对伦敦发来的武官电报就只有两成的信任。

到了最后,东京方面甚至传话给近藤,让他不要总是发来语气相同的电报。近藤对此感到非常愤慨,与持有相同看法的陆军武官一起表达了不满。

不久后,近藤接到回国命令,在取道美国返回日本的途中,他在葡萄牙里斯本转乘前往纽约的“中国快船”飞机时,有大约一周的等待时间。于是,近藤联系了驻欧洲各地的海军武官,邀请他们聚集到里斯本,进行情报交换以及对世界形势的讨论。当时,驻柏林的武官横井忠雄和驻罗马的武官光延东洋的观点,与近藤的想法大相径庭,语气也截然不同。

近藤听完松永的话,显得有些失望。

“总之,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

他说。

然而,连“说”的机会都没有立刻得到。

通常情况下,驻外武官在国外服役将近三年,晋升为少将后回国时,惯例会在筑地一带举办一场慰劳宴会,而在海军省也会迅速以归国报告为中心,举行一场热烈的问答会。然而,近藤却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据说他的同僚实在看不下去,特意为他举办了一晚涮牛肉的聚餐,款待了他一番。

四五天后,终于像是出于礼节,在大臣办公室里召开了近藤的任务报告会。

在岛田海军大臣、泽本次官、永野军令部总长、伊藤次长等人面前,近藤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讲述了伦敦轰炸的目击经历、伦敦市民生活的状况,以及军事上的问题,还列举了具体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说,英国不会轻易屈服,希望帝国海军在充分考虑这一点的基础上制定方针。然而,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报告会结束后,近藤走进军令部次长的房间,看到伊藤整一中将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头。

过了一会儿,伊藤开口说道:

“你的报告我听过了。情况真是那样吗?”

说着,他面无表情地只吐出一句话。

那时,参与夏威夷攻击的各艘舰艇已经完成了可燃物、私人物品及装饰品的下卸,以及武器弹药和粮食的最后装载。一直在陆上基地刻苦训练的飞行队也已全部收容到母舰上。由于要经过北方航线,飞机的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都涂上了耐寒润滑油。

原则上,副舰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舰队究竟要驶向何方。他们同时领到了防寒服和防暑服,士兵们对此感到困惑。

“我们到底是去北方还是南方,究竟是哪个方向?”

他们满腹狐疑地议论着。

不久,各舰船开始各自单独、秘密地向单冠湾集结。

出击前一天,十一月十七日,司令长官乘坐的“长门”号被调往佐伯港,而山本则参加了在机动部队旗舰“赤城”号舰上举行的南云长官以下的壮行会。

宇垣缠的《战藻录》中写道:

“在飞行甲板上,山本长官发表了致辞。其言辞恳切,主将之言直击肺腑。将士们的脸上带着一种肃杀之气,但总体上显得沉着冷静。”

如此记载着。

举杯祝贺时,山本显得有些冷淡,

“祝愿征途顺利,祈祷成功。”

他只是这样说了一句,但据说他的神情却显得悲痛,甚至有些阴郁。

“赤城”号于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从佐伯湾出发。所有舰船在出港的同时,实施了完全的无线电封锁。信息的接收和命令的下达仅依赖东京第一广播通信系统,“赤城”号自此之后,也完全切断了与联合舰队司令部及陆地的主动联系。

十九日中午过后,航向北偏东五十度,途经东京遥远的南方,三天后的二十二日早晨,“赤城”号进入了单冠湾。

南千岛的国后岛旁边的细长岛屿是择捉岛,岛屿正中间南侧的地方就是单冠湾。从湾内向西望去,可以看到单冠山,山体从山脚到山顶都被皑皑白雪覆盖。

在“赤城”号之前已有舰船抵达,也有舰船随后进入并在指定地点抛锚,而最后一天延迟入港、装载了大量浅海鱼雷的“加贺”号到达后,机动部队的主力舰队全部集结完毕。

在此之前,择捉岛上的小渔村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和通信联系已被完全切断。

曾担任“赤城”号飞行长的增田正吾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湾内水色深黑,不时夹杂着雪花的寒雨飘落,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偷偷聚集在荞麦面店二楼的赤穗浪士,心中涌起一种隐秘而悲壮的情绪。





第十章



河合千代子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当时颇为稀缺的卧铺票,按照与山本的约定,她在二十五日晚十点十分从东京站出发,乘坐开往下关的急行列車,前往宫岛与山本会面。

山本身着西装,在宫岛口车站迎接她的到来。两人随后搭乘联络船渡海前往严岛,并在岩惣旅馆下榻。

岩总旅馆是一家位于红叶谷公园溪谷中的风雅古老旅馆,沿溪流散布着几间独立的别室,两人走进了一间靠近溪上红色小桥的上方、颇为紧凑的小房间,在那里悄悄度过了一夜。

因为带着女伴,又正值特殊时期,山本似乎没有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现职和真名。在新潟县的温泉地等地,

“长冈市坂之上町二丁目

山本长陵,五十二岁,航海业”

据说有这样的住宿登记簿留存下来,或许是用了那样的书写方式也说不定。

“长陵”是山本在创作诗歌时常常使用的号,与长冈这片土地有关。因此一开始,岩总对这位客人并未特别留意。

过了一会儿,主人岩村平助在红叶谷散步时,偶然看到了山本。他觉得山本的相貌与之前在别府旅馆“鸣海”的老板、曾在岩总做过多年厨师的高岸十分相似。更巧的是,陪同山本的导游女侍正是高岸的女儿雪子。高岸在战后去世,如今雪子已是别府“鸣海”的当家,但在那时,她还只是被寄放在岩总,一边学习旅馆经营,一边帮忙做事。

岩村平助认定这是高岸父女在散步,于是

“嘿,欢迎啊。好久不见,慢慢待一会儿吧。”

他招呼了一声,随即猛地回过神来,

“喂,我犯了个大错。那不是高岸,是海军的山本五十六大将。”

于是满脸通红地回到了账房。

老板娘静荣终于也察觉到了异样,但在这种时候,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秘密来到严岛,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她和在店里待了近三十年的老掌柜两人,

“这肯定有什么蹊跷。我们先保密吧。”

这样商量着。

去房间打招呼时,发现山本和千代子正面对面默默地玩着花牌。

就在这一天(11 月 26 日)早晨,南云忠一的机动舰队拔锚起航,离开了集结地择捉岛。

舰首静静地破开波浪,士兵们看着被锚链清洗水流冲刷的锚从单冠湾底带着泥土升起,心中感慨,或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日本土地的颜色。

机动部队的编成如下:空袭部队包括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和“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号和“飞龙”号,第五航空战队的“瑞鹤”号和“翔鹤”号,共六艘航空母舰;警戒部队由第一水雷战队的轻巡洋舰“阿武隈”号率领,包括第十七驱逐队的“谷风”号、“浦风”号、“浜风”号、“矶风”号,以及第十八驱逐队的“不知火”号、“霞”号、“霰”号、“阳炎”号、“秋云”号,共九艘驱逐舰;支援部队包括第三战队的战舰“比叡”号和“雾岛”号两艘,以及第八战队的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两艘;补给部队由第一补给队的“极东丸”、“健洋丸”、“国洋丸”、“神国丸”,以及第二补给队的“东邦丸”、“东荣丸”、“日本丸”共七艘特务舰组成;此外还有哨戒部队的第二潜水队的潜艇“伊十九”号、“伊二十一”号、“伊二十三”号三艘加入,总计三十一艘舰船组成第一警戒航行序列的所谓环形阵型,其前后距离几乎相当于从名古屋到大阪的距离。

机动部队的总指挥官是南云忠一中将,旗舰为“赤城”号。

这支前往夏威夷的机动舰队,在离开单冠湾后的第六天,即十二月一日,越过了东经一百八十度的日期变更线。同日,在东京的宫中东一厅,从下午两点开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东条内阁的全阁僚、原枢密院议长、永野军令部总长、杉山参谋总长等人均出席了会议。

东条英机主持会议议程,以首相身份阐述信念,永野修身代表陆海军作战部进行作战说明,原枢密院议长提出几项问题,政府与统帅部对此作出答复,就这样,日本对美、英、荷三国正式决定开战。据传,席间天皇完全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这一天,山本五十六接到海军大臣的紧急电报,从濑户内海柱岛泊地的旗舰“长门”号出发,经由岩国乘坐列车前往东京。

第二天,他前往海军省进行商讨,办完事后,顺便去了财务局长武井大助的办公室。

武井大助之前已多次听山本五十六说过“谁会去打一场注定要输的战争呢”,而他自己也持有相似的看法。

“山本先生,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一听这话,

“把门锁上。”

山本这样说着,让人锁上了局长室的门,

“我原本是那么反对战争,按理说应该辞去海军的职务,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辞职。既然事已至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南洋大量部署潜艇,让对方感觉像是被一群蜜蜂缠住一样。被蜜蜂嗡嗡围攻,就算是牛马,也不会轻易认输,但总会感到头疼。美国是个舆论变化无常的国家,所以只能尽快让对方产生一种想法,觉得跟这种熊蜂一样的东西作战毫无意义。”

他这样说道。

然而,这个“熊蜂理论”事后看来,显然是山本对日本潜艇战力的过高估计。

山本还进一步说道,

“等到结果出来后,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一开始,我们也得做好损失一半的心理准备,不得不采取一些大胆的行动。”

而且,他还说了些暗示珍珠港偷袭的话。

这一天,联合舰队的各部队在下午五点三十分,以山本的名义,

“登上新高山 1208”

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

众所周知,这句话的意思是“将 X 日定为 12 月 8 日凌晨零时,开启战端”,但一般人常误解为这段简短文字本身就是暗号,并被以“尼、伊、塔、卡、亚、马、诺、波、雷”这样的莫尔斯电码发送出去。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双重保密以及简化电文内容,舰队中通常会为每次作战行动编制专门的隐语手册,而“登上新高山”正是与开战相关的隐语手册中的一个隐语,可以说是类似电报简码的东西。用于各舰队之间通信的主要是五位数的随机数字暗号。

从此以后,直到山本战死为止,暗号问题将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潜在问题。顺便提一句,海军的随机数字暗号,如“D 暗号”“吕暗号”“波暗号”等,是由四册书组成的:一本是按五十音顺序收录约五万至十万词汇的发送用暗号书;一本是将同样数量的词汇按 00000 到 99999 的数字顺序重新排列的接收用暗号书;还有使用规定和随机数表。随机数表则是收录了数以万计完全无意义、随机排列的五位数字。

在发送用暗号书中查找,在“尼”这一栏中找到“新高山”这个地名,假设对应的暗号符号是 40404,那么暗号员会根据使用规定,从随机数表的某一页某一行中选出一个五位随机数,假设是 56789。然后将 40404 与 56789 相加——不过,并不像实际算术那样进位,最终得出 96183 这个结果。这个 96183 就是实际作为暗号发送的“新高山”。“登上”以及“1208”也通过类似的操作进行加密。

包括“登上新高山”在内的所有命令和信息,都是通过海军省院内东京通信队第一广播系统的电波,传递给前方舰队的。

无线通信的方式通常是,一方电台通过呼叫信号呼叫对方电台,等待对方回应后开始通信,直到对方发送确认信号后结束。然而,广播系统则类似于收音机的广播方式,由中央电台单方面持续发送电波。

即使使用了高度加密的密码,只要发出电波,通过无线电测向技术,舰船的所在位置就可能被侦测到。关于呼叫信号,尽管采取了各种隐藏手段,但被对方识破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即便呼叫符号未被对方知晓,密码也未被破解,仅凭捕捉到的电波就能明确发信舰船的位置。而且,如果将这些电波通过示波器分析,每台无线电设备都有其独特的特性,比如“长门”号和“赤城”号的电波波形就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只要一开口说话,机动部队的意图就会暴露。因此,南云舰队的各舰船都封存了无线电的按键,甚至将其拆除,只保持接收状态,成了只能听不能说的哑巴,默默驶向夏威夷。唯一依靠的只有东京通信队的第一广播,这实在令人感到不安。

为了防止万一漏听或无法接收的情况,东京通信队使用了千赫兹为单位的三个不同有效到达距离的短波——一万、八千和四千赫兹,以及潜艇在浮出水面潜航状态下能够接收的超长波,共计四种波段,发送相同的加密电报。

十二月二日夜间,机动部队接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简短数字电报,标明为作战紧急信号。密码员将其解码并转化为文字,在接收纸上写下“登新高山 一二〇八”,随后交给密码长,密码长又将其转交给通信参谋。于是,南云长官以下众人得知,骰子终于如计划般被掷下。

“赤城”号的增田飞行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已成定局。无右无左,无悲无喜。”

如此记录。



机动部队收到这份电报并确认时,山本悄悄前往三十间堀的梅野岛,去探望千代子。

千代子的梅龙不在家,身边的艺妓说:

“她去了山下先生的府邸。堀先生也一起去了。”

她这样告知。

那天晚上,在高轮山下龟三郎的家中,木户幸一、原嘉道、堀悌吉等人受邀而来,新桥的八重千代和梅龙在一旁侍奉,还有一个名叫山澄的道具商也加入其中,举办了一场茶会聚会。堀悌吉在前一天,也就是十二月一日,刚就任浦贺船坞的社长,这场聚会很可能就是为此而设的庆贺之会。

山本给山下的宅邸打去电话,叫出了千代子,告知她自己已秘密来到东京,并请她转告堀,希望今晚能尽快与他见面。

堀在梅龙的低声告知下,当晚八点左右来到了山本指定的中村家。山本当时正躺在榻榻米上,但堀后来回忆说,他的脸上掩不住失望的阴影。

“怎么了?”

堀悌吉开口说道。

“终于定下来了。听说那边是在二十六日出发的。”

山本回答道。

“那边”指的是陆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大将。

“冈田君好像说了不少啊。”

山本又开口说道。

“没有效果,一切都完了吗?”

“嗯,一切都完了。不过,如果谈判能达成一致,我已经安排了让出动部队立刻撤回的措施,只是情况似乎不太乐观。”

“那么,觐见是什么时候?”

“明天。后天早上坐飞机出发。”

“好,我送你去。”

“出发是从大臣官邸开始的。”

堀常常把三指的山本

“喂,小鸟”

这样叫着。

“喂,小鸟。起来吧。生意来了。”

于是,他们叫醒正在睡觉的山本,一起打起了麻将。虽然两人曾经是关系亲密、常开玩笑的伙伴,但此刻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嬉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是默默地相对而坐。

次日,十二月三日,山本入宫觐见天皇陛下,

“朕在此下令出师之际,特委任卿统领联合舰队。思及联合舰队职责重大,其成败实关乎国家兴亡之大事。”等等。

获得了这样的圣旨。

之后,根据山本向全舰队发出的电报所述,他表示,

“谨奉大命,联合舰队全体将士,誓以粉身碎骨之决心,贯彻出师之目的,以回应圣意,敬奉此志。”

据说他是如此回应的。

不喜战事的君主与最深知战争之非的臣下,在仪式上进行这样的言辞交锋,他们内心的感受,想必是各自复杂的。

这份答复文是宇垣参谋长起草的,前一天在经济管理局长办公室拜访武井大助时,山本

“你觉得怎么样?”

说着,把那份草案拿给武井看。武井读了一遍后,

“如果是我,就不会这么表达。”

说到这里,山本说道:

“嗯。我也说不出这样的话。”

据说武井猜测,山本在照例宣读了正式的内容后,可能还向陛下表达了一些更为真挚的个人感受。

那天晚上,山本时隔数月,突然回到了位于青山南町的家中。妻子礼子和四个孩子都在家,他们惊讶地迎接了他的归来。礼子虽然体格健壮、身材丰满,却常常生病,那天她也卧病在床,但听到消息后立刻起身迎了出来。

一家人难得地六人齐聚,共进晚餐。那晚,山本也罕见地留宿在妻子身边。

四日的早晨九点,在海军大臣官邸秘密举行了为山本送行的仪式。奉命前来的侍从武官鲛岛具重中将、高松宫殿下、伏见元帅宫的使者细谷大佐、大臣、军令部总长、相关省部人员,以及近亲代表堀悌吉均列席了此次会议。

堀悌吉事先已得到次官泽本赖雄的同意才前来,但海军对于一度被编入预备役的人员态度颇为封闭和冷淡,有些人看到堀悌吉时,

“堀先生,怎么会是你?”

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

白布上的玻璃杯中,倒满了御赐的葡萄酒,

“为山本长官的壮行祝福”

随着岛田繁太郎的倡议,大家一同举杯祝贺。

原计划乘坐飞机出发,但因故改为下午三点的特快列车,于是山本随后换上便服,独自前往梅野岛千代子那里。

中村家的敏子之前受山本委托,去鸠居堂买画仙纸。她在寄送地址上写下“吴港转交军舰长门山本五十六先生”,回程时顺道去了梅野岛,没想到正巧碰到山本本人正与千代子面对面地吃着迟来的茶泡饭。山本买来送的玫瑰花,满满地插在花瓶里。

这时,鸠居堂的店员追了上来,说邮局表示这样的模糊地址无法受理寄送。敏子听后说道:

“那正好。”

她将画仙纸的包裹递了过去,过了一会儿,让女佣帮忙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与山本一起走了出去。

山本为了不让自己的脸引人注目,戴上了口罩,一手紧紧抱着一个紫色的绉纱包袱,显得格外珍重。敏子想要帮他拿时,他却

“不用。”

这样说着,始终没有松手。包袱里似乎装着类似圣旨或官方文书之类的东西。

随后,山本与敏子告别,乘坐出租车从银座前往东京站。

车站入口的送别限制变得非常严格,堀悌吉提前一步赶到横浜站,恳求站长办公室特别卖给他一张入场券,这才得以进入站台,等待山本乘坐的列车进站。

开往下关的特快列车“富士号”准点于下午三点二十六分抵达横浜站台,山本站在观景车的露台上。在列车停靠的一分钟内,堀和山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

发车的铃声在列车一到站就响了起来,堀握住山本的手,

“那么,保重。”

说到这里,山本说道:

“谢谢。——我,恐怕是回不去了吧。”

他这样回答着,从已经启动的列车车厢平台上,

“千代子女士,请多保重。”

他说。

这里的“千代子女士”,指的是正在病中的堀夫人。

两年前的四个月前,相比起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赴任的情景,这次的出发实在是显得格外冷清。

对于堀悌吉来说,这成了他与一生挚友山本五十六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富士”号列车上,偶然遇到了长冈澡堂的朋友梛野透的弟弟梛野严。梛野严是陆军军医,正作为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前往北京赴任。列车经过浜松时,山本来到梛野的卧铺车厢,以平常的语气聊起了长冈的往事等闲话,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后,

“那么,明早还要早起,就此告辞了。”

说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卧铺那边。梛野当时既不知道珍珠港的事,也不知道开战的消息,直到抵达北京听到新闻,才恍然大悟地想:“原来如此。”

“富士”号列车在翌晨六点零九分抵达宫岛口。距离柱岛锚地最近的山阳线车站是岩国,但“富士”号并不在岩国停靠。山本是下了宫岛口站后经由岩国返回“长门”号,还是从广岛绕道吴市返回,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在宇垣缠的《战藻录》中记载道:

“十二月五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八点半,长官返回舰上。”

如此记载。

山本向我讲述了觐见陛下时的情形,宇垣参谋长听后,

“上禀陛下,即便战事已不可避免,陛下确认之后,显得极为开朗。本月一日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陛下当即做出决定并予以批准,此事已有所耳闻。贤明之君主下,士卒无不奋勇。”

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然而,天皇是否真的如此“开朗”,尚存疑问。据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夏威夷作战》一书记载,在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傍晚,永野军令部总长和岛田海军大臣突然接到召见,

“看来终于要放箭了。一旦放箭,恐怕会演变成长期战,你觉得还是按计划进行吗?”

于是,有人质询了海军的信念和决心,并且,

“如果德国停止战争,会怎么样?”

据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陛下依然怀着深深的忧虑。

岛田海相对此回应道:

“人员和物资都已经准备就绪,只待大命下达。(中间略去)我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拼尽全力,哪怕咬紧石头也要取得胜利。”

如此答道,

“我们并不太依赖德国。即使德国撤手,我们也能设法应对。”

他这样解释道。

“明天就要做出圣裁,我实在不忍让陛下为此忧心,所以才如此回禀。”

据说岛田繁太郎是这样说的,但如果不依赖德国,当初又何必缔结三国同盟?用这种敷衍的话来搪塞天皇的担忧,难道不是更让人“惶恐不安”吗?这大概就是山本之所以骂岛田这个同窗为“花言巧语”的原因吧。

“贤明之君麾下,无有弱兵”

宇垣写下的这种感受,

“所剩唯有尊贵的圣断一途”

他说,如果在华盛顿的谈判达成协议,即便攻击队的母舰已经起航,也要立即返回。山本始终不愿放弃避免战争的希望,这与他的感觉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在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写给堀悌吉的信中,有一处提到山本对宇垣担任联合舰队参谋长一职表示反对。

“一月中旬左右的谈话,四月横须贺入港后,古贺与近藤、福留与宇垣(福留为一部部长,之后是伊藤整一,再之后是宇垣),以及嶋田与丰田(嶋田在横须贺,之后是丰田贞,再之后是清水)的人事调动问题,及川曾提出内部商议。”

在记录人事变动问题的栏外,

“宇垣参谋长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这样的一行字映入眼帘。

这封信被收录在《五峰录》中。

山本之所以四处呼吁这种人事构想,是出于强化中央权力以设法避免战争爆发的考虑。然而,关于将联合舰队参谋长调任为军令部第一部长的福留繁,山本的朋友们之间也有不同看法。

“看来,寻找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

据说有人这样说道。

形势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即使是值得信赖的部下,也很少有人能彻底理解他的想法,山本想必感到非常孤独吧。

在从东京回到“长门”的当天,他便给千代子写了一封信。


“这次只有短短三天,而且事务繁忙,无法好好放松,甚至连一晚都没能留宿,实在遗憾,还请见谅。不过,即便如此,每天能有片刻相见,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出发时,我本想怀着平静安稳的心情离开,却连一起走到尾张町的机会都没有,实在是可惜。(中略)玫瑰花是否已经完全盛开了呢?当花瓣飘落之时,唉,真是令人感慨。”

“请多保重,向大家问好。照片请尽快寄来。那么,再会。”


后半部分的几行文字,颇有些像中学生的恋爱书信,但山本大概是想对这位女子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内心的孤独吧。



自从千岛出港以来,南云舰队一直以九十七度的航向,几乎笔直向东航行,此时已到达西经一百六十五度、北纬四十三度附近,转向一百四十五度航向,在海图上呈现出一种类似坂落(陡坡)的形状,正从北方逐渐逼近夏威夷。

连日的浓雾遮蔽了太阳,船员们的身体都因潮湿而感到不适,但到了十二月五日,舰队终于离开了北太平洋那寒冷阴暗的海域,海浪逐渐平静,气温也慢慢回升。

无论是机动部队的司令部,还是身处濑户内海的联合舰队司令部,甚至是东京的军令部,对于这次奇袭作战都充满了担忧,问题堆积如山,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便是天气状况。根据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预定航线所在的北太平洋在十二月里,恶劣天气占了二十四天,而风平浪静的日子仅有七天。能否顺利进行海上燃料补给的机会,军令部作战课长富冈甚至认为只有五五之数。

然而幸运的是,舰队偶然与向东扩展的西伯利亚高压一同东进,直到十二月三日,风浪并未给舰队带来太多困扰。山本一边关注着气象状况,一边说道:

“这真是天赐的高压啊。”

他说过。

十二月六日,完成任务的第二补给队的三艘船——东邦丸、东荣丸、日本丸,

“祝你成功。”

留下这个信号后,与护卫的驱逐舰“霰”一同,将航向转向西方,踏上了归途。

第二个担忧是与其他国家的船只相遇。

之所以特意选择了海上补给困难的北方航线,一方面是因为欧胡岛的美国军方巡逻机只在岛的南半部进行巡逻飞行,北半部可以说是一个敞开的缺口。就在今年年初,夏威夷作战计划似乎已泄露给美国方面,美国开始对欧胡岛进行全岛范围的警戒,但不知为何,到了四、五月时,他们却解除了北半部的警戒。

如果用一种极为尖锐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说是美国为了引诱日本舰队而设下的圈套,但若思考到这一步,或许有些过分了。

另一个理由是,这条航线距离太平洋上的一般商船航线最为遥远。

尽管如此,军令部仍然认为被发现的概率是五五分。如果真的被发现,奇袭的意图就会落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攻击部队可能被迫转为守势,在预定作战日之前,海上就可能爆发一场混乱的战斗。

对于这种情况,山本的命令相当严格:只允许遭到攻击的部队进行反击,而其他部队不得因此自动进入战斗状态。

而且,虽然只有一艘船,但南云舰队在十二月六日发现了一艘第三国的航行相遇船。

机动部队的司令部以异常的紧张情绪注视着这艘商船的行动。如果发现它有向某处通过无线电报告机动部队动向的迹象,那么这艘船很可能在两三分钟后就会被击沉,消失在海底。

然而,那艘船不知是以为南云部队只是在进行演习的舰队,还是确实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出无线电信号,最终就这样渐渐远离了舰队的视线。

第三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行动日的八日,美国舰队的主力是否真的会停泊在珍珠港。

唯一可以依靠的依据是,美国舰队习惯于从周六到周日进港休整,但这完全是一个听天由命的问题,也是此次作战被批评为投机性的最大原因所在。关于美国舰队的情报是至关重要的,来自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间谍报告每日通过东京转送到南云舰队手中。

在檀香山的日本间谍核心人物是一位名叫森村正的外交书记生。

森村的本名是吉川猛夫,他是海军学校第六十一期的海军少尉,因病退出了海军,在故乡松山无所事事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被召到东京,成为军令部第三部(负责情报)的特约人员,并在这一年的三月改名为森村正,以外务书记生的身份,乘坐邮船新田丸“赴任”到夏威夷的总领事馆。

关于吉川的间谍活动,他本人详细的手记已经公开发表。他曾伪装成菲律宾失业者,在军官集会所洗盘子,或者与日本艺妓一起进行岛上的观光飞行,从空中窥探珍珠港,甚至藏身于甘蔗田中,历经艰辛。他传回的情报,涵盖了港内美军舰船的停泊位置及停泊方式,极其精准。

除了通过东通第一广播系统接收到的森村情报,机动舰队的司令部还经常直接监听檀香山的民间广播。

在晚餐后的广告广播中,常常会听到,

「走失的德国警犬,名叫迈尔——」

诸如此类的话,

「几乎全新的中国地毯——」

其中夹杂着一些无关紧要、像是报纸上三行广告般的内容。

这条名叫梅亚的走失犬,以及几乎全新的二手支那毛毯,其实都暗指珍珠港内的航空母舰和战舰。这些信息是由驻檀香山总领事喜多长雄通过中间人支付费用后安排广播的。

十二月七日,第一补给队的极东丸、健洋丸、国洋丸、神国丸完成了往程任务后分离。

当机动部队的各舰船配合速度较慢的油轮航行后加速,以二十四节即刻待命、二十八节二十分钟待命的速度,将航向调整为正南,并进入“舰内第一警戒配置、战斗配餐”状态时,又通过东京转来了来自夏威夷的情报。那是,

“五日,内华达号、俄克拉荷马号入港,列克星敦号及五艘重巡洋舰出港,因此目前真珠湾内停泊的舰艇有主力舰八艘,重巡两艘。A 区域有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等等。

这一情报几乎可以确定,当天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全部停泊在湾内。

“立即待命”或“二十分钟待命”是指接到命令后,需立即或在二十分钟内调整好引擎,达到指定速度。

不过,随着“列克星敦号”的出港,也确定了湾内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停泊。负责攻击航母的飞行员们据说为此懊恼得直跺脚,但暂且不论此事,为何美国的航母“列克星敦号”和“企业号”两艘都在周末打破惯例,离开母港?是单纯的巧合,还是背后有其他可疑之处,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然而,作为日本海军,之前所担忧的事情一件件逐一得到解决,事情成功之后,这被用“天佑神助”一词来形容。究竟是否真的是“天佑”,似乎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但若以山本喜爱的胜负之事来论,此时的日本,在所有方面都占据了优势。

从联合舰队旗舰传来,

“皇国的兴衰系于此战。全体将士当粉身碎骨,竭尽全力完成各自职责。”

这是长官的训示,通过电报传达而来。

秋山真之起草的、以东乡平八郎名义发布的日本海海战时的长官训示,读来确实非常相似。

据渡边战务参谋所说,参谋长宇垣缠是在厕所里想出来的。宇垣曾说:

“果然,还是只能用秋山先生写的话啊。”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紧接着,机动部队旗舰的桅杆上升起了 DG 信号旗,这与三十六年前在“三笠”号上飘扬的 Z 旗具有相同意义,指挥官南云中将的训示是:

“皇国的兴衰在此一战。全体人员务必更加奋发努力!”

这与当年日本海海战时的训示一模一样。

南云忠一出生于山形县米泽,毕业于海军兵学校,比山本晚四届,是第三十六期生。他原本是水雷专家,对航空领域的经验较浅。作为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指挥夏威夷攻击的机动部队,似乎有些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他当年在军令部担任课长时,曾因军令部令修改的问题,与军务局的井上成美发生冲突,

“井上这个蠢货。你这种人,只要用短刀在侧腹狠狠一刺,就完事了。”

关于他威胁井上的这件事,我之前已经写过,而他对泽本赖雄也同样,

“你的脸看起来就像一堆陈规旧矩。”

曾经破口大骂过。

这种豪杰气派,其实只是一种虚张声势,实际上南云是个性格软弱的人。

他在那年四月被任命为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八个月后,他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使命,率队出动攻击夏威夷。由于积压的忧虑重重,他夜不能寐,常常在深夜将部下召到自己的房间,倾诉琐碎的烦恼并寻求意见。似乎有神经衰弱的迹象。

渊田美津雄也是深受其扰的人之一,半夜时分,常被传令兵叫去,

“总队长,司令长官请您过去。”

被叫醒后,他走进了“赤城”号昏暗的司令室,

“什么事?”

他问道。南云表示,后方的驱逐舰传来消息,似乎有美国潜艇在跟踪,显得忧心忡忡,不知该如何是好。

刚入睡就被叫醒的渊田,带着不悦的神情,

“如果是这样,那就采取相应的措施不就好了吗。如果是和参谋长商量还说得过去,但把飞行队长叫来问这种事,哪有这么蠢的长官。骏马老了也不过是匹劣马罢了。”

事后,他这样恶言相向。

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在其著作《联合舰队》中提到,南云,

“参谋长,你怎么看?我觉得自己接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要是能再硬气一点,干脆拒绝就好了。现在既然已经站出来了,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完成。”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他的鼻梁高挺,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那是更久之后的事了。此时的南云中将,据说还怀着“如踏虎尾”的忐忑心情,勉勉强强、战战兢兢地出征了,这或许就是原因所在。



然而,到了七日晚上,南云以下机动舰队的将士们,在大事临头之际,反而恢复了一种特有的平静。

参谋团在航行中不使用私人舱室,而是在“赤城”号的舰桥下方的乘员待机室里安置临时床铺,拉上帘子休息。那天晚上,一名不知参谋们在场的下级军官乘员走了进来,

“听说出征时要换上新的内衣,但我啊,打算明天穿着脏兮兮的兜裆布去。敌人的子弹闻到臭味说不定会躲开呢。”

据说航行参谋雀部利三郎中佐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段故事被记录在《夏威夷作战》中。

这种气氛不仅弥漫在前往夏威夷的舰队中,也同样存在于所有舰船部队之中。

角田求士曾从横须贺海军航空队临时调往台湾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如今他在防卫厅战史室担任战史编纂官,是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的作者。过去,当山本担任“赤城”号舰长时,角田也曾在“赤城”号上服役过。

“无论是入学考试还是奥运会比赛,情况都差不多。在正式开始之前,总是会想:真的能打好这场战争吗?如果发生那种情况该怎么办?那些问题又该如何处理?虽然不像南云那样,但我当时确实快要神经衰弱了。不过到了前一天,我就想,慌乱也没用了,于是冷静了下来。从这点来看,山本这个人似乎神经非常坚韧,始终没有表现出兴奋或急躁的样子。”

他这样说道。

天气多云,东北风强劲,高速南下的舰队沐浴在断云间洒下的月光中,航母群以十五度的倾斜剧烈摇晃。满载燃料、超载的飞机在飞行甲板倾斜时,轮胎几乎被压得变形。一架舰载轰炸机携带的炸弹上,用白粉笔写着一些字。

“对美作战第一击”这样潦草地写着。

来自东京的最后一份情报电报中,

“五日傍晚,犹他号及水上飞机母舰入港。六日停泊的舰船包括战列舰九艘、轻巡洋舰三艘、水上飞机母舰三艘、驱逐舰十七艘。在船坞中的有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两艘。重巡洋舰及航空母舰全部出动。舰队中未发现异常气氛。本日七日下午一点三十分至两点左右,与欧胡岛的侨民电话联系时,情况平静,未实施灯火管制。大本营海军部确信必胜。”

这样写道。

这最后一行是富冈定俊考虑到战争爆发前夕将士们的心理状态而特意添加的。

那天晚上,源田实在“赤城”号的舰桥上,抓住前来商讨的雷击队队长村田重治,

“喂,你得把鱼雷直接打到宾夕法尼亚的长官室正下方才行啊。”

他开玩笑地说道。

“宾夕法尼亚号”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

村田听到这话,

“嗯。攻击是在黎明时分,金梅尔大将可能已经起床在喝咖啡了。就在他端起杯子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轰’地一下干掉他吧。”

源田这样写道,村田当时还笑着。

“赤城”号的第一次攻击队员集合是在十二月八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机动部队依然按照东京时间航行,没有进行时差调整,因此乘员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混乱,起床时间从凌晨三点变成了凌晨两点。飞行员们在时钟显示的深夜时分,吃完了配有红豆饭、带鱼头和胜栗的早餐,

“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遗憾了吧。”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上走去。

“全体飞机启动”的命令下达后,飞机齐齐开始转动螺旋桨,此时夏威夷北方的洋面上,黎明已近。

“开始起飞”的命令在凌晨一点三十分下达。六艘航空母舰迎风而立,依照起飞指挥官挥动的青色信号灯,第一架飞机解开轮挡,冲着匍匐在甲板上的整備员,掀起强烈的气流和机油的气味,逐一离舰而去。

“赤城”号的第一架飞机是第一波制空队指挥官板谷茂少佐的零式战斗机。不只是板谷的战机,由于超载起飞,所有飞行员都咬紧牙关,离开飞行甲板时,飞机仿佛要坠入海中一般下沉,随后才转为上升姿态。留在舰上的人们挥动帽子,眼含泪水,目送他们出发。

第一波攻击队的编成如下:由渊田中佐率领的水平轰炸队分为四队,共有九七式舰载攻击机五十架;村田重治少佐的鱼雷攻击队同样分为四队,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四十架;高桥赫一少佐率领的俯冲轰炸队分为两队,九九式舰载轰炸机五十四架;板谷少佐的制空队分为六队,零式战斗机四十五架。总计一百八十九架飞机,其中因事故或故障未能出动的六架除外,实际从六艘航空母舰起飞的一百八十三架飞机,在十五分钟内完成了离舰。

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的座机尾翼上,涂有黄色和红色的识别图案。

离舰三十分钟后,一百八十三架飞机纷纷熄灭编队灯,此时东方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太阳冉冉升起。所有飞机组成坚实的编队,向南约两百英里的珍珠港飞去。

对于渊田中佐来说,自从夏天以来在鹿儿岛湾进行的艰苦训练后,无论是自己还是部下,在技术上几乎已无任何担忧。他的关注点反而在于山本五十六严厉要求的攻击开始时间——即华盛顿方面日本向美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的预定时间之后三十分钟,也就是三点三十分整,他希望能分秒不差地投下第一枚炸弹。

最先抵达珍珠港上空的是攻击队之前派出的巡洋舰“筑摩”号的水上侦察机。离开母舰约一个半小时后,欧胡岛的影子渐渐映入眼帘,渊田正凝神注视之际,渊田座机的电报员水木德信一等飞行兵曹收到了来自“筑摩”号水上侦察机的报告,并确认了内容。

那是一封电报,内容包括珍珠港内停泊的舰船及其锚泊队形,以及“风向 80 度,风速 14 米每秒,云量七成,云高 1700 米”等信息。渊田很快从云层的缝隙中看到了正下方一条白色的长线,那是海浪拍岸碎裂的景象。他确认那是欧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后,便将航向向右调整。

作为总队长,渊田肩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此刻做出决定:是采取奇袭还是强袭。如果对方毫无察觉,奇袭可行,那么首先由雷击队下降到 10 米的高度,向停泊的美国舰队发射鱼雷。如果对方已有防备,需要进行强袭,那么高桥赫一少佐的俯冲轰炸队将率先出击,压制地面的飞机和高射炮火,随后其他队伍再展开行动。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作战计划。

如果采取强袭,爆炸产生的烟雾可能会笼罩湾内的舰队,遮挡视线,导致雷击队和水平轰炸队的行动变得困难。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奇袭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奇袭还是强袭的信号,由渊田指挥官用信号手枪发射的信号弹来传达。规定是:奇袭发射一发信号弹,强袭则发射两发信号弹。

他一边引导全军向岛的西海岸前进,一边通过传声管向前座的驾驶员松崎三男大尉喊话。

“松崎大尉,仔细观察左边珍珠港上空。敌方的战斗机可能会出现。”

他这样呼喊道。

珍珠港上空天气晴朗,军港内雾气弥漫,呈现出一片宁静的星期日早晨景象。

渊田自己也手持双筒望远镜,凝视着三千米下的珍珠港。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一艘、两艘、三艘美国战舰的笼形桅杆,无论是舰队还是地面,都看不到任何特别的警戒迹象。

渊田咧嘴一笑。

“好,实施奇袭!”

说着,他右手握着手枪,高高举起,发射了一枚信号弹,下令展开奇袭态势。当时是三点零九分。

各部队原本应该从平时的普通飞行编队转变为战斗编队,移动到等待突击命令的位置。

村田少佐的雷击队收到命令,开始降低高度。

高桥少佐的俯冲轰炸队也收到命令,开始提升高度。他们将攀升至四千米,然后进行俯冲。

然而,只有板谷少佐率领的制空队错过了这个信号弹。制空队的零式舰载战斗机速度很快,难以适应其他编队每小时一百三十五海里的速度飞行,因此一方面是为了警戒,一方面也是为了跟上队伍,他们在左右来回扫荡、前后绕行地跟随前进。

恰好在这个时候,战斗机群已经飞到了五百米的高度,水平距离也拉开了几千米,远远地离开了。

渊田美津雄

“他们在磨蹭些什么啊?”

据说他是这么想的。

他怀着一种朝制空队挥舞手枪的心情,再次发射了一枚信号弹。信号弹的黑烟在空中飘散,板谷队终于明白了展开的命令。

当时,下降轰炸队的高桥赫一少佐——用渊田的话来说,

“高桥这家伙,脑子有点不太灵光啊。”

事情就是这样,但他突然误解了信号,将两发信号弹当作强袭的指示。

高桥以为自己被命令打头阵,没等升到预定的四千米高度,就紧急带领麾下的五十多架舰载轰炸机进入了急降姿态。

雷击队的村田少佐似乎有些慌乱。他似乎是想在俯冲轰炸队的干扰到来之前采取行动,只见他率领麾下的舰载攻击机群,急忙向低空俯冲而去。

渊田无奈之下,比原计划提前五分钟,在三点十九分时,转头看向后座的通信员,

下令进行“连续发送”。

“连续发送”是“全军突击”的缩语,水木兵曹紧握电报机的按键,开始连续敲击“托、托、托、托、托”的信号。

就这样,在日本时间 12 月 8 日凌晨 3 点 25 分,高桥少佐的俯冲轰炸队向惠勒机场投下了第一枚 250 公斤陆用炸弹,单方面的夏威夷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在柱岛锚地的旗舰“长门”号上,7 日晚上,山本一如既往地与渡边作战参谋下着围棋。

山本和渡边的围棋对弈,通常是山本连续赢上四局左右结束,但偶尔渡边也能连胜三四局,而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必定有低气压正在逼近。或许山本对天气变化有着敏感的过敏体质。然而这一晚天气晴朗,山本获胜,比平时稍早结束了棋局,随后山本和参谋们一起洗了澡,暂时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

两三个小时后,有人睡着了,有人却无法入眠,过了午夜,大部分幕僚三三两两地再次聚集到作战室。

当直参谋是航空乙参谋佐佐木彰。

作战室的四周墙壁上,贴满了太平洋全域的大幅地图和东南亚各海域的海图,桌上除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外,还摊开着海图,小桌上则整齐地摆放着作战命令汇编和电报汇编。

山本五十六坐在后方大桌前的折叠椅上,静静地闭着眼睛。

在接到陆军成功登陆哥打巴鲁,随后又成功登陆菲律宾巴丹的消息后,漫长而不安的时间缓缓流逝。

除了翻阅电报的声音和铅笔划过的声响外,没有人开口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寂静。

对面的房间是无线电室,从那里拉了一条线到作战室的桌子上,放置了一台收音机,可以直接收听无线电信号。不久,资深参谋黑岛龟人低声说道,

“差不多该开始了。”

说着,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海军时钟,这一动作仿佛成了导火索,房间里开始有些骚动起来。这时,司令部附属通信士

“值班参谋,有‘紧急电报’!”

一边喊着,一边冲了进来。

佐佐木中佐接过那份文件,

“正如您所听到的,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十九分。”

然后向司令长官汇报。

山本睁大了眼睛,嘴唇紧抿成一字形,默默地点了点头。

参谋长宇垣向通信员问道,

“那是直接接收到的飞机电报吗?”

他这样询问。

“长门”号的无线电室直接接收到了在瓦胡岛上空,水木兵曹连续发出的“突、突、突”的信号。

“能直接接收到,真是了不起啊。”

宇垣说完,年轻的通信员露出高兴的神情,行了一礼后便跑开了。

之后,来自攻击部队的报告传来,

“我方奇袭成功。”

「我方雷击敌方战舰,效果显著」

「我方攻击『希卡姆』飞行场,效果显著」

诸如此类的报告接连传来,与此同时,作战室的收音机也直接接收到了大量来自美方的明文电报。

根据宇垣缠的《战藻录》所述,那是,

“SOS——这里遭到日本轰炸机的袭击——”或者“瓦胡岛遭到来自航母的日本俯冲轰炸机的袭击——”等等,虽然信号似乎断断续续,但其中,

听到“Jap——这才是真货。”这句话时,山本似乎一瞬间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战藻录》中,

“敌方的慌乱失措之态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记录中如此写道,夏威夷的美国军队确实陷入了慌乱,但如果将这份明文电报的发出解读为对方因过度慌乱所致,那就有些误解了。

日本海军在任何紧急情况下,甚至是最琐碎的小事上,原则上都禁止发送明文电报;而美国海军在紧急情况下,却相当宽松地允许自由发送明文电报。

美国军队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使用明文,他们的密码最终至始至终都未能被日方破解;而日本方面将所有内容一律加密的作战电报,后来却有相当一部分被美国破译,这实在是颇为讽刺的事情。

在第一波攻击队出发一小时后,由岛崎重和少佐率领的第二波攻击队,共计一百七十架飞机,扑向了珍珠港上空。他们同样取得了战果,随后撤退。到了广岛湾破晓时分,进入“长门”号作战室的电报数量也逐渐减少。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奇袭作战都被认为是大获成功,幕僚们个个难掩兴奋之情。然而,唯独山本一人却显得深沉而低落,仿佛要叹息一般。

那是一个晴朗、宁静而又温暖的日子。

长官以下,那天早晨大家都围坐在早餐桌旁,幕僚之间不时传来笑声,每个人的话语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然而,当用餐结束、众人起身离席时,山本却——

“政务参谋,过来一下。”

说着,他叫来了藤井茂,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中央那边说最后通牒的递交时间和攻击开始时间之间的间隔缩短到了三十分钟。不过,外务省那边的手续应该没问题吧?从之前的电报来看,攻击部队那边应该是按计划进行的。但是,如果哪里出了差错,变成了偷袭,那可就是个大问题了。虽然不急于一时,但请你留意,务必彻底调查清楚。”

他说。

藤井说道,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不过,我还是会进行充分的调查。”

他这样回答。

早晨八点,留在柱岛的部队的各指挥官和参谋长齐聚“长门”号,进行形势说明和战果评估。

综合此前的电报来看,停泊在珍珠港的战舰似乎全部被摧毁了。然而,有时一艘舰船的损伤被两架飞机分别目击并各自发出电报,就可能被误认为击沉了两艘舰船。幕僚们经过商议,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较为合理的数字,提交给山本寻求他的判断。

山本

“稍微保守一点估计吧。”

他说着,让幕僚对提交的数字进行调整,最终以评估结果的约六成作为定论,而这是在当晚八点四十五分,

“战舰两艘沉没,战舰四艘严重受损,大型巡洋舰约四艘严重受损。以上确切无疑。”

这是大本营海军部发布的公告。

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战舰有四艘沉没,三艘严重受损,一艘受到中等程度的损害,停泊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因此,在十天后的十二月十八日,大本营就夏威夷海战的战果进行了追加公布。据说当时大本营海军部的公告准确到连对方都深信不疑的程度。

今日的日本放送协会第一广播,从清晨六点的临时新闻开始,

“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

这一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联合声明,被反复播报了多次。

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宣战大诏”正式发布,下午一点时,

“帝国海军于本月八日凌晨对夏威夷方向的美国舰队及航空兵力实施了决死的重大空袭。”

以下四项内容,是海军首次公布的战况。

在内幸町的广播电台,这天上午负责新闻广播的是馆野守男,他是昭和二十年八月战败时负责播放天皇玉音广播而闻名的人物,现任 NHK 审查室长。根据馆野的回忆,当天的新闻中并未提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名字。大本营的公告中也没有出现山本的名字。然而,山本五十六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并非特意保密,因此大多数日本人都知晓。帝国海军的名号与山本五十六的存在,以如此沉重的分量在人们心中回响,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国民中绝大部分人在听到收音机里的新闻时,都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紧张与异样的感动。

文学家们,即便是被认为与此类事情最为疏远的德田秋声、高村光太郎、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室生犀星、伊东静雄、伊藤整等人,在当时也以未必是察言观色的笔触,坦率地表达了他们的感动。

不过,看看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记》,


“十二月初八。卧病中起草小说《浮沉》第一回。之后前往土州桥。日美开战的报纸号外发布。

归途中在银座食堂用餐时,实施了灯火管制,街头商店的灯光逐渐熄灭,但电车和汽车并未熄灯。乘坐前往六本木的电车时,乘客拥挤不堪,其中有一位爱国者高声尖叫着发表演说。”


于是,荷风完全转过脸去的样子清晰可见,同样在《断肠亭日乘》的十二月十一日,


「(前略)浅草一带的景象如何,下午便前往一看。六区的人流与平日无异,歌剧院后台的闲聊也如平日一般,没有丝毫恐惧、感动或激昂的情绪。以我这样的神经质者之眼看来,浅草的人们仿佛是尧舜之民(后略)」


如此记载。

八日的东京广播在播放唱片音乐的时间里,演奏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对于像荷风这样的人来说,这或许是听了想洗耳朵的话语,但广播中反复多次强调“帝国海军终于出动”,“帝国海军终于出动”。

然而,看到这首唱片曲目的选择以及“终于出动”这一表达,不禁让人觉得日本广播协会内部可能有一位相当了解对美开战中海军苦衷的人物。




看到战局大致按计划推进,驻扎在濑户内海的主力部队切断了通过吴港与中央连接的直通电话联系,并于八日正午从柱岛锚地出击。

旗舰“长门”号领头,紧随其后的战列舰有“陆奥”号、“扶桑”号、“山城”号、“伊势”号、“日向”号,航空母舰“凤翔”号,以及第四水雷战队的驱逐舰群等约三十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夜幕降临后,穿过丰后水道的东扫雷航道,向南航行,目的是收容和支援机动部队。

然而,这是一次颇为奇特的航行。

三十艘大舰队耗费了宝贵的燃料,毫无意义地推进到小笠原列岛一线,途中,“凤翔”号和三艘驱逐舰失散,一度下落不明,还遭遇了美国的潜水艇,经历了诸多惊险,最终却没有完成什么特别的任务,在第六天的 12 月 13 日早晨,返回了濑户内海的锚地。

所谓收容和支援机动部队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说得好听是士气问题,说得直白些则是勋章问题。山本和他的幕僚们即便留在柱岛也能立下大功,但一般的舰队成员如果不参与战斗航行,只在内海驻守,就没有任何功绩可言。不管是谁主动提出的,这似乎是山本体恤部下、被感情所牵绊的一个例子。

当这支主力部队离开柱岛时,南云忠一的机动舰队已经完成了对夏威夷的攻击,正在返航途中。

渊田美津雄接到的任务是,在确保东南亚石油资源前的六个月内,阻止美国太平洋舰队离开珍珠港,因此他必须亲眼确认整体战果。

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攻击队几乎全部返回母舰后,他独自留在瓦胡岛上空,驾驶单机隐藏在云层中,来回飞行,俯瞰下方的情形。

黑烟遮天蔽日,情况难以捉摸,但可以确定的是,沉没的战舰中只有一艘“亚利桑那”型,其余的船只却迟迟未沉。而且,由于水深较浅,也分不清它们是漂浮在水面还是已经触底沉坐。

渊田心想,如果遇到敌方战斗机,那真是百年难遇的巧合,但最终连一架起飞迎战的战斗机也没有出现。

战机的机身后部被地面炮火击中,破开了一个大洞,操纵索有一根几乎被扯断三分之二,但他依然在珍珠港上空顽强坚持了大约三个小时,最终判断击沉了四艘战舰,重创了另外四艘,并引导第二波攻击队的剩余战斗机,最后返回母舰“赤城”号。

还没来得及听同期的源田航空参谋和先回来的部下们跑过来,七嘴八舌地汇报或提问,

“渊田队长,上来吧!”

舰桥上传来了这样的命令。

舰桥上,南云长官早已等得不耐烦,他接连不断地向他抛出一连串问题:战果如何?是否遭遇了敌方战斗机?之后敌机的反击能力是否还存在?

渊田是“赤城”号的飞行队长,他认为按理应先向“赤城”号的舰长报告,但舰长长谷川喜一却

“去那边报告,去那边。”

用眼神示意着他。

因此,他对长官南云说道:“四艘战舰被击沉,四艘严重受损甚至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仅此八艘,估计未来六个月内都无法行动。虽然我们未能击中航空母舰,但必须考虑到敌方反击的可能性。不过,关于欧胡岛的地面基地,机库因大火而情况不明,但整整三个小时内,没有一架战斗机起飞反击,所以我认为他们残余的力量应该不多了。”他如此报告道。

南云显得非常满意,之后的事情似乎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参谋长草鹿龙之介

“总队长,如果实施第二次攻击,攻击目标定为哪里?”

向渊田问道。

“虽然敌方的战舰已经被击沉,但它只是沉在浅湾里,我认为打捞工作很快就会展开。接下来,我想将工厂、美国军的修理设施以及附近的燃料油罐作为下一个目标。”

渊田回答道。

这种意见是战后来到日本的美国海军相关人员提出的,

“日本为何在那时没有摧毁夏威夷的军工厂和燃料储罐?珍珠港是一个孤立的岛屿基地,油料和物资的补给存在巨大困难。正因为免于遭受破坏,美国才能在之后迅速恢复元气。”

这样说着,与之观点一致。

山本和联合舰队的幕僚们,甚至南云舰队本身,最初都做好了参加夏威夷作战的航空母舰半数被击毁的心理准备。然而现在,仅损失了二十九架飞机和五十五名飞行员,舰队本身几乎毫发无伤。

如果将六艘母舰尽可能靠近不会搁浅的欧胡岛周边,再次发起攻击,战斗机就能同时保护攻击编队和母舰群。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将真正陷入长期无法行动的困境,作战计划必然会因此受阻。

渊田中佐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和建议,但对此,长官和参谋长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好,辛苦了,去休息吧。”

听到这话,他便从舰桥上走了下来。

乘坐“飞龙”号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传来消息,

“我们第二波攻击的准备已完成。”

这样的信号传了过来。

这是一种含蓄的催促,意思是“该出发了”。

渊田当然也认为第二轮攻击的命令会下达,于是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正在军官室里大口吃着牡丹饼时,舰内的高声命令传达器响了起来,

“只留下战斗机,其他飞机全部收入机库。”

他说了起来。

渊田感到疑惑,便走到甲板上查看旗帜,发现舰队的航向已经转向北方。

他再一次,

“到底在干什么啊?”

心里这么想着,他说道。

如果要问“为什么”,直接来说,这大概是由南云和草鹿的性格所决定的。

草鹿龙之介擅长无刀流,并且精通禅学。他特别喜欢一句禅语“狮子翻掷”,意思是狮子在扑向猎物时会全力以赴,但一旦将其击倒,便不再留恋,转而投向其他目标。

渊田美津雄是,

“草鹿先生的禅,不过是野狐禅罢了。”

虽然嘴上带着嘲讽的语气,但当第一次珍珠港袭击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时,

“狮子奋迅”这个词,恐怕会在草鹿参谋长的脑海中浮现吧。

然而,进一步来说,这不仅仅是南云忠一或草鹿龙之介个人的性格使然,似乎也是日本海军整体的特性。

或许这不仅仅是日本独有的现象,但海军军人,尤其是服役于舰队的人,即使是无意识的,也往往厌恶陆地上的战争或针对重油储罐的作战,他们除了入港时以外,总是倾向于远离陆地。他们的斗志往往超越理性的平衡,仅仅指向敌方的舰队。而正如宇垣缠无法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一样,日本海海战中全歼俄罗斯舰队的东乡平八郎的幽灵,始终横亘在他们面前。

山本五十六或许也未必是个例外。

这是因为联合舰队司令部提出的第二次夏威夷攻击计划最终被山本否决了。

在得知南云部队已经踏上归途后,“长门”号的司令部内,幕僚们开始激烈地争论起来。此刻,战果已远超预期,敌人陷入混乱之中。以“狮子一跃而起”的气势果断撤离,或许也是一种英明的决断。然而,这场作战原本就抱着“务求全歼”“在第一天决出胜负”的觉悟,因此追击敌人、扩大战果才是正道。除了航空参谋佐佐木彰中佐外,几乎所有幕僚一致提议再次发动攻击。

山本对此表示,

“不,等等。当然,如果这样做能得满分,但就连小偷回家时也会感到害怕。这里还是交给机动部队指挥官来处理吧。”

说着,

“想做的人不用说也会去做,不想做的人就算从远处拍屁股催促也不会动手。南云大概是不会做的吧。”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但总之,联合舰队提出的再次攻击命令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

这或许也可以归因于,正如后来那些对山本五十六心悦诚服的参谋们带着敬意所描述的那样,他对身处实战前线的部下心理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去做”这件事,目标有两个:一是夏威夷的陆上设施,二是下落不明、未能击沉的两艘航空母舰。后者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抱着“期望全歼”想法的山本,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畏惧它们。只是,至少对于前者——针对重油储罐的战争,他的内心似乎意外地缺乏执着。

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电令是这样的:

“机动部队在返航途中,视情况尽可能对‘中途岛’进行空袭,务必彻底破坏,使其无法再次使用。”

虽然命令仅限于此,但南云舰队却因天气恶劣而无视了这一指令。

中途岛方面,除了珍珠港攻击部队之外,另有专门的中途岛破坏队,即第七驱逐队的两艘驱逐舰“潮”和“涟”,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从馆山出发前往攻击。诚然,当时并没有需要投入更大规模兵力进行“彻底”打击的目标,这也是事实。然而,看到这份电报的南云忠一长官却——

“这就像让一个刚刚击败对手横纲的力士,在回来的路上顺便买点萝卜一样荒唐。”

吉田俊雄曾写下这样一段愤慨的故事。吉田俊雄著有《海军式经营法》和《军舰物语》等作品,目前也作为实业家活跃在商界。他是海军兵学校第五十九期毕业生,曾担任军令部的情报参谋。

此外,除了南云中将的机动舰队外,参与夏威夷作战的还有一支先遣部队的潜艇群,他们在七日夜间之前秘密部署于瓦胡岛周边。其中,从“伊号第十六”等五艘潜艇上发射的五艘特殊潜航艇,在敌我双方国家中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战死的九名乘员被授予两级特晋的荣誉,其姓名于次年三月六日由海军省公布。

关于这种小型潜艇,战时有岩田丰雄的文学作品《海军》描写过,战后则有酒卷和男的战记记述。他因陀螺仪罗盘故障导致潜艇搁浅在瓦胡岛岸边,成为首位被俘的战俘。然而,山本一开始因认为无法回收这些潜艇,而不同意在夏威夷使用它们。

因此,在乘员们的强烈希望下,采取了增加艇只续航距离的措施,并在制定了收容计划后将其派出,但最终五艘艇只都没有返回母潜艇,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特殊潜航艇的正式名称是甲标的,山本五十六在亲近的人中称其为“小家伙”,但当他听到所有艇只未能归还的消息时,显得极为痛心,

“如果早知道航空部队就能取得这样的成果,那还真不该把它们派出去啊。”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十二月九日,山本在四国南部南下的“长门”号战舰上,得知了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的消息。

当日下午,“伊六十五”号潜水艇发现两艘英国战舰正以十四节的速度,在普罗·康多尔岛和阿南巴斯岛之间的南支那海北上,这一消息传到了“长门”号的司令部。

作战室再次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英国派往东方的这两艘战舰以新加坡为基地行动,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但无论是军令部还是舰队内部,依然普遍持有传统的观念,认为至少在面对处于战斗状态的海上战舰时,必须派出己方的战舰与之交战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而山本对此也深以为然。

“对方用战舰来对弈,如果我们也用战舰回应,那就像是双方棋子势均力敌的将棋,毫无趣味可言。日本在与美国和英国的对弈中,哪有这样的奢侈可言。我们必须考虑用卒子吃掉对方的王。”

说着,他计划仅依靠基地航空部队的兵力去对抗那两艘战舰。

因此,这场针对两艘战舰的战斗,也成了山本验证大战舰无用论和航空优先论的机会。

西贡附近的机场上,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一式陆上攻击机组成的三十机编队,因鱼雷未能及时到位,暂时携带五百公斤炸弹起飞,但直到夜幕降临仍未能发现敌踪,当天的攻击行动只得取消。

翌日十日早晨,以“长门”号为首的舰队正通过小笠原群岛的母岛和北硫磺岛之间时,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基地再次派出了八十四架攻击机编队。

在发现失去踪迹的敌人并发起攻击之前,时间还很充裕,幕僚们在“长门”号的作战室里随意预测着战果。这时,山本突然转头看向航空甲级参谋三和义勇大佐,

“怎么样?‘雷诺’号和‘乔治五世’号这两艘都能击沉吗?我觉得‘雷诺’号应该没问题,但‘乔治五世’号嘛,恐怕最多只能重创吧。”

说着这样的话,似乎在试探这位从航空部队出身的老部下。

两艘英国东方舰队的战舰,实际上是“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但直到此时,日本方面一直推测它们是“声望号”和“乔治五世号”。

三和说道,

“司令官,这两件事我都能做到。”

听到这个回答,山本接着说:

“好吧,那我们就打个赌吧。”

于是,他主动凑上前来。就这样,赌约成立了:如果山本输了,就要请十打啤酒;如果三和输了,则请一打啤酒。

与舰载机不同,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一式陆上攻击机的机内空间较为宽敞。总指挥官宫内七三少佐以及前往执行攻击任务的乘员们,在各自的机上用罐装红豆饭、煎蛋卷、海带卷和热腾腾的萨摩汤填饱了肚子。他们将安娜巴斯岛甩在右下方,继续向南飞行。然而,如果再过三十分钟仍未收到发现敌军的报告,他们就将到达当日行动的极限点。正当陆上攻击机编队推进到这一位置时,

“发现敌方主力舰。北纬 4 度,东经 103 度 55 分。11 点 45 分。”

收到了一架先行侦察机发来的电报。

位置在马来半岛关丹附近海域,攻击机群到达该上空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分。

根据当时雷击队第一中队资深小队长须藤朔的记述,被三艘驱逐舰护卫航行的两艘战舰由于迷彩的缘故,看起来格外肮脏破旧,显得十分不堪。当须藤驾驶飞机冲向“反击号”进行雷击时,他清楚地看到了甲板上戴着钢盔操作机枪的英国人,那紧张通红的面孔历历在目。

命中的鱼雷激起数道水柱,当须藤的飞机拉高高度,船体在视野中逐渐变小时,“反击号”突然喷出浓浓黑烟,转眼间便从海面上消失了。

在“长门”号的作战室里,听到“反击”号战舰沉没的消息,参谋们一片沸腾。然而,三四十分钟后,通过传声管传来了

“又一艘战舰沉没”

这样的消息。这是密码长新宫等大尉发出的令人震惊的奇异叫声。而这,正是英国引以为傲的新锐战舰“威尔士亲王”号的最终命运。

在珍珠港事件时,山本显得沉默寡言,甚至有些沉郁。而这一次,他的双颊泛红,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笑容满面,显得格外开心。

然而从道理上来说,这话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战舰真的是毫无用处的累赘,那么击沉它也不值得如此欣喜;如果值得欣喜,那么在珍珠港击沉四艘战舰时,理应更加欢欣鼓舞才是。但山本大概是因为,尽管这是他亲自主张的作战计划,在夏威夷时偷袭对方的不光彩行为让他心里不舒服,而这次是在海上正面交锋,由他亲手参与开发的陆上攻击机证明了他多年来倡导的航空优势理论,这让他感到无比欣慰。另一方面,尽管他主张战舰无用、航空优先,但他内心深处似乎也未能完全摆脱战舰作为一个国家国力与荣耀象征的观念。

三和参谋说道:

“长官,来吧,咱们喝上十打吧!”

催促道。

“啊,十打也好,五十打也好,都拿出来吧。副官,麻烦你好好处理一下。”

山本说道,三和接着又说,

“长官,这可就涉及到是男爵还是元帅的问题了啊。”

说到这里,

“我倒是用不着那些东西。如果真能得到什么褒奖的话,能不能在新加坡那边买块地,让我开个大赌场啊?要是能这样,我就能把全世界的钱都一股脑儿弄到日本来。”

他这样回答。

此前我已多次提及,山本这个人似乎非常喜欢赌博,然而,在部队内部,也有人对他的嗜赌行为颇有微词。后来在战争期间,海军省将一些事项列为禁止公布的内容,其中就包括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擅长博弈之事”

这样一条规定。




就这样,日本海军在三次向全世界证明了飞机对战舰的优越性后不久,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午,山本五年前曾极力反对建造的战舰“大和”号,首次在柱岛锚地以完工之姿亮相。

“大和”号,满载排水量七万二千八百吨,装备四十六厘米三联装炮塔三座,最高航速二十七节,虽然当时被严格保密,但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

与“长门”号和“陆奥”号并排时,看起来就像巡洋舰和战舰并列在一起。后来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的巡逻机发现了航行中的“大和”号和“陆奥”号,

“发现敌方战舰一艘,巡洋舰一艘”

曾发出这样的电报。

联合舰队司令部将在两个月后将将旗转移到“大和”号上,而在“大和”号进入柱岛锚地后的第三天,南云舰队穿过丰后水道,时隔一个月后返回日本。

旗舰“赤城”号在柱岛锚地抛锚时已是夜幕降临,但宇垣以下的联合舰队幕僚们还是前往“赤城”号,表达祝贺与谢意。

迎接这一刻,草鹿参谋长的报告充满了干劲,至于返程时对中途岛空袭的命令,

“那种时候,怎么可能做得到那种事。看到命令就觉得生气。”

据说,他说话的口气仿佛在说,那些不了解当地情况、没上过战场的人,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母舰搭载的飞机在丰后水道入口处,大部分返回了陆地基地。渊田美津雄也飞越了九州东海岸,下午便回到了令人怀念的鹿儿岛鸭池基地。

那天晚上,他和同伴们喝酒喧闹直到凌晨一点,其间收到来自“长门”号的电报,称山本长官正在等候,让他次日早晨乘飞机前往岩国,将飞机留在岩国后,乘坐内火艇返回旗舰。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渊田让村田重治握住九七式舰载攻击机的操纵杆,自己则带着宿醉的头痛,躺着缓解不适,抵达岩国后回到“赤城”号时,发现山本长官已与从东京来访的永野军令部总长一同登舰。

山本,

“哦,队长,你来了。”

去迎接渊田,

“干得不错!”

说着,向他伸出手要求握手。

随后,山本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向机动部队的各级指挥官发表了训示。

然而,这番训示与对渊田的态度截然不同,

“真正的战斗从现在才开始。如果因为这次奇袭的胜利而心生傲慢,就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强兵。胜了也要紧束头盔的带子,正是此刻的写照,你们绝非凯旋而归。只是为了准备下一场战斗而暂时返航,今后希望大家更加警戒。”

大意如此,随行的三和义勇在旁听着,觉得仿佛指挥官们正在被责备一般,并将此记录下来。

三和说,

“长官,等到后面的庆功宴时,您再多夸奖几句如何?”

悄悄地提醒道,山本则

“哼哼”

这么说着,没有回应。

山本是个容易被感情左右的人,因此他对人的好恶之情显得格外强烈。接受训示的总指挥官南云忠一,曾经是推动罢免堀悌吉的所谓舰队派的一员。这个“哼哼”声中,似乎蕴含着山本对南云中将多年来的公怨与私怨,但究竟是否如此呢?

山本的训示结束后,军令部总长永野致了欢迎辞,随后进行了纪念合影。在军官室里,大家用胜利栗、鱿鱼干和冰冷的清酒举杯庆祝。

山本向渊田询问了关于攻击开始时间的问题。

渊田解释了提前五分钟的原因后,山本说道:

“嗯,五分钟左右也没办法吧。”

他说。

此时,美国方面已经开始频繁地在国内外宣传,称这是“阴险的偷袭”,并不断强调珍珠港的偷袭事件,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珍珠港。

山本似乎直到去世都对此事耿耿于怀,始终感到痛苦。

山本如此介怀的“珍珠港偷袭”事件,究竟为何会发生呢?表面上看,显然是日方失误所致,但若深入探究,即便到了今天,仍有几个难以解开的谜团浮现出来。而这些谜团,又与夏威夷作战的成功究竟是否是“天赐之福”这一问题紧密相关。

派驻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来栖三郎,将搭乘中国快艇定期航班从香港出发的时间延后了两天,于这一年 11 月 5 日的早晨,匆匆忙忙地从东京启程。

关于来栖的派遣,有人认为并不是为了促成日美谈判的达成,而是为了去拉住真心进行谈判的野村吉三郎大使的衣袖,让他停止谈判。然而,读过他所写的《日美外交秘闻》后,完全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来栖本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

抵达华盛顿后,来栖开始协助野村,展开了真诚的努力,力求谈判达成妥协。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在最初表现得极为友好,甚至还会开玩笑。然而,即便在友好的气氛中,谈判桌上美方也明确指出,三国同盟问题是谈判中最大的难点。日本一方面维持三国同盟,另一方面又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即使国务卿能够理解,也很难说服国内舆论。此外,纳粹的行动从未停止,终有一天美国也会成为其目标。如果希特勒取得胜利,必然会向东亚扩张并对日本施加压力,而日本对此缺乏认识,令人费解。日美谈判开始后,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让美国感到如被泼了一盆冷水。最近的情报显示,日本似乎又有可能让美国再次感到失望。不过,朋友之间不会有“最后的通牒”——这是罗斯福的原话。最后,对于来栖提出的为了避免战争,总统应向天皇陛下发送亲电的建议,美方也表示赞同,并付诸实施。

这封亲电被某些人阻挠,直到十二月八日凌晨三点才送达天皇手中,而此时距离渊田美津雄在欧胡岛上空下令“连续发送”的时间,仅剩十九分钟。

据说直接进行这种干扰的是陆军参谋本部通信科的中佐户村盛雄,他指示在这一天将包括总统亲电在内的所有外国电报的递送自动延迟十个小时。

就这样,来栖的意图最终落空了,但罗斯福和赫尔所指出的重点,与山本在担任次官期间与米内一贯主张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这一点颇令人感兴趣。

面对来栖,

“你远道而来,按理说应该请你吃饭或者邀你一起打高尔夫,但实在是太忙了,高尔夫又耗费时间太多,我发现这与处理国事难以兼顾。”

春子之前还心情不错地说着这样的话,但自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谈之后,她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冷硬了起来。

据来栖记载,当十一月二十六日春子递交那份文件时,野村和来栖接收时,她的神情已经是毫无商量的余地,完全不予理会的态度。

这只能让人觉得春子一定是知道了什么,并且下定了某种决心。

这份后来声名远扬的春子文件,包含了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否认汪兆铭政权、解散日德意三国同盟等要求,这些对于当时的日本,尤其是日本陆军来说,几乎是无法接受的条件。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对此表示难以直接将文件内容转达给本国政府,并强烈要求对方重新考虑,但春子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据说,这实际上就是美方对日方的最后通牒。

根据亨利·史汀生陆军大臣的日记记载,11 月 27 日清晨与赫尔通电话时,赫尔说,

「我已经洗手不干了,这件事现在交给你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的职责。」

(我已经不再插手这件事了。接下来,就看你和诺克斯《海军部长》的了。这是陆军和海军的责任。)

据说是这样说的。

日本对美国的最后通牒被细分为十四份,这份冗长的加密电报,从十二月六日夜间到七日早晨(日本时间为七日),陆续送达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

除了这十四份通牒之外,还有预告发送此通牒的所谓引导信息,以及关于通牒递交时机的电报,也在前后相继到达。

然而,七日是星期日。虽然规定了节假日也要上班,但大使馆工作人员到齐的时间比平时要晚。因此,这些电报虽然被送达,却只是空空地落在大使馆的信箱里。

当时作为美国海军武官助理身在华盛顿的实松让,在九点刚过时来到办公室入口处,看到楼梯上放着几瓶牛奶和厚厚一叠周日的报纸,四下无人,门上的信箱里电报和信件几乎要溢出来。

“大使馆的家伙们,真是松懈啊。”

实松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自己动手把牛奶、报纸和电报分别整理好,送到大使馆和陆海军武官室,但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天战争即将爆发。

在海军武官室,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务,下午大家通常会一起去打高尔夫。

我匆匆浏览了一遍报纸,但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报道,也没有需要向东京汇报的问题。实松为了吃饭暂时外出了一下。而当他返回时,办公室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出来的馆员已经完成了飞行员信息的翻译,内容显示最后通牒的递交时间定在华盛顿时间 7 日下午 1 点,东京时间 8 日凌晨 3 点。飞行员信息中还有一封东乡外相写给野村大使的信件,

“毋庸赘言,在准备这份备忘录时,绝对不可使用打字员等人,为确保机密,请务必再三谨慎。”

信中还附上了这样一段话。

然而,如果不使用打字员,大使馆的主要职员中几乎没有人会打字。奥村书记官是少数几个会打字的人之一,但他的速度远不及专业的打字员。结城书记官在一旁摆出催促的姿态,站在桌子边等着,但奥村越是着急就越是出错,不是打错字就是漏掉整行。等到长篇加密电报的最后部分翻译完成时,指定的下午 1 点已经迫在眉睫。

有人通过电话联系春国务长官,表示由于文件尚未准备就绪,希望将约定的时间推迟到下午一点四十五分。

终于完成了誊写,野村和来栖带着文件驱车飞速赶往国务院,到达时已经过了两点五分。他们得以会见春国务长官的时间是下午两点二十分。

春国务长官看了一眼房间里的大钟,宣布了时间,甚至没有请三位大使坐下,便开始阅读递交上来的备忘录。不久,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读到最后一页时,他似乎强压着激愤的情绪。

“在过去九个月的谈判中,我从未说过一句谎言。这一点记录可以证明。在我五十年的公职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如此充满耻辱的谎言和扭曲的文件。”

他说。

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沉默无言,与赫尔冷淡地握了握手后,便离开了国务院。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此之前五十五分钟就已经开始了。



来栖在《日美外交秘话》中以及野村吉三郎的传记中所描述的赫尔当时的态度,很难让人相信那只是一场表演。然而,后来揭露的事实表明,赫尔在当时已经事先完全知晓了日本大使带来的最后通牒的内容。

在破解他国密码方面,美国自“黑室”(Black Chamber)时代以来就拥有悠久而卓越的传统。然而,日本的密码也不再像华盛顿裁军会议时期那样简单幼稚,已经开始使用复杂的乱数表和高级机械密码。尽管如此,外务省使用的密码仍有被对方窃读的可能。因此,在日美关系紧张之际,日本向主要国家的驻外大使馆和外务省发放了海军开发的一种新型密码机器,称为“九七式打印机”。

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机械密码以及“海军吕密码”“波密码”等更为高级的加密方式。海军使用的是被称为“海军 J 密码”的“九七式日文打印机”,而外务省则使用“九七式欧文打印机”。一种是片假名密码,另一种是罗马字密码。

这是两册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密码书,例如“日本”这个词会被转换成“KXLL”这样的密码文本。将这些文本输入到“打印机”中,根据插入的电子元件的排列,每次都会机械地生成完全随机的、被破坏的(双重加密的)罗马字序列。打印机的体积相当于三个老式安德伍德打字机并排的大小。如果有人强行打开盖子试图偷看,插入的电子元件会弹开并四散飞出。

原文中“日本”这个词出现了五次,相应地在密文中,假设“KXLL”也出现了五次,这种现象在密码学中被称为“重复”。然而,直接呈现重复的密码必然是可以被破解的。但使用“九七式打印机”加密的电文,其重复出现的概率据说只有大约两亿分之一。

如果像今天这样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情况自然不同,但在当时专家的常识中,这种密码几乎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然而,美国的破译小组却成功破解了它。

至于他们是如何破解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得而知。传闻中提到动员了数百名破译人员和早期的真空管电子计算机,还有人说负责此项工作的主事人在任务完成后因精神崩溃而倒下,后来获得了十万美元的奖金,但这些都只是零碎的传言。直到 1967 年,大卫·卡恩(David Kahn)撰写的《密码破译者》(The Codebreakers)一书由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许多此前被视为谜团的事情才终于真相大白。

卡恩是 1930 年出生的犹太裔美国记者,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密码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与亚德利不同,他从未在政府部门内直接参与破译工作,但目前担任“美国密码协会”这一爱好者团体的会长。《密码破译者》一书的部分内容被删节后,以《密码战争》为题的译本已在日本出版。

根据这本书的记载,使用“九七式欧文打印机”破解日本外交密码的最大功臣是一个名叫威廉·弗里德曼的人。

美国陆军的“黑室”在一九二九年斯蒂姆森国务卿的时代,因为斯蒂姆森的

“君子不窥他人书信”

这一观点而一度被解散,但不久后以信号情报局(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的名义重新启动,而从重新启动之初就参与其中并成为第二个赫伯特·亚德利的,正是弗里德曼。

美国方面将这种密码称为“紫色”。为了破解“紫色”密码,他们动用了现代数学的精髓,调集了解密技术中一切有效的武器,经过大约一年半“呕心沥血的苦斗”,终于在 1940 年(昭和十五年)的八月,仅凭纸和铅笔、想象与推理,成功制造出了“九七式欧文打印机”的第一台仿制品。

弗里德曼不久后因病倒下,被送往陆军医院的精神科住院治疗,但经过三个半月的休养,他重返信号情报处(S.I.S)。在“紫色”仿制一号机完成一年后,也就是开战那年的夏天,美国已经能够通过这台机器读取日本所有主要外交电报的内容。

根据戴维·卡恩的著作所述,威廉·弗里德曼和信号情报处的密码官员们似乎完全以正统方法破解了“紫色”密码。事实或许确实如此,但我们对此仍不免抱有一些疑问。

首先,即便他们集结了多么卓越的智慧,仅用一年半的时间,真的能仅凭纸和铅笔就制造出“九七式欧文打印机”的仿制品吗?卡恩对此的描述,

“这个仿制品,从外观上看与真品极为相似,而且在功能上完全一致。”(虽然美国人从未见过九七式欧文印刷机,但他们的装置在外形上与它惊人地相似,当然在密码学上也完全复制了它。)

说这话的人,或许不自觉地泄露了什么吧。

其次,据说日本这种外交密码的基础密码书的封面是紫色的,但如果美国人仅凭推理和计算的正统方法破解了它,他们应该没有见过这本书。那么,美国人称其为“紫色”,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再者,从国家机密保护的角度来看,卡恩的著作在出版时存在问题,虽然最终得以面世,但原稿却接受了美国国防部的审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书中涉及了当前对苏联和对中国的通信情报工作的内容,但仅仅是这样吗?

其实,破解他国密码的最快捷径就是窃取它。所谓窃取,并不是直接拿走实物,因为那样对方会立刻察觉被盗,马上更换密码。所以,必须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复制机器或密码书的内容。虽然没人公开说出来,但这是国际情报战中一种肮脏的常识。当时,如果说日本和美国从未想过或尝试过这种方法,那双方都只能是在撒谎。

究竟是不是真的如“美国人从未察觉”那样,大卫·卡恩(David Kahn)曾写道,

“所有对解密术有效的武器都被动员了起来”

他的这句话似乎也在隐晦地暗示着这一点。

要将“九七式打印机”或基础密码书分发到驻外公馆,除了使用拥有外交特权的信使外别无他法。然而,在漫长的航海途中,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人趁着片刻疏忽窥探机密。而且,完全可以想象,机器的设计图副本可能在东京落入间谍之手,随后被带到上海,再转运到美国。

他们将破解“紫色密码”后获得的情报称为“魔法情报”,而这种情报的接收者仅限于总统、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国务卿以及陆海军作战部长等十人。因此,各种猜测也随之而生。

战后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名为《珍珠港的最终秘密》,其日文译本由中野五郎翻译,题为《珍珠港的审判》。根据此书所述,美国的破译小组在 6 日早晨获取了飞行员的信息,并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的 7 日凌晨 4 点至 6 点之间,完成了全部十四封电文内容的解码。《珍珠港的审判》的作者是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当时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鱼雷战队的司令官,军衔为海军少将。

美国为应对情报战而在各地设立了监听电报队,其中负责截获日美谈判外交电报的是位于西海岸华盛顿州西雅图对岸贝恩布里奇岛的海军无线电台。日本の最后通牒也是由这里直接截获,并立即通过电传打字机发送至首都华盛顿。而发往日本大使馆的电报,与现在不同,当时是通过美国的民间电报公司递送的。快慢之差或许是理所当然,但即便如此,美国方面获取电文并完成解码翻译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而日本大使馆方面接收的速度却显得过于迟缓。

密码破译小组解密的电报被源源不断地送交总统,罗斯福和赫尔无论如何在珍珠港袭击开始前的数小时乃至十数小时前,就已经得知了日本最后通牒的内容,并且知道日本将要发动战争。

另外,日本广播协会面向海外的短波广播在开战前夕,

“东风,雨。东风,雨”

反复播报,而这代表对美开战,各驻美领事馆需焚毁密码文件的含义,美国方面以“风之讯息”这一名称解读并知晓。

“风之讯息”这一事件在卡恩的书中也有记载,同时日本以类似方式命令驻英领地内的各公馆焚毁密码文件,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今天特别在此通报气象信息。‘西风,晴。西风,晴。’”

这段东京广播的内容,在西奥博尔德的著作中被引用为美国政府的文件摘录。

外交上正式手续的备忘录交接在攻击开始后进行,这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日本因此被冠以卑劣背叛行为的污名也是无可奈何。然而,如果美国方面一直喋喋不休地提起“珍珠港的偷袭”,那么是否也有些令人难堪的地方呢?这一点不禁让人有所联想。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谜团是,美国既然能够破译外务省用“九七式欧文打字机”发送的加密电报,为什么却无法破解日本海军的密码?美国是否真的在事前完全不知晓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计划?

美国海军作战情报部根据 12 月 1 日的情报判断,日本的航空母舰位置如下:“赤城”号和“加贺”号位于九州南部,“苍龙”号、“飞龙”号、“瑞鹤”号和“翔鹤”号四艘则在内海西部。

这很可能是由于联合舰队司令部从 11 月下旬开始,为了隐藏机动部队的动向而实施的欺骗通信所产生的效果。由此可见,日本海军的密码在开战时似乎并未被破解。

如果作为空袭主力部队的六艘航空母舰都停留在日本近海,那么对夏威夷的攻击就无从谈起。然而,即便作战情报部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便日本海军的密码未被破解,在更高层次的情报分析中,珍珠港面临的危险本应是完全可以被察觉的。

不仅仅是驻日大使格鲁,海军部长诺克斯、之前的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警告过日本可能对夏威夷发动奇袭。此外,联邦调查局(FBI)早就对在檀香山的森村书记官——吉川猛夫的间谍活动进行了监视。他早期发往东京的情报电报已被截获并解读,华盛顿方面也清楚地知道,日本对珍珠港停泊舰船的数量及其锚泊位置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

将白宫收到的各种情报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后,显然应该对夏威夷发出严格的警戒命令。然而,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 11 月 27 日,面对事态日益紧迫并发布战争警告时,却只字未提日本可能会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

在战争爆发前夜,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书斋里与政治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交谈。当通过“魔术”情报破译的日本最后通牒内容逐节送达,前十三节内容送来时,他读完后抬起头,

“这是战争。”

他说出了这句话,但完全没有表现出要向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发出警报的意愿。

次日清晨,斯塔克仔细阅读了全部十四节的备忘录后,据说曾两次拒绝部下将这一情报转发至夏威夷。

斯塔克和哈尔西这两位海军上将,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提到,总统似乎出于“某种目的”,阻止了情报的通报。

就这样,当地司令官金梅尔上将对罗斯福、赫尔以及斯塔克所知的情况一无所知。到了七日(八日)早晨,美国舰队在珍珠港内毫无戒备地沉睡着。

不过,或许只是巧合,停泊在港内的多是较为老旧的战舰,而两艘航空母舰并未在港中停靠。而在这两艘航母中,其中一艘“企业号”(Enterprise)据有证据显示,早在十一月下旬便已做好战争准备采取行动。这证据来自该舰舰长 G.D.穆雷上校的名义,于“1941 年 11 月 28 日,在海上”发出的“作战命令第一号”,其中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内容如下所述。

「一、『企业号』目前正处于临战状态下执行作战航行。

二、不分昼夜,本舰全体乘员须随时做好立即行动的准备。

三、预计将与敌对国家潜艇遭遇并交战。」

(一、企业号目前正处于作战状态下航行。

2. 无论昼夜,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立即行动。

3. 可能会遭遇敌方潜艇。

另外,或许是巧合,瓦胡岛北半部分的警戒线仿佛在说“请从这里来吧”,特意留出了空隙。

有一则关于美国炮舰“拉尼凯”的奇异航行故事。

“拉尼凯”号虽然被称为炮舰,但实际上是一艘双桅、八十五吨的帆船,船员包括六名美国海军的军官和水兵,其余则是雇佣的十二名菲律宾人,穿着水手服伪装成水兵。这艘船仅仅满足了美国军舰的最低要求。

任务是探查南支那海中日本舰队的动向,这艘奇特的炮舰于十二月六日傍晚离开马尼拉港,前往海南岛与今日南越岘港之间的指定海域漂泊。

根据总统私下的秘密命令,另外还有两艘悬挂星条旗的帆船本应被派往南支那海的其他海域,但当得知八日日本机动部队袭击了珍珠港后,“拉尼凯”号立即接到返回马尼拉的指令。

如果“拉尼凯”号的任务真的是探查日本舰队的动向,那么开战后其任务理应更加重要,但显然这是一艘诱饵船。其目的很可能是诱使日本率先对“美国军舰”发动攻击,从而为美国制造“出于自卫而奋起反击”的借口。

“蓝海湾”号的舰长是一位名叫肯普·特雷的人,战后晋升为少将,并担任横须贺基地的司令官。这个故事是他于 1962 年(昭和三十七年)9 月在美国海军杂志上发表的。

特雷回忆起接到返回马尼拉命令时的情景,

“这下性命保住了。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恐怕比‘蓝海湾’号能做到的任何事情,都更让总统感到满意。”

这样写道。

当时的陆军部长斯廷森,在 11 月 25 日,也就是哈尔通牒交给日本方的前一天,在白宫举行的美国政府高层会议上,

“如何在不承受太大损失的情况下,操控他们(日本人),让他们率先开火”

据说此事曾被讨论过。

另外,根据与松永敬介和增田正吾同期、开战时担任海军省军务局员的大前敏一所写的内容,英国的生产大臣、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在 1944 年曾表示,

“日本是被刺激去攻击珍珠港的。美国被迫参战之说,是对历史的歪曲。”

据说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美国的舆论并不支持参与欧洲的战争,国会中孤立主义的倾向颇为强烈,但作为总统的罗斯福,绝不可能坐视希特勒的胜利和疯狂行为而不采取行动。

即使心中认为只要有正当的名义就必须援助英国,但尽管德国多次挑衅,侵犯中立地位,无视外交惯例,德国始终没有落入美国的圈套。然而,即便德国不对美国开火,三国同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一个便利的条件。如果能挑动日本率先开火,那么德国就会自动进入与美国的交战状态,总统便能借此统一国内舆论,向欧洲进军。

总之,问题归结到美国是否真的对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无所知,但关于这一点,即便到了现在也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战争期间召开的几次珍珠港调查会议,以及战后美国参众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指出,珍珠港事件是由于职务疏忽造成的,责任归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大将、夏威夷地区陆军指挥官肖特中将以及斯塔克作战部长。然而,这一结论引发了许多反对意见,即便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中,至今仍像是争论的种子。

不过,即便美国事先知情,恐怕也未曾料到会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极度低估了日本的航空作战能力。

渊田美津雄说,

“诺克斯部长飞到夏威夷视察实情,看到情况实在太惨,震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说不出话来,只能不停地发出‘啊、啊、啊、啊’的声音。据说美国海军的那些家伙至今还模仿他的样子取笑呢。”

他这样说道。

井上成美说道:

“日本的政治家和军人,都低估了美国的国力和国民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女性的精神力量。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因为美国是一个女性强势的国家,所以那些女人迟早会说不愿意打仗——这种想法简直就像小孩子的漫画一样幼稚。”

他说到这一点时,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也同样认为,

“日本人都是龅牙,戴着圆框眼镜,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傻笑着,是一群奇怪的小个子男人。因为眼睛的构造特殊,他们不适合驾驶飞机。”

就像这样,他确实是认真地相信着类似漫画般的事情。至少可以说,无知与轻视彼此加剧了双方的不幸。

渊田后来在 Midway 海战中腿部受伤,无法再驾驶飞机,因此得以幸存。战后,他自称成为了一名带有世俗气息的基督教牧师,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生活。据他在那里的见闻,美国政府高层早已知晓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这在知识阶层中如今已是常识。

西奥博尔德少将的著作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撰写的。在该书的前言中,哈尔西海军上将称金梅尔和肖特两人是“为了某种他们自身绝对无法掌控的目的,被当作替罪羊丢到狼群面前”的美国伟大烈士。

然而,对于西奥博尔德这样的观点,正如中野五郎在译本的“后记”中所写,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在日本也同样有不少人对此表示反对。

富冈定俊说道:

“就算美国想让日本首先挑起战火,也没必要非得在夏威夷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来实现。如果说美国事先就知道珍珠港袭击的计划,那未免也太牵强了。”

如此说道。高木惣吉也表示自己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草鹿龙之介则说,

“根据我在前线的亲身经历,美国人对人命救助的热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难以相信他们会为了牺牲数千人的性命,故意让夏威夷遭到攻击。”

虽然他这样说,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国会图书馆研究现代史的角田顺的观点。

据角田博士所言,关于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出定论确属事实,但主张美国事先知情的说法主要来自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一些大学的历史学者,他们在美国属于少数派,被归类为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罗伯塔·沃尔斯特(Roberta Wohlstetter)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珍珠港:警告与决策》的书,这是关于珍珠港事件最为详尽的总结性文献,但即便阅读此书,也完全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美国事先知情并诱导日本攻击珍珠港。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否定”,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否定”。只是那些因珍珠港事件而被迫承担责任的人们,心中怀有怨气,认为政府高层早已知情,却未将信息告知他们,使他们被当作诱饵,沦为牺牲品。因此,他们的看法往往带有偏见。而包括他们的说法在内,“美国其实事先就知道”的这一观点,在日本人耳中听来颇具吸引力。于是,美国的少数意见被传到日本时,仿佛成了多数意见,甚至在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定论。然而,对此我们是否应当保持警惕呢?

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已将近三十年,这个问题正逐渐从当时的相关人士手中,转到历史学者的手中。“美国事先并不知道珍珠港事件”这一观点,今后可能会逐步成为定论。

万一,美国国务院或海军部的仓库深处,尚有未公布的资料被发掘出来,彻底颠覆主流历史学者的观点,那么在九泉之下的山本五十六,或许会苦笑着觉得自己太过天真,因为他至死都在意被人称为“偷袭”。尽管仍有一些疑点存在,但最终,这样的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第十一章



开战以来,山本五十六所在的“长门”号,每天都会收到来自日本全国的大量信件。

山本

“小生因部下及年轻将士们的奋战,一跃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对此只能苦笑,汗流浃背,实在难以承受。”

信中如此写道,但据随从兵长近江兵治郎所言,即便国内对珍珠港事件的兴奋情绪看似平息之后,每天寄给山本的信件仍堆积如山,厚度约有二十厘米。

从曾经憎恨他的老将军和右翼志士,到部下的家人,甚至国民学校(小学)的学童,寄来的信件内容五花八门,有单纯的赞美之词,也有乡下中学校长厚颜无耻地请求将山本的书法作为县内最优秀学校的奖品。对此,山本总是老老实实地一封封亲笔用毛笔写下工整的回信。

因此,全国各地常能听到有人声称拥有山本五十六元帅亲笔信件的传闻。若要编纂他的书信集,恐怕会是一部极为庞大的作品。然而,其中大多是些普通的回信或礼节性书信,除了是山本亲笔之外,并无太大价值。此外,即便有些信件内容并不普通,也有人如佐世保的鹤岛正子一般,因战火将整整一箱信件尽数烧毁。

目前通过记录所能阅读到的内容,以及我手头拥有的原文抄本,结合起来,能够窥见山本真情的公私书信终究不算太多。然而,从中挑选出开战初期的一些书信加以列举的话,昭和十七年新春之际,绪方竹虎寄出一封感谢信,对此山本在一月九日的回信中写道:


“元旦的恳切之辞令我惶恐不安。即便偷袭敌人得手,也并非武士值得自夸之事,我认为这只是对方的耻辱。满腔愤怒的敌人,定会果断反击,或是在海上展开堂堂正正的决战,或是空袭我本土,或是对舰队主力发起强袭,届时再请您加以评判。在此之前,无论如何要在敌人恢复元气之前完成第一阶段作战,至少也要为持久战态势奠定基础,我对此深切祈愿。

后方的指导工作,还望多多费心。”


他如此写下并寄出。

另外,在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写给原田熊雄的书信中,


“开战初期的战果大体顺利,实乃幸事,犹感上天仍在庇护皇国。此时当自省自戒,奋发图强,决心为国效力。”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诸如“愿幸运守护尚皇国”或者“以坚固之势持久作战”这样的措辞,如果不直接略过而细读的话,确实会让人觉得“咦”而心生疑惑,但当时这些内容当然没有公之于众。

故乡的姐姐加寿子,


“战争终于开始了,不过既然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着急也没用。

世人似乎在大惊小怪,吵吵嚷嚷,但这样下去,教育、修养和增产恐怕都难以顺利进行。(中略)就算有人击沉了三艘或五艘军舰,我觉得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十二月十八日)


山本这样写道。

作为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驻扎在上海的古贺峰一收到的信件内容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所发之贵函于本月二日拜读(听说吴港积压了约十万封书信,实在无法处理),谨此致以祝贺与谢意。

香港也比预定时间稍早陷落,实乃可喜可贺之事。

香港已陷落,若再稍加打击缅甸,蒋介石是否会大为削弱?不知能否有所作为,心中甚是挂念。

英国和美国对日本有些过于轻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像是被自家养的狗轻轻咬了一口。作为美国,似乎已有真正展开对日作战的打算,国内那些轻浮的喧嚣实在有损体面。若是如此,东京一旦遭受一击,恐怕立刻就会畏缩不前,令人担忧不已。(中略)然而,仅凭这些还远远无法安心,至少若能在夏威夷击沉三艘航母,才算稍有安慰,实在是遗憾之至。

陆上接近的上海暂且不论,我方自十二月十四日起,时常受到潜水舰的威胁,除此之外,依旧是与水面上的对峙,完全没有一丝新年的气氛。天气寒冷,望您多加保重。

敬上

  一月二日    五十六 

古贺大兄

关于攻击夏威夷的计划,中央执行部队(并非飞行员联队)对此颇有难色,认为即便成功也只是一次支线作战,意义不大;若失败则后果严重。因为这样的言论,当时我颇感不快,但如今那些人却得意洋洋地说胜负已定,实则让我对世间的喧嚣以及内部高层的才能和见识感到深深的寂寥和失望。


榎本重治,收到信件时,


“说是要通宵赌一把,但就算玩一局或半局拿个三百五百,又怎能安心呢?从今往后,我不打算再投入太多,专心省钱,一点一滴攒起来,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十二月十一日)


这样写道。

他无法随着世间的喧嚣而自我陶醉,也似乎极力克制自己不让情绪往那个方向倾斜。

不过,那个时候他创作了两首奇特的和歌,其中一首是:

“虽与大满贯相去甚远,却能重来一局,

只要能恰到好处地出牌,便觉心满意足。”

这是所谓的——“大满贯”指的是“Grand Slam”,以桥牌胜负为喻的一首戏歌。

这是东京的“桥牌俱乐部”所作,

雨风之师疾驰的天空也云开雾散

“大满贯的舒适感真好啊。”

这是一首作为回赠的和歌,用以回应对方赠送的歌。

还有一首歌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但记得是以扑克游戏为喻的。根据我模糊的记忆,对方以“两对”来挑战,而我这边则是“小虽小,却是个满堂红”的歌。

然而,正如暂时的内容所述,这只是初战胜利时,在那个局面下他发出的欢呼之声,从这里无法看出山本的骄傲自满。

十二月二十六日,重臣们在宫中陪同用膳后,在千种之间与天皇欢谈时,话题转向了山本, 若槻礼次郎说道,

“山本毕竟赌性很强,所以……”

据说听到这话,陛下开心地笑了起来。

然而,山本在给重要人物的信中,并不总是完全袒露自己的内心。

他真正展现赤裸裸真心的,只有在写给堀悌吉和榎本重治的信中,以及一如既往地,写给河合千代子等两三位女性的信中。

司令部的随从兵们对山本五十六的个人事务也颇有分寸,近江兵治郎在筛选来信时,只要发现有河合千代子的信件,总是特意将其放在最上面,厚度约二十厘米的信堆顶上,亲自送达。

“寄吴港局,转交军舰‘长门’号,山本五十六先生收”

每当看到千代子亲笔写下的字迹那天,山本便会

“哦,实在是谢谢你了。”

说着接过一叠信件。而没有信的日子,他似乎总是沉默不语。

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写给千代子的山本的信中,

“各方寄来的信件堆积如山,但我只是一心一意地朝夕盼望着千代子一人的来信。照片还没好吗?”

这一段文字之后,到了次年一月八日的信中,

“感谢你三十日和元旦寄来的信。三十日的那封信看起来像是有一丈长,我特意量了一下,结果只有九尺二寸三分。本来还打算让你再补写七寸七分的内容,结果元旦的信就到了,我真是非常高兴。真是‘咕咕’啊。”

信中如此写道。

“咕咕”这个词,据说是开战前夕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山本五十六从东京叫来千代子,一同前往严岛游玩时,一只岛上的小鹿靠近他们,被抚摸头部时发出的叫声。在“长门”号战舰的司令长官私室里,山本五十六拿着尺子量女性来信的长短,这样的画面或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快,无法单纯地想象。但他当时肯定是嘴角紧抿成“へ”字形,带着一丝顽皮,摆出一副不情愿的苦脸。

来自青山家人的信并不常有。随从们,

“长官的夫人真是冷漠无情。”

据说有人对此感到愤慨,但这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事,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更冷漠。

根据山本亲雄的说法,早在五十六担任驻美武官的时代,他就非常勤快地写信,

“不过,他从不给家里写信。”大使馆有种寄往外务省的密封邮袋,这种邮件享有外交特权,不会被检查内容,所以大家都利用它来寄送给家人的一些小礼物或者私人信件。但有一次,亲雄发现,

“武官大人,是否需要为夫人和孩子们准备些什么……”

这样提议之后,

“不,不需要这样。”

据说,他只用一句话就断然拒绝了。或许是因为他天生的腼腆性格,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至少从表面上看,他对外面的妇孺颇为宽容,而对家里人却异常严厉。

山本有一个自幼相识的同乡朋友,名叫上松茂。上松是南方熊楠的弟子,是一位生物学家,年纪比山本大九岁左右。他离开故乡十六七年之后,在下关居住时,偶然在小学时代的恩师渡部赐的家中与山本重逢,从此两人恢复了往来。当时,山本还未改名为高野五十六,他身形瘦削矮小,脸上带着一副不畏惧的神情,有人形容他像是披着浴衣的狼。后来在战争期间,上松曾写了一本名为《南方熊楠》的书,并赠送给山本。

山本读完此书后,给上松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写道:

“关于那四个字,虽是小字书写,但笔法失于精致,实为憾事。”

他这样说道。

山本虽然写过许多信件,但本质上和米内一样沉默寡言,不喜欢多做解释。如果一句话说不通,他便会装作不知,不再多言。像“学界伟人”这四个字在书法上有所欠缺这样的细腻感受,对于不理解的人来说,无论怎么解释也无法领会。当时,在他身边的人中,甚至包括那些崇拜他的人,似乎也有不少无法理解山本这种独特而敏感的神经。

当有人提议请安田靫彦为山本司令长官绘制肖像画时,山本通过上松蓊的信件得知这一传闻,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态度。

“关于安田画师绘制肖像一事,至今为止纯属无稽之谈。不过,之前高村画师曾以半开玩笑半抗议的口吻询问过此事,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

无论如何,我认为肖像画之类的东西,仅次于铜像,是最为应当避开的俗气之事。”

他如此回复道。

“高村画伯”指的是出身于长冈的高村真夫。这则传闻并非“毫无根据”,但安田靫彦无法直接以山本为模特作画,因此后来根据照片完成了题为《十二月八日的山本元帅》的肖像画,并于昭和十九年的文部省战时特别美术展上展出。

安田靫彦的这幅画被认为是他的杰作之一,战后却下落不明。据传被美国海军带走,存放在华盛顿,但二十年来无人能确认其具体下落。直到昭和四十一年,才发现有人在国内秘密收藏了这幅画。




山本似乎并不喜欢夹杂着军舰进行曲、气势高昂的“大本营发表”。

昭和十七年初春,在幕僚休息室里,山本与幕僚们闲聊四方山话时,话题偶然转到带有军舰进行曲的报道上,山本露出不悦的神情。

“报道这种东西,只要静静地传递真相就足够了。没必要敲锣打鼓地去渲染。公报和报道绝对不能说谎,一旦开始说谎,战争就必定会失败。报道部的想法完全是错的。什么引导舆论、振奋国民士气,都是些大言不惭的话。”

他说。

当日比谷公园要建立军舰进行曲纪念碑,并请求题字时,他也与藤井参谋商量后,思考了一整晚,最终写下了拒绝的信函。

日本海军长期以来以被称为“沉默的海军”而自豪,但自从珍珠港事件后,却变得相当多言。世人皆说,能独自撑起歌舞伎座舞台的演员,唯有海军报道部的平出英夫大佐。海军在国民中的人气颇高,而战局也进展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一边倒。

一月十一日,由堀内丰秋中佐指挥的日本海军史上第一支空降部队在苏拉威西岛的棉兰降落,并占领了此地。马尼拉在一月二日沦陷,新加坡则在二月十五日陷落。

在爪哇海域,2 月 27 日下午 1 点,高木武雄少将指挥下的第五战队,包括“那智”、“羽黑”、“神通”、“那珂”四艘巡洋舰以及十四艘驱逐舰,与一支由五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组成的几乎势均力敌的舰队遭遇。

这支舰队是由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组成的联合军队,指挥官是荷兰海军的杜尔曼少将。

用望远镜远眺,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艘舰船上飘扬着荷兰的军舰旗,第二艘舰船上是英国的军舰旗,而第三艘舰船上则是美国的星条旗,各自迎风招展,格外醒目。

这里与北太平洋不同,海面耀眼明亮,波澜不惊,但以三十二节的战斗速度航行时,风速之大仿佛正面迎击台风一般。

“那智”号率领的第五战队在白天持续长时间与敌方交火,联合舰队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陷入混乱状态,开始溃逃。然而日落后,高木舰队也放弃追击,向北撤退。

当晚,凌晨一点前开始的夜战中,日本的远距离氧气鱼雷攻击奏效,首先击沉了敌方先头舰“德罗伊特尔”号,它直立着沉入海中,随后第四艘舰船、同样属于荷兰的重巡洋舰“爪哇”号也告沉没。残余的部分在次日三月一日被高桥伊望中将指挥的重巡洋舰“足柄”号、“摩耶”号率领的第三舰队捕获,击沉了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及两艘驱逐舰,最终决出了胜负。

乘坐“德罗伊特尔”号的荷兰海军上将杜尔曼,与“威尔士亲王”号的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样,拒绝了救援,选择与自己的座舰共存亡。日本舰队则毫发无损。

这就是“泗水海战”,此后大约一周,爪哇岛的盟军部队投降了。

事情的经过仅此而已,但当时担任“那智”号高射炮分队长的田中常治所写的《爪哇海决战》中记载, daytime 的鱼雷战中,“那智”号的鱼雷发射管的堵塞阀门无法打开,

“堵塞阀门快打开!”

「塞止传真打不开啊——」

「塞止传真,快打开,赶紧的!」

「塞止传真打不开啊——」

这样的激烈对话,以及因此丢了面子的水雷长堀江弘大尉,在夜战成功后,站在昏暗的舰桥上,

“鱼雷命中,敌舰沉没!”

“鱼雷命中,敌舰沉没!”

他们一边高声呼喊着、歌唱般地吟诵着,一边雀跃着转了一圈。那种初次踏上战场的将士所展现的紧张、释放、错乱以及兴奋的神态,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颇感兴趣。

小泉信三的长子小泉信吉,也作为“那智”号舰上的主计科分队士,参与了这次海战。

根据信三的著作《海军主计大尉小泉信吉》记载,信吉在“那智”号随后因修理而停靠佐世保港期间,拜访了户畑的伯母安川幸子,并向她讲述了海战的经过。

幸子问他,当时一定感到很恐惧吧。信吉回答说,他不时走到甲板上观战,但却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丝毫恐惧之心。他也觉得自己这样不对,却始终无法产生那种情绪。只是当飞机飞到头顶时,会觉得有些不安,但敌人的炮弹一发也没打中。

当时的第五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少将,后来晋升为中将,担任马公警备府司令长官。说点私事,那时我作为海军预备学生在台湾东港接受最初的基础教育,他经常来我们学生队讲话。

“我放弃了,彻底放弃了;无法放弃的事情,我也只能接受放弃。”

他有时会给我们讲一些奇怪的都都逸小调,或者分享他在战场上的深刻体会,比如说,人会紧张,无论如何都会紧张,而一紧张就没了智慧,思考力和判断力几乎降到零,所以首先要冷静下来,看到敌人时,先喝一口水壶里的水,然后摸摸看自己的睾丸是不是还在,诸如此类的故事。

在田中常治的著作所附的解说中,吉田俊雄写道:

“包括击沉美国巡洋舰休斯顿号和英国巡洋舰珀斯号的巴达维亚近海海战在内,至此为止,前近代海战宣告结束。”

虽然他这样写道,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单方面的胜利之战。

之前曾提到,堀悌吉极为厌恶部下使用“无敌舰队”这个词,但自从夏威夷、马来海域到泗水海战、巴达维亚海战,一连串单方面的胜利接踵而至,他们再也按捺不住,打破前辈的告诫和悠久的传统,将这个词挂在嘴边,而外界对此也并不觉得奇怪。然而,对于山本五十六来说,这种毫无保留的得意态度似乎令他感到不快。

政务参谋藤井茂,

“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进展得过于顺利,反而让人有种泄气的感觉,这一点不容忽视。平日里总是淡然如水,有时静谧得仿佛深渊一般的长官,近来偶尔会流露出焦躁的神色。”

“偶尔会流露出对未能采取应有措施的焦躁情绪。”

说着,

“要让战争以胜利告终,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心血。日俄战争也是好不容易才以胜利结束的。”

虽然如此说,但山本的亲信幕僚们大概都有着相似的想法。

参谋长宇垣缠也在《战藻录》昭和十七年一月八日的栏目中写道,

“自开战以来已过一月。(中略)皇军所向披靡,无敌可挡,然而若无伴随伟绩的国家治理大策,则纵使拼尽生死,亦不过徒劳无功罢了。”

这样写道。

当然,在《战藻录》第二卷中看到的宇垣,在思虑深远这一点上,似乎有些令人存疑。相比山本,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来看,他都显得有些急躁冒进,而这种倾向似乎被山本所抑制,这种感觉并非全无根据。

再补充一点,当时联合舰队四万将士中,拥有日俄战争实战经验的,仅有山本一人。



联合舰队的司令部在这一年的二月十二日,转移到了新建成的“大和”号上。相比舰龄已有二十三年的“长门”号,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幕僚们都对新旗舰的生活感到满意。

新加坡的陷落是在三天之后。

对于战争,有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两种不同的观念。有限战争是指在某个阶段通过策略和妥协来寻求和解;而无限战争则是彻底屠杀对方的国民,直到逼迫对方在城下签订盟约为止。

日本最终被迫陷入了一种形式的无限战争,但陆军或许不知情,而海军的军人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认为能够与美国进行一场无限战争并坚持到底。

开战前十个半月,山本给笹川良一写了一封著名的书信,

其全文如下,


“敬启,近来您越发安康,此次听闻您乘坐浦波号前往南洋视察,深表谢意。世人常以纸上谈兵之论玩弄国政,而您身体力行,忠于己见,真挚之心令人敬佩。然而,若因海上尚有山本在而令您安心,实乃令人困扰至极。小人不过是以不轻视小敌、不畏惧大敌的圣训为指引,日夜勤勉,致力于实力的磨砺而已。我所倚靠的,唯有十万将士那坚毅而不骄纵的忠诚之心。然而,若日美开战,我所追求的目标绝非仅仅关岛或菲律宾,更非夏威夷或旧金山,实乃必须在华盛顿街头、白宫之上缔结盟约。当政者果真有此决然之觉悟与自信吗?祈望您珍重自身,草草不周。”(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是笹川良一乘坐川西的飞行艇巡游南洋群岛后有所言论,山本对此的回信。而此信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浦波号”被隐去为“某某号”,同时删除了“当政者果真有此决然之觉悟与自信吗”这一行文字,为了“振奋国民士气”,这封书信被公之于众。

这条消息通过同盟通讯社传到了美国,因此美国人开始将山本视为一个狂热的战争贩子,认为他迟早会率领日本军队攻入华盛顿,并将他与东条视为同等可憎的敌将。然而,事实上,这与其说是对笹川的讽刺,不如说是山本对近卫和及川古志郎表达的强烈不满——他认为与美国进行无限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打算以何种形式进行战争或对美交涉呢?

因此,自战争开始以来,山本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早期议和的问题,以及如何为此创造有利局面。

一个机会似乎在新加坡陷落之后不久就到来了。

如前所述,笹川良一在日本右翼中是唯一一个庇护被视为亲英美、胆小如鼠的山本的人。笹川曾拿着山本的介绍信前往中国,在南京时,他从当时担任总军参谋的辻政信那里听到了一段颇为豪迈的故事。据说辻与汪精卫政权的顾问、后来的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发生了争执,辻威胁说如果青木再啰嗦就砍了他,还故意晃动军刀发出声响,结果青木吓得脸色发青逃走了,辻因此嘲笑他是懦夫。

“那么,当时青木拿着什么武器呢?”

笹川问道。

“那么,青木是赤手空拳,你呢,拿着什么?”

“一个拿着军刀和手枪的人,去威胁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对方吓得脸色发青逃跑不是很正常吗?说起来,你才是真正的胆小鬼吧。”

于是,他对辻说道。

山本似乎很欣赏笹川那种笹川流特有的直言不讳,无论对谁都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性格,以及他对航空事业的浓厚兴趣。

开战前三个月的九月某日,从柱岛前往东京时,他将笹川叫到芝的水交社,告知他开战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并告诉他,如果看到海军军乐队在银座和心斋桥意气风发地行进,那就是事情已成定局的时刻。

“一开始,我们会像章鱼伸展触手一样,尽全力扩展势力,胜利接连不断,势如破竹。但最多也只能维持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无论如何都要促成和平。关键的契机是新加坡陷落之时。新加坡一旦沦陷,缅甸和印度就会动荡。印度的动荡对英国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英国失去印度,就如同老人被夺走了取暖的火炉一般。然而,是否有政治家能看透这一点并采取果断措施呢?我认为新加坡在半年后就能攻下,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他是这样说的。

那么,山本个人所考虑的议和条件究竟是怎样的呢?虽然不像后来盟军方面提出的《波茨坦宣言》那样苛刻,但作为日本在胜战正酣时主动提出的条件,似乎已经是相当彻底的了。

山本在担任航空本部长时,曾由桑原虎雄向他介绍过人称“水野义人”的水野。当时,桑原虎雄是驻守柱岛的主力部队直属护卫小型航母“瑞凤”和“凤翔”的第四航空战队司令官,军衔为少将。但在新加坡陷落两个月后,他被调任为新设立的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官。有一天,他前往“大和”号战舰拜访山本,进行礼节性问候。

“来,聊一会儿再走吧。”

山本这样说着,于是桑原那天在长官室里和山本闲聊了一会儿。

桑原说道,

“今后战事会怎样发展呢?”

听到这话,山本回应道:

“是啊,暂时应该还好吧,不过再往后就难说了。”

他这样回答。

于是桑原少将说道:

“山本先生,虽然作为长官可能不该说这样的话,但关于和谈的事,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再进一步追问时,山本回答道:

“嗯”

想到这里,

“这难道不是现在作为政府缔结和平的唯一绝佳机会吗?作为日本,

如果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就必须清楚地表明没有领土扩张的意图,并且做好将至今占领的所有地方全部归还的觉悟。如果有这样的决心,虽然困难,但休战的可能还是存在的。然而,政府现在却得意忘形了啊。”

据说,他是这样说的。

事实上,这一关键时刻,就这样空虚而迅速地流逝而去。

虽然不清楚山本对笹川良一究竟有多大程度认为他是“能采取果断措施的政治家”,但笹川曾在东条的翼赞选举中作为非推荐候选人参选,并成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他也曾向陆军的重要人物游说山本的想法,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如果没有和谈的希望,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就必须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前年十二月末,山本在写给侄子高野气次郎的信中提到,

“第一阶段作战,也就是对菲律宾、香港、马来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攻略,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然而,事情的成败实际上取决于其后的第二阶段作战,必须做好充分的觉悟和准备。(中略)不过,接下来的作战需要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紧密结合,齐头并进,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人才来处理此事……”等等。

山本如此写道,而他的幕僚们接到研究第二阶段作战的命令,是在十七年的一月五日。

《战藻录》中记载,

「一月五日 星期一 晴 寒冷」

作为

“第一阶段作战,大致在三月中旬可以暂时结束进攻作战的部分。之后将采取何种策略,是向澳大利亚推进,还是向印度进军,或者对夏威夷发起攻击,甚至是针对苏联的动向做好准备并在适当时机将其击倒,无论如何,都需要在二月中旬左右制定出计划。为此,已责令参谋团进行研究。”

内容如上所述,这实在是有些东奔西走、漫无目的的感觉。虽然比新加坡陷落的时间要早,但作为研究启动的时机已经算晚了,至于后续的打算,也让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的担忧。

关于开战之初的夏威夷作战,山本早就制定了缜密周到的计划,抱着“务求全歼”的决心,以及“胜负在第一天决出”的觉悟,甚至考虑过如果失败,就放弃此后全部作战计划的心态。作为这样的山本,或许只有在看到作战结果之后,才有心情去构思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在回复堀悌吉新年贺状的信中(日期为一月十二日),


总之,只要能稍微换个心情,就能算是一个不错的新年吧。反正未来会变得艰难,现在趁着还有机会,不妨让自己稍微开朗一些。

由于飞机比预想的要耐用,所以我觉得现在趁机抓紧培养人才比较好,就让他们开始着手了。逐渐地,我们会越来越感受到对小型舰艇和廉价货船的需求,所以我想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上个月十三日之后,整整一个月都闲着,实在是相当无聊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书可以看看呢?

这样写道。

在宇垣的日记中提到的四个作战方案中,新增的将苏联作为敌人的方案有些不切实际,而第一个针对澳大利亚的进攻策略,是军令部作战部门最为热衷主张的计划。

军令部的看法是,盟军的反攻必然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卷土重来。预计这一时机大致在昭和十八年春季之后,在此之前,计划攻占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群岛,阻止对方空军向澳大利亚的部署,如果可能的话,将澳大利亚孤立,使其退出战争,这就是所谓的“美澳切断方案”。

第二个印度洋进攻作战方案,是联合舰队司令部最初提出的计划,打算动用大约五个师团的陆军兵力攻占锡兰岛,动摇印度和英国的局势,引诱并歼灭英国的东方舰队,同时试图与从高加索到中东推进的德国军队会合。

然而,这件事却遭到了陆军的强烈反对。

人们常说,大东亚战争是由不懂海洋的人发起的,又是由不懂天空的人来作战的。而对于陆军来说,基本上对南方的岛屿作战既不感兴趣,也从未深入研究过。

他们最为斗志昂扬、也最为恐惧的敌人是苏联。正当南方攻略作战告一段落,他们打算将大部分兵力撤回满洲和中国时,却又要为新的印度洋作战分出五个师团,这种事对于参谋本部来说,实在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提议。

由于陆军的反对,这个计划被否决后,联合舰队司令部决定采纳第三个中部太平洋进攻方案。

在这个时机,能够对东京实施空袭的实力,只有美国的机动舰队具备。

而帝都遭到空袭,在当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远非日本全国城市化为焦土之后所能想象的,这被认为是关乎帝国海军以及日本国家尊严的大事。

从中途岛出发,如果可能的话再次突袭夏威夷,同时攻略阿留申群岛的要地,将日本的海空防御圈向东扩展两千海里,诱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出海作战并将其击破,这个方案堪称最为宏大的计划。

此外,如果说陆军对“喝泥水、嚼野草”这样的战争在气质上感到一种亲切,那么正如之前所写,海军军人则不可避免地对海上那壮丽的舰队决战怀有一种乡愁般的向往。

就这样,常胜的日本海军一步步走向中途岛的失败,而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占领区,陆军早已引发了许多不光彩的事件。

在三月七日写给古贺峰一的山本的信件后半部分中,


「战斗告一段落之际,香港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新加坡、菲律宾等各方面的陆洲真实面目得以展现的事实或氛围已然存在。据此,逐渐实现内部破坏作用之忧虑不禁令人深思,特此后座以待。」


其中有几行文字提到“认真”一词,但这里所谓的“认真”很可能指的是掠夺、强奸,以及战后成为问题的在新加坡对华侨的大规模屠杀等事件。“陆州”则是指陆军。或许这像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况,但在海军内部,常常用“陆助”“陆州”或“陆式”这样的轻蔑称呼来指代陆军。



带着中途岛(Midway)和阿留申(Aleutian)两项作战的初步构想,联合舰队的作战参谋渡边安次于四月二日前往东京。

军令部对此再次表示了极为强烈的反对意见。反对的核心人物是第一部第一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以及课员三代辰吉中佐。

三代后来改名为三代一成,并在战后留下了一篇题为《MI 作战争论》的手记。据手记记载,他与渡边在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校是同期生,私下称渡边为“安兵卫”。然而,这两位同窗好友在此时却因立场不同,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关于双方的主张,在《MI 作战争论》中已有详细记述,此处不再赘述细枝末节。

“山本长官对于以中途岛为基地的飞行巡逻效果不佳,究竟理解到何种程度?那个孤岛上的巨大消耗和补给困难,为了持续作战而导致其他方面航空兵力的减少,以及对舰队作战行动的影响,他是否真正深思熟虑过这些问题呢?”

三代如此写道。

富冈也同样表示,

“关于中途岛,我虽不揣冒昧,但认为山本先生并不了解大战略的构想。第二阶段作战,首先应该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我至今仍是这样想的。”

他这样说道。

相较于富冈和三代,军令部的反对意见似乎显得有些软弱,伊藤军令部次长和福留第一部长在这方面显得不够坚定。

原因在于,富冈和三代与山本的个人接触较少,而福留繁在山本于昭和十四年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曾担任“长门”号的舰长,随后又升至联合舰队司令部,担任参谋长辅佐山本;伊藤整一则在山本担任驻美武官期间,作为驻外人员前往美国,甚至连学习方法都受到山本的指导。此外,伊藤还在福留之后、宇垣之前,虽时间短暂,但也担任过联合舰队参谋长一职。

就像三和义勇和渡边安次完全被山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一样,伊藤和福留由于过去与山本的人际交往,也似乎倾向于对山本的主张抱有同情的看法。

作战科的反对不仅态度强硬,而且逻辑严密,渡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不久之后,

“长官已经裁定的方案,不能仅仅因为作战科的反对就撤回。我必须听取上层的意见,否则无法回去。”

他说出这番话,于是大家决定将讨论转移到福留第一部长的房间。福留认真听取了渡边的全部主张,而对三代的反对意见则中途打断,

“别这么说嘛,这毕竟是联合舰队好不容易提出的请求方案,我们尽量研究一下他们的请求如何?”

这样说道。

于是,基于“研究”的结果,四月五日,在军令部的作战室里,伊藤次长也出席了会议,再次展开激烈争论。这时,渡边安次中途离席,通过吴港(Kure)转接电话到“大和”号上,传达了中央的态度,并询问山本的意向,随后返回座位。

“司令官的决心非常坚定,想法没有改变。”

他向在座的众人传达了这一消息。

福留少将转向次长伊藤整一,说道:

“如果山本长官如此坚持的话,就交给您来处理吧。”

他这样试探着问道。

伊藤默默地点了点头,三代突然泪水涌出,低下了头。据说永野军令部总长对此并无异议。

顺便一提,前一天的四月四日,正是山本按虚岁计算五十九岁的生日。在柱岛的“大和”号上,海军省人事局的大野科员带着授予长官的一等旭日大绶章和二等金鹫勋章前来拜访。

山本,

“这样的东西,我真的可以收下吗?”

说着,他凝视着一枚金光闪闪的金鹫勋章,

“我感到羞愧,这种东西,实在无法带走。”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自从开战以来,他亲眼从未见过敌方的舰队或飞机,因此这话未必是出于谦虚。

这一天,山本给东京的堀悌吉写信,


“前略”

武井歌守(神) 虽然来到了吴地,却因感冒未能加入队伍,甚是遗憾。曾委托此人将一些东西放入次官室的金库中,虽然内容无关紧要,但其中一件是昭和十六年一月七日所写的,记录了与及川讨论布哇作战及联合舰队司令官更替之事,类似备忘录的形式。

其中一件是昭和十四年五月左右,在被宪兵跟踪时所写的。

其中一件是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所写的,非常简短(与家庭事务等无关)。

其中一件是封入了少量金钱的

将右侧物品装入一号袋中,必要时委托堀中将交付。

今日从东京来了一位使者,带着勋章,我感到十分惊讶。那些在第一线辛勤工作的人会作何感想呢?恐怕“羞愧难当”这个词最为贴切吧。当然,我也不可能像高松宫殿下那样,把赏勋局的总裁叫来发一通脾气。

   四月四日      山本五十六  

堀兄


正在写这样一封信。

财务局长武井大助专程出差到吴市,却因感冒发烧无法前往“大和”号,于是山本趁此机会将右边的袋子送到吴市,交给武井带回东京,并委托他将袋子存放在海军省的保险柜中。

虽然看似随手写下,但这封书信的前半部分可以视为山本的一份遗书,也是一份“陈述志向”的文件,而所谓“必要的时候”,显然是指他去世之时。

关于其中的内容,部分已经提及过,其余的则希望等到他去世后,由次官泽本赖雄亲手打开保险柜,堀看到内容时再做披露。

正在东京的渡边战务参谋,在那两三天后回到了“大和”号,但就在山本生日整整两周后的四月十八日中午过后,东京突然遭受了美国轰炸机的空袭。

“和光”店铺的丹羽美智,在请人写下店里火柴上的字后,曾因心中积压已久的对梅龙千代子的事,向山本说了许多刻薄难听的话,此后近两年时间两人断了往来。然而开战后,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给“长门”号寄去了一封信,于是这位新桥的老艺妓与山本之间的书信往来得以恢复。在她三月十一日来信的回信中,山本写道:


“(前略)生意兴隆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既然如此,似乎也没什么特别要说、要聊或要写的事,就此告别吧。

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虽然开战才短短三个多月,但有些人因为一次空袭都没发生就感到安心,甚至对山本某人表示感激,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敌人不来,并不是因为山本某人等人的缘故,完全是敌方的原因。如果要感激,那就去感激美国吧。如果敌人下定决心全力进攻,东京这样的地方根本无法防御。(中略)到时候如果有人误解,指责海军在干什么啊,我们也只能装作不知道,但这确实让人头疼。总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一半的财产和性命安置到郊外,这样才更安全。”

第一阶段的作战可以说是在孩子的时间里进行的,现在差不多要结束了,接下来是大人的时间,所以我们也该从瞌睡中醒来,认真干一场了。(后略)

五  

美津酱


这样写着,但那件“稍稍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是由威廉·哈尔西中将率领的美国机动部队,包括“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其中执行空袭任务的是“大黄蜂号”上搭载的十六架 B25 轰炸机,指挥官是陆军中校詹姆斯·杜立特。

B25 是美国陆军的一种双引擎中型轰炸机,虽然勉强能够从航母上起飞,但无法降落在航空母舰上,因此计划在轰炸后逃往中国大陆,降落在蒋介石军队控制的机场。

在航母上搭载陆军士兵和大型陆军轰炸机进行空袭,这种战术至少在日本是无人能够想象的。当时美国的机动舰队还无法像战争末期那样采取单方面的肆意行动,这只是为了确保舰队安全,从远距离海面上放飞飞机的无奈之计。

在本州东部海域巡逻的第二十三日东丸号哨戒艇,在那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发现犬吠崎以东 650 海里处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并发出了无线电报。但从这个位置来看,舰载机不可能对本土发动空袭,因此在继续观察对方后续行动的过程中,日本被出其不意地袭击了。

第二十三日东丸号被美国的巡洋舰“纳什维尔”号击沉。

杜立德轰炸队在距离东京 668 海里的地方从“黄蜂号”起飞,分成数个小组,除了东京之外,还空袭了川崎、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神户等地。“企业号”则负责机动舰队的直接护卫,其舰载机一架也没有飞向日本。舰队在完成 16 架 B25 轰炸机的起飞后,立刻开始向东方撤退。

机动舰队司令长官哈尔西,是一位如烈马般的猛将,在战争期间,

“杀死日本人,杀死日本人,杀死更多的日本人!”

他的这句话广为人知,而在美海军高级指挥官中,对“山本这个畜生”怀有最强烈恨意的,恐怕也是此人。

哈尔西年轻时,曾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时代以少尉身份到过横滨,后来似乎也多次乘坐军舰访问日本,并且拥有日本政府颁发的一种勋章。

他将那枚勋章

“从东京的上空扔还给那些家伙吧”

说着,递给了杜立德中校。

空袭前一天,那枚勋章与其他美国海军军官所持的日本勋章一起,被绑在“黄蜂号”飞行甲板上的一枚五百磅炸弹尾部,并于次日十八日投向东京的某个地方。

杜立德轰炸队的空袭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不算大,日本方面甚至流传着“不是杜立德,而是啥也没干”的玩笑话,但其心理影响却绝不容小觑。

永野修身在军令部作战室的大桌子周围踱步,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据说一边低声嘀咕着,一边不停地转圈。还有一封在空袭后的四月二十九日写给丹羽道的手信中,山本写道:

“东京也遭受了空袭,实在是令人遗憾。当然,那样的空袭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空袭,但对现在的东京人来说,倒是恰到好处的实战演练。”

虽然他这样写道,但实际上,他似乎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

在致古贺峰一的书信(五月二日)中,


“上月十八日的空袭,本以为胜券在握,却不料被对方轻易得手,实感惭愧。虽然损失不大,但帝都上空被玷污,且未能击落一架敌机,实在是令人痛心。这次拙劣的攻击被巧妙的防御所压制,清楚地显现出我们的不足,深感遗憾。”


他这样说道。

关于中途岛作战计划,即便军令部已经同意,作战启动的具体日期仍然悬而未决。然而,由于这一情况,计划被提前了——至少,关于延后作战的讨论已经完全消失。



在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的那天早晨,由南云忠一指挥的日本机动部队刚刚结束在印度洋的作战,返回到巴士海峡,距离台湾的陆地影子已经近在眼前。

舰队的将士们已经有整整三个月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了。不管指挥官的能力如何,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的这四个半月中,南云舰队的英勇作战,堪称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倭建命那样的传奇故事,实在是令人瞩目,不得不加以赞扬。

他们的航程达到了五万海里,南下时空袭了拉包尔和达尔文港,又转向中部太平洋,追击来袭马绍尔群岛的敌方机动部队,随后又远征西进印度洋,袭击了锡兰岛的科伦坡和亭可马里。

几乎每一次战斗都是单方面的胜利。

四月九日,在特林科马利港外击沉英国航空母舰“赫尔墨斯”号时,攻击队的指挥官江草隆繁大尉发来

“突击准备队形已就位”

的无线电报,传到了旗舰“赤城”号上,而“赫尔墨斯”号的通讯中则传来

“‘飓风’已起飞,‘飓风’已起飞”

就在这时,呼叫茨林小真理基地的通讯中断了,

“全军突击!”

紧接着,

“‘赫尔墨斯’向左倾斜!”

「『赫耳墨斯』号沉没」

「击沉剩余的驱逐舰」

「驱逐舰沉没」

「剩余舰船向北前进,击沉大型商船」

“大型商船沉没”

据说,这期间仅仅过去了十五分钟。

然而,在这些作战期间,渊田美津雄曾多次思考:“这样做真的好吗?”他的疑问在于,面对自己眼前最强大、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机动舰队,却总是被派去执行一些像是用牛刀杀鸡般的小任务,疲于奔命。

他们还对联合舰队司令部的运作方式心存疑虑。

如果说在全面作战的指挥上,需要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并以广阔的视野审视战局,那么司令部就应该像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长官及其司令部那样,登上陆地。如果真的考虑指挥官身先士卒,那么山本长官以下的机动部队就应该一同行动。然而,他们却被东乡平八郎“阵前指挥”的幽灵所迷惑,驻扎在柱岛泊地,骑墙观望,坐镇于世界第一的战舰“大和”号上,这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闲兵吗?许多飞行员都带着冷笑,将“大和”号以下的战舰群称为“柱岛舰队”。

当然,说“被幽灵迷惑”,也只是指海军内部普遍存在这种氛围,山本本人似乎对东乡平八郎抱有某种反感。东乡这个人,经过多年的沉淀,在日本海军中不知不觉成为了一种如日中天的存在。尽管他在日本海海战中的功绩必须高度评价,但实际上也带来了不少困扰。井上成美的上将和中将的分类中,东乡平八郎并未被列入上将之列。

这是山本担任次官时期的一段故事。某天清晨,在与几位女士彻夜打麻将之后,中村家的古川敏子——

“今天我得去成田先生那里拜访一下。”

她刚说完,山本就问她去成田先生那里做什么。

敏子说是为了祈求开运或者其他愿望,听到这话,山本便说,

“什么啊,那附近不是有东乡神社吗?如果你想让周围的人都沾点好运,那就去东乡神社吧。像东乡先生这样好运的人可不多见。”

他说。

“周围的人”大概是指日本海海战时东乡的幕僚加藤友三郎和秋山真之吧。

鹤岛正子在昭和十三年秋天于佐世保开设料理店“东乡”时,因为借用了这个名字,特意来到东京,对山本说想去拜谒东乡元帅的墓地,但山本却说,

“什么啊,去别人的墓地能有什么用。别去了,别去了。”

并没有理会对方。

对于“圣将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之所以抱有一种反感,并非仅仅因为运气好坏的问题,而是因为自华盛顿裁军会议之后,东乡被小笠原长生和加藤宽治等一众随从利用,常常表现出与强硬派相同的言行。

东乡原本是一个忠诚正直之人,也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人,因此一些旧海军军人至今仍感到遗憾地说,如果他身边的随从得当,东乡先生或许不会变成那样,而是能展现出更为灵活的一面。

在五五三比率问题上,下村正助中将曾前往东乡元帅处寻求谅解,

“像那样的船只绝对不能报废。”

东乡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发表了与军令部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将校相似的反对意见。下村则说:

“喂,东乡先生,你有点糊涂了吧。年纪大了不说,是不是连世界大势都看不清了?”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话虽如此,夏威夷作战的目的在于让美国舰队在六个月内无法离开珍珠港。然而,日本的主力部队,如“大和”号和“长门”号,在中途岛作战之前,整整六个月几乎都停留在柱岛的锚地未曾移动。无论是否受损,双方在无法行动、毫无用处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在柱岛,每天都进行大炮射击训练,究竟是打算朝什么目标开炮呢?”

渊田这样说道。

完成了对科伦坡和亭可马里空袭任务后,南云舰队正穿过巴士海峡返回祖国。途中接到消息,本州东方出现美国航母并对东京实施了空袭,南云舰队奉命全速赶往攻击。然而,由于距离过远未能及时赶到,哈尔西舰队早已转向东撤。于是,南云部队各舰解除战斗状态,分别返回各自的母港。

疲惫不堪的舰队急需更换乘员并得到充分的休整,然而他们时隔三个月才返回日本,第一次听说了中途岛作战的构想,随即又得知不久后必须再次向东出击。

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重巡洋舰“爱宕”及其所属的第二舰队,同样是从南方返回后,才首次听闻中途岛作战的计划。

行动的时机早已确定,他们既无法主张推迟作战,也几乎没有余地去审视作战方案并提出质疑。

可以想象,实际参与过战争的机动舰队一方,心中充满了诸多不满与不安。然而,此次作战中,与宿敌美国舰队在海上展开决战的可能性极高,相较于攻占中途岛,这反而成了主要目标。如果真是如此,这便是他们最渴望的一场战斗。作为战无不胜的南云舰队,大多数人都坚信这将是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之战,对此毫不怀疑。

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支持者们在这个时候认为,南云中将以下,机动舰队的将士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傲慢自大;而机动舰队一方的人则表示,联合舰队司令部的独断专行和傲慢态度,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五月一日到四日,在“大和”号战舰上进行了这次作战的图上演习。

在这场连战连胜的大舰队的图上演习中,高官们如繁星般聚集而来。如今担任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地方总监部副总监的藤平卓,当年是战舰“山城”号的分队长,每天都作为舰长的随从提着公文包,乘坐小艇前往“大和”号。据他回忆,吃饭时到处都人满为患,中将的后备级军官无法进入长官办公室,只能在军官室用餐,少将则在炮台室,大佐级别的军官只能在甲板上站着吃鸡蛋盖饭,场面颇为混乱。

藤平当时是“山城”号的副舰长,

“图上演习的内容,无论被上面什么人问到,都绝对不能说出去。”

被这样严厉命令后,他回到自己的舰船上,便将公文包锁进保险柜里,并上好锁。

尽管如此,副舰长还是问道:

“喂,大致上是个什么样的计划?”

于是向藤平询问了一下。

总督兼裁判长是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宇垣缠。当时的情景是美国的陆基飞机对日本的航空母舰群进行轰炸,总督部成员奥宫正武少佐为了决定轰炸命中率,掷了骰子,并根据演习裁判规则,判定为“命中九发”。这时,宇垣制止了他,

“等等。现在的命中弹,改为三分之一的三发。”

据说这件事记载在奥宫和渊田合著的战记《中途岛》中。

因此,本应沉没的“赤城”号仅受轻伤,然而即便如此,“加贺”号的沉没已成定局。但过了一段时间,沉没的“加贺”号竟然再次浮出水面,并开始执行下一次作战行动。

渊田美津雄是,

“面对这样的指挥方式,即便是胆识过人的飞行军官们也只能目瞪口呆。”

这样写道。

另一方面,在机动舰队和攻略部队这边,某水上飞机队的情况是,

“自六月中旬起,本队收到的邮件转送地址被指定为‘中途岛’。”

竟然发出了这样轻率的、仿佛从未考虑过作战失败可能的公务电报,而在即将进入战斗场面之前,南云长官的情况判断报告中,

“敌方战意不足,但若我方攻略作战有所进展,则敌有出动反击之可能”

有一项内容如此写道。说敌方战意不足,究竟是基于什么依据?美国其实正燃烧着激烈的斗志严阵以待,归根结底,只能认为南云忠一过于自负,目中无人。

至于山本五十六本人是否心存傲慢,我从未从任何人那里听说过,也未能发现任何表明这一点的证据,但至少从客观现象来看,在这个时机,他几乎已成为与东乡齐名的日本海军英杰,堪称作战之神。

山本的主张似乎最终支配了包括军令部作战部在内的整个海军,大家觉得既然是山本的意见,就没有办法,而且多半也不会有错。

实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山本并不赞成中途岛作战计划。联合舰队水雷参谋有马高泰在山本死后曾对千早正隆说,

“司令官其实是反对中途岛作战的。这一点请你一定要记住,千早君。那些参谋们硬说这是司令官本人的意志,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费尽心思制定的中途岛作战方案。”

据说有马高泰曾这样说过。

有马参谋的这句话是一个谜团。在珍珠湾事件时,山本不顾幕僚们的反对意见,强硬地推行自己的想法,那么如果他真的不赞成中途岛作战计划,为什么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呢?是沉溺于对部下的感情,还是有马高泰为了替山本在中途岛战败的责任辩护,作为幕僚一员试图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有马高泰战后因病去世,如今已无从查证。

山本在中途岛战役结束后,对作战计划没有说过一句辩解的话。然而,朝日新闻黑潮会的记者杉本健却说,

“假如换个立场,如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其他人,犯下了中途岛的失败,山本肯定会毫不留情地给予严厉批评。”

这样说道。




「奉旨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向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下令

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须与陆军合作,攻略‘中途岛’及‘阿留申’西部要地。

一、有关细则,由军令部总长负责指示。」

所谓的“海上大令”颁布于昭和十七年五月五日,也就是端午节这一天。

陆军起初表示不参与这次作战,但后来主动提出加入,于是由一木支队的一个联队,约三千人,前往参与中途岛的攻略行动。

“海上大令”是大本营海军部的命令,虽然形式上是以天皇的旨意颁布的,但一听到“海上大令”这个词,海军军官们就像触电一般,精神为之一振。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命令当然在开战时也曾发布过。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命令为开战做准备的“海上大令”第一号便已下达,而中途岛作战的“海上大令”则是第十八号。

濑户内海正值新绿时节,宇垣的《战藻录》中写道,

五月五日 星期二 晴

在征战途中迎来男儿节。连鲤鱼旗的影子也无从得见。岛影正值新绿浓郁之时。

日复一日,岛影在青色中浮现。

据说,在这一天的傍晚,正在伊予滩进行训练射击的战舰“日向”发生了第五炮塔爆炸的事故,造成五十一名人员死亡,十一名重伤,这仿佛预示了中途岛战役的不祥之兆。

此外,在此两天后的五月七日,从拉包尔出发、前往攻略莫尔斯比港的运输船团护卫空母“祥凤”遭到美国机动部队舰载机的先制攻击而沉没。“祥凤”是由潜水母舰“剑崎”改装而成的一艘一万一千吨的小型空母,但它成为了战争中美国海军击沉的第一艘日本航空母舰。

在南云舰队的六艘正规空母中,“瑞鹤”和“翔鹤”两艘当时被分派到这一海域,归第四舰队司令长官井上成美中将指挥。次日五月八日,它们与美国的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和“约克城”交战,击沉了“列克星敦”,并重创了“约克城”。

日本方面的“翔鹤”号航母遭受了与“约克城”号相当程度的损伤,导致无法继续作战行动。然而,“瑞鹤”号毫发无损,驻守在柱岛的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们急于让井上成美长官对残存的敌舰队发起追击。然而,井上在“翔鹤”号受损后不久,便同时中止了莫尔斯比攻略和追击作战。

这就是“珊瑚海海战”。如果说之前的“泗水海战”和“巴达维亚海战”标志着前近代海战的结束,那么珊瑚海海战则可以说是海上机动舰队之间近代海战的开端。

然而,在联合舰队司令部内,对井上成美的处理方式感到愤怒的人不在少数。井上作为军政家虽有一定声誉,但作为用兵家却屡受批评,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不过,高木惣吉对此却持有与坊间传闻不同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太平洋海战史》中提及了“泗水海战”昼间战斗中中止追击一事,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例,胜者与败者一同从战场上撤退。”

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认为,此次的情况与以往不同。由于未能进行充分的侦察,敌方的距离不明,如果只是作为一种姿态不顾一切地冲锋,那还另当别论,但第四舰队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事后却一直有人对此大加指责,仿佛井上缺乏斗志或表现得懦弱无能。这种说法与过去堀悌吉在吴淞炮击问题上受到的非议颇为相似。归根结底,这不过是那些在“新军备计划论”中将井上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强硬派,趁此机会对他进行中伤罢了。

不过,若不论具体情况,日本在海战中彻底展开追击战并扩大战果的例子,几乎在其他地方也难以见到。

夏威夷那次不是这样,“泗水海战”那次当然也不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指挥官个人的问题,往好了说是不执着,往坏了说是缺乏韧性,或许正是我们日本国民性的一种表现。

五月五日,“大海令”发布,各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为前往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做准备。山本也打算这次乘坐“大和”号,作为支援部队出征。

然而,与珍珠港事件时相比,保密工作似乎极为松懈。

吴军港内,船只进出频繁,呈现出一片战场般的景象。北上的航空母舰“隼鹰”号和“龙骧”号的运输艇,几乎是半公开地装载了大量防寒衣物,在岸边与母舰之间来回穿梭。而吴港的理发店里,

“听说这次要干一件相当大的事情啊。”

据说,有人一边为海军军官理发,一边这样说道。田结穰曾说:“奇怪的是,传闻比官方文件传得还快,我觉得这事挺奇怪的。”

与此同时,在夏威夷檀香山的街头,五月中旬就流传着日本舰队将前往中途岛的传闻。

然而,所谓内心的傲慢,傲慢与深厚的自信之间的差别,有时只是一线之隔。认为日本海军的骄纵导致了中途岛的失败,或许只是真相的一个侧面。从美国方面来看,中途岛的成功无疑是密码破译的再次胜利,是情报整合能力的压倒性胜利。

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司令官切斯特·尼米兹大将及其部下,早就察觉了日本的 MI 和 AL 作战计划。

大卫·卡恩的著作中提到,为了迅速夺回失去的西太平洋控制权,美国准备了一种强大的秘密武器,而这个秘密武器就藏在珍珠港海军工厂内第十四海军区司令部一间没有窗户的狭长地下室里。这就是以约瑟夫·罗什福特少校为首的美国海军密码破译小组。

根据日方记录,军令部在五月一日对“吕”密码的使用规定和全部乱数表进行了修改。刚更换的无穷乱数密码立即被破解,从密码学的常识来看,除非有间谍潜入并偷取副本,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件事值得关注:同年一月,执行布雷任务、正在澳大利亚方向活动的“伊 124”潜艇在返航途中失联,这或许与此问题有关。

在第六舰队(潜艇舰队)司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中,这件事被处理为大约一个月后失踪的情况,没有进一步的担忧。然而,事实是“伊 124”潜艇在 1 月 20 日傍晚,于达尔文港附近海域遭到美国驱逐舰“埃佐尔”号和澳大利亚海军三艘护卫舰的围攻,最终被击沉。

事发地点水深仅十五米,海水清澈,潮流也不急湍。美国海军立即从潜艇母舰上派出潜水员,切割“伊 124”的残骸,并从舰内打捞出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几种海军密码书,内有商船密码书。

如果能够获取原件,而且对方并未察觉此事,那么破译密码就不再是问题。至少从此以后,日本海军的相当一部分加密电报很可能被美国方面读取,甚至在五月一日的密码变更后,也可能成为破译的重要线索。

然而,卡恩的书中提到,由于日本的第一阶段作战进展过于迅速,密码书的发放未能及时完成,原定于五月一日的密码变更被推迟到了六月一日。同时,以罗什福特少佐的部队为核心的盟军破译小组,几乎仅凭常规手段就成功读取了日本海军主要加密电报的百分之九十。

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相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们在五月初通过破译密码得知日本在中部太平洋即将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期,这一点应该是事实。

然而,即便作战计划的全貌逐渐明朗,电文中的“AF”这一地点代号是否真的指代中途岛,似乎仍有一丝不安。如果“AF”并非中途岛,而是其他地点,那么拦截作战的部署将会出现重大失误。因此,在罗什福特的提议下,他们决定采取措施。

「『三途川』岛因蒸馏设施故障而导致真水短缺。」

于是试着发了一封明文电报。

日本海军中负责拦截敌方通讯的核心机构,是位于埼玉县平林寺附近的野中大和田通信队。大和田通信队很快就截获了美军的明文电报,发现“AF”似乎缺乏淡水的情报,随后向参与作战的各部队发出了相关密电。日本甚至采取了特别措施,为攻略部队增派了水船,最终让美国方面确认了“AF”就是中途岛。

山本在担任次官时,曾被一个从水中提取石油的荒唐说法所迷惑,让所谓的“发明家”进行实验。当时,亲临现场的石川信吾正担任军务局第二课长一职。他与“飞龙”号舰长加来止男大佐是海军兵学校的同期生。五月的一天,加来因石川女儿的婚礼而特意来到东京。

“喂,中途岛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赢了也就罢了,报纸上热闹一阵,可要是输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东京这边,大家都反对这次行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还要出征?”

他不满地抱怨道。

加来说道:

“嗯,这次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了。”

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无力,

“我也觉得这次行动既勉强又毫无意义。不过,既然山本这么坚持,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这么说着。石川说道,

“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长官呢?身为航空母舰的舰长,至少也该直言不讳,劝阻一下山本先生不是吗?”

接着又说下去,加来则再次开口,

“根本说不出口。就算说了,也不会有人听的。”

他这样说道。

第二天,石川在新桥与南云忠一共进了晚餐。

“南云先生,所谓中途岛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劝山本先生,让他放弃这个计划呢?”

石川再次表达了同样的不满。南云则回应道:

“我知道。但是,上次在夏威夷的时候,我没有发起追击。结果山本就对幕僚们说,看吧,南云这家伙摆出一副豪杰的样子,却连追击都不敢,灰溜溜地回来了,南云根本不行。如果这次我再反对,肯定会被人骂作胆小鬼。与其这样,我宁愿去中途岛战死算了。”

他用山形方言回答道。

石川在战后,

“虽然是因为解雇了堀中将的恩怨,但山本先生为什么非得这样欺负南云长官呢,我实在想不通。”

他这样说道。

石川还引用了美国方面对珍珠湾袭击的评价,称其为“不过是打了对方一耳光,激怒了对手的作战”,并指出山本作为军政家颇为出色,但作为用兵家,却只偏爱那些唯命是从的幕僚,无论是夏威夷还是中途岛的作战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一项能得到及格的评价。

石川信吾曾是加藤宽治为首的所谓舰队派一伙中的一员,与南云忠一等人一起大力反对军缩条约。因此,听他的话时需要稍微考虑到这一点。至于南云与山本的关系,有人认为山本并非心胸狭窄之人,至少在开战后反而有庇护南云的说法。然而,山本死后,那些受到山本赏识的参谋们确实都被排除在作战中枢之外,多少处于被冷落的状态。

五月十三日的早晨,距离出击还有两周的时间,“大和”号从柱岛起锚,中午过后驶入吴港,进行修理和补给。

在接下来的六天吴港停泊期间,司令部的幕僚们以及“大和”号舰船上的军官们,只要有意愿,都可以把妻子召到吴港,与她们共度离别的几个夜晚。这是入港时的惯例,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之处,但在珍珠港出击之前,这种事情并未发生过。

山本也多次给东京的千代子打电话,催促她赶快过来,当天就打了不知多少次电话。

千代子从三月中旬开始患上了肋膜炎,病情十分严重,到了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时候,甚至一度被医生放弃了希望。虽然她仍然处于绝对卧床的状态,但最终下定决心,抱着即使死去也无所谓的觉悟,在那个晚上,被人抱着送上了开往下关的夜行列车。

咳嗽得很厉害,在列车上,陪同的医生大井静一多次为她注射药物。第二天午后到达吴市时,站台上站着穿着西装、戴着眼镜和口罩的山本。山本像往常一样背起她,将她带到车站前早已等候的车旁。

千代子住进了吴地的吉川旅馆,由于呼吸困难,她持续接受注射,在这里与山本共度了四个夜晚,而这竟成了两人最后的相会。

“宇垣就在这下面啊。”

山本是这样说的,但他似乎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抱着瘦弱的她横放在怀中,带她去洗澡。

她回到东京,“大和”号返回柱岛之后,山本于五月二十七日写下:

“以那样的身体倾尽心力来看我的千代子,回去时心中该是何等滋味。(中略)对于替我承担一切重担并为之奋斗的千代子,我也只能为了国家,倾尽全力完成最后的职责。至于之后——我只想抛开一切俗事,与世隔绝,只与你两人相伴。”

二十九日我们也将清晨出击,预计在海上指挥全军约三周时间。恐怕不会有太多令人愉快的事。今天是纪念日,从今往后就是关键时刻了。再会了。请千万保重。

“对着画像亲吻无数次,呼唤着千代子的名字,今天又这样度过。”

正在写这样一封信。

“纪念日”指的是海军纪念日,但“接下来是关键时刻”这句话的意思,却不太明确。

然而,在不久前的珊瑚海海战时,他对古川敏子说,

“今天在东边,虽然不至于达到三翻的程度,但至少也该做成两翻左右的事情吧。”

山本发出的这封轻松的信中,在五月二十七日写给河合千代子的信里,却说“我的灾厄都被你们承担着去战斗了”,又说“大概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事”,这些话听起来莫名地带着不祥之感,若说奇怪,也确实有些奇怪。

据说浦贺船坞的社长堀悌吉,在舰队向中途岛出击的前一晚,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梦见在下水仪式上船只翻覆。

另外,五月二十五日,在柱岛的“大和”号上,进行最后一次局部图上演习的那天午餐时,雇佣的厨师端上了鲷鱼味噌烤。

负责指挥配餐的从兵长近江兵治郎事后回忆说,当时似乎觉得山本的眼神有些异样。

水手们大体上都有些迷信,而近江则被副官训斥了一顿。

“说是加点味噌,喂,这种时候可不能端出味噌烤鱼之类的东西啊!”

就这样被责骂了一番。

“厨师和我们都完全没有察觉,如果长官是个更加暴躁的人,说不定会被他扔过来一盘鲷鱼。”

近江兵治郎这样说道。



在海军纪念日的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山本给千代子写信的同时,南云舰队的本队从广岛湾出击。

由轻巡洋舰“长良”率领的第十战队的十二艘驱逐舰排成一列纵队打头阵,其后是第八战队的重巡洋舰“利根”和“筑摩”,接着是第三战队第二小队的战列舰“榛名”和“雾岛”,而在“雾岛”之后,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大型航空母舰“赤城”、“加贺”、“飞龙”和“苍龙”四艘按此顺序航行。

穿过丰后水道后,舰队重新调整为以四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环形阵型。

前往阿留申方向的第四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龙骧”“隼鹰”以及重巡洋舰“高雄”“摩耶”和三艘驱逐舰,在角田觉治少将的指挥下,于前一天的五月二十六日从大凑出发。

搭载海军特别陆战队两个大队以及陆军一木支队三千人的中途岛占领队运输船十二艘,在第二水雷战队的轻巡洋舰“神通”及十一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于五月二十八日从塞班岛出发。第二水雷战队的司令官是田中赖三少将。

同一天,从关岛出击的栗田健男中将率领的第七战队,包括巡洋舰“铃谷”“熊野”“最上”“三隈”四艘以及两艘驱逐舰,也直接负责该部队的掩护。

负责指挥北方作战全局的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细萱戊子郎中将,也在这一天乘坐重巡洋舰“那智”号从大凑出发。

第二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麾下的重巡洋舰“爱宕”“鸟海”“妙高”“羽黑”,战列舰“比叡”“金刚”,轻巡洋舰“由良”以及七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四水雷战队,加上航空母舰“瑞凤”和一艘驱逐舰,共计十六艘舰船,比南云舰队晚两天,于五月二十九日从广岛湾出击。这支部队将与中途岛占领队汇合,组成一支攻略部队,计划完成中途岛的攻略任务。

山本五十六大将直接率领的战列舰“大和”“长门”“陆奥”三艘,以及负责直卫的轻巡洋舰“川内”和八艘驱逐舰,航空母舰“凤翔”及一艘驱逐舰,还有第一舰队司令长官高须四郎中将指挥的战列舰“伊势”“日向”“扶桑”“山城”四艘,以及第九战队的轻巡洋舰“北上”“大井”和十二艘驱逐舰,于二十九日紧随近藤部队之后,从柱岛泊地出发。其中,高须部队将在途中被分派支援阿留申作战。

这是联合舰队几乎全部的兵力,规模远远超过六个月前前往夏威夷的舰队,并且比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力量还要强大得多。

想必没有人能够想象,这支舰队竟然可能会失败。

只是,回想起堀悌吉关于下水仪式的梦想,以及鲷鱼味噌烤的故事,即便这些都是在知道结果后才联想到的,与当时一切都顺风顺水的珍珠湾时期相比,这一次似乎事事不顺,日本的大舰队在每一件事上都显得背运,处处碰壁。

“赤城”飞行队的队长渊田在出击前就一直诉说腹痛,后来确诊为阑尾炎,在航行中的舰船内接受了手术,最终未能参加战斗。

同期的源田航空参谋来到病房探望,

“这次作战的事,你不必挂心。即使你不勉强自己,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取胜。倒是接下来的米澳阻断作战,还要再麻烦你一次,执行悉尼空袭的任务。”

据说源田实这样安慰着别人,但不久后他自己也发起了高烧,甚至被怀疑患上了肺炎。舰队抵达中途岛附近海域时,他才勉强起身,但脸上依然带着发热的神色。

后面会提到,总指挥官山本五十六也在战事中因蛔虫引发的剧烈腹痛而饱受折磨。

他写给千代子的信中提到“大概不会有太多有趣的事”,这句话的依据不得而知。但如果将此视为赌徒山本察觉到运气正在离他而去而说出的话,虽然显得过于吻合,却也算得上一种合理的解释。

在马绍尔群岛东部的沃杰基地,海军的二式飞行艇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深夜被赋予了侦察珍珠港情况的任务。

二式飞行艇是九七式大艇的后继机型,由川西公司制造,配备四台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飞行艇。然而,从沃杰到夏威夷的无着水往返飞行在航程上是不可能的。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有一个无人居住的珊瑚礁,名为法国护卫舰礁。计划是在那里与己方潜艇会合,补充燃料后飞往珍珠港。

然而,当负责补给的潜艇通过潜望镜观察法国护卫舰礁时,发现有两艘美国水面舰艇和两架飞行艇驻守,戒备森严,己方的大艇无法着水。于是,侦察飞行被迫取消。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珍珠港侦察呢?因为联合舰队司令部判断,中途岛攻略作战对方完全没有察觉,如果美国舰队要反击,必然是从珍珠港出发,因此他们希望了解珍珠港内停泊舰队的情况。实际上,当时美国海军已经将所有兵力从珍珠港转移到中途岛及其周边,做好了万全的迎战准备。如果这次侦察飞行成功,或许就能发现珍珠港空无一舰,至少会引起疑虑。这也成了诸多未能实现之事中的一件。

另外,虽然一般人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加油舰“鸣门”未能与“大和”号会合,于六月一日在恶劣天气中为了通报位置而犯下发出电波的错误,而“赤城”号也在六月三日为了下令改变航向而发出微弱电波。这种事情在十二月珍珠港事件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关于南云舰队在中途岛的战斗,渊田和奥宫合著的《中途岛》几乎是一部完美的战记,此外,源田实也有相关记述,伊藤正德也撰写了相关内容。近期,沃尔特·罗德(Walter Lord)的巨著《不可思议的胜利》(Incredible Victory)出版,其日文版由协助罗德在日本取材的实松让翻译,题为《逆转》。在此不必赘述太多,但中途岛攻略日期定为六月七日,为支援攻略,机动舰队计划于两天前的六月五日开始对中途岛进行空袭。

作战的首要目标是攻略中途岛,其次是通过此举引诱(据信)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舰队出动并强迫其进行决战。从目标的重要性来看,后者是更大的目标,但顺序上则是前者优先,虽然这一点看似明确,但如果事情未能按计划进行,究竟优先哪个目标则有些模糊。而这一点,似乎也成为失败的原因之一。

南云舰队抵达中途岛西北三百四十海里的位置后,按东京时间六月五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如往常一样在日出前三十分钟,从四艘航空母舰上开始起飞第一次攻击队。

飞机的两翼上点缀着红色和绿色的航空灯,这些灯光在飞行甲板上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景象。

渊田因病无法参与,总指挥由“飞龙”飞行队长友永丈市大尉担任,编队包括水平轰炸队、俯冲轰炸队和制空队,各有三十六架飞机,总计一百零八架。

然而,这支第一次攻击队在起飞后不久就被敌方的飞行艇跟踪。攻击队接近中途岛时,飞行艇投下照明弹以标示位置,基地的拦截战斗机随即升空迎战。

对此,菅波政治大尉率领的零式舰载战斗机空中编队,以损失两机的代价,击落了超过四十架格鲁曼战斗机,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果,完全没有让敌方轰炸机靠近。然而,岛上的机场内所有飞机早已全部撤离,空空如也,轰炸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因此,友永大尉向南云长官报告,

“认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攻击,0400。”

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后,便踏上了归途。

此时,在四艘航空母舰上,江草隆繁少佐的俯冲轰炸队、村田重治少佐的鱼雷攻击队、板谷茂少佐的制空队作为第二波攻击队,正在待命以应对美国机动舰队的出现。但看到友永发来的电报后,原本针对航空母舰的攻击机的鱼雷装备,紧急更换为陆用炸弹。

南云忠一的情况判断报告中写道,

“敌方航空母舰推定不在‘中途岛’附近海域活动。”

虽然有这样的记载,但这仅仅是“推测”,舰队按照惯例,在此之前一大早,从战舰“榛名”起飞一架,从巡洋舰“筑摩”和“利根”各起飞两架,从“赤城”和“加贺”各起飞一架,总计七架侦察机,以中途岛为中心,呈扇形展开搜索。

然而,这里也出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例子,结果导致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群的“利根”号水上侦察机由于弹射器故障,起飞时间延迟了三十分钟。

关于中途岛海战中的侦察工作,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的秦郁彦在昭和四十四年一月发表在《海干校评论》上的《中途岛的侦察机》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据该文记载,这架水上侦察机的机长是一等飞行兵曹甘利洋司。而且,甘利驾驶的飞机由于计算磁针偏差修正时出错,偏离了指定的侦察路线。虽然文中提到“在那条路线上”,但实际上他飞的并不是应该飞的“路线”,却因祸得福,意外发现了美国的舰队。

秦郁彦写道:“战斗可以说是一连串失误的叠加。”按计划飞行的其他侦察机并未在视野范围内发现敌军,或者未能成功识别敌军,而延迟三十分钟起飞的“利根”号四号机却在错误的侦察路线上飞行,

“发现疑似敌舰十艘。距离中途岛方位 10 度,距离 240 海里,航向 150 度,航速 20 节。”

发出这份报告时,“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的甲板上,第二次攻击队已经开始装备用于攻击岛屿的陆用武器。

第一航空舰队的司令部听到报告时,似乎心里一惊,感到有些不安,但由于先入为主的想法,大家仍然觉得“不可能”。不过,对甘利机的命令是进行接触侦察。

五十二分钟后,甘利兵曹的接触侦察机,

“敌方在其后方似乎伴随一艘疑似航空母舰的船只。”

这是发来的电报内容。

这是一份决定性的报告。本不该出现的航空母舰竟然出现了。

各航空母舰上顿时一片混乱,原本装载着陆用炸弹并排列在飞行甲板上的攻击机,被紧急送回机库,重新装备鱼雷。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电梯载着飞机,不断上下运行,伴随着“叮叮叮叮”的警铃声响个不停。士兵们汗流浃背,却毫无怨言地投入第二次武器更换的工作。然而,卸下的陆用炸弹没有时间收回到弹药库,只能胡乱堆放在机库的角落里。而这些炸弹,后来全部引发了连锁爆炸。

在此期间,各母舰上正等待着收容第一次攻击队以及应对从陆上基地来袭的美国军机的任务。

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渊田美津雄强撑着走上甲板,

“现在几点了?”

他向“赤城”号飞行长增田正吾问道,增田看了看手表,

“现在是七点十五分。哎呀,今天这一天真是漫长啊。”

说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五分钟后的七点二十分,

“第二攻击队准备就绪后立即起飞。”

这样的命令下达了。

母舰开始迎风航行,刚刚完成雷装切换的攻击机群已经启动了螺旋桨,再有五分钟,所有飞机就能朝美国机动舰队起飞完毕。就在这时,突然从高空俯冲下来三架漆黑的敌方俯冲轰炸机,直冲“赤城”号而来。

三枚炸弹命中目标,不久“赤城”号发出巨大的声响,引发了连锁爆炸。此时,从“赤城”号的视野范围内,可以看到“加贺”号和“苍龙”号两艘舰船也冒起了黑烟,几乎在同一瞬间陷入了完全相同的困境。



山本乘坐的战舰“大和”号当时正率领“长门”号、“陆奥”号等主力部队,在中途岛西北约八百海里的位置向东航行。

与南云舰队的距离大约有五百海里,而在“大和”号的司令部中,众人并不知道南云舰队因两次更换装备而忙乱不堪,浪费了大量时间。

因此,当“利根”号侦察机传来发现敌舰队的消息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消息。

如果南云部队的第二次攻击队在发现敌航母后立即出动,成功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嗯,干得不错。”

“另外,残敌的处理,该如何是好呢?”

幕僚们一边紧张,一边却带着几分愉悦地讨论着。

只是山本由于前一天开始的腹痛,脸色不太好,待在战斗舰桥上,几乎一言不发。

「敌舰上飞机及陆上飞机的攻击,『加贺』『苍龙』『赤城』发生大火灾」

这封电报传到“大和”号上,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事。

山本紧闭双唇,只说了一句,

“嗯。”

据说仅此而已,但幕僚们却脸色大变。

这封电报的发出舰是“利根”号,发出者是第八战队司令官阿部弘毅少将。阿部是南云部队的次席指挥官,这一情况暗示了南云中将的安危不明,以及“赤城”号通信中断的状态。

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一名参谋激动地说道:

「现在立刻抱着鱼雷冲出去的话,就能同归于尽了。」

虽然向山本提出了建议,但三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已经卷曲变形,下方烈焰喷涌,不断发生连环爆炸,早已无法起飞飞机。

无论如何,为了支援南云舰队,“大和”号率领麾下的战舰群,将速度提升至二十节,朝中途岛方向急速前进。

北方的角田部队的航空母舰“龙骧”号和“隼鹰”号接到了命令,要求迅速南下,与主力部队会合。

此时,南云司令长官、草鹿参谋长以及机动部队司令部的众人,从被烈焰吞噬的舰桥窗户中逃出,离开燃烧的“赤城”号,将指挥旗转移到巡洋舰“长良”号上。渊田美津雄也是在这时从舰桥跳下,摔断了腿骨。

无伤保存下来的航母,在中途岛海域只有“飞龙”一艘,“飞龙”是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的旗舰,由舰长加来止男大佐负责指挥。这艘航空母舰遭到美军飞机长达一百一十五架次的攻击,但“飞龙”成功躲避了二十六枚鱼雷和七十枚炸弹,顽强地存活下来。

山口多闻是一位见识卓越、胆识过人的武将,在当时的海军内部享有极高的声誉。不少人后来都曾表示,真希望能让此人来统领机动舰队。

他在兵学校比山本五十六低八届,但与山本是老相识,山口后来续弦的妻子孝子,也是山本帮忙介绍的。

孝子原姓四灶,是山本夫妇的媒人四灶幸辅的侄女。山本从她还是少女时就非常疼爱她,甚至还鼓励她考入女子大学。

那个时候,提到女子大学,只有以严格的妇道教育闻名的日本女子大学最为著名,但山本却,

“虽然说是女子大学,但不是目白的那个。是安井小姐上的那所女子大学。”

说着,他推荐了位于西荻窪的东京女子大学。

山本之所以对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带有美国式自由主义色彩的东京女子大学产生兴趣,原因在于四灶幸辅在担任暹罗公使馆随从武官时,曾在曼谷结识了担任暹罗皇后女子学校教育主任的安井哲。当时,这所学校的国文科教授薄田泣菫的著作作者松村绿,与四灶夫妇也相识,而松村绿与榎本重治的夫人又是同出自冈山的老乡,属于亲戚关系。松村是东京女子大学早期的毕业生,对母校极为偏爱,因此她一定经常对身为亲戚且又是担保人的榎本夫人说这所学校如何如何好。山本通过榎本夫人的口,了解到了这所学校的风气,又从四灶那里听说了安井哲的为人,于是便决定将孝子托付给“安井女士的女子大学”。

在前往中途岛时,山口多闻对妻子孝子只说了一句话,

“这次要去的地方敌人已经知道了,可能回不来了。”

他这样说道。

山口是个纯粹的海军武人,他曾说自己加入海军以来,从未有过一天后悔。与山本不同,他也很喜欢喝酒,

“除了月雪花的时节,晚上喝酒对教育不太好。”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实际上他总是沉浸在月雪花的美景中。据说,他出征时的语气显得格外平静淡然。

在僚舰三艘被击沉后,山口少将接手指挥航空作战,确认美国的机动部队由“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镇号”三艘航母组成后,他命令第一次攻击归来待命的友永丈市带领十架雷击机和六架战斗机发起攻击。友永所乘坐的舰载攻击机左翼的燃料箱在早晨的攻击中被击穿,正在修理中,尚未能装满燃油,但他却说:

“没关系了。只要把右翼的油箱加满就行。”

说着,部下提出希望他能使用自己的座机,

“不用了,不用了”

他拒绝了,只带了单程的燃料驾驶“飞龙”号起飞,就此一去不返。

这支攻击队重创了“约克城”号,随后“约克城”号被日本的“伊 168”潜艇击沉。

尚,对于日本舰队来说,“约克城”号出现在中途岛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五月珊瑚海海战中受损的航空母舰“翔鹤”号,正在吴港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修理,因此未能参与此次作战。因此,同样在该海战中受损程度相当的敌方“约克城”号,也被认为需要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修理。然而,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仅用三天时间的突击工程,就使其勉强恢复使用,并将其调往中途岛。

当友永的攻击队失去指挥官返回时,“飞龙”号上剩余的飞机仅剩战斗机六架、轰炸机五架、鱼雷机四架。

白天的强袭已无可能,山口多闻决定在黄昏之后直至夜间进行决战,并开始为此做准备。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船员们正在吃着战斗配给的大个牡丹饼时,突然上方的瞭望少尉喊道:

“敌机在上空!准备紧急下降!”

他用仿佛从五脏六腑挤出来的声音喊道。

“飞龙”号全力转动主舵,成功避开了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攻击,但从第四波到第六波的俯冲轰炸中,炸弹命中目标,飞行甲板瞬间无法使用,舰内开始发生连锁爆炸。

灭火作业持续进行,天色渐渐暗下,随后电源被切断,舵也失去了作用,舰体在燃烧中逐渐向左侧倾斜。

与机械部的电话联系依然微弱地维持着。机械部长相宗邦造中佐从舰桥传来消息,

“机械室的天花板处于炽热状态,机械部人员接连倒下。”

这样悲壮的电话报告传达到了舰桥。

舰长加来向司令官山口提出希望下令全体撤离的请求,山口则,

“无可奈何。”

说着,便承认了这一点。

第十驱逐队的“卷云”和“风云”两艘驱逐舰靠了过来。驱逐队的司令是后来担任航空母舰“信浓”舰长的阿部俊雄。

通过手电筒信号,经由驱逐舰,向“长良”号上的南云司令长官报告了全员撤离的迫不得已的情况,幸存者被召集到飞行甲板上,接受了副舰长鹿江隆中佐的点名。

加来舰长站在驱逐舰送来的干面包罐头上,

“诸位,直到最后都奋战到底,我感激不尽。虽然这是战争的常态,但走到如今这一步,实在是令人遗憾。然而,战争还远未结束。我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将这次的经历化为力量,打造一支更强大的海军。”

他说出了告别的话语。

接着,山口多闻在倾斜的甲板上,登上同一个饼干罐,

“舰长已经说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让我们面向日本的方向,为陛下高呼三声万岁吧!”

说罢,众人面向西方高呼万岁,在唯一留下的信号兵吹响的号角声中,军舰旗缓缓降下。

山口和加来互相试图让对方离开,稍微争执了一番,但最终两人似乎都决定留在舰上。鹿江副舰长以下,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提出希望一起留下,但这一请求被拒绝了。

用水桶里的水,众人交换了离别之杯。由于中途岛作战计划考虑到月光而选定了日期,即使电灯熄灭,月亮依然升起,飞行甲板在月光与火焰的双重照耀下显得明亮。

加来说道:

“司令官,今晚的月色真美啊。月龄应该是二十一吧。”

说到这里,山口说道:

“嗯,今晚的月色真美啊。今夜不如一边赏月一边聊聊吧。”

说着,两人登上了尚未完全烧毁的舰桥。

下面的金库里存放着重要文件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情况允许的话,或许可以冒着火势强行去取。因此,“飞龙”号的主计长浅川正治向舰长请示,

“该如何处理?”

舰长加来听后,

“三途川的渡河钱是需要的,所以嘛,那个就留着吧。”

他说。

先任参谋伊藤清六对着山口的背影,

“司令官,可否留个遗物?”

喊道,山口随即

“好!”

回应了一声,将他头上戴着的、涂有夜光涂料的指挥官识别用战斗帽扔了过来。这顶帽子如今由遗孀孝子保存着。

终于下达了“全体撤离”的命令,受伤人员、从其他舰船收容的人员、司令部职员以及“飞龙”号的乘员依次开始撤离舰船,此时东方的天空已微微泛白。

敌方的 B17 轰炸机整夜在“飞龙”号上空盘旋,不时投下炸弹。虽然一发也没有命中,但副舰长鹿江中佐咬牙切齿地瞪着天空。

鹿江捧着军舰旗,伊藤资深参谋捧着少将旗,在全体人员转移到“卷云”号和“风云”号之后,驱逐队司令阿部俊雄——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司令官和舰长带回来。”

说着,特意派出一艘小艇,但从“飞龙”号的舰桥窗户望去,两人却

“回去,回去!”

挥着手,不让小艇靠近。

从“风云”号的甲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人正在挥手。

山口向伊藤首席参谋传达了事先的口信,在离开之前,驱逐舰“卷云”号向“飞龙”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一枚从舰底穿过,另一枚命中目标。然而,“飞龙”号在那之后仍然没有立即沉没。



在向中途岛急速航行的“大和”号上,当得知“飞龙”号最终也被击沉时,山本终于决定中止作战,并命令幕僚起草撤退命令。

然而,头脑发热的参谋们对此难以接受。

渡边战务参谋是,

“如果用‘大和’号以下的舰炮攻击中途岛的机场,使其无法使用,再派陆战队登陆,就能占领该岛。请允许我发起攻击。”

如此主张,但山本却说,

“作战事务。朝岛屿开炮,在海军的战术中被认为是最愚蠢的方法。你啊,这是下将棋下得太多了。”

他说。

资深参谋黑岛流下了眼泪。

“长官,‘赤城’号仍然漂浮在海上。如果被美国人拖走,当作展览品,我们该如何是好?我们无法用自己的鱼雷击沉‘赤城’号啊。”

他一边哭泣,一边激动地对山本咆哮。

有人又说,

“对上头实在是无颜以对。”

他说。

那天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加贺”号沉没,四点三十分,“苍龙”号也相继沉没,但“赤城”号和“飞龙”号并未沉没,而是继续燃烧着。山本

“我会亲自向上面请罪。”

说着,

“要不要由我来负责处理?”

说着,于是,对他而言有着深厚渊源的航空母舰“赤城”号,被驱逐舰“野分”号亲手击沉。这是“野分”号首次向军舰发射的鱼雷。

「中止对『中途岛』的攻略。主力部队将集结攻略部队及第一机动舰队,于六月七日上午抵达北纬三十三度、东经一百七十度的地点进行补给。(中略)占领部队向西移动,务必撤出『中途岛』的飞行范围之外。」

这道撤退命令是在当晚十一点五十五分下达的。

以大攻势为目标的压倒性庞大舰队,就这样彻底失败了。沃尔特·罗德(Walter Lord)是这样记述的:

「从常识来看,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方都处于完全的劣势。敌方拥有十一艘战舰,而我方一艘战舰也没有。我方仅有八艘巡洋舰,而敌方有二十三艘,航空母舰的数量对比是三比八。(中略)敌方是一支经验丰富、战绩辉煌且连战连胜的舰队。」

己方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巡逻机的乘员连续多日执行长达十五小时的飞行任务,睡眠时间仅能维持三小时左右。(中略)有些俯冲轰炸机甚至无法执行俯冲任务。鱼雷的速度缓慢且可靠性极低,而鱼雷攻击机的状况则更加糟糕。尽管如此,己方仍不得不以此对抗世界上最为精锐的舰载机群。

(中略)本不应有胜算。然而,己方却取得了胜利。通过这场胜利,战争的走向被彻底改变。

即便考虑到情报战中的绝对优势,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如罗德著作的标题所言,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令人震惊的胜利。海战的结果传开后,美国各大报纸以整版头条报道此事,据说国民对胜利的消息表现得异常狂热。

当时在纽约,正准备登上交换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返回祖国的实松让,注意到美国船员和水兵们正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报纸上的内容。他心生疑惑,凑近一看,发现那是大幅刊登着“赤城”号熊熊燃烧照片的报道,内容正是关于中途岛大捷的新闻。

凌晨一点四十分,天色破晓。

“大和”号在那之后仍旧向正东方向航行了一段时间,以收容残败的机动部队,但不久后便转向了三百一十度的航向。

在高速航行中,桅杆上传来狂风呼啸的声音,但当航向转为西北方向时,速度也降至十四节,“大和”号上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山本满头冷汗,强忍着腹部的剧痛,始终坚持着。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你们不许说南云部队的坏话。”

留下这句话后,他便退回到长官的私人房间,之后几天都没有露面。

经过军医长的诊断,最终确定是蛔虫引起的腹痛,服用了驱虫药后疼痛得以缓解。到了六月十日,在海上将“长良”号靠拢过来,迎接南云长官、草鹿参谋长、源田航空参谋等人登上“大和”号时,山本也起身出来迎接。不过,相对于治疗蛔虫来说,他的休养时间似乎有些过长了。

山本对中途岛作战寄予的希望,似乎是想通过这场胜利抓住第二次早期讲和的机会。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南云、草鹿等人原本打算自尽,却被众人劝阻,活着返回了。受伤的草鹿被担架抬着,从“长良”号转移到“大和”号。南云和草鹿憔悴不堪的模样,在司令部随从兵的眼中,显得格外令人怜悯。

北方的战事进展基本顺利,六月七日,成功占领了基斯卡岛和阿图岛。然而,中途岛作战部队却损失了四艘正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三隈”号,最终于六月十四日返回柱岛锚地。

大本营于六月十日公布了中途岛作战的战果,宣称击沉美军两艘航空母舰,我方损失一艘航空母舰,另一艘严重受损。从这一刻起,山本所担忧的夸张虚假报道开始了。

为了防止战败的消息泄露,机动部队的幸存将士被分散到九州的各个基地隔离,下级官兵甚至不被允许与家人见面,随后全部被调往南方前线。

鹿江隆一曾被困在佐伯的航空队一段时间,作为“飞龙”号幸存者中的最高资历者,不久他将调往海军省教育局。这时,通过联合舰队三和航空甲级参谋,山本向他提出请求,希望详细了解山口多闻少将和加来大佐最后的状况。

鹿江隆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提交给了山本。

当时,吉川英治以军令部敕任待遇顾问的身份,负责编纂战史。有一天,他在芝的水交社与军令部第一部长福留一同会见了鹿江,听取了他的讲述,并拿到了鹿江提交给山本的报告副本。基于此,吉川为山口和加来两人的功绩评定起草了一篇长文。

次年四月二十四日晚,报道部的平出英夫以“提督的最后时刻”为题进行广播演讲,其内容正是吉川英治所撰写的文章。

那就是,

“舰虽破,军纪不乱”

诸如此类的话,

“转眼间,只见那左舷急剧倾斜,沉入海中,顷刻间下沉的舰桥上已无人影,亦无火焰,恰似中天一轮明月坠落,沉入海心,仿佛神灵安息一般,让人唯有如此之感。”

如此,实在是颇具吉川英治一贯的风格。

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飞龙”的最后时刻。




第十二章



此后一段时间,战局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以“大和”号为首的战舰群,再次在柱岛扎下根来。短暂的梅雨季结束后,夏天来临了。这年的夏天异常酷热,自七月初以来,濑户内海几乎没有下过雨。

在南半球的太平洋战线上,海军巩固了从俾斯麦群岛到新几内亚的防线,并且继续向南推进,攻占了布卡、布干维尔、肖特兰群岛、图拉吉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岛,并在各地新建了航空部队的前进基地。

其中之一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伦加地区的机场,在中途岛战役结束整整两个月后,经过工程队的努力基本建成,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供战斗机进驻。然而,就在八月七日这一天,美国海军陆战师在机动部队的支援下,突然登陆图拉吉岛以及与其南面相邻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驻扎在拉包尔的第八舰队,在翌日 8 月 8 日,由三川军一中将指挥,紧急出动,以旗舰“鸟海”号为首,率领五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向敌方锚地发起所谓的突袭作战。

这是一场日本海军多年来反复训练的夜战炮雷战,仅在短短三十五分钟的战斗中,盟军的五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几乎全部被击沉,而三川舰队几乎毫发无伤,迅速撤离了图拉吉。

作为海军报道队员随“鸟海”号出征的丹羽文雄,在其作品《海战》中描写的正是这场战斗,这也是“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然而,美军的登陆并非中央最初轻视的那种小规模试探性行动,从美国方面来看也绝非“突如其来”,更不是第一次突袭成功就足以令人满足的事情,这是盟军全面反击作战的开端。

大体上,日本陆军从一开始就完全轻视美国的步兵部队。他们相信一些传言,比如说美国兵在白刃战中受到突袭时会哭喊着逃跑,诸如此类的传说他们深信不疑,尤其是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乎毫无认识。

后来在硫黄岛战役中声名鹊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其实是美军中最为勇猛的存在,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连洗澡时都不允许用毛巾这种软弱的东西,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甚至会用铁丝网擦身,这种玩笑话流传甚广。

山本在担任次官时曾有副官兼秘书官松永敬介,此人当时作为第八根据地队的首席参谋,参与了莱城和萨拉莫阿的占领作战,并在拉包尔前线服役。有一天,一名陆军参谋前来询问,所谓美国海军陆战师究竟是怎么回事。

松永大致做了一番解释后,

“哈哈,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陆战队吧。”

虽然他表示理解后便回去了,但陆军部队却抱着“不过如此”的轻敌心态转而展开进攻。然而据松永的描述,他们“连一声惊叫都没发出”,就完全失去了方向,不知所踪。

美军反登陆几天后,松永从第八根据地队的司令官金泽正夫那里接到指示,

“那里有海军的瞭望所。暂时忍耐一下,等待时机,务必传达我们会去夺回的消息,并投下信号弹。”

奉命出动三架陆上攻击机,飞越图拉吉和瓜达尔卡纳尔上空,投下事先准备好的报告球,但战局并未如金泽司令官所设想的那样发展。

察觉到事态非同小可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下令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的大部分兵力进驻拉包尔,同时将原本驻扎在特尼安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也前移至拉包尔,司令部自身则率领“大和”号等舰船,将总部迁往内南洋的特鲁克岛。

“大和”号在护卫驱逐舰和邮船“春日丸”(改装后为航空母舰“大鹰”)的伴随下,于八月十七日中午过后,从柱岛起锚,穿过久多子水道,左望佐田岬,经过冲之岛东侧水路驶入外海,在月光消逝的漆黑海面上,保持高度戒备以防潜艇袭击,向南航行。

到了八月十八日清晨,日本的岛影已然消失在视线之外。而山本此去,便再也没有回到日本。

“大和”号从柱岛出港三天后的八月二十日,两艘日美外交官交换船“浅间丸”号和“绿郡”号(Conte Verde)载着实松让中佐回到了横浜。

交换地点是非洲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港口洛伦索-马贵斯。在中途岛战败后不久,载有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以及一千四百名日本归国者的瑞典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从纽约出发,经由里约热内卢前往该地。而从日本出发的“浅间丸”号和“绿郡”号则载着格鲁驻日大使以及其他美洲归国的外国人,两船在此会合,完成乘客交换后,各自踏上归国之路。

乘客名单上除了两位大使和实松中佐外,还能看到前田多门、坂西志保、中野五郎、森恭三、荒垣秀雄、平冈养一等人的名字。山本在担任次官时,曾任海军省副官兼秘书官,主要负责与右翼的联系。

「天命所归,诛杀山本者也。」

实松的眼中,久违的日本和日本海军显得有些奇怪。

他被任命为军令部出仕,不久后兼任教官,在海军大学校讲授有关美国的军事问题。然而,军令部的人对他的讲话置若罔闻,无论是关于美国造船能力的话题,还是他预测德国潜艇活动将在不久的将来逐渐减弱的观点,他们既不听也不信。而他在海军大学校教的第一期学生们,

“教官,不要随便夸赞美国啊。”

他说着,私下里却,

“那种话,简直可笑,谁能听下去。”

他说过。

不过,从下一期开始,他们多少开始倾听实松的讲述,而到了第三期的学生,那些在各条战线上饱尝失败滋味后归来的学员,

“不,教官,美国的实力要更强一些。”

据说他是这么开口说道的。

这种情况对于刚从英国回国的吉井道教中佐来说,也是同样的。

吉井也曾在山本担任次官时,担任过副官兼秘书官一职。他从昭和十四年初开始驻扎在伦敦,直到开战那年的十一月,他从利物浦搭乘英国船前往委内瑞拉,再经由巴拿马到达利马,好不容易赶上了最后一艘货船“照川丸”,比近藤泰一郎晚了一个半月,终于在开战后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回到国内。

在航海途中,得知战争在夏威夷以南遥远的地方爆发,吉井冒着危险将船舷上的日之丸旗和烟囱上的标志涂掉,历经艰险才返回日本。他提到,初战胜利让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轻松浮躁的气氛,对此他感到十分惊讶。

他还提到自己在伦敦逗留期间的见闻,日本报纸的特派记者们即使向东京发回报道,也只有诸如德国空军空袭导致城市连续三四天大火之类的消息被大肆渲染,而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想法却完全得不到重视,感到十分没有成就感。他以此为引子,在大臣岛田和总长永野等人面前发表了看法。

“总的来说,虽然说是英国人吃不消了,但他们的‘吃不消’似乎和我们理解的有些不同。曾经有段时间,空袭导致伦敦地铁无法使用,但仅仅一个月后就修复得焕然一新,站台上甚至安置了结实的双层床,为避难者提供便利,还出售带有床位编号的预售票供人使用。整夜都有载满食物的列车穿梭,卖给妇女和儿童糖果和红茶。正如各位所知,伦敦的地铁非常深,绝对是个安全的避难所,没有人表现出恐惧或抱怨,几乎看不到任何混乱。如果去酒店,会发现地下室里军人和平民都从容地享受着舞蹈。由此可见,过分高估英国力量的衰退是非常危险的。”

他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任务报告,内容大致如此,但也有人露出“又一个崇拜西洋的人回来了”的表情,而永野修身甚至舒服地打起了瞌睡。

不过,吉井这边也渐渐习惯了日本的氛围,最后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大和”号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驶入了卡车群岛春岛第二锚地。

在“大和”号航行期间,东南方向爆发了第二次所罗门海战,航空母舰“龙骧”号被击沉;与此同时,陆军精锐部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实施了反登陆,试图夺回机场的部队如前所述全军覆没。

这些士兵正是三个月前从塞班岛出发、作为中途岛占领部队的一木支队的成员。

瓜达尔卡纳尔之战逐渐显现出重大且对日本极为不利的长期消耗战的态势。

大约两周之后,宇垣在日记中写道,

“不管是摔下来还是掉下来,总之一定要带回来。真是让人头疼。”

他在叹息着。

然而,停泊在货车基地的“大和”号上,山本五十六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显得特别紧迫。

他在指导作战之余,早晚还会应人所求写些书法,或者回复书信,就这样过着日子。

从本土寄来的信件和小包裹,虽然需要一些时日,但都准确无误地送到了。

九月某日写给丹羽美智的信中,他写道:


“九月十一日的来信,我在椰子树荫下通过特别邮递收到了。谢谢你的点心。今年东京,不,整个日本似乎都非常炎热吧。我们也大体上感受到了这种酷暑,不过现在暂时外出了一趟。(此处省略)接下来是不是该收拾家当,去南洋一带看看呢?这真是典型的丹羽风格啊。我猜想你现在一定是心急如焚,迫不及待的心情,我完全能体会。”

“不过,你究竟觉得这场战争会如何发展呢?(此处省略)从战场回来的人们似乎不负责任地说着各种有趣的事。(此处省略)真正了解实情并能预见未来的人,恐怕只有这次回到国内的高桥伊望中将(过去海军省的副官,外号‘酒鬼先生’)才值得信赖。你可以请丰田先生把他请来,慢慢听他讲讲。你可能会先说‘这主意不错’,但如果你认真地切入正题,问他是否愿意帮忙商量,他多半会说‘再观察一下形势吧’。(此处省略)秋天到了,雨水似乎很多,米粮又有些短缺,让人稍稍担心。今年既然丰收,真希望能定个规矩,每人每天至少吃五合米才好。你心情可好?四十四岁还早着呢,别着急,慢慢来。”


这样写道。

高桥伊望是昭和十四年九月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时担任的参谋长。

“和光”店铺的丹羽美智,生意逐渐不景气,她甚至想关掉店铺,去南方谋生,或许还能再见到山本。于是,她抱着轻松的想法给山本写了一封信咨询意见,这是山本的回信。然而,她最终还是把山本的信拿给榎本重治看了,并向他坦露了心意。榎本对她说,

“小寿贺,你觉得日本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吗?”

他用深沉的语气这么一说,美智终于打消了前往南方的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九月二十四日,负责指挥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的陆军第十七军派遣的大本营参谋辻政信,来到“大和”号拜访山本。

从军衔上看,一方是中佐,另一方是大将,但辻依然带着他一贯的强势,打算直接向山本诉说海军的配合不够充分。

然而,辻似乎第一次见到“大和”号的巨大规模时感到震惊,他在自己的著作《瓜达尔卡纳尔》中写道:

“从舱口进入舰内,仿佛走进了一座大酒店。唯一不同的是,到处都布满了铁管。这些数不清的铁管,每一根都仿佛有机地连接成一个整体,滋养着这七万吨的庞大身躯。就像人体内无数的血管滋养着身体一样,哪怕切断一根,似乎都会流血不止。难怪人们称它为‘大和酒店’,此言不虚。若是在里面迷路,恐怕很难轻易走出来。”

他这样写道。

“大和”号的司令长官办公室打破了传统战舰的设计惯例,设置在舰体中央偏向舰首的位置。在与黑岛资深参谋和宇垣参谋长大致交谈后,他被引导到中央的长官室,在那里见到了山本。

“坚守阵地的将士们,已经瘦得像甘地一样骨瘦如柴了。”

接着,他针对补给船团护送的问题,请求海军配合陆军夺回瓜岛的作战计划。

山本

“如果补给无法持续,导致陆军士兵饿死,作为海军,我们无法交代。我明白了。如果有必要,哪怕是将这艘‘大和’号直接停靠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我也愿意提供掩护。”

据说她这样回答着,双眼泪水扑簌簌地落下,辻也不由得跟着落泪,但这是否属实却不得而知。

山本虽然是个感情脆弱的人,但在用“野分”号的鱼雷击沉“赤城”号时并未流泪,而宇垣的《战藻录》中关于这一天,

“下午,第十七军参谋一名及参谋本部人员两名来访,正在南下途中”

仅简短地记录了这样一行。

辻是,

“像这样的将军,在陆军中究竟能有几人呢。我甚至想成为海军参谋,在这位元帅(当时山本还不是元帅)的麾下战死。”

他以极为感慨的语气写道。然而实际上,山本对辻政信并不怎么信任。辻在战局不利时,总是以中央联络等名义逃跑,然后大搞个人表演,山本对此颇为不满,

“让这样的人横行霸道,事情才会搞砸。”

据说曾经这样说过。

山本向辻承诺的这个“Yamato”号强行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这并不是因为山本不信任辻,而是据一种说法,军令部奉旨下令禁止了这一行动;还有一种说法是,舰队的燃料消耗量每天高达一万吨,吴港的重油库存量已减少到六十五万吨,像“Yamato”号这样庞大且似乎无用的巨舰,必须尽量避免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却不得不驻守在内南洋的锚地,龟缩在巨大的战舰中,摆出一副似动非动的姿态,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未免有些奇怪。

在中途岛战役失利时,幕僚们认为不能让伤员的鲜血影响到司令长官的冷静判断,因此没有将任何伤员收容到“Yamato”号上。从“长良”号前来报告的南云和草鹿等人,也很快就返回了“长良”号。但如果真是这样,司令长官只要不去可能目睹血腥场面之处就行了。然而,战舰作为海军的象征、主力与核心的传统观念,似乎始终牵绊着山本的一只脚。

美国海军在这一点上也未必就多么先进,但他们无论幸或不幸,在珍珠港一举损失了许多战舰。而在此之后,美国人将思路转向以机动部队为核心的速度,确实非常之快。

在“大和”号上,虽然对重油的供应感到不安,但对于粮食的短缺却并未感到担忧。

辻政信在与山本会面后,被邀请在舰内共进晚餐。黑漆的餐盘上摆放着鲷鱼刺身、鲷鱼盐烤以及冰镇啤酒等佳肴,他忍不住对副官福崎昇感叹道:

“海军真是奢侈啊。”

说了一句带刺的话。

福崎笑着,低声说道,

“长官吩咐我,要尽可能地款待您。”

据说是这样回答的,但这很可能只是福崎副官为了掩饰而编造的谎言。辻所享用的,应该只是司令部日常的晚餐。

粮食舰“间宫”和“伊良湖”进入特鲁克港时,司令部的随从兵被允许最先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近江兵治郎担任随从长期间,联合舰队司令部始终没有改变这种菜单安排。

在电影《五月的七天》中,有一幕是美国地中海舰队旗舰上的司令官正在享用法式美食。这种现象普遍来说是海军的一种习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优点,同时也带有一种矫揉造作的贵族趣味,显得有些奇怪。

当“大和”号还在柱岛的时候,“伊良湖”号曾从塞班岛带回大约八十吨砂糖。当时主计长打算只将这些砂糖分配给海军相关人员,但参谋长宇垣却提议分给镇上的孩子们,并促成了这一举措。这件事被传为一段佳话。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事能成为佳话,可见海军一直维持着一个封闭的社会,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苏格兰威士忌、英国香烟和不沾污渍的白色衣领,很难改变这种习惯。后来将旗转移到拉包尔时,联合舰队司令部仅为两周的停留,就把西餐盘子、刀叉等一应俱全地运到了前线。



山本虽然出身贫穷的士族家庭,却对肮脏的事情和寒酸的模样一概厌恶。

突如下起的小雨让同伴们纷纷跑开,山本却说:

“喂,别做这么小气的事。”

据说,他肯定是抱怨了几句。

在昭和初年,那时候西瓜还是稀罕物,有个故事说,有人嫌别人小气,就硬是把半个西瓜塞给那人吃,直到那人闻到西瓜味就觉得反胃,连看都不想看为止。

在“大和”号卡车上,直接负责照料山本身边事务的是小堀和藤井这两名随从士兵,但他们都已经去世了。目前还活着且下落可知的司令部随从士兵,除了近江之外,就只有当时的一等水兵松山茂雄一人。

松山是在昭和十七年于吴港(Kure)被征召入伍的,一加入“大和”号就立刻被分配到司令部。据他说,幕僚中有些人总是舍不得扔掉旧内裤,哪怕已经发黄了还一直让人洗,但山本从不自己洗内裤,也绝不让随从士兵帮他洗腰带,而是每天从舷窗直接扔到海里去。

松山那时候是个肤色白皙的俊美少年,有一次他进入某司令部工作人员的私人房间擦鞋时,突然被人从背后抱住,并被强吻,他试图挣脱时,

“喂,给我安静点。”

据说当时有人这样对他说。

即便是在“大和酒店”这样的地方,一群男人聚集在炎热的环境中过集体生活,多少会变得有些不正常,但山本对那种嗜好并无兴趣。

“不过,长官对另一位倒是颇为中意。”

事情就是这样。

卡车上有一家来自横须贺的“松小”分店。这所谓的“海军餐厅”,直白点说就是慰安所。虽然即将年满六十,但如果随从们的传言属实,山本似乎偶尔也会前往陆上的慰安所。

参谋长宇垣拥有一把猎枪,一有空便会到岛上打鸟。而山本总是负责料理,专司烹饪,至于吃这一块则是他的专长。

像《爱染桂树》或者《暖流》这样的电影,每周一次在联合舰队旗舰上首映,大家可以按顺序观看。

在所罗门群岛,美国称之为“东京快车”的补给战持续进行,而日本则称之为“鼠式运输”或“蚁式运输”,这种艰难的补给战一直未停。然而,在“大和”号上相对平静的日常中,10 月 7 日,山本久违地与前来舰上商讨作战事宜的井上成美会面。

这一天,曾任海军兵学校校长的草鹿任一中将,作为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在转任拉包尔途中,从塞班岛乘坐水上飞机抵达特鲁克,并来到“大和”号。

草鹿任一是草鹿龙之介的堂兄,与井上成美、桑原虎雄以及小泽治三郎同属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七期。

作战会议结束后,各舰队的高级军官们一同围着山本共进晚餐时,草鹿开口说道,

“对了,我之后,下一任兵学校长会是谁呢?”

我向山本询问,山本回答道:

“那已经定下来是井上君了。”

他说。

井上回答道:

“真的吗?”

她看起来很高兴,随后在草鹿的提议下,

“那今晚就在这里进行交接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草鹿任一和井上成美在饭后前往山本的房间,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以交接为名,三人久违地畅谈起来。

当时,草鹿提起一个话题,说战争结束后,山本先生打算怎么办,山本便回答道:

“哎呀,像我这种人,反正不是上断头台,就是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据说他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么说的。

顺带一提,在这之后,十月二十六日,兵学校校长发布命令,调往江田岛的井上发现兵学校的教育实在缺乏宽松氛围,显得非常拘束,学生们的眼神都像中了狐狸精似的,一个个眼睛上吊着。于是他说:“这样子看起来不就像有三次前科的模样吗?”他还强调:“不要搞什么天才教育”,“不要把兵学校的教育当成升官发财的目标。”同时,他严禁从前线回来的教官们向学生讲述战争的事情。

参考馆里挂着的历代海军大将的照片,

“其中一半人,我都想称他们为国贼。绝不能让学生对他们心生景仰。”

说着,他下令将所有照片都取了下来。

关于担任兵学校校长时期的井上中将,还有许多其他的逸事流传下来。

当时在日本,禁止使用敌国语言的呼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传言说陆军联队里把咖喱饭称为“加辣汤汁盖饭”,这种事如今的年轻人听来或许觉得像是假话,但英语教育在全国各学校中正逐渐走向废止和削减的方向。

这种风潮也波及到了江田岛,曾在全体教官的联合会议上讨论过是否废除兵学校中的英语教育,以及是否将英语从兵学校入学考试科目中移除的问题。

陆军士官学校很早就取消了入学考试中的英语科目,因此一些其他成绩优秀但英语不擅长的学生便避开海军学校,转而选择陆军士官学校。在陆军和海军争夺兵器物资分配的同时,人力资源的竞争也成为问题,有人提出从实用角度考虑废除英语科目的观点。企画课长小田切政德中佐最后让大家表决时,大多数教官都举手赞成废除。

小田切说道:

“各位所见即是如此,以此作为今日教官联合会议的决定,是否妥当?”

于是,他向校长请示。

此时,一直默默倾听的井上以极为严厉的口吻说道,

“这是不可取的。”

说完,他站了起来。

“不可取的理由,我现在就来陈述。试问,哪个国家的海军军官连一两门外语都不会说?这样的海军军官根本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无论你喜欢与否,英语在当今依然是海上贸易的全球通用语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事实就必须被承认为事实。如果认为培养军人的学校只需要教授直接用于战争的技能,那么就应该全力加强炮术学校、水雷学校等技术类学校,而将海军兵学校本身废除。兵学校并非培养特务军官的机构。毕业后立即能派上用场的教育不过是学徒式的教育,而我绝不会将培养学徒作为本校教育的宗旨。兵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备见识与修养、真正具有绅士风范、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令人羞耻的海军军官的基础。换句话说,是要赋予他们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潜力。如果优秀的学生流向陆军,那也无妨。没有认真掌握一门外语的意愿之人,帝国海军并不需要。近来提倡振兴日本精神、排斥外来思想的运动颇为盛行,这固然是好事,但冷静观察这些主张者,不难发现其中许多人仍未摆脱岛国心态的短见,这令人遗憾。诸位切勿被这些看似爱国实则轻浮的言行所迷惑。在本校,不仅要继续重视英语教育,今后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普通学科的投入。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在我任职期间,也绝不会允许废除英语教育这样的举措,请诸位务必知晓这一点。”

在兵学校的教官室里,随后在年轻的武官教官之间,

“什么,校长是亲美派吗,难道不是卖国贼吗?”

据说这样的激烈争论声此起彼伏。历代海军大将中有一半被骂作卖国贼的井上,当时也被海军上层的一部分人称为卖国贼。

当海军省为了对兵学校学生进行精神教育,派遣平泉澄作为讲师前来时,他对平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表示了异议,但又担心伤害平泉博士的感情,只好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仅让教官们聆听他的演讲。

另外,在井上成美担任校长期间,有一天铃木贯太郎穿着便装,悠然地来到海军兵学校拜访。

企画课长小田切政德陪同铃木和井上在校内巡查了一圈后,当两人进入贵宾室面对面交谈时,小田切便坐在房间一角,竖起耳朵偷听。

铃木大将说,多年来一直在家中服务的女佣回到了吴市的娘家,建了新房,强烈希望他能去看看,于是他便带着妻子一同前往旅行。而他自己因为怀念旧地,才从吴市顺道来到海军兵学校。但小田切对此颇感好奇,毕竟当时虽是闲暇之身,但像铃木这样的重臣,在这个时节是否真的仅为这样的目的而来江田岛呢?

这时,铃木开口说道:

“井上君,军校教育的真正效果要到二十年后才会显现出来,听好了,是二十年后啊。”

这样的声音传了过来,而井上则像是深有同感一般,频频点头,显得十分认同。

关于废除英语的问题,高木惣吉对井上说,

“英语就像摩尔斯电码一样,是一种国际间的通用符号。说要废除英语,就等于说要抛弃国际间通用的符号,这种荒唐的话怎么可能呢。”

据说曾经有人这样说过。

井上成美的这一英明决策被后来的校长以及再后来的校长所继承,入学的新生都会被借用学校备品《简明牛津英英词典》,这成为惯例。奇怪的是,在那场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对英语教育最为热衷的学校竟然是海军兵学校。或许只有在井上校长时代的兵学校,才有不许教师向学生讲述战争故事的规定。

这位井上成美,在战争末期从海军兵学校校长转任海军次官,成为向米内光政海相最强烈建议结束战争的人。

在江田岛七十年的历史中,兵学校出身的兵科将校阵亡率,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中日战争,约为百分之五,而仅在这次战争中就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据说在 Midway(中途岛)战役和 Guadalcanal(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失利后,海军中已有相当多的将官和舰长级别的校官战死。司令官或舰长与舰船共存亡的做法,源于英国的古老传统。然而在国家急需更多有能之士的时候,那些本可以不死的人却无谓地牺牲,从国家总力战的立场来看,这实在是无益的消耗。

正如高木惣吉所说,像是“大和”“武藏”这样的船只,即使是四五年时间也能建造完成,但要培养出大佐或少将级别的指挥官,至少需要二十年时间。山本虽然对山口多闻和加来止男的死感到震撼,但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值得欣慰的事。在十月七日与草鹿任一、井上成美等人共进晚餐时,宇垣参谋长的日记(《战藻录》)中记载了:

“如果在奋战后舰船沉没时,不以舰长生还为喜事,那么在这场前途遥远的大战中将无法继续前行。飞行员可以通过降落伞尽可能多地生还并受到鼓励,而舰船却并非如此,这毫无道理。”

其中记录了山本私下里的意愿,希望舰长也能活着归来。

然而,他们的这种想法从未出现在报纸文章、广播或大本营的公告中。

在军队中也好,在社会上也好,人们常说人生不过短短二十年,或者人间五十年,军人更是半价,总之只有壮烈的死才被推崇。

在此之后直到十七年十二月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内定之前,南部地区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空战斗,包括“萨沃岛海战”、“南太平洋海战”以及“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有些战斗以平局告终,有些则是一方占据上风。美国损失了用于杜立特空袭的航空母舰“黄蜂号”,日本则失去了战舰“比睿”和“雾岛”。值得注意的是,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日本开始感受到威胁的美国军方雷达技术,在黑暗中无需照明射击,第一发炮弹就能精准命中,显示出了惊人的精确度。

“长官陷入沉思,面带忧郁之色。”

宇垣在《战藻录》中写下这段文字是在六月二十二日,而驻留在特鲁克的山本,头上已明显多了许多白发。来自长冈的众多士兵所属的新发田步兵第十六联队,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全军覆没,这对山本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故乡的反町荣一,

“十月二十八日来信已拜读,承蒙祝贺,谨致谢意。然而,想到乡里子弟的艰辛,心中实在无法感到欣慰。(此项仅限于您知晓)”

正在写这样一封信。

堀悌吉也有过这样的记述,

“这边的事情相当棘手,绝非轻易就能解决。既然对方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稳稳地占据了阵地,绝不可能轻易让步。我早就预料到这一点,因此认为我们这边也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觉悟,并提出了相关意见。然而,大家直到最后一刻都抱着乐观的希望,所以说我们都是一群幸运的人啊。(后文略)”(十月二日)

他如此写下并寄出。

十二月八日,恰逢开战一周年之日,据统计,海军的阵亡人数已达一万四千八百零二人。

十二月十二日,天皇陛下亲自前往伊势神宫参拜。虽然无法揣测天皇内心的想法,但可以认为,陛下是因未能阻止战争,最终导致如此局面,而前往神宫禀告的吧。

山本在年终给各方的信件中写道,

“听闻天皇陛下亲临伊势神宫参拜,实感惶恐不安,头发未能一夜之间尽白,深以为不忠之耻。”

这样写道。

当然,给女性的信件语气稍有不同,同样是在十二月,写给丹羽美智的信中,

“(前略)来到这里的人都对我说,您看起来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果真如此吗?我的精神真的好吗?”

“当然,如果当时的首相、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和工商大臣那样都算精神好的话,那我大概也算得上精神不错吧。(后略)”

如此记载。

当时的首相是东条英机,财政大臣是贺屋兴宣,海军大臣是岛田繁太郎,工商大臣是岸信介。

就这样,这一年终于过去了。


   四


山本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有些发霉的杂煮年糕,在“大和”号上庆祝昭和十八年的新春。

那天,不知是厨师的失误,还是随从的疏忽,庆祝餐桌上的带鱼头的鱼被摆反了方向,端上了桌。

山本

“哦,到了新年,连鱼的方向也要变一变吗?”

虽然只是稍带讽刺地说了一句,但如今在秋田木工东京营业所担任所长的原从兵长近江兵治郎,似乎至今仍对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尤其是想起中途岛战役时那道鲷鱼味噌烤的味道。

自从山本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来,到这个正月已经过去了三年零四个月。从日俄战争前被称为常备舰队司令长官的时代算起,在总共三十八代长官中,他的在任时间创下了异乎寻常的新纪录,然而即便如此,关于他交接替换的呼声依然没有传来。

虽然在幕僚们面前从不流露出这样的神情,但山本已经感到有些疲惫了。

他的心中似乎一半是对死亡的亲近感,一半是对尘世、尤其是千代子所在的东京的留恋。这种情感仿佛可以通过他留下的众多书信得到印证。

“(前略)自开战以来,已有 15000 人牺牲,

回首这一年,逝去的友人,

数不胜数,实在是令人感慨啊。

说起来,这件事拿给武井大人看过后,唯独这一点得到了他的赞赏,但也只是令人苦笑的程度罢了。

这指的是昭和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给堀悌吉的信件,

“世界形势与我方作战计划逐渐演变成之前所担心的态势,实在是令人遗憾的情况。”

当前形势呈现出最为恶劣的状况,要收拾这一局面,恐怕还需经历更大的惨状和非常的牺牲。然而事到如今,再发牢骚也无济于事。自古以来就有言,选择朋友是至关重要的,这话说得真是贴切。

这是写给横须贺镇守府新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的信(日期为一月六日),“选择朋友是至关重要的”自然是指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之事。

“我在这世上和那个世界都有同样多的知己和可爱的部下。去到那边,想必会受到欢迎,我也想去;但同时又想在这世上再多做些事情。真是心有两意,身却只有一具啊。”

这是二月写给城户忠彦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城户是一位退役的海军少将,当年山本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武官时,他作为造兵监督官驻扎在纽约。

回溯到昭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给堀悌吉的信中,

“听说东京已经变得相当寒冷,令人有些羡慕,望您多加保重。此处的情况实在无趣,敌人倒是不缺,但盟友却让人头疼。各长官和幕僚们大体上都是为第三代至第五代效忠之人。”

这段话是之前部分引用过的内容。

此外,

“再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甚至能不能回去都说不准,所以就随便拜托你了。

虽然不是山梨先生,但也只能说‘这是命运啊,朋友’。转眼间已经到了开战一周年,当初得到的那些优势,似乎也逐渐被磨平,实在是令人不安。”(昭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堀悌吉)


“八月十九日来信已收到,谨致谢意

再过百日,小生准备将余命全部耗尽,谨此奉告。敬上

“从椰子树的叶荫下”(明治十七年九月,寄给上松茂)


“长谷川氏的受伤,原田氏的病况等,均为首次听闻,谨此告知。”

小生与众多敌人交战,部下也多有牺牲,觉得差不多到了该收手的时候。(十七年十月致内田信也)

收到这封信的原铁路大臣内田信也,当时正担任宫城县的知事。

“长谷川氏”、“原田氏”分别指的是长谷川清和原田熊雄。

在致原田熊雄的十七年十二月末的书信中,

「(前略)平日里若有后继者,理应被称作后浪推前浪,然而不知为何,竟连这样的传闻也未曾听闻,最终落得个舰队中最古老之物的名号。」

因此,若要仿效古歌之风,

荒浪咆哮的大海之上,已历经四年,

京都的风俗习惯,早已忘却

在此地候着,哈哈(后略)」

如此记载。

在山本的书信中,“哈哈”这个词语很少使用。在那些地方,似乎能感受到他的自嘲与留恋之情浮现出来。

在写给古川敏子的信中,还有一句“想来一场真格的”。“真格的”并不是指与部下之间玩耍般的胜负,而是正儿八经地赌钱打麻将或玩花牌的意思,不过似乎还包含着一些别的意味。

比这些更早的信件,是写给松元坚太郎的,

“宇宙中一个小黑点般的地球上,相对于悠久的岁月不过是一瞬光芒的这几年,却被人们不断高呼为非常时期,若是想想上天会如何看待这种情景,实在是浅薄得无以复加,我也时常有这样的想法。”

也有这样的说法。

丹羽道子来信告知近况,说她开始练习骑自行车,

“只要脸上不受伤,就请尽情地进行激烈训练吧。(因为如果连身体中最结实的脸部都受伤了,那手脚就更承受不住了。)”

等等写下之后,

“我也终于到了六十岁,按理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该再被当作小伙子使唤了,但看来还是很少有地方敢让我去,部下和其他长官从第二代到第五代都换了好几茬,可我似乎是被留了下来,或者说是被遗忘了。我自认为脸上总是挂着一副不景气又无趣的表情,但即便如此,东京的人还是会说些不敬的话,比如‘就算从内地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只要见了长官,回去时总是神清气爽’。我真是有些无语啊。”(大正十八年二月初)

他这样说道。

榎本重治曾说“很久没有摸过牌了”,而且这段时间他的健康似乎也有些问题。他提到自己的将棋水平还没下降,说明身体还算有些活力,但从八月以来,脚有些肿胀,手也偶尔发麻。他还对古川敏子诉苦,说手指有些麻木,拿笔时手会发抖。

真假不得而知,但据山伏会的森村勇所说,为了安慰山本,曾有人提出过一个想法,就是用飞机把千代子带到特鲁克岛去。

千代子原本打算在某些时候藏匿山本,因此在神谷町的家中建了一个兼作防空洞的六叠大小的地下室,并安排了人看守,自己则依然作为“梅野岛”的女主人继续工作。然而,到了昭和十七年底,她决定结束生意,将手下的五名女子都给了文书凭证,到了新年,她便与一名小女仆一起在神谷町过起了日子。

自从前往特鲁克群岛后,山本一次也没有回过日本,但三和与渡边等幕僚偶尔会因公事前往东京出差。每逢此时,千代子便会在神谷町的家中招待他们,甚至自掏腰包,带他们在筑地一带热闹地游玩。

在部下们的来往以及书信交流中,山本或许听到了关于将千代子带往特鲁克群岛的传闻。到了昭和十八年一月末,山本写信给古川敏子,内容如下:


“新年快乐,恭贺新禧。”

元旦上午十一时收到您的来信,我深表感激,同时却觉得这封信中似乎透着一种不太景气的正月气氛(人家特意在百忙之中抽空给您写信,若山本先生能说一句“真是太好了”这样的话,气氛会好得多,那样就更令人欣慰了)。

之前通过来信得知佐野大人的情况令人担忧,现在听说并无大碍且已完全康复,实在是可喜可贺。

此外,大家都身体健康,真是再好不过了。

这边我们满头大汗地忙碌着,吃了像团子一样的年糕,总算在正月初三吃了杂煮汤,如此一来,我也算是堂堂正正地迈入了六十岁。

八月以来,我因伤病者慰问和慰灵祭等事由,四次登上陆地,其余时间都蛰居在舰上。近来,海军省的人来信说:“从内地前往前线的人,看到长官的面容,心情都会变得开朗起来。”他们竟以为凭这样的心情就能好好打仗。如果内地真是如此萧条,不如干脆转籍到南洋去,请河合先生过来,从早到晚只吃木瓜过日子算了。承蒙款待,就此告辞。


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然而,或许是顾及外人的眼光,最终这位“河合氏”前往卡车的事情未能成行。

到了昭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在“大和”号上驻扎整整一年后,又一次搬迁到停泊在特鲁克的“武藏”号上。


   五


司令部“武藏”转移前不久,二月一日开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行动,在二月七日夜间的第三次撤离中完成,成功撤回幸存的陆海军将士一万三千人,岛屿最终被放弃。

当时的情况并未公之于众,但自八月美军登陆以来的这半年,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的真实状况极其惨烈。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称为“饥饿之岛”,被救出的陆军士兵因营养不良,胡须、指甲和头发都无法生长,身体只有关节部分显得粗大,赤裸的身体瘦到臀部肌肉萎缩,肛门完全暴露,在驱逐舰上不停地拉稀,粪便四处流淌。


“对着沉睡的脸颊骂一声蠢货,

对着破碎的额头再喊一声笨蛋。

泪水燃烧,胸中炽热

对外无可言说。


无论是愚蠢还是无知,美国的

轻浮地被子弹击中的你

忍受着痛苦的日子

在痛苦中倒下


这是原陆军主计曹长吉田嘉七的《瓜达尔卡纳尔战诗集》中的一段诗句。然而,他们的苦战终归徒劳无功,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落入美军之手。正如山本对近卫所说的“一年或一年半”,几乎一语成谶,自此之后,日本明显转入了守势。

不过,在这次撤退作战成功的背后,海军通信情报班的一封伪造电报发挥了些许作用。

利用美军在紧急情况下允许使用明文通信的习惯,以及美军卡塔琳娜巡逻机与瓜达尔卡纳尔基地联络不畅的时机,驻扎在拉包尔布纳卡瑙基地的第一联合通信队伪装成卡塔琳娜巡逻机,向瓜达尔卡纳尔美军基地发出了呼叫。美军基地随即回应,于是——

“发现目标。2 架飞机,2 艘战舰,10 艘驱逐舰,纬度-,经度-,航向东南。”

(发现敌舰。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十艘。南纬某度,东经某度。航向东南东)

这样一封伪造的电报被发送了出去。

这封电报很快被转发到努美阿和檀香山,大约二十分钟后,通过檀香山的美国海军广播系统传遍了整个太平洋舰队。瓜达尔卡纳尔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全部进入待命状态,当他们意识到被欺骗时,日本军队的撤退已经完成。

当参与撤退行动的第三水雷战队和第十战队的指挥官返回特鲁克时,山本长官——

“干得不错。其实,我原本以为驱逐舰大概会损失一半。”

据说他是这样慰劳的,但并没有找到他针对伪电作战的成功发表赞赏之词的记录。

实施这次伪电作战的第一联队通信参谋伊藤春树,

“不要做多余的事,让对方看穿我们的底牌。”

于是,事后反而从上头挨了责骂。

至于山本对因此而导致自身死亡的密码和通信情报问题,究竟了解有多深,目前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认为,他似乎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这时起大约两个月后,山本从特鲁克岛锚地的“武藏”号上,将帅旗转移到拉包尔,计划为期约两周。

自从他在霞浦担任副长时起,就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并培养起来的海军航空队,由于所罗门战局的紧急形势以及母舰的损失,无论是陆基机还是舰载机,其中的许多精锐部队都已进驻拉包尔的陆上基地。

可以说,拉包尔海军航空队是他的亲信部队,此次行动的目的便是亲自前往当地激励士气。然而,若问山本是否主动有此打算,却未必如此,更多地似乎是被前线指挥官的期望所牵引。

出发前一天的四月二日晚上,山本对留守在“武藏”号上的政务参谋藤井说:

“喂,咱们暂时要分别了。来下一盘吧。”

他提出下将棋,結果以两胜一负的成绩胜出,随后藤井开口道:

“终于,长官,您要亲自前往最前线了啊。”

听到这话,山本回应道:

“就是这件事。最近在国内,亲临前线指挥似乎成了一种风潮,但说实话,我去拉包尔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如果能去柱岛,那倒还不错。你想想看,我方的根据地逐渐被拉近敌方的第一线,这种形势从大局上看,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当然,如果是为了鼓舞士气,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此回答道。

另外,这一天山本给千代子写了一封信,这也成了他最后的一封信。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的信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无法起飞,所以延迟到四月一日的傍晚才收到。还有浴衣、肥皂、目刺鱼以及山口煮的豆子等等,也都一起收到了。谢谢你。”

“之后,我本来觉得太频繁了有些不好意思,但参谋长藤井、渡边、鹿冈、佐薙等人却多次来看我,我真是非常高兴,特此表示感谢。大家也都非常开心,轮流和我聊起神谷町的事情以及在山口时的种种话题,让我感觉仿佛一瞬间回到了家,见到了千代子。”

“渡边君尤其详细地和我说了三个小时关于神谷町家里的事情、千代子的健康状况以及他受到的各种关照,一直聊到过了午夜十二点。他还说,长官明明自己穿着旧浴衣,却非要让我带上新的;又因为下雨我的袜子湿透了,他就帮我洗衣服,还送了我很多新的袜子,甚至多次请我吃饭,我真是过意不去。我对他说,这是因为我经常提到你这三年半来在下面辛勤工作的情况,长官很清楚并且心怀感激。他听后感慨地说,像长官这样细心又体贴的人真是少见,语气中充满了感动。”

藤井君也硬是上门来蹭饭,晚上喝得醉醺醺,心情大好地闯进来,总是给大家添麻烦,甚至还开始和鹿冈聊起公事来。不知不觉中,他体贴地主动下楼去了,真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啊,我都忍不住佩服他。所以我说,除了天皇陛下之外,我心里最敬佩的人就是他了。你觉得他值不值得这样尊重呢?对方听后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也没办法,我认输了。于是大家一起开心地笑了起来。真的是很开心啊。(此处省略)梅驹小姐也终于拿到了许可,真是再好不过了。那座房子能这样一直保留下去,感觉真是舒心。我的身体状况就像之前跟你提过的那样,血压和三十多岁的人一样,非常好。至于手麻的事,右手无名指和小指的指尖确实稍微有点麻,但去东京时我故意夸张了些,所以好像引起了一点关注(其实是我故意让它成为问题的)。不过,军医长给我打了四十针维生素 B 和 C 的混合液,现在已经完全好了(表面上我还是说还有点问题)。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另外,这件事的真相请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说好像是因为在炎热的地方没有好好踩踏土地,身体稍微有些虚弱就行了。还有,从明天开始我要去前线一趟,和参谋长黑岛、参谋渡边他们一起去。所以大概两周时间会没有消息,你心里有数就行。听说了千代子的情况,我也充满了斗志,勇往直前。4 月 4 日是我的生日,感觉很愉快。稍微干点事吧。

那就请多保重,祝你心情愉快。

再会

 四月二日

                五十六

千代子大人


这封信中附有少量遗发,以及另纸写下的内容,

“若你轻视我的心意,又怎会如此”

“每夜只在梦中与心爱的你相见”

这样一首歌被一同附上。

“若你轻视我的心意,又怎会如此”这句歌词,若翻开《万叶集》来看,

“若你轻视我的心意,又怎会如此

艰难地从这高门中退身而出呢?”

这段文字可能是从此处借用而来,属于卷十一中题为“直抒心绪”的一组作者不详的短歌之一。这首歌并不十分有名,因此即便说是模仿,山本对《万叶集》的熟读程度也可见一斑。

信中的“鹿冈”指的是当时从海军调任为情报局情报官兼总理大臣秘书官的鹿冈圆平中佐;“佐薙”则是原山本司令部航空参谋、此时担任军令部作战部员的佐薙毅中佐;“梅驹”则是接替梅野岛的千代子的同伴,一位新桥的艺妓。

次日四月三日清晨,山本与随行的各位幕僚、副官、舰队军医长、舰队主计长、密码长、气象长等人一起,从右舷舷梯登上长官艇,在留守的司令部人员和船员们的目送下,离开了“武藏”号。

从夏岛的水上基地出发,他们分乘两架水上飞机起飞,起飞后在“武藏”号上空盘旋一圈以示告别,随后将航向转向南方,当日下午一点四十分,一行人抵达了拉包尔。

在草鹿任一、小泽治三郎、三川军一等各舰队长官的迎接下,山本进入了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的办公大楼。

不久,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也前来致意。今村与山本自大正末年便有交往,彼此是老牌桥牌伙伴,互相之间关系密切。

“我比你强。”

尽管如此口口声声争辩,但在陆军军人中,山本五十六最信任的,恐怕就是这个人了。

今村均在前往拉包尔赴任的途中,于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特意到特鲁克的“大和”号战舰上拜访山本五十六。当时,山本五十六对他说:

“事到如今,我们彼此之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海军里曾说一架零式战斗机能对抗美军五架甚至十架飞机,但那是开战初期的情况。自从中途岛战役损失了许多优秀的飞行员后,补充人员一直跟不上。虽然现在还说能以一敌二,但敌方的补充速度是我们的三倍以上,力量的差距日益拉大。坦白讲,我们已经陷入苦战的境地了。”

他说过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半年没见的草鹿任一再次见到山本时,注意到山本的眼白显得异常发黄且浑浊,便首先想到,

“啊,这家伙,看来是相当疲惫了。”

据说他是这么想的。

在距离草鹿司令部稍远的地方,有一座被称为官邸山的小山,海拔约三百米,曾经是德国统治时期总督的居所。山本决定晚上住在这座山上的一栋小别墅里,因为这里夜晚凉爽宜人。




第十三章



驻扎在拉包尔的各航空部队原本计划在山本长官抵达后,从第二天起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实施代号为“伊号”的总攻作战。然而,由于山本长官生日的四月四日遭遇了猛烈的暴风雨,作战行动被迫推迟了三天。

于是,从四月七日开始,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周边盟军舰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机与轰炸机联合空袭。七日、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连续四天的总攻中,结合从布干维尔岛方向的前进基地起飞的飞机,总计有四百八十六架战斗机、一百一十四架舰载轰炸机以及八十架陆上攻击机参与了行动。

飞机起飞时,山本总是身着白色二种军装,挥动帽子,一架一架地目送它们出发。

目送完毕后,他便回到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的草鹿房间。然后,坐在沙发上,与草鹿、小泽、宇垣等大约四人一起讨论作战计划,或是闲聊,或是下将棋,有时也会前往医院慰问伤病士兵。山本总是闲不住,忙碌不停。

他眼白的浑浊似乎只是一时现象,整个人显得非常精神,饭量一如既往地好。

拉包尔尚未进入自给自足的农耕状态,那时还早得很,水果非常丰富,从日本也运来了各种各样的物品。甚至还尝试过用海龟肉做日式火锅。

草鹿任一因为患上热带地区严重的腹泻,持续不退,几乎处于绝食的状态,而山本却说,

“话虽如此,你总得多少吃点东西啊。”

这样说着。早上,草鹿中将骑马前往官邸山上的小屋拜访时,

“喂,给你吃点黄瓜吧。”

于是,他自己摘了些附近野生的黄瓜,递给别人吃。

草鹿和山本之间的关系是那种“被叫一声‘喂’,就得应一声‘是’”的关系

“山本先生,你呀”

诸如此类,无论什么事都坦然地对他倾诉。

据草鹿所说,旧海军的人即使有些许上下级之分,通常也只是用“你”或者“老兄”这样的称呼,很少用“阁下”或者“长官”这样的正式称谓。

“后来学着陆军的样,嘴里喊起了‘阁下’什么的,但用‘你’不就挺好吗?”

草鹿这样说道。

草鹿任一某天决定与小泽治三郎一起,在拉包尔举办一小规模的兵学校第三十七期五人班级聚会。

山本听到后,

“你们会让我加入吧。”

他提着一瓶约翰尼·沃克的黑瓶酒,来到了那个座位。

这是因为在明治四十二年,这个班级从海军学校毕业并出海远航时,山本是大尉,担任练习舰“宗谷”号的分队长。于是,宴会正酣时,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写一封集体信。

“那就写给铃木和古贺吧。”

山本说道,他首先亲自动手,用毛笔给铃木贯太郎写下了一段简短的话语,

「元宗谷分队长 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五十六」

于是,他写下了当时和现在的官职与姓名。

大家都仿效着,也写下了当年少尉候补生的军衔,以及现在的官职和姓名。一份寄给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的集体留言簿也完成了。三十四年前那次远洋航行的日子,铃木贯太郎是“宗谷”号的舰长,而古贺则是船上的一名中尉。

“这份东西送到后,铃木先生肯定会把它供在神龛上,高兴得不得了。”

山本这样说道,但这份集体留言簿送到两人手中时,却是在山本去世的直后。

山本又在幕僚休息室里一边与渡边安次下将棋,一边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的广播。他注意到广播中提到开战通告似乎是在珍珠港袭击之后才发出的,美国政府和民众对此似乎感到愤怒。

“果然是这样啊,真遗憾。不知道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如果我先死了,请你代我向陛下禀告,联合舰队绝非一开始就计划如此,我们一直是打算按时完成的,请这样转告。”

山本这样对渡边说道。

在山本这样度日的过程中,“伊”号作战计划初步取得了成功,他的拉包尔驻留日程也所剩无几。

他提出希望,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亲自前往最靠近瓜达尔卡纳尔战线的肖特兰岛方向的基地,进行一日往返的慰问和激励。

这项巡查计划于四月十三日由山本长官亲自批准,并在当晚向该地区的根据地部队、各航空战队以及守备队发出通知,

“联合舰队长官将于四月十八日按以下行程视察巴拉雷、肖特兰和布因。早晨六点乘坐中型攻击机(附带六架战斗机)从拉包尔出发,八点抵达巴拉雷,随即换乘驱潜艇于八点四十分抵达肖特兰(中间内容略),下午两点从中型攻击机从布因起飞,下午三点四十分返回拉包尔。(中间内容略)如遇恶劣天气,则顺延一天。”

这样一份电报被发送了出去。

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东南方向约三百公里处,有一座布干维尔岛,这座岛的南端设有布因基地。从布因基地乘飞机向南飞行仅五六分钟,就能到达一个名叫肖特兰的小岛,面积与淡路岛相仿。而肖特兰的东侧紧邻一个几乎只有机场的小岛,名叫巴拉雷。

再沿着地图向东南方向追溯,会经过乔伊塞尔岛、新乔治亚岛、圣伊莎贝尔岛,最终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些岛屿统称为所罗门群岛。

然而,对于这项巡查计划,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在少数。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首先表示反对。由于山本不同意他的看法,小泽便对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黑岛说:

“如果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这个计划,仅仅六架战斗机是远远不够的。我这边可以提供更多飞机,你去跟参谋长这么说吧。”

虽然如此说了,但参谋长宇垣因恰好患上登革热而卧床休息,小泽的这一提议未能传达到宇垣耳中。

陆军的中将今村早在两个月前的二月十日,为了慰问长期在没有粮草补给的情况下作战的部下将士,曾像山本一样,搭乘海军的中型攻击机飞往布因。那天,在距离布因着陆还有十分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美国战斗机的三十机编队。

中型攻击机的驾驶员是海军的上等兵曹,

“我们撤退吧。”

说着,他对斜后方座位上的今村说了几句,随即冲入云层中,在云中盘旋了一阵后,

“我出去看看。”

他以极为冷静的态度飞出云层上方,巧妙地避开了敌方的战斗机群,千钧一发之际降落在布因。

今村谈起那次经历,隐晦地希望山本能多加自重,但山本似乎对今村的平安无事以及下士官乘务员的处理感到满意,

“那真是太好了。”

虽然这样说了,但他并没有说要放弃。

驻扎在肖特兰的第十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少将,在看到四月十三日的电报后,对自己的幕僚们说:

“哪有在前线这样详细地长篇大论报告长官行动的家伙。告诉你们,作为参考,千万别干这种蠢事。”

说着,在山本出发前一天的十七日,他回到了拉包尔,

“司令官,这太危险了,请您取消吧。”

直接这样对山本说了,但山本却回应道,

“不,已经通知了各地,大家都在准备等着我,所以我得去一趟。明天早上出发,当天晚上就能回来,你等着吧。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

这样说着,终究还是没有答应。



山本无论是在卡车上还是在拉包尔,一直都穿着白色的军服,但到了次年四月十八日的早晨,他罕见地换上了一身被称为第三种军装的草绿色新式简装,从宿舍走了出来。

黑岛龟人和渡边安次将留在拉包尔,而参谋长宇垣以下,随同山本的八名司令部人员,以及前来送行的小泽治三郎中将等人,与身着第三种军装的山本一同乘车前往拉包尔东机场。

在战斗指挥所前,隶属于第七零五航空队的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正在待命。第一架飞机上乘坐了山本、军医长高田、接替三和的航空甲参谋樋端久利雄、副官福崎升四人;第二架飞机上则乘坐了参谋长宇垣、主计长北村、气象长友野、通信参谋今中薰、航空乙参谋室井舍治五人。

一号机的机长兼主驾驶员是小谷立飞行兵曹长,因为名字中有“立”字,所以被大家称为“立先生”。二号机的机长是谷本一等飞行兵曹,主驾驶员是林浩二等飞行兵曹。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著名飞行员。

两架陆上攻击机按计划在早上六点整从东机场起飞。紧随其后,隶属于二零四航空队的六架零式战斗机卷起沙尘腾空而起,迅速分成每组三架的编队,分别护卫在山本等人中型攻击机的左右两侧。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在约两千米的高度上沿着布干维尔岛西岸飞行,俯瞰下方茂密的丛林。布因和巴拉雷已经近在咫尺,机长随即宣布:

“预计 07:45 抵达巴拉雷。”

就在写着这句话的纸片被传到后座的那一刻,一架护卫的战斗机突然加速向前冲出,只见它摆动机翼,用手指向某个方向示意。

放眼望去,斜右侧下方约五百米的高度处,有十几架美国的 P38 战斗机正朝南方飞去。

这几乎是两个月前,今村均遭遇敌机时所在的同一地点。

察觉到的 P38 编队迅速转向,所有飞机立即抛弃了副油箱,摆出明显的空战架势,分成两队,一队急速爬升,另一队则绕到前方,采取了封锁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前进路线的态势。

陆上攻击机的头机迅速降低高度,贴着丛林上空向左急转弯,似乎开始朝眼前不远处的布因基地逃去。

P38 完全不躲避零式战斗机的反击,瞅准时机,从上空后方接连不断地向其发起突袭。

当时的情况在民间有各种不同的传闻,但如今能从日本方面提供真实证言的人,仅剩护卫零式战机队的幸存者柳谷谦治飞行兵长和陆攻二号机的主驾驶员林浩二等飞行兵曹两人。特别是关于联合舰队司令部座机内部情形,能够讲述的只有林浩一人。其余二十多名司令部职员及乘员,均已不幸去世。

林浩目前在鹿儿岛县屋久岛健在,一边经营鱼店生意,一边担任一湊消防团的团长。他在岛上颇有名望,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物,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航空记录”。然而,二十六年的岁月流逝,其记忆中可能混入了某些误差。

宇垣缠参谋长在《战藻录》中对这一天的记述颇为详尽,但身负重伤幸存的宇垣写下这些文字时,已是整整一年后的昭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因此,这份记录未必完全准确。《战藻录》与林浩的叙述之间存在几处不一致之处,但将两者对照着重新梳理大致经过,可以得知林兵曹是在前一天,即四月十七日晚上,通过命令簿得知了自己十八日的飞行计划。他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布因定期飞行任务,却在这时小队长小谷立走了进来,

“喂,明天记得穿好飞行服,服装要整齐地出门。”

他这样说道。

平时总是穿着防暑服外面只套一件夹克就轻松起飞的林兵曹,

“为什么呢?”

反问道,这时他才第一次从小谷兵曹长那里得知,山本长官以下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大人物们将要乘坐这架飞机。

七〇五航空队的“一式陆攻”机群驻扎在山上的布纳卡瑙基地,因此被选为司令部座机的三二三号机和三二六号机,在当天黎明时分从布纳卡瑙起飞,先降落到海边的东机场。引擎熄火后,它们在那里待命了一段时间,直到山本长官一行人抵达。除了高田军医长和北村主计长身着白色军服外,包括长官在内的其他人全都穿着第三种军装。这是参谋长前一天提出的意见,认为司令部人员穿着战时规定的第三种军装以外的服装与最前线的将士见面不太合适,于是提前做了这样的决定,但军医长和主计长显然没有收到这个消息。

山本似乎也觉得有些奇怪,但事到如今已无计可施,一行人分成两队迅速登上飞机,第一架、第二架飞机依次起飞,随后护卫战斗机队也按时离开了东部机场。

天气晴朗,视野清晰,是个非常适合飞行的好日子。据说宇垣参谋长坐在林主驾驶员身后的机长座位上,不久便舒服地打起了盹。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机长兼侦察员谷本兵曹,

“再过十五分钟就到巴拉雷了。”

向后方报告时,宇垣正半睡半醒。

二号机的无线电天线柱似乎因为螺丝松动而引发了颤振,林兵曹转过头来,

“支柱发生了颤振,所以会稍微晚一点。”

他请求许可,但宇垣只是

“嗯,嗯。”

依然带着几分睡意回答道。

不久之后,一架护卫的零式战斗机靠近了陆上攻击机的领头机,突然间,领头机的机头向下倾斜。看仪表,似乎速度已经增加到了大约每小时二百四十海里。

“怎么飞得这么低,还一个劲儿地俯冲下去啊。”

林兵曹当时似乎是这样想的。

《战藻录》中写道,

「二号机位于一号机的左斜后方,编队飞行十分漂亮,翼尖几乎没有触碰的风险,有时甚至让人感到危险。一号机的指挥官座位上,可以看到长官的侧影,还有人在机舱内移动的身影。通过航空用图听取地物说明的同时,享受着令人舒心的飞行。」

据说,在宇垣打盹的时候,二号机由于无线电天线的抖动,本就有些落后,此时更是与一号机拉开了更大的距离。

宇垣大概是察觉到异常,睁开了眼睛。

“怎么回事?大家心中都感到不安,站在通道上的机长(飞行兵曹长?)被问到‘出了什么事’时,他回答说‘可能是搞错了’。这样的话实在是天大的错误,疏忽得令人难以置信。”(《战藻录》)

在主驾驶员的座位上紧握操纵杆的林,头顶上突然划过一颗红色的曳光弹。与此同时,机长谷本一曹

“敌机!”

大喊着拍了拍林的肩膀。

林惊讶地抬头一看,天篷上方出现了 P38 战机的身影。从那一刻起,他已经顾不上支柱的颤振了。林完全失去了对形势的判断能力。他开始急降下,做出超过九十度的急速转弯,疯狂地在密林上空擦着树梢躲避。

当时,一号机在二号机右侧约四公里的位置,已经冒着黑烟和火焰,速度减慢,低空飞行。宇垣站在通道上,对着站在旁边的室井航空参谋说,

“仔细观察长官的座机!”

他下令,然后转向驾驶舱,

“跟上一号机,跟上一号机!”

他大声吼道。

林有时只用脚,有时只用手,操控着飞机滑行或急速转弯,不断进行着艰难的躲避动作,但听到这话时,他一瞬间感到一阵寒意,心中暗想:“这下麻烦了。”

敌机对二号机并没有过多追击,如果只是自己这边,似乎还有逃脱的可能,但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命令不容违抗。无奈之下,他决定按照指示,尽可能地紧跟一号机。

然而在几次急转弯后,他一度失去了僚机的踪影,当飞机重新恢复水平飞行时,天空中已不见长官座机的身影,只看到浓绿的密林中升起高高的黑烟。

击落一号机的 P38 机群迅速转向二号机发起攻击。林兵曹判断,若在丛林上空作战必败无疑,于是将机头转向大海。引擎已开到最大功率。飞机沿着海岸线约五十米远飞行,高度低到螺旋桨几乎要拍打海面时,二号机的操纵装置或升降舵似乎被击中,飞机突然失去控制,直接一头扎进了海中。

似乎是强行冲了进去,只见一侧的引擎突然爆炸,火光四射。林瞬间失去了意识,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的身体浸在左主翼根部的水中,飞机半侧翻着,只有尾部和右主翼高高地露出海面,熊熊燃烧。

位置在布干维尔岛西南端莫伊拉角稍北的地方。林兵曹开始朝岸边游去。

宇垣参谋长似乎也稍晚一些开始游泳。他在机上感觉到几颗 P38 的子弹击中了飞机,心中已做好了这是自己最后时刻的觉悟。然而,当飞机坠入海中,他被抛到通道上时,眼前一片漆黑,随后突然一亮,惊讶地一看,发现自己已浮在水面上。

宇垣和林似乎都被冲击力从驾驶舱的顶盖抛了出去,飞机仍在熊熊燃烧,但其他幕僚和乘员的情况如何,他们完全无从得知。

许多木箱漂流而来。宇垣紧紧抓住其中一个特别大的灰色工具箱,仅用双脚划水游着。这时,他看到前方有一个戴着飞行帽的乘务员正精神抖擞地游着。

“喂——”

宇垣喊道。

岸上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那是陆军的守备兵误以为他们是敌人,打算开枪射杀。

“发出信号,发出信号”

宇垣对林说道。

林兵曹听到宇垣的声音,转过头来,但由于子弹飞来,他潜入水中躲避,同时

“喂,喂!”

喊着,就这样朝岸边游了过去。

潮水湍急,宇垣被横向冲走,始终无法靠近岸边。幸好之前被救上岸的林传来了消息,一名士兵脱光衣服跳入海中。那名士兵游到距离宇垣约十米的地方时,

“啊,是参谋,是参谋!”

他发出惊讶的叫声。就这样,宇垣也被救了上来。

这里究竟是海军陆战队分遣队驻守的莫伊拉角,还是更北边的另一个地方,林的记忆与宇垣的记述并不一致。不过,关于被陆军护理兵进行紧急救护这一点,两人的说法倒是相同的。

宇垣的伤势很重,但林兵曹只是受了轻微的挫伤和嘴角一点小伤,并无大碍。然而,陆军的护理兵却一脸诧异地盯着林的脸仔细打量。林也看着对方的脸,觉得这人似乎在哪里见过。真是完全的巧合,原来这名护理兵是林浩在加入海军前,在九州八幡当电车售票员时的同事。根据林浩的记忆,在被这位曾经也是电车售票员的护理兵处理伤口后,他们两人被卡车送往莫伊拉角。

舰队主计长北村少将身负重伤,独自在海中游泳时被海军的大发艇发现并救起,直接被送往莫伊拉角。北村的喉咙上有一个洞,宇垣对他说,

“主计长”

这样呼唤着,但,

“振作起来!”

虽然这么说,但据说当时只能发出“啊”“啊”的回应。

乘坐二号机的幸存者最终只有这三人。大约一小时后,布因第一根据地队的军医长田渊义三郎少佐等人乘坐驱潜艇赶来救援,他们与宇垣同为冈山县出身。接受了紧急处理后,他们乘坐这艘驱潜艇抵达布因,宇垣和北村被送往根据地队的病房,而伤势较轻的下士官林在当天就被送回拉包尔。

傍晚回到拉包尔东机场后,林被直接隔离在第八海军医院。这并非出于治疗目的,而是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不过,在医院内进行了一番情况询问后,并未受到特别的责罚。

翻看他手中的《航空记录》,昭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记录显示他驾驶 326 号机从拉包尔(Rabaul)飞往布因(Buin),单程两小时的飞行,此后直到六月十五日恢复飞行之前,记录一片空白。

在此期间,林收到了一笔慰问金,金额为二十円,是以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草鹿任一中将的名义发放的。



留在拉包尔(Rabaul)的黑岛和渡边两位参谋以及草鹿任一长官等人,通过布因(Buin)发来的电报和返回的护卫战斗机飞行员的报告,在当天中午得知了山本遇难的消息,但长官的生死仍不明朗。


(发)共同符号

(着)大臣总长

机密第 181430 号电报

发自东南方面舰队长官

甲第一报

联合舰队司令部乘坐的两架陆上攻击机以及六架直接护卫的战斗机,于今日上午七时四十分左右,在 QBV 上空附近与敌方十数架战斗机会面并展开空战。第一架陆上攻击机(搭载长官(A)、军医长(C)、樋端参谋(E)、副官(F))在喷火的状态下,以较浅的角度冲入 QBV 西侧十一海里的密林中;第二架陆上攻击机(搭载参谋长(B)、主计长(D)、气象长(G)、通信参谋(H)、室井参谋(I))则在“莫伊加”南侧海面迫降。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仅救出参谋长(B)和主计长(D)(两人均受伤),目前正在安排搜救工作

(今后本电报相关内容称为“次号”甲级情报,职务名称以括号内的罗马字表示)


这封电报是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发出的,电报编号“181430”表示 18 日 14 点 30 分。而“共符”则是一种用于隐藏发信人姓名的通用呼叫符号,举例来说,就像“JOAK”或“JOBK”相对于“NHK”有些类似。电报正文第一行的“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才是真正的发信人。

这封电报由海军省内的东京通信队于 17 点 08 分接收,解密完成时间为 19 点 20 分,处理级别为“军机”。文中提到的“莫伊加”可能是“莫伊拉”的翻译错误。

根据当时航空本部成员兼军令部副官相良辰雄的记述,在下班后人影稀少的大臣官房内,军务局成员浅田昌彦中佐带着异常紧张的神情走了进来,将一封军机电报递给了仍在办公室的资深副官柳泽藏之助大佐。柳泽副官阅读电报时,脸上逐渐笼罩了深深的忧虑。不久,海军省内的气氛变得急促起来,海军大臣岛田、海军次官泽本、军令部总长永野、军令部次长伊藤以及第一部长福留等海军高层,在深夜陆续秘密赶到海军省。

在拉包尔安排将这一初报传回东京后,作战参谋渡边安次原本打算立即飞往现场,但由于飞机整備延误以及突如其来的暴雨,出发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天。

渡边与东南方面舰队军医长大久保信大佐一起,于十九日早上八点多乘坐陆上攻击机抵达布因,随即冲向椰林中的军官寝室。宇垣的伤势相当严重,右臂桡骨动脉断裂并伴有复杂骨折,但这个坚韧的男人即便在接受化脓止痛注射时依然保持着硬气。

“这样我的‘老毛病’也能好起来吧。”

他说着——“老毛病”是海军军官几乎都经历过的一种疾病的隐语,据说他还开着这样的玩笑。然而,当看到渡边的脸时,即便是坚强的宇垣也不禁眼中噙满泪水,从简易卧床上抬起满是绷带的身躯。

“长官,卡莫岬东北方向四点五海里。立刻前往,立刻前往!”

就这样,他一直只说着这句话。

不过,宇垣话语中的“卡莫角”是指印度支那半岛南端的一个地名,而布干维尔岛上并没有叫“卡莫角”的地方。渡边是这样记得的,如果渡边的记忆没有出错,那么可能是发烧的宇垣在仓促间把“莫伊拉角”说错了。

渡边参谋下令出动九四式水上侦察机,并亲自乘坐该机从空中赶往现场。第一架飞机冲撞的地点,由于烧焦后密林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因此很容易辨认。

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橡胶球割开,

“渡边认输了,请挥动手帕”

匆匆写下这句话后塞进去,再将它装进细长的网袋中制成报告球,然后向现场投下了十五六个。

地面上没有任何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着可能是树林太密,看不到山本挥动的手帕,一边驾驶着水上侦察机在丛林上空低低地反复盘旋。渡边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甚至有种想跳下去的冲动。

最终他们放弃了原计划,前往海上,将水上侦察机降落在等待中的扫雷艇旁。按照事先商议好的方案,从扫雷艇两侧各调出约六十名士兵,组成搜索队,由渡边指挥,乘坐小艇在一条小河的河口登陆,这已经是当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了。

这条河像蛇一样蜿蜒曲折,通向布干维尔岛深处的密林。一行人携带了粮食、衣物和医疗用品,原本打算乘小艇逆流而上,但由于水太浅,且有倒下的树木堵塞水道,他们不得不在途中弃艇,分为右岸和左岸两队前进。不久后,前进变得更加困难,大家只好一起在河中步行,朝上游进发。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没有人记得。布因基地背后耸立着一座颇高的山,名叫塔巴戈山,许多河流发源于此,在莫伊拉角的西北方向汇入大海。如今在布因的澳大利亚政府分支机构墙上贴出的大地图上可以看到,渡边他们逆流而上的河很可能就是瓦迈河。从海岸沿瓦迈河到山本飞机失事地点,距离并不算远,但这片密林深处,白天也如同黑夜,堪称亘古未曾开垦的原始森林,而且这条河的弯曲处极多。渡边事先从空中估算过,从河的第几个拐弯处向东走多少公里,但可能是方向判断失误,他们被蚊虫叮咬,行军至深夜仍未能到达现场。午夜过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就地坐下后便沉沉睡去。



搜索队也直接从陆路出发,前往布因。驻扎在布因的佐世保第六特别陆战队,编成了一支由吉田雅维特务少尉担任指挥官的队伍,早在十八日上午就出发进行搜索,但当天以及次日十九日整整一天,仍然未能找到长官的座机。

最终正式发现这架座机的,是陆军的滨砂侦察队。说到“正式”的含义,解释起来有些复杂。当时在布干维尔岛上设有陆军第十七军司令部,隶属于十七军的各部队驻扎在岛上的各个地方。其中有一支被称为“明九〇一九部队”的队伍,这是来自都城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联队长是滨之上俊秋大佐,联队炮兵中队的中队长是市川一郎大尉,而该中队第一小队长则是滨砂盈荣少尉。市川中队长是士官学校第五十一期的毕业生,是正规的陆军军官,来自静冈县;而滨砂小队长以下的队员几乎全部来自九州。

滨砂在昭和十二年八月,日华事变刚爆发时就被征召入伍,辗转多个战场已有六年时间,在此期间从士兵晋升为少尉。市川大尉和滨砂少尉所在的联队炮兵中队,当时驻扎在布因以西约三十公里处一个名叫阿克的土著部落附近,负责修建通往特罗基纳角的军用道路。

十八日是星期日,中队的所有人都在休息,忙于武器和服装的保养。早上八点前,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爆炸声,接着是激烈的机枪扫射声。虽然大家对空战早已习以为常,但中队长市川大尉还是立刻爬上了附近的瞭望塔。他攀爬着用藤蔓和树枝编成的梯子,费力地登上树海之上,终于看到一片蓝天。就在那一瞬间,一架 P38 战斗机从右向左以超低空掠过眼前,紧接着一架己方的零式战斗机一边扫射一边追逐,两架飞机转眼间消失在视野中。市川大尉的目光一转,发现西南方向约四公里处升起了一股黑烟。几架 P38 拖着烟尾逃离的景象映入眼帘。他将左手腕上的指南针指针对准黑烟的方向固定好,随后从对空监视哨的瞭望塔上下来。

起初,大家都以为坠落并冒着黑烟的是敌机。搜救队被派了出去,但从那之后,现存相关人员的证言并不完全一致。

浜砂盈荣说,

“不久,从大约半公里外的联队总部传来了命令给我们中队。中队长市川大尉接到命令后,口头对我下令:‘听说有一架载着海军高层人物的飞机坠毁了,你组织一组军官侦察队去搜寻。’我当时在想,这位海军高层究竟是何许人也?不过,我还是先从自己的小队中选出了久木元正美军士长以下十名下级官兵,组成了一支由我带领的共十一人侦察队,仅凭一个指南针作为依靠,进入了丛林。密林中,芭蕉树、棕榈树、藤蔓以及其他不知名的热带树木茂密生长,即使是白天也显得昏暗,而且完全看不到山丘或土坡之类可以作为目标的标志物,一旦迷失了来路,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一边用刀剥下树皮,或在树枝上挂上物品作为标记,一边艰难前行。就这样,我们在丛林中搜寻了一整天,却未能发现飞机的踪迹,直到接近日落时才返回了部队。第二天第二次搜寻时,我们终于抵达了现场,并确认那是山本长官的座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那位‘海军高层’究竟是谁。我相信,在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人到达过坠机现场。”

他这样说道。

与此相反,中队长市川一郎则表示,

“那天(十八日)我记得并没有派出浜砂侦察队。关于海军高层如何如何,当时也还没听到任何消息。”

他说。

“我从瞭望塔下来后,决定以敌机的假设进行搜索。我中队的庶务员西野泰藏军士长主动请缨说:‘请务必将这项任务交给我。’于是我派了几名精壮的士兵随同西野军士长一起出发。几小时后,西野满脸苍白地回来报告说:‘情况非常糟糕。’据他所述,搜索队员们将自己的罗盘指针与我(中队长)的罗盘校准后,排成一列横队出发。然而,地形根本无法保持横队前进,也并非按照罗盘指针指示走四公里就能到达现场。他们不得不渡过蜿蜒的河流,绕过倒下的树木,罗盘也变得不可靠。正当他们打算放弃返回时,队伍后方传来士兵的声音:‘我们找到了一条路,丛林里亮起来了!’所谓的路,其实是飞机以浅角度撞倒密林留下的痕迹。坠毁的并非敌机,而是我方海军的大型飞机,机身已燃尽。机上人员全部阵亡,其中一人佩戴着大将的领章。死者左手缺了两根手指,那部分的白手套空荡荡地垂着。西野军士长认出这是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震惊不已。作为证据,他取下了一枚大将领章,随后全体人员举枪致敬。之后,他们没有再拿任何东西,匆匆返回阿克基地,将领章交给我并作了上述报告。”

因此,最早发现山本座机失事地点的,是西野军士长带领的小队。而正式派遣滨砂斥候队进行搜索,则是在次日,也就是十九日的早晨。

“当时军规依然非常严格,滨砂少尉不可能在没有中队长命令的情况下,当天擅自外出搜索坠毁的飞机。此外,根据西野军士长的报告,十八日晚上,中队全体人员都已经知道了山本司令长官的事。尽管海军方面可能提出过保密的要求,但到了十九日早晨搜索队出发时,滨砂斥候队应该已经明确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前往收容山本五十六大将等人的遗体’。”

当然,不仅是市川大尉的联队炮兵中队,其他陆军部队也有可能派出了搜索队。所有人之所以热衷于在密林中进行艰苦的搜索,是因为找到坠毁的敌机后,往往能获得罐头牛肉、巧克力等食物,以及手枪等武器。

军规或许十分严格,但当时布干维尔岛上的热带疟疾极为严重,有些士兵甚至因此精神错乱,与铁桶摔跤取乐。连队炮兵中队里,几乎无人能幸免于疟疾的侵袭。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下,士兵们能够活着回来,并在战后多年后提供证言,记忆出现差异实属正常。然而,浜砂少尉的回忆与证言却与市川大尉的说法有相当大的出入。

根据浜砂的叙述,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九日,他们奉命“再次”尝试穿越丛林,进行艰难的行军。

十一点左右,一架友军飞机飞临上空,发现一处稍微开阔的地方后,我挥动带来的日章旗。不久,空中投下了一个通信筒。我以为里面记录了坠毁飞机的位置,打开一看,

“是否发现机体?若有幸存者,请用白布或国旗画圈挥动以示通知。”

纸上这样写着。

这架友军飞机,很可能是渡边参谋乘坐的九四式水上侦察机。

滨砂小队继续在密林中搜索,到了黄昏时分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名士兵突然说,

“小队长,好像闻到了汽油的气味。”

他突然说道。

大家抽动鼻子仔细闻了闻,果然有一股淡淡的汽油味。众人因此重新振作起来,朝着气味传来的方向一步步前进。

不久,前方出现了一个像是土堤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映入眼帘。那种地方不该有土堤啊。”

说着走近一看,发现那是一架坠毁的一式陆上攻击机的巨大垂直尾翼。主翼还在,螺旋桨也在,粗大的机身在日之丸标志稍前的地方折断了,从那里到驾驶舱的部分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残骸几乎无法辨认。周围散落着许多尸体。

其中一人身着草绿色军服,胸前佩戴着略章,左手戴着白手套紧握军刀,右手轻轻搭在刀上,依然系着飞行座椅的安全带,坐在林间,眼神仿佛失神一般。一位将官微微低着头,像是沉浸在某种思绪中,但仔细一看,他已经死去。在这种状态下被抛出的,只有这位将官一人。

握着军刀的左手戴着白手套,食指和中指的地方用线缝补过。金色的军衔章上镶着三朵樱花,显示出大将的身份,但这位海军大将却只有三根手指——。“听说他是海军的大人物,这莫非就是山本先生?”浜砂似乎是第一次察觉到这一点。

关于山本失去的左手手指,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被俄国炮弹击中的说法,但事实似乎如这个故事开头所述,是由于军舰“日进”号八英寸主炮的意外爆炸造成的。昭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的《朝日新闻》以“献给即将到来的海军纪念日——山本司令长官初战秘闻”为题,大篇幅报道了此事。提供这一故事的人是与山本一同在“日进”号上服役的退役海军军官市川惠治。

“不,即便是山本大将本人,或许至今也以为那是敌人的炮弹造成的吧。”

据说,在做了这样的开场白后,他详细讲述了电话发起的经过。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在昭和十七年五月时仍在大陆战线上。西野军曹和滨砂少尉谁先看到的不清楚,但他们很可能读了《朝日新闻》的这篇报道,知道山本是伤残军人徽章第一号的持有者,左手缺了两根手指,因此立刻判断出这就是山本大将。

滨砂少尉在遗体的胸口口袋里摸索,掏出一本精致的手册,果然看到“山本五十六”的签名,里面还抄录了许多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和歌。

然而,即便确认死者就是山本大将,不知为何,大家只是“哦”了一声,并没有特别惊讶。相比之下,滨砂等人当时连草纸都极度匮乏,因此从山本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一叠雪白的薄纸和一块干净的白手帕,反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军的司令长官就是不一样,用这么好的纸啊。”

侦察兵们这样说道。

山本穿着整齐的黑色飞行靴,但帽子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他微微闭着眼睛,露出半白的刺猬头,那副模样让浜砂觉得,仿佛小学课本里看到的北条早云插画一般。

山本的遗体在攻击机机身左侧,紧挨着他的是一个身穿白衣、年长的军医,仰面朝天呈大字形躺着,已经去世。这是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少将。在他旁边还有一具遗体,而在飞机机身另一侧的右前方,有一具解开所有纽扣、仰面朝天的中佐参谋的遗体。这应该是航空参谋樋端中佐。此外,还有几具烧焦后叠在一起的遗体。

虽然所有人的遗体上都还没有生蛆,但各自的死者面容大多已经肿胀浮肿,只有山本的模样最为端正秀丽。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似乎确有其事。因此,后来衍生出了各种臆测和传说。有人说山本像是活着一样,也有人说他实际上还活着,离开飞机后才自尽;还有人说他双眼圆睁,或者描述他当时是什么姿势,诸如此类仿佛亲眼所见的故事。这些传闻在战后以各种形式进一步扩散,甚至在美国人中间,有人以一种近乎嘲讽的口吻写道:被击落的飞机里的人怎么可能保持如此完好的姿态,这不过是日本人为了神化山本而编造的故事罢了。

然而,亲眼目睹第一架飞机失事现场原始状况的人,无论如何也只有十几名陆军将士。浜砂等人迅速砍伐周围的树木,在飞机坠毁时自行开辟出的空地上搭建了临时安置遗体的场所,将包括山本在内的十一具遗体全部转移到那里。据说遗体被芭蕉叶覆盖,旁边供奉着用海军餐具盛装的丛林中涌出的泉水。烧毁后残存的陆上攻击机后部机身内部空空荡荡,地板上只散落着一些濑户引产的海军餐具。

市川一郎中队长目前健在,居住在埼玉县所泽市。西野泰藏军曹已经去世。浜砂小队长如今在宫崎县西都市中尾大字附近,也就是九州电力一濑水坝附近经营着一家小店铺。他当年通过联队本部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提交的报告、如今的口述内容,以及市川原大尉基于记忆的证言,虽然存在一些矛盾,但综合起来,应当是最接近真相的记述。

不过,后来到达现场的海军搜救队绘制了一份题为“失事现场状况”的草图,记录在海军专用信笺上并保存至今。从图上看,并没有浜砂所说的用芭蕉叶覆盖遗体或将其转移到临时安置所的痕迹。(如果海军是根据陆军方面的证言或草图制作了这份图纸,则另当别论。)疑似山本的遗体(未记录个人姓名)以臀部靠着座椅垫子、双手握着军刀的姿势倒下。机体和引擎的状态,与二十三年后我(作者)访问布干维尔岛时发现的这架被遗弃的飞机状况完全一致,可以认为这是一份准确的草图。

历史性(?)证言者的记忆中,细节上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令人遗憾,但据说山本的遗体上并未发现自尽的迹象。只是,在飞机突入并燃起大火后,如果第一架飞机上还有幸存者的话,那很可能是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少将。被发现时,高田就倒在山本的身边。而高田的身上几乎没有伤痕。考虑到他身为军医长的职责,如果他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仍希望尽力保护山本长官的遗体不受损毁,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后才断气,那么山本死后的姿态显得如此安详,也就能够让人理解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山本手中紧握的军刀,是当时还在世的新潟县新发田的刀匠天田贞吉所打造的,这把刀是山本从兄长季八那里得到的。山本还拥有其他七八把刀,其中似乎也有被誉为名刀的,但他特意带着这把新刀前往前线,可能是因为赠刀的是已故的兄长,而刀匠的名字与已故父亲同为贞吉,让他有种三人始终在一起的感觉。

幕僚中有些人携带了浜砂等人颇为眼馋的精致小型手枪,但山本除了军刀、笔记本和手帕纸巾外,几乎没有携带其他任何物品。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只打算当天往返吧。

当浜砂小队大致完成了遗体的整理工作时,时间已经到了如果不立即返回,就会在丛林中天黑的时刻。飞机的残骸、山本等人的遗体以及大部分遗物都只能留在原地。他们好不容易穿出丛林,来到通往阿克的主路上时,正好看到一支疲惫不堪的海军小部队在那里瘫坐休息。这是布因的佐六特——佐世保第六特别陆战队派出的搜救队。

听到山本机的发现消息,海军的吉田少尉非常高兴,他表示今晚想在这里露营做饭,明天一大早就赶往现场,希望能有人带路。于是,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日的早晨,滨砂一行人与海军部队联合,再次深入密林之中。此时,海军方面的搜寻队长很可能将滨砂的侦察队视为现场的正式首批发现者。

与此同时,在河边醒来的渡边参谋一行人也再次出发,寻找长官的座机,但仍然难以到达现场。他们的脸上和手上被蚊子叮咬得满是肿胀,在艰难的行军中苦苦支撑。这时,上空飞来一架联络机,机翼大幅度倾斜,传递出“发现机体,遗体收容完毕”的信号。

渡边的搜寻队只得返回集合地点河口。

从布因出发的海军搜寻队已经准备好了担架。滨砂队负责带路到现场,并协助搬运遗体,随后与海军队告别,返回阿库的部队。

部队长提出了要求,浜砂花了两天时间完成了一次搜索行动的详细报告,包括地点、时间等内容,并附上图纸提交。这份报告从“明九〇一九”部队被送至联合舰队司令部。不久之后,他从渡边那里收到了

“敬启

谨陈,日前在航空器事故者的搜索救援中,贵方于密林地带烈日之下,不辞万苦,鼎力相助,深感荣幸,等等。”

一封用毛笔书写的感谢信。

这封信的最后写道,

“此外,关于此事,在大本营发布公告之前,务必严格保密,望知悉并妥善处理,以免发生机密泄露等情况,恳请多加留意。”

敬上

联合舰队渡边参谋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滨沙少尉殿下

上面郑重地写着这样的称呼,但完全没有提到“山本”这个姓氏。

另外,虽然是小事,但当时在当地日本军队中,地名“恶”(Aku)被称作“阿科”。此外,普遍流传着土著人引导搜救队到达现场的说法,但根据市川和滨沙的叙述,这是不正确的。在搜救行动期间,完全没有见到土著人的身影,而且那片湿地带没有任何道路,热带树木的落叶厚厚堆积,地下水不断渗出,即使是土著人,平时也不会往来于此。

遗体全部被收容,但飞机则被遗弃。因此,这架一式陆攻三二三号机至今仍留在布干维尔岛的丛林中,历经二十六年。机身上的编号已经消失,螺旋桨上长满了青苔,机身仅残留着一点日之丸的红色,被热带的树木覆盖着。如果乘坐经由莫尔斯比港和拉包尔飞往布因的定期航班,然后请教阿科或阿科附近的科科波部落的土著青年,他们知道地点,会一边欢快地唱着日本歌曲,一边带你前往。不过,虽然现在蚊子不像过去那么多,毒蛇和猛兽也少了许多,但这趟历史遗迹之旅依然不算轻松。

布因的佐六特搜查队在瓦迈河河口将山本等十人的遗体交给渡边时,是 20 日下午四点左右。

前来接应的第十五号扫雷艇前甲板上搭起了天幕,十一具遗体被排列在下面。在绕过莫伊拉角前往布因码头的航行途中,只有渡边和大久保军医大佐两人进入帐篷内,完成了初步的验尸。

大久保大佐看着山本下巴到太阳穴被子弹贯穿的痕迹,

“光是这一击就足以致命。”

他说。

手表停在了七点四十五分。这是飞机坠入丛林之前,明确在机上战死的证据。

这时,渡边参谋注意到山本身着三式军装的大将领章少了一边。据说,从被称为“大和酒店”“武藏御殿”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初次来到此地、见到美拉尼西亚土著的渡边,曾有种“看他们的屁股好像会长出尾巴”的感觉,因此他怀疑可能是这些土著偷走了领章。然而,没有一个原住民见过山本的遗体。如果市川的证言属实,那么这应该是西野泰藏军曹作为证据带走的。

装殓好的十一具遗体被安置在布因第一根据地队的机关前搭起的帐篷中,举行了守夜仪式。第二天,这些遗体被运往距离十五分钟车程的佐六特的农场,进行火葬。

在布因负责山本五十六验尸并制作正式死亡鉴定书的,是第一根据地队军医长田渊少佐。

田渊在十八日早晨得知,今天山本长官将抵达布因,抵达后计划首先前往病房慰问伤病士兵。于是他前往病房监督整理和清扫工作。这时,根据地队的首席参谋富田舍造传来消息,

“准备好烧伤患者的治疗工作,立即到总部来。”

传来了这样的口信。

奇怪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故吗?我一边想着,一边回到庁舍,就看到富田说:

“军医长,实在是出了大事。长官的座机被击落了。参谋长以下的第二架飞机坠入了莫伊拉角附近的海域,宇垣先生似乎已经被救出。请立刻赶过去。”

说完这些,田渊便带着一名年轻的军医和几名佐六特部队的士兵,乘坐驱潜艇赶往莫伊拉角。

一方面,佐世保第六特别陆战队的主计长新川正美大尉在决定从六特派遣搜救队时,主张以当地土著作为向导,但这一提议被驳回了。

新川主计大尉同时兼任安抚主任一职,他与当地的部落首领关系熟络,认为要找到坠入丛林的飞机,借助土著的帮助是最快捷的办法。然而,由于此事属于绝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田渊义三郎乘坐驱潜艇抵达莫伊拉角,为宇垣参谋长和北村主计长进行了紧急救治,并将他们送回布因后,自己仍留在当地。因为他想到,或许第一架飞机上也可能有幸存者,而水上侦察机——

“长官座机失事地点,由我方以急降方式标示其位置。”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有人从海岸那边被救出,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救治。

然而,尽管他整夜怀着孤寂的心情看着萤火虫飞舞,苦苦等待,搜救队似乎始终无法到达现场,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发现幸存者的希望。于是,他在次日,也就是十九日,返回了布因。

到了二十日傍晚,十一具遗体被送至第一根据地队,他迎接了这些遗体。其中,田渊亲自验尸的只有山本司令长官、高田军医长、樋端航空参谋、福崎副官、小谷机长这五位准士官以上的遗体。其余六名下士官及士兵乘员的遗体由谁验尸则不得而知。

现场见证人有板垣征四郎的弟弟、第一根据地队司令官板垣盛少将,东南方面舰队军医长大久保信大佐,第八舰队军医长内野博大佐,以及联合舰队作战参谋渡边安次中佐,共四人。田渊少佐在检查山本等人遗体时口述情况,由第一根据地队所属的福原公明军医中尉记录下来,再由一名名叫池田的卫生兵曹长抄写清楚,最终制作了五份死体检验报告和死体检验记录各五份。

根据记录,山本的身体上有一处从左下颌角到右眼外侧的小指头大小的机枪弹痕迹,还有一处在左肩胛骨中央的人指头大小的射入口。后者弹道(子弹穿过的路径)朝右前方上方延伸,没有出口,形成了一个盲管。渡边曾用手指探进去摸索,但没能触碰到子弹。衬衫的左半边被血染红,衣服上有几处轻微烧焦的痕迹和两三处呈 L 形的裂口。一只飞行靴略有损坏,但脚上并无伤痕。脸上虽已有几只蛆虫爬动,但仍然相当干净,和报纸照片上的山本长官形象一致。

这份尸体检验报告以及尸体检验记录,目前由在冈山县西大寺开设外科诊所的田渊义三郎妥善保存。


死体检验报告书

一、姓名 山本五十六

二、出生年月日

三、管辖官职 海军大将

四、战死、受伤致死、病死

自杀、意外死亡、中毒等分类 战死

五、伤病名称 面部贯穿机枪伤,背部闭合机枪伤

六、发病年月日    昭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七、死亡年月日时   昭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七时四十分

八、死亡地点    “所罗门”群岛一带

以上证明

  昭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海军军医少佐 田渊义三郎(印)

死体检查记录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 山本五十六

右方所述者,于昭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七时四十分左右,在所罗门群岛方向,其所乘飞机遭受敌方战斗机攻击,迫降后当场身亡。同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遗体被运送至第十五号扫雷艇上,由第一根据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板垣盛、联合舰队参谋海军中佐渡边安次、东南方面舰队军医长海军军医大佐大久保信、第八舰队军医长海军军医大佐内野博共同验尸。验尸结果如下:死者身着第三种军装,长裤左膝盖部、左大腿部以及上衣背部各有 L 字形的裂口;上衣左前下部有两处拇指大小的压痕和烧伤痕迹;航空靴右侧前端有破洞,但该脚部未见损伤;所戴白手套上无血迹附着;衬衫左侧半边被血浸染。

遗体整体呈现轻度肿胀,躯干上仍可见死斑,唯独面部已出现腐烂现象,身体上发现如下伤口:

(一)左肩胛骨近中央部位有一处食指头大小的伤口,射入通道朝内前上方方向

(二)左下颌角部有小指头大小的射入口,右外眼角部有拇指压痕大小的射出口

因此,面部被机枪弹贯穿伤,背部有盲管机枪伤,重要脏器受损,当场死亡,推定死后已过六十小时

   昭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第一根据地队军医长海军军医少佐

田渊义三郎



这份文件是公文,因此看似繁琐细致地传达了事实,但若仔细阅读,会发现其中有些部分与我之前所记述的内容略有不同。至于哪一方有误,说来奇怪,官方的尸体检验记录反而是错误的,而田渊义三郎本人对此也作出了证言。

检验记录中写道“在第十五号扫雷艇上(中略)进行检验”,但田渊军医长当时并未在第十五号扫雷艇上,而是留在布因等待遗体的到达。一个不在现场的人自然不可能进行验尸。此外,记录中“推定死后经过六十小时”这一项,最初写的是“七十小时”,后来以“更正一字”为由盖了印,将“七”改为“六”。实际上,这份尸体检验记录是在山本战死约七十二小时后完成的,未经“更正一字”前的记录反而更接近事实。也就是说,这是为了迎合上级的命令而刻意调整了表面形式。正如高木总吉所说,“对于战史,盲目相信官方记录是极其危险的”,这正是其中的一个显著例证。

关于其他人的检验记录在此省略,但樋端航空参谋因颅底骨折而亡,全身已开始腐烂。福崎副官和小谷机长则“全身四度烧伤”,身体几乎炭化,已完全看不出人形,仅凭飞行靴上的名字等标记才勉强辨认出身份。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高田军医长,在他的尸体检验记录中,

“确认上半身有烧伤痕迹以及头部遭受猛烈撞击的痕迹,因此推断为颅底骨折所致,重要脏器损伤导致当场死亡。”

如此记载,但这比山本的记录还要更像虚构,

“几乎完全没有受伤,让人疑惑怎么会因此而死。”

田渊义三郎这样说道。

按照田渊的口述记录下这些内容的军医中尉福原公明,在此之前四五天,因一号作战的伤员和同一病房的重病患者需要后送,奉军医长的命令,带着池田卫生兵曹长一起前往拉包尔出差,顺便稍作休整。

完成工作后,他们玩了三天,原计划乘坐十八日早晨的飞机返回岗位,

“十八日的航班有许多重要人物要乘坐,你们改到第二天再走。”

据说就是因为这样才保住了性命,十九日早上回到布因,才第一次听说了长官座机失事的消息。

福原出生于广岛,从中学时代起就多次前往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参观。在资料馆里看到的日俄战争中勇士们染血的军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本的衣服和衬衫,如果烧掉就只剩灰烬,总觉得有些可惜。他想着如果能作为历史纪念物保存下来,送到兵学校去就好了,同时也想再确认一次背上盲管的射管情况。于是,在陆战队的农场里火葬之前,他蹲下身,试图脱下山本的衣物。

就在这时,

“别再碰了!”

突然有人大声呵斥道。他抬起头一看,只见身材高大的渡边作战参谋满脸怒容地站在那里。

大将的领章仅被允许留下一枚作为纪念,但此后这枚领章被带到何处,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始终无人知晓。

山本的火葬场单独挖了一个坑。与之隔着道路的对面,设置了另外十人的火葬场。每个坑中都堆满了柴薪,棺木放置其上后又覆盖一层柴薪,随后浇上汽油点燃了火。

此外,此次与联合舰队司令部幕僚、机长小谷立兵曹长一同火化的下士官兵共有六人,分别是驾驶员大崎明春飞行兵长、侦察员田中实上等飞行兵曹、通信员畑信雄一等飞行兵曹、同样是上野光雄飞行兵长、攻击手小林春政飞行兵长,以及维修员山田春雄上等维修兵曹。

来到火葬场的一行人,在确认火焰完全燃尽后,留下哨兵,其余人暂时返回了布因的根据地部队。捡拾骨灰的工作则是在下午三点左右进行的。

渡边还未完全冷却的坑洞中跳了进去,用木瓜树的枝条当作筷子,开始捡拾山本的骨头。偶然间,喉骨最先被找到。虽然没有骨灰罐,但准备了一个用厚实木材制成的骨盒,底部铺上了木瓜叶,山本的骨头被安放在上面。其余十人中,樋端参谋是渡边的同期生。想到要带回去给孩子,渡边也细心地捡拾了樋端的骨头。

捡骨之后,坑洞全部被填埋,堆起了土馒头形状的坟墓。在山本的土馒头墓旁,种下了两棵他生前最爱吃的木瓜树。这座墓后来直到战争结束时,一直受到海军部队的悉心守护,但木瓜树的寿命据说不到二十年,如今再去布因看看,已经无法辨认那座墓究竟在何处了。

连日来,渡边中佐几乎是忘我地投入工作,身着三式军装,全身被汗水浸透。据他说,当他穿着靴子踏入路旁的小溪时,靴底的铁钉似乎发出了“嗤嗤”的声音。那晚,基地司令官特意拿出了珍藏的啤酒款待大家,那味道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味。然而,喝完之后,他突然感到全身关节酸痛。坐在椅子上变得异常难受,即便如此,他还是强忍着吃完了晚饭,却紧接着被一阵剧烈的寒意侵袭。这是因为在密林中被蚊子叮咬而感染了登革热。

被打上石膏躺卧在床的宇垣参谋长,似乎未能参加山本的火葬仪式。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失误。”

他反复这样说着,而渡边在此时,

“宇垣さん恐怕有一天会选择自尽吧。”

据说他是这么想的。

两年零四个月后的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日本战败之日,身为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宇垣,手持山本赠予的一把短刀,率领部下十一架彗星舰载轰炸机,向冲绳发动了最后的特攻作战,未能归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渡边的体温很高,但第二天他强撑着身体,与宇垣参谋长、北村主计长、大久保军医大佐,以及作为战务参谋随行的主计兵曹大笹等人一起,护送着十一具遗骨,乘坐飞机返回了拉包尔。

山本在担任霞浦海军航空队副队长时,曾是大尉分队长,研究延长飞机寿命的方法并因此受到嘉奖的本多伊吉大佐,当时作为东南方面舰队兼第十一航空舰队机关长驻扎在拉包尔。他清楚地记得山本长官等人的遗骨于二十二日下午抵达拉包尔时的情景。

十一的遗骨被收纳在木箱中,用白布包裹,上面没有职务、军衔和姓名,只用符号加以区分。

山本的战死对拉包尔各部队也严格保密,当晚仅在司令部前的半地下室里,由少数司令部人员举行了守夜。昏暗的电灯下,灵前点燃了两支蜡烛,两个汽水瓶中插着热带地区的美丽鲜花作为供奉。

化为白骨的山本,在次日四月二十三日,在草鹿任一和本多伊吉等人的悄然送别下,从拉包尔乘坐飞行艇返回特鲁克岛锚地的旗舰“武藏”号。山本的遗骨箱被安置在“武藏”号的长官室中。渡边战务参谋随后体力不支,倒下后整整十五天都无法起身。




第十四章



当山本战死的最初冲击平息下来时,无论是在拉包尔的东南方面舰队,还是在联合舰队的司令部,负责人的脑海中立刻浮现的疑问是:密码是否已被破译?

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草鹿任一,在山本遇难之前,就曾因包括今村均乘坐的陆上攻击机事件在内的两三次经历,感到不安,怀疑密码是否已被破译,情报是否已泄露。他曾通过电报向负责己方密码的军令部第四部提出警示,但不知是该称之为负责人的自尊,还是官僚主义的部门主义,军令部对草鹿的答复是: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参谋长宇垣也在与山本一同前往布因之前,

“日本的密码被破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据说他曾这样说过。

因此,在当时虽然心中充满疑问,最终却未能弄清真相,只能将其归结为偶然的不幸,事情就这样被处理了。然而,战后美方披露的事实表明,这确实是通过破译密码成功伏击山本乘坐的飞机所致。

负责此次伏击任务的是驻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亨德森基地的美军陆海空三军混合航空部队,指挥官是马克·米彻少将,而 P38 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是约翰·米切尔少校。据悉,在十六架 P38 战斗机中,直接击中并击落山本所乘一号机的,是托马斯·兰菲尔大尉的飞机。马克·米彻曾是杜立特东京空袭时“黄蜂号”航母的舰长,晋升为少将后,成为所罗门航空战中的关键人物,声名远扬。

四月十七日下午,米彻少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基地看到了一份由尼米兹通过哈尔西转来的最高机密电报。电报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山本大将将于次日十八日上午从拉包尔出发,抵达巴拉莱,随后乘坐驱潜艇前往卡希利(卡希利是布因沿海地区的一个地名,但日方通常统称为布因)的情况。电报指出,山本预计于九时四十五分(日本时间七时四十五分)抵达巴拉莱,且山本为人时间观念极强,必定会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此外,电报还包括山本乘坐的机型、护卫战斗机的数量等详细信息,并明确指示“务必尽一切手段将其击杀”,电报由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签名。

据说,身在夏威夷的尼米茨大将对通过破译密码这种手段杀死敌将感到不太愉快,于是将判断权暂时交给了华盛顿。

尼米兹与哈尔西是性格迥异的海军将领。如果说威廉·哈尔西是大西泷治郎,那么切斯特·尼米兹则更接近于米内光政。或许正是因此才诞生了这样的传说,但无论多么温和理智的军人,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也不可能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实际上,尼米兹真正担忧的是,这次行动可能会让日本察觉到美国的密码破译工作的底细。因此,他起初在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之间犹豫不决,但当他确认有合适的方法可以消除日方的疑虑,并且即便日后密码被更改,美国也能应对时,他最终做出了决断。

况且,他对山本并不了解到了舍不得杀他的地步。尼米兹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得知山本曾拼尽全力反对三国同盟,并且在对美英开战的问题上也是强硬的反对派,并因此认识到山本的真正价值。

接到命令的马克·米彻少将立即制定作战计划,并开始着手准备。

然而,究竟是日本海军哪一份记录了山本巡查日程的加密电报被如何破译的,这一点与珍珠港和中途岛事件一样,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尼米兹的海战史中也仅记载了通过破译密码获取情报,并按计划准确击落目标的相关内容。

亨德森基地的 P38 战斗机,在击落山本的第二天起,就仿佛那纯属偶然,仿佛与密码毫无关联一般,毫无必要地编队飞行,在 18 日早晨同样的布干维尔岛空域,反复进行展示行动。相反,在拉包尔的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草鹿任一长官则编造了一份谎言电报,称他将前往前线视察,并以密码形式发出,但美国方面对此毫无反应。

战后,旧海军的相关人士针对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最终如下所述。

关于山本司令长官前往布因和肖特兰的电报,经查共有六封。其中一封是驻扎在巴拉雷的陆军守备队向布干维尔岛的第十七军司令部报告山本飞机预计抵达情况的电报。

作为海军方面的负责人,自然希望如果真被破译了密码,那也是陆军的密码被破译。战后,有人向美国海军的情报相关军官询问此事,

“至少,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破解了陆军的密码,还是海军的密码,这样总可以吧?”

这样追问之后,对方默默地在桌子上写下了一个‘N’字。于是,对于第一份陆军守备队发出的电报的疑虑,基本上就消除了。

接下来,是拉包尔东机场的基地指挥官发给巴拉雷基地指挥官的电报,通知两架陆上攻击机和六架零式战斗机将于当日早晨六点零五分出发。

再之后,是山本长官乘坐的飞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呼叫巴拉雷基地,报告“预计 07:45 到达”的电报。

这两封信是用简单的航空密码写成的,如果想读,或许也能读懂,但已经来不及为前一天的准备做任何安排了。

第四份电报,就是之前提到的让城岛少将看了大怒的那份四月十三日的长篇、最为详细的电报。这份电报使用的是与“吕暗号”类似的五位数字乱数编码的“波暗号”。而“波暗号”的乱数表在四月一日已经更换。

刚刚改编的无限乱数,在十天或两周内就被破解,这如前所述,除非实物被盗,否则按照密码的常识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军令部第四部坚持认为“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第五封电报是四月十六日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出的,寄给东京军令部总长等人,内容是关于“伊号作战”的战斗概况报告。在这份报告的末尾,

“四月十八日,在‘肖特兰’方向实地视察后,四月十九日将旗重新回归‘武藏’号。”

电报中出现了这样一行文字。虽然不清楚这份电报使用了何种加密方式,但按照惯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名义发出的战斗概况报告通常会采用最高级别的加密手段。

一提到密码被破译,普遍的解读往往是日本海军的密码毫无遮拦地被美国完全破解——虽然不能断言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但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并非能够读取所有的内容,有几项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三个半月后的基斯卡岛无血撤退。”

昭和十八年(1943 年)七月二十九日,基斯卡岛的海军部队在浓雾掩护下全部安全撤离。半个月后,美军以战列舰为首、近百艘水面舰艇组成的舰队,对该岛进行了猛烈的舰炮轰击,甚至在同伴误击中造成大量死伤,随后才登岛,发现岛上除了几只狗外空无一人。有人认为:“如果日本海军的密码全部被破译,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不过,密码专家长田顺行将此视为“爱国主义”的俗论而加以驳斥,具体细节在此略去。)

如果假设“波暗号”这种更换了随机数表的高级加密方式以及其他高难度暗码未被破解,那么最可疑的就只剩下一封电报了。

从肖特兰岛再往东南方向大约三百公里,有一个位于圣伊莎贝尔岛的水上飞机基地,名叫雷卡塔。圣伊莎贝尔岛的南面紧邻瓜达尔卡纳尔岛,这里当时是最前线中的最前线。

雷卡塔是肖特兰的一个分遣队,但如今交通自由已不复存在,紧急文件只能通过飞机空投,粮食则由潜水艇运送。

在这种情况下,山本当然也没有计划前往雷卡塔。当肖特兰基地收到来自拉包尔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发出的、记录了山本巡查日程的四月十三日加密电报时,基地里有人说:

“也该让雷卡塔的那些家伙知道一下吧。雷卡塔的弟兄们也很辛苦,告诉他们长官要来,鼓舞一下士气也好。”

他突然说道。

另一个人说道:

“不过,那边只有飞机用的密码本,所以只能用那个来发电报,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吗?”

他说。

从肖特兰到雷卡塔的那封电报,最终似乎还是发出去了。如果真的发出了,这封电报使用的是一种强度极低的密码,美国方面很快就能破解也不足为奇。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的所罗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美国潜入了大约两百五十组被称为“海岸监视队”的特工,他们组织当地土著,致力于收集情报。日本海军也知道,岛上各处时常有可疑的微弱电波信号发出。在布干维尔岛东岸的基埃塔,有一支佐六特别分遣队驻扎,指挥官是一名兵曹长,他手下有两个华侨小伙子,分别取名为太郎和次郎,负责跑腿。他还与当地土著酋长保持联系,通过他们获取情报,日子就这样过着。不过,这位兵曹长……

“日本海军的大人物要来布因了。”

据说,这件事事先反而是由酋长告知的。

利用土著、华侨和传教士进行海岸观察员的情报活动,以及从肖特兰发往雷卡塔的第六封己方电报,最终导致了山本的死亡——这是日方此前所能做出的最大胆推测。然而,前年戴维·卡恩的《破译者》一书出版,彻底颠覆了这一推论的基础。

根据卡恩的著作,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无线电情报组并未依赖海岸观察员,也未关注末端电报,而是通过最正统的方式破译了“东南方面舰队机密第 131755 号电报(13 日 17 时 55 分发出)”。

“总司令官将于 4 月 18 日按下列计划视察‘巴拉雷’、‘肖特兰’和‘布因’等地,等等。”

就是那封冗长的电报。

卡恩在记录中提到,舰队无线电班利用 IBM 卡片上打孔的乱数表,成功破解了四月一日刚更换的新乱数的大部分内容。虽然具体作业细节不太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已经读懂了这封电报。在肖特兰,城岛高次看到“NTF 机密第 131755 号电报”时勃然大怒,结果证明他是最早察觉到危险的人。

之前提到尼米兹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方法来消除日方的疑虑,实际上是指故意在日军占领区散布一种谣言,让日方误以为“山本的前线巡查计划被海岸观察员发现了”。在佐六特设的基埃塔分遣队中,一名兵曹长听到了这样的传言。

“日本海军的最高指挥官要来了。”

和酋长交谈时,他背后很可能已经有人暗中操作。



然而,日美战争的战史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部分。可以说,仅仅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却也有人会说,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其中的一些谜团或许最终还是会成为未解之谜。幸存的相关人员正一个接一个地去世,而所谓官方记录的东西,也不能一味地全盘相信,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述,高木总吉等人强烈指出的那样,盲目信任是危险的。

在众多谜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谁击落了山本长官乘坐的陆攻三二三号机。过去,这被认为是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托马斯·兰菲尔·朱尼尔上尉所为,日美双方对此都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质疑。

此外,兰菲尔还参加了《读者文摘》的有奖征文活动并获奖,他的文章在该杂志日本版 1967 年 1 月号上以《我击落了山本五十六》为题发表,从美国一方的视角大致揭示了当天战斗的情形。

读了这些内容,就能明白之前关于拦截山本机的 P38 战机数量,有的说是 24 架,有的说是 18 架或 16 架,实际上正确的数字是 16 架。原本是 18 架出击,但其中两架因故障很快就返航了。

然而,兰菲尔在手记中写道,一进入攻击状态就立刻击落了一架零式战机,之后美国战斗机队又击落了数架零式战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204 航空队的 6 架护卫战斗机一架也没有被击落。如果是与从布因基地迟来支援的零式战机队的战斗,或许另当别论,但兰菲尔的手记中并没有这样的暗示。护卫战斗机的乘员姓名也全部查明,队长是第一小队一号机的森崎武中尉,二号机是辻野上丰光一等飞行兵曹,三号机是杉田庄一飞行兵长;第二小队一号机是日高义巳上等飞行兵曹,二号机是冈崎靖二等飞行兵曹,三号机是柳谷谦治飞行兵长,共计六人。

其中,森崎、辻野上、杉田、日高、冈崎这五人在战争结束前不幸去世,只有柳谷在蒙达地区的战斗中受了重伤,右手腕被切断,乘坐医院船返回吴港后幸存下来。杂志《丸》的主办者高城肇在东京找到了现存的柳谷谦治飞行兵长,并于去年(1968 年)出版了《六架护卫战斗机》这本书。读过此书后,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方护卫战斗机并未遭受损失。

护卫零式战斗机队的战斗记录也保存了下来,内容如下:

“0540,从拉包尔起飞。

0715,与 24 架 P-38 战斗机展开空战。”

07:45,一架飞机在巴拉雷降落,五架飞机在布因降落。

12:00,在布因上空集合。

13:50,抵达拉包尔。

战果:击落六架敌机。其中辻野上击落两架,杉田击落两架,日高和柳谷各击落一架。

己方护卫战斗队无损失

成为了这样的情况。

然而,这份战斗记录除了“己方护卫战斗队无损失”这一项外,遗憾的是充满了错误。从拉包尔起飞的时间、进入空战的时间似乎都记录得过早,将 P38 战机数量定为二十四架也是误判,而“战果击落六架”更是重大失误。

美方对己方损失情况的记录非常明确,十六架 P38 战机中,仅有一架被击落,那就是雷蒙德·海因中尉的座机。

根据美军官方记录“第 13 战斗机司令部支队”“主题:战斗机拦截”“日期:1943 年 4 月 18 日”“时间:起飞 07:25 - 返回 11:40”,这里仅记录当天的 P38 战斗机编队情况。直接攻击组(Attacking Section)由托马斯·G·兰菲尔·ジュニア大尉、雷克斯·T·巴伯中尉、贝斯比·F·霍姆斯中尉、雷蒙德·K·海因中尉的四架战机组成;掩护部队(Cover)则由指挥官约翰·W·米切尔少佐、道格拉斯·S·卡宁中尉等人的十二架战机组成。

然而,尽管这种官方文件显得庄重严肃,准确传达战斗的情况和战果似乎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目前布因附近的原住民们,

“丛林里只有一架日本的大型飞机和一架美国的小型飞机。”

我个人认为,他所说的内容比起日美双方的各种记录反而更加准确。日本方面将仅击落一架敌机误以为击落了六架,而美国方面则将一架未被击落的敌机误以为击落了几架,这种战场上的心理错觉或许是无可奈何的。然而最近,一名美国人提出了一个疑问:比起双方战斗机击落数量的争议,究竟是谁真正击落了山本五十六所乘坐的一式陆上攻击机一号机?

这是在兰菲尔的经历记在《读者文摘》的征文比赛中获奖后不久,1967 年春季,美国航空杂志《大众航空》上刊登了美国空军贝斯比·霍姆斯中校的一篇短文,题为《究竟是谁击落了山本?》。

贝斯比·霍姆斯当时是中尉,根据美方记录所述,他与兰菲尔和海因一起,在布干维尔岛上空直接迎击山本的座机,驾驶的是 P38“闪电”战斗机。他确认自己将一架“贝蒂”(美方对一式陆上攻击机的称呼)击落至海中,随后返航,但由于座机受损,燃料不足,他被迫在拉塞尔岛紧急着陆。因此,他比同伴晚了几天才返回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基地。回到基地后,他发现托马斯·兰菲尔·小辈和雷克斯·巴伯两人已被誉为击落两架“贝蒂”的功臣,用日本的说法,他们的武功已上达天听。

霍姆斯坚称自己确认击落了一架“贝蒂”坠入海中。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现场有三架“贝蒂”。而事实是只有两架,那么兰菲尔、巴伯和霍姆斯三人中必然有一人的报告是错误的或有误,否则数字对不上。霍姆斯在亨德森基地对此事极为愤怒,据说还曾与同伴激烈争论过一番。

战后查看日本方面的记录后发现,坠入海中的是宇垣参谋长的飞机,明显不是自己击落了山本的座机,但那么究竟是谁真正击落了山本的飞机——这就是他所写内容的主旨。

“睡着的狗就让它睡吧”,按照这句谚语,我在战后二十多年间一直保持沉默。然而最近,关于山本提督战死时的情况又在各方被议论纷纷,历史学者的著作中也发现了重大错误,因此我决定打破沉默,贝斯比·霍姆斯中佐如此说道。真相究竟如何,终究无从得知。另一位雷克斯·巴伯是否健在,是否留下了什么文字记录,这些也无从知晓。

不过,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类似余话的故事。

虽然涉及个人私事,但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我从欧洲经由美国返回日本的途中,曾希望能见到击落山本飞机的托马斯·兰菲尔·小辈(Thomas Lanphier Jr.),并听他讲述相关情况。我通过一位介绍人提前写信联系了他。当时大概是《大众航空》(Popular Aviation)三四月合刊号在美国书店上架的时候,但我那时并不知道霍姆斯(Holmes)的那篇文章。

兰菲亚目前是一位住在加州圣迭戈附近一个名叫拉霍亚的小镇上的商人,经常因为工作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奔波。到达洛杉矶后,我发现机场的日本航空柜台有一封兰菲亚给我的回信在等着我。

信的内容非常友善,他表示很乐意与我见面,并提到他周二会经由洛杉矶前往纽约,所以如果我能在周一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就能方便地商讨会面事宜。

幸运的是,那天正好是指定的周一,于是我从酒店给拉霍亚打了个电话,约定第二天傍晚六点在酒店等他的电话联系。

兰菲雅将乘坐夜间的飞机从洛杉矶飞往纽约,因此傍晚之后会有些空闲时间,便约好在这段时间里找个地方见面。

于是,到了周二傍晚我正在等待时,六点整接到了来自兰菲亚的电话,但出乎意料的是,

“因为有急事无法离开这里,所以不能见面了。”

这是一通从拉霍亚自宅打来的道歉和取消约定的电话。我只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心中感到极为遗憾,便返回了日本。不久之后,我在《大众航空》上看到了霍姆斯中校的文章,不禁有些疑惑,兰菲亚是否因为某种原因并不想见我。

后来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山本的朋友兼翻译沟田主一。沟田听后说道,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他突然说道。

沟田也曾想见一见那个据说击杀了山本的人,大约四五年前他前往美国时,与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美国校友朋友一起驱车前往拉霍亚(La Jolla,据说读作拉霍亚),原本计划与托马斯·兰菲尔三人一起打高尔夫。兰菲尔是拉霍亚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事先已承诺一定会到场,但他们等了许久,最终他还是没有出现。

总之,沟田和我似乎都被兰菲尔放了鸽子,但仅凭这一事实,当然不能作为他就山本战机被击落一事做了错误报告的证据。

之后,沟田收到了一封来自小托马斯·兰菲尔的信。信中提到,那次高尔夫事件是因为他去了另一个高尔夫球场等待,所以未能见面,深表歉意。信中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并表示希望不久后能前往日本,与我们两人见面。

如果能见面并听到各种消息,或许我们就能判断出自己是否被放了鸽子,如果真是被放了鸽子,又是出于什么原因,甚至可能推测出山本飞机被击落的真相。但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将这两个如果说是巧合未免过于奇妙的巧合并列记录下来,仅此而已。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古贺峰一大将在卡车“武藏”号上作为继任长官正式到任。

山本的死讯在内部也被严格保密,古贺的赴任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南下视察的名义对外公布,甚至在壮行会上,名牌上仍然写着“横镇长官”。

古贺曾经对河合千代子说,

“为了山本的将来着想,虽然会很痛苦,但请你和他分开吧。”

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千代子则回应道,

“古贺先生的话我不是不明白,但如今这种新派悲剧已经不流行了。”

据说后来被人嘲笑的刚毅之人,正是此人。翌年昭和十九年三月,他率领联合舰队司令部从帕劳前往菲律宾达沃的途中,所乘坐的二式大艇被卷入暴风雨中,下落不明,就这样未能在战场上大展身手,便追随山本而去,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出彩。然而,他与山本是关系亲密的老友,其志向和操守与米内和山本完全一致。

在收录于《五峰录》中的写给堀悌吉的信中,可以看到古贺自从加入联合舰队后,用比山本更为激烈的言辞痛斥中央的无策和无远见。


“小弟一如既往地努力着。虽身处遥远之地,我自以为深知山本兄的心境,但如今却感到更加透彻地理解了。中央的无方针、无辨别能力,实在令人遗憾至极。二楼的无知和无作为,又有何话可说呢。”(昭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中央似乎已丧失了思考能力,难道不是吗?其浮于空中的状态,令人内心深感忧虑,难以忍受。某某氏的情况也如您所见……(中略)唯有抛却身家性命,以报答圣上的恩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过去十五年,与那些流氓无赖和乞丐结下亲戚关系,自以为当上了部长大人而得意洋洋,或者如今成为铁路公司总裁而趾高气扬的小人卖国贼(?)姑且不论,但像奉法兰西为上,担任右边三间长屋负责人的鲑鱼头氏这样的家伙,竟然还存在,实在是让人感到奇怪。(中略)这本是内部之事,不该对外人提及,但想到此人一边自制着所谓的大勋章,一边口口声声说只要活着就要干到底,却毫无责任感可言,连药都不想给他吃。想到这样的家伙竟然也混进了三间长屋,真是让人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据说不久他就要追随善五郎老大的脚步,之后请务必记住,别让他太过得意忘形。

本报突发灵感写下此文,务必请您在百忙之中过目。(明治十八年十一月十日)

“二楼”指的是军令部,“流氓无赖”和“乞丐”自然是指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河马”“男女川”“粗鄙氏”“鲑鱼头氏”,以及此处未引用的信件中提到的“长脸君”等,这些人究竟指的是谁,只要拿出当时海军高层的照片仔细端详,大致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古贺前往联合舰队赴任时,特意拜访了铃木贯太郎的家致以问候,果然如山本所说,拉包尔寄来的签名册被供奉在神龛上。

古贺那里也刚刚收到了一份类似的寄语集。《五峰录》中也收录了这一内容,

“在东南第一线召开班级聚会,畅谈候选生时期的回忆,聊得热火朝天,

遥祝阁下身体康健,祈祷您福寿安康,

  第三十七期生

名誉会员 山本五十六

      草鹿任一

小泽治三郎

鲛岛具重

      武田哲郎

柳川教茂

上面有六个人的签名,日期是四月十三日,正是山本前线视察计划从拉包尔通过电报发出的那个晚上。

在此之前,四月四日山本的生日那天,古川敏子受古贺邀请,曾前往横须贺游玩。

镇守府的庭院里,山茶花和樱花盛开,敏子说道:

“要不把这些做成压花,送给山本先生吧?”

说到这里,古贺说道:

“那当然,比起压花,不如把它腌成咸菜送过去,山本肯定会吃的。”

他说。

当敏子提到收到信件,说手会发抖、腿上出现浮肿时,古贺早就知道这件事,

“嗯,我觉得以此为由,不如让山本早点回日本,就跟岛先生说了,但那家伙做事拖拉,事情一直没进展。”

据说有人这样议论过。

一周之后,当山本和昔日“宗谷”号的候补生们送来的寄语刚到手时,古贺万万没有料到,事情会突然演变成这样。

山本战死的确认电报于四月二十日送达海军省,这一事实仅被极少数人知晓,包括古贺峰一和堀悌吉。遗属得知消息则是在更晚的时候。

那天,榎本重治正在省内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堀悌吉走了进来,用右手握住左手的两根手指,说了一句:

“这就是。”

他低声呢喃般地说道。

榎本猛地一惊,

“山本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这么一问,堀闭上双眼,身体向后一仰,做出夸张的动作,却没有多说一句话,就这样离开了房间。

“必要时”由堀接收的,放在次官室保险柜里的袋子,在大约一个月后的五月十八日,由泽本次官交给了堀。袋子里装着崭新的百元纸币,总计一千六百元;此外还有本故事第七章中提到的,山本在担任次官时的“述志”一封,以及昭和十六年一月关于夏威夷作战和联合舰队司令官更换问题的备忘录一封,还有十二月八日开战当天写下的另一封“述志”。开战当天的“述志”中写道:


“此次奉大诏堂堂出征,生死皆能超然处之,并非难事。

只是此战乃前所未有之大战,难免会有诸多曲折,若心存惜名之念或私心求清白,则断难完成此重任,对此我已深思熟虑,做好觉悟。

因此,

我身只愿成为大君的御盾

名声与性命,我皆不惜。


如此写道。

“武士应当珍视名誉”,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教诲。然而,山本所说的“若因珍视名誉而心存私念,欲使自身清白”,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决然觉悟。

“那是山本先生写下的话,用来告诫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常常需要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选择了这一方却失败了,后世之人会不会说应该选另一方呢?只要心里稍有这样的念头,就绝不可以。如果有一丝一毫珍视自己名誉的想法,就绝不可以。批评往往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也常想说‘那你来试试看能做到吗?’”

草鹿任一如此说道。

只是,他似乎总是对山本的歌词挑刺,比如“惜しまさらなむ”中的“なむ”,在此处接在未然形之后,若按文法严格解释,意思是“希望大家都不吝惜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从前文的意思推测,山本大概是想表达自己的决心,所以应该是打算写成“惜しまずありなむ”,意为“毫不吝惜地存在”。

另一方面,在特鲁克岛“武藏”号上的长官私人房间的抽屉里,


“自征战以来,数万忠勇无双的将士们身披使命奋战到底,成为护国之神。”

啊,我有何颜面去面对伟大的君主,又有何言辞能向已逝战友的父兄诉说。

身虽非铁石,但怀坚韧之心,誓以一往无前之志深入敌阵,展现日本男儿的热血。

来吧,暂且等等,年轻的人们,在这诀别之战中,华丽地战斗一番,随后我也将追随你们而去。

昭和十七年九月末抒怀 山本五十六记


于是,找到了一封被认为是遗书的东西。

读到这封信,参谋们感到心中刺痛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山本的感情我也能够体会,但这封信中多少带着一些他平时打麻将或下将棋时喜欢哼唱的壮士调的味道,让人觉得山本终究是一个与诗人气质相距甚远的人。如果要说诗人,那么在《战藻录》中留下了许多俳句的宇垣缠显然更称得上是个诗人。

在长官室里,还留有一封堀悌吉写给山本的信。

“今早正准备前往浦贺时,听说渡边君突然要出发,于是就在来回的列车上写下这封用铅笔写的手信。”

今年天气持续寒冷,雨量又少,或许因此樱花开得晚,蓓蕾还很紧实。不过,自从上次分别后,第二次花期也已临近,大约还有十天左右。在战时的世态下,总觉得有些凄凉。你那不规则的步伐据说是腿脚不适所致,盼望你早日康复。(略)你家中一切安好,增建的部分基本完工,旧房子的破损之处也已修缮妥当。义正君搬到了四竈后,精神抖擞地学习着。他感慨地说,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抵得上过去一整年,十分努力。我们家的正也对义正君的变化佩服不已。(略)古贺君显得非常寂寞,每次见面都会倾诉一些无法对他人言说的话,以此缓解内心的郁闷。

国内的总体形势不太清楚,但议会顺利结束,政界暂时也稳定下来了。当然,具体情况我并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略)

东京空袭已经过去一年了。虽然大家都在积极训练,但普遍来说,很少有人充分意识到时局究竟有多么紧迫。种种对未来的设想中,也难以勾勒出什么令人振奋的图景。(略)

街头艺人从市井中消失,虽然让人感到有些冷清,但如果大家因此开始认真思考问题,倒也是一件好事。乐观、焦虑、悲观、自暴自弃……如果情绪这样不断变化,那就麻烦了。

东京湾停靠取消已将近一年,料想您定是忙碌不堪,唯愿您珍重身体,切勿过于劳累。

列车已过品川,即将抵达新桥,就此搁笔。

三月三十七日 悌

致五十六先生


文中的“古贺君”指的是古贺峰一。“宣传队”或许是指大本营报道部吧。“东京湾停靠取消云云”这件事,应该是前一年六月,如果中途岛作战顺利,舰队本计划进入横须贺港,堀和山本都期待着重逢,就是指的这件事。而“自别离后第二次花期也已临近十天左右”这句话,虽然可能只是随手写下,没有特别深意,但看起来却仿佛在暗示山本的死亡。

从这封信的日期推测,以及信中提到的“听说渡边君突然要出发”来看,这封信很可能是渡边作战参谋在四月一日与千代子的信一起带回特鲁克岛的“武藏”号上的。然而,山本并非因为沉迷于女人的信件而忘了朋友的信,但不知为何,这封信并未被拆开。于是,它以未开封的状态,后来连同遗物一起归还给了堀。

“武藏”号载着山本等人的遗骨以及这些遗物,于五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从特鲁克岛春岛锚地出发。并于五月二十一日进入东京湾,悄悄在木更津沖下锚。随从长近江兵曹说,在他漫长的海军生涯中,最令人感慨的航程,就是护送山本遗骨的这四天。

田结穰的独子田结保中尉,也作为甲板军官乘坐“武藏”号。他后来在重巡洋舰“筑摩”号上担任分队长,在莱特湾海战中战死,但当时他回到家中,

“山本先生的遗骨旁供奉着一副棋盘。”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不过,对于一般的乘员来说,即使在卡车离港时,山本的死讯仍然被隐瞒着。根据吉村昭的《战舰武藏》一书所述,舰内却已经开始弥漫起疑虑。有人对长官室附近的通道被禁止通行感到奇怪,也有人看到了宇垣参谋长缠着绷带的样子,还有不少人目击了白色的遗骨盒,甚至有人说从长官室方向传来了线香的气味。于是,在得到古贺许可后,有马馨舰长指示副舰长加藤宪吉大佐在航行途中向全体人员宣布了山本长官战死的消息。

另外,《战舰武藏》中记载,山本的遗骨被安置在长官室旁边的作战会议室的祭坛上,但推测这可能是古贺新长官上任时从长官室移过去的。

海军省将山本战死的消息通知到遗属手中,是在五月十八日。前一天,堀悌吉作为亲属代表被大臣岛田繁太郎召见。

“明天会派人前往遗属处告知此事,请务必保持冷静,不要失态。”

据说被包含在内。

堀在那时,

“这件事,也可以告诉神谷町吧?”

这么一问,岛田便,

“好吧。”

他这样回答。

五月十九日,堀来到三十间堀的中村家。

他急切地要求马上见到梅龙,那憔悴的模样显然非同小可,中村家的敏子见状,

“堀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吗?难道是山本先生……”

“怎么回事?山本倒下了吗?还是说他已经死了?”

我接连追问,

“他死了。但这件事在我开口之前,绝对不要告诉梅龙。”

堀这样说道。

千代子正好在夏季大相扑比赛第八天时去了两国观看比赛,家中神谷町的房子无人看守。回到家后,小女仆告诉她,堀打来电话留言说第二天早上九点会来拜访。她心想不知是什么事,第二天便等着。结果,脸色苍白的堀走了进来,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请做好心理准备。”

他神情僵硬地先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又补了一句,

“山本战死了。”

他说。

千代子几乎要晕过去,但勉强支撑住了。

对一般国民的大本营公告是在次日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武藏”号进入东京湾当天的下午发布的。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于今年四月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与敌交战中在飞机上壮烈牺牲。”

“后任由海军大将古贺峰一亲补,已接任联合舰队的指挥职责。”

这就是全文的内容。

同一天,情报局宣布授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元帅的称号,并举行国葬。海军方面还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请求,希望授予“男爵”爵位,但这一请求被驳回了。

到了五月二十三日,在木更津海域的“武藏”号上,从清晨开始进行舰内大扫除,随后举行了舰内的告别仪式。山本的遗骨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被转移到前来迎接的驱逐舰“夕云”号上,与随行的“秋云”号一同前往横须贺。联合舰队旗舰“武藏”号全体人员以登舷礼的方式送别。

骨灰盒由渡边安次捧持。

在逸见码头,嗣子义正、堀悌吉等人正在等待,他们从横须贺站与遗骨一同登上了特别列车。

堀在列车中从代理副官的机关参谋矶部太郎大佐手中接过一个纸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遗发,还有山本于四月三日亲笔写下的内容。

“愿为大君之盾,立下此誓之心,

纵使性命消逝,亦无止息之日。”

出现了一张写着歌词的信笺。

横须贺线沿途,能看到许多听闻特别列车经过而聚集的人群。因此,在沿线有人注视的时候,渡边不得不将骨灰盒举到窗边,但当列车进入隧道时,堀迫不及待地开口了。

“喂,拿过来一下。”

说着,骨灰盒便依次被堀和义正抱在怀中。

列车于下午两点四十三分驶入东京站四号站台七号线,站台上约有两百人等候,包括侍从武官勅使城英一郎、各皇室家族的使者、遗孀礼子及其家属,以及政府和军方相关人士。站台走廊上,东条、岛田、永野等人也站在那里,近卫文麿也在场。遗属队列中的次女正子看到父亲的遗骨盒从列车上被抬下时,用手帕捂住了脸。遗骨先被安置在供奉员室,待众人完成礼拜后,在海军省首席副官柳泽大佐的引导下,遗骨被装上汽车,车队整齐有序地经过樱田门和海军省前,最终运往芝区的水交社。祭坛布置在山本充满回忆的别馆日本间内。



佐世保“东乡”旅馆的老板娘鹤岛正子,在这一年的二月到四月间身患重病,一直卧床不起。她虽已年届六十,却在病榻上想着,若是人的生命能像植物一样嫁接,她愿将自己虚弱的余下二十年生命接给山本,自己甘愿死去,只盼山本能活到八十岁。然而到了五月,她的病情稍有好转。二十一日那天,她久违地给山本写了一封信,投进邮筒后不久,回到家时,有人通过收音机听到大本营的公告,告知了她山本战死的消息。她当即决定前往东京。

到达东京的二十三日晚上,正子拜访了天沼的片山登的家,并受邀共进晚餐。

片山,如之前所述,是山本的同窗好友,一位退役的少将,也是山本常常拿来开玩笑并乐在其中的老朋友。在片山家中,挂着一张山本站在旗舰甲板上、胸前挂着望远镜的大幅照片。

片山对着照片说道:

“喂,是从佐世保来的啊。”

于是,正子因为生意上的关系特意安排,带来了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的点心盒子,供奉在灵前。

“你看,山本在笑呢。”

她这样说着,安慰着对方。

正子与山本的交情,比与千代子更久远,也比与礼子夫人更早,但她却是一个最不为人知的人物,无论是去水交社还是青山的家中,都只能悄悄地拜访。

在水交社的祭坛上,混杂着众多供品中,摆放着一盒精致的雪茄。那是过去山本在伦敦工作时一起共事的时任驻英大使、此时的宫内大臣松平恒雄所供奉的。

松平曾在日华事变开始之际,打算将这盒雪茄赠送给山本,

“在事变解决之前我戒烟了,所以请你暂时保管一下。”

他说过这样的话,几年之后,

“差不多开始有点发霉的气味了。”

我这么一说,对方又说,

“再等一会儿吧。”

于是,这根雪茄就一直没有拆封,留到了现在。山本曾说要“抽得屁股冒烟”的时候,终究还是没有到来。

佐世保宝屋家的女儿,和千代,嫁给了松野重雄。她名叫春,住在青山南町,离山本家很近的地方。当时,礼子夫人自从遗骨送达之日起就一直待在水交社,于是春和姐姐濑尾富美一起,住进山本家帮忙看守空宅。

有一天,正当堀悌吉到青山来商议事情时,陆军参谋总长的使者带着供品前来。春女正准备将供品摆放到灵前时,堀悌吉开口说道:

“这种东西,不用供奉。山本不会高兴的。绝对不要供奉。”

据说是这样说的。

鹤岛正子是富美和春的妹妹,凭借这层关系,她也前往青山拜访,但一个看似从故乡长冈来的男人

“喂,你是谁?和逝者是什么关系?”

用大声责问的语气这样问道,

“不,我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姐姐在这里看家,所以稍微过来一下。”

如此回答后,他仿佛逃避般地回到了家。

正子被堀嘱咐将手中的山本的信件整理好寄往东京,但她只是敷衍地应了一声,回到佐世保后便将信件锁在行李箱里藏了起来,没有交给海军方面。然而,那一堆信件在两年后被美国的 B-29 轰炸机全部烧毁了。

国葬定于宣布战死后的第十五天举行。

在此之前,水交社举行了山本的遗骨分割仪式。

打开骨灰盒时,底部铺着的木瓜叶依然是绿色的。或许是因为初夏的暖阳,骨头摸起来似乎还带着温热。

遗骨被分成两份,一份安放在多磨墓地,另一份带回长冈。梅龙的千代子心里也想要分得一份遗骨,但这件事终究无法如愿。她只拿回了遗发、蒲团、枕头、钱包,以及她用自己日常衣物的剩余布料亲手缝制送来的针插,这些作为遗物回到了神谷町。到了五月二十四日,允许一般人上香时,她立刻赶往水交社拜谒。一些与山本似乎毫无私人关系的男士们,纷纷前来上香,每个人都流着泪。

当晚,渡边安次中佐来到神谷町她的家中吊唁。渡边说道:

“我一个人活着回来,实在感到愧疚。这家的门槛在我眼中仿佛有几十丈高。”

千代子低着头,似乎连脸都不敢抬起来,反而觉得他有些可怜。

千代子那里放着一只山本恩赐的怀表,但这是堀

“这个我得收拾一下。”

说着便拿走了。

之后,山本的信件也和正子的一样,因为是海军省的命令,六月一日堀来访时,将从四月二日发自特鲁克的“武藏”号上的绝笔信直到全部信件都带走了。

这些信件似乎在海军省的保险柜里存放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归还,现在保存在千代子手中。

在国葬之前,神谷町聚集了古川敏子、佐野直吉以及“山口”餐馆的老板娘白井国枝,还有主要是新桥一带关系亲密的一些人。

“灵魂在这儿,在这儿啊!”

边说着,边为亲近的人举行了告别仪式。

山本喜欢那种手感极佳、崭新的纸币。在遗物中找到的新百元纸币,堀悌吉一张张用纸包好,

“山本代理 堀”

这样写着,

“这虽然想说是遗物,但其实是山本的封口费啊。”

说着,他将这些东西交给了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们。

千代子后来听说,东条首相派来的某位中佐曾多次拐弯抹角地暗示她自尽。

她到了晚上,就会战战兢兢地打量着鸭居家中适合悬挂绳索的地方,或者在去吴市时向陪同她的医生大井静一请求药物,但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结束生命。

不过据大井所说,确实有人向他求药,但从未听说过有人被逼迫自尽的事情。

“我的职业是治病救人,唯独这件事我无法答应。我拒绝。这是你内心的困扰,还是从内心去解决吧。”

大井静一这样说着,安慰着千代子。

在国葬前的十几天里,水交社那边,包括遗孀礼子在内的孩子们和亲戚们,络绎不绝地聚集在一起。

山本的四个遗孤,在父亲的遗骨被送回之前,从未如此长时间地与他共同生活过。此时,长子义正就读于成蹊高等学校的理科二年级,长女澄子在山脇高等女子学校就读,次女正子则在女子科学塾学习。最小的孩子忠夫,是青南国民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义正对父亲的部下及其夫人说,

“我们对父亲的事情了解得不多。请您多讲一些关于他的事情给我们听吧。”

据说他是这么说的。

山本的去世,不仅给海军的军人,也给许多普通国民带来了深深的悲伤,以及对战争前景的忧虑。

冈麓、斋藤茂吉、土屋文明、川田顺、佐佐木信纲、会津八一等众多歌人吟咏了悲伤的歌,高村光太郎、佐藤春夫、室生犀星、大木惇夫、西条八十等许多诗人也创作了悼念他的诗。然而,在这些诗歌中,与山本同为长冈中学校友的御歌所寄人外山且正所吟咏的,

“谈论那个人,应当有别样的方式,”

老迈的朋友颤巍巍地哭泣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饱含深情的东西。

米内光政在接到海军省传来“不得不确认山本长官战死”的消息时,正与后来在铃木贯太郎内阁中担任海军政务次官、隶属政友会的绫部健太郎交谈。

“山本的心情或许是觉得自己找到了死去的地方,对此感到满足。然而,对日本和海军来说,却是不该让他死去的重要人物被杀害了。”

他对绫部这样说着,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涌出,没有去擦拭。

山本战死后,许多人认为日本已经无望了,包括他担任次官时的副官以及众多海军相关人士都这样说。高木惣吉当时担任舞鹤镇守府参谋长的职务,因为有事需要与京都帝国大学的学者们会面,他从舞鹤来到京都。在市内行驶的汽车中,他听到了山本战死的消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瞬间就想到,

“这样下去,战争根本无法继续了。”

他心想,

“山本之后,能指挥联合舰队的人只有山口多闻和小泽治三郎了,但山口中途岛一战中已经阵亡,而海军的体制至今仍被资历优先的陈规所束缚,这下真的是完了。”

据说他是明确这样想的。

田结穰是支那方面舰队的参谋长,驻扎在上海。

继古贺峰一之后,病愈的吉田善吾来到了支那方面舰队担任司令长官,但是吉田,

“喂,参谋长。山本似乎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啊。上次来信中写了一些奇怪的话。看起来他像是打算去死。”

他说完这话没多久,吉田和田结两人便听到了山本遇难的消息。

深知山本目光长远、洞察先机的松永启介,在听到山本的死讯时,

“即便不是自杀,这也是他自己选择了死期啊。”

据说他心中是这样感受到的。

近藤泰一郎是,

“我觉得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至少是抱着就算死了也无所谓的觉悟走出去的。如果用陆军来比喻,就像是明知敌方步兵的子弹会砰砰地飞过来,却还是故意冲到那样的地方去。”

他这样说道。

藤田元成作为航空队司令驻扎在千叶县的馆山。他因为失去了敬爱的山本这个人,以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竟然战死的这一事实而深受打击。从那时起,他开始在无人可诉的沉默中认为日本已经无望了。

绰号“红薯先生”的深泽素彦,作为面向海外占领地广播的制作人,当时正在两国采访大相扑夏季赛场的新闻,却在那里听到了山本战死的临时新闻,心中涌起无法言喻的震惊与悲伤。

太平洋石油的松元坚太郎在山本国葬的那天,整夜都在哭泣。

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看,击落山本座机的效果,可以说是对日本国民,尤其是日本海军军人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士气低落。

据说财界中有些人暗自希望这场战争能由山本来收场,但这一切都成了空想。国葬结束后,有一次松本赞吉拜访了《东方经济新报》的石桥湛山,当时石桥说道:

“山本真是令人惋惜的人物啊。”

说着,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实际上我们曾想过,是否可以让那个人来处理战后的时局收拾工作。也就是说,像山本五十六这样取得了如此巨大战果的人,如果由他来负责时局的收拾,即使国民中有不满和抱怨的声音,也会因为‘这是山本五十六大将做的事’而忍耐下来,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山本先生在战前被认为是亲英美派的人物,因此在战后平息舆论的时候,反而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我是这么想的。”

据说,他以感慨万千的语气这样说道。



山本的国葬于昭和十八年六月五日举行,特意选在了九年前东乡平八郎葬礼的同一天,在日比谷公园内的祭场进行。

葬礼的委员长是米内光政,司祭长是盐泽幸一,司祭长和丧主山本义正都穿着戴冠的神道教礼服,遗孀礼子则身着袿袴的传统服饰。

这天早晨八点五十分,山本的棺木被白布覆盖,在“武藏”号舰艇的水兵们手中,从水交社正寝之室移到了玄关前的黑色炮车上。

内藤清五指挥的海军军乐队演奏着礼仪曲《舍命而战》,走在队伍最前列,葬礼队伍从水交社的坡道向下,右转,经过神谷町千代子家门前,缓缓向虎之门、内幸町方向前进。沿途特别关系者的席位中,千代子也在其中,报社的摄影组察觉到她的存在,试图用相机捕捉她的身影,周围的人因此感到为难。

队伍转过海军大臣官邸的拐角,于九点五十分抵达日比谷的殡仪馆。

元帅刀由渡边安次拿着,大勋位的勋章则由三和义勇拿着。三和因在拉包尔时感染登革热,在东京住院治疗,身体消瘦得厉害。

“我,要出去了。”

说完,他加入了山本的国葬,将献上的勋章盒放置在祭坛上,随即退到一旁,身体却突然倒下了。

葬礼会场布置简朴,以黑白相间的鲸幕和白木装饰,但祭殿上供奉的来自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玫瑰花束为现场增添了一抹色彩。

主持葬礼的指挥官是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约一千五百名参列者中,包括东条首相在内,还有许多山本或许并不“乐于见到”的人混杂其中。

勅使德大寺侍从、皇后宫御使小出事务官、皇太后宫御使西邑事务官的拜礼之后,各皇族亲自或代为拜祭,随后,戴着眼镜的二十二岁丧主穿着草鞋,捧着玉串献上时,军乐队快速奏响《舍命而战》的前八小节,随即进行了三发齐射的吊枪礼。

下午,数万名普通市民前来参拜。仪式结束后,山本的遗骨由军方送往多磨墓地,安葬在东乡平八郎墓旁边的墓地中。

分骨则在六月七日返回故乡长冈。

姐姐高桥加寿子已经七十八岁,腰有些弯曲。她在近亲的搀扶下,于国葬前四天的六月一日,带着两个浴室用的垫子,包满了弟弟这个嗜甜又胃口大的最爱——亲手制作的粽子、长冈特产的水馒头以及衣笠饼等,满满当当地来到东京。等到官方仪式结束,一周后与礼子及侄子侄女们一起回到故乡时,她仿佛松了一口气,抱着弟弟的遗骨,

“五十岚,从今以后,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永远不离不弃。”

他说。

长冈的山本五十六之墓位于长兴寺这座禅寺的境内。由桥本禅岩所赐,

“大义院殿诚忠长陵大居士”

这一戒名,

“昭和十八年癸未年四月 战死于南太平洋”

这样的文字被刻在上面。

墓地在一块约两间见方的围墙内,与养祖父山本带刀以及山本家历代先人的墓葬在一起。带刀的墓是在明治戊辰之役后,长冈藩被视为朝敌的时期所建,十分简朴。因此,五十六的墓也仿照同样的风格建造,并且在米内等人的倡议下,墓的高度比带刀的低一寸,宽度窄五分。其建造费用按当时的货币计算为七十圆,据说在战死日本陆海军将官的墓碑中,可谓最为简陋。

在此之前,六月三日早晨,在东京丸之内的日本俱乐部,前法务大臣小原直、新潟县知事土居章平、长冈市长松田耕平,以及长冈互尊社理事长反町荣一等人聚集一堂,商讨开展纪念山本元帅的显彰事业。

其中一条是“在长冈市建立山本神社”,国葬结束后,相关人士开始与中央各方进行协商和讨论。

毕竟有乃木神社和东乡神社的先例,在当时的气氛下,建立“山本神社”并不算什么奇怪的事,但米内光政和堀悌吉两人对此计划强烈反对。

井上成美说道:

“无论军人立下多么伟大的功绩,将其神化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他们这样说,但米内和堀比任何人都清楚,山本本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山本非常讨厌这种事。如果被奉为神明,最为难的反而是山本自己。”

米内这样说着,在这件事上绝不打算让步。

于是这件事就此搁置,原本计划建造神社的长冈玉藏院的山本故居遗址,如今变成了一个供孩子们和市民使用的纪念小公园。




作品后记


我记得那大概是昭和三十八年,也就是 1963 年的 11 月左右,朝日新闻出版局发行的文艺杂志《文艺朝日》的编辑部打来电话,说:“有点事情想和你商量,如果有空往这边来的时候,能否顺道过来一趟?”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我前往朝日新闻社八楼的阿拉斯加餐厅拜访。到了那里,编辑长以及几位高层已经在等着我,他们提出的想法是:“明年能不能在我们的杂志上连载一篇非虚构作品?”他们已经考虑了一个主题,就是二·二六事件。事件的许多相关人物目前仍然在世,收集必要的资料以及安排与这些人的会面等工作,出版社方面会全力协助——。

虽然这是对方的一番好意,但我提出了两个理由婉拒了这个提议。我知道三岛由纪夫先生似乎对二·二六事件抱有共鸣,但我对那些青年军官既没有共鸣也没有同情。我不太喜欢那种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如您所知,我在战争期间是海军出身。对陆军的事情,比如联队内部的日常事务,甚至连吃饭的方式我都不太了解。如果连生活的细节都不清楚,那肯定是不行的吧。虽说是非虚构作品,如果是写海军相关的内容,比如让我写山本五十六先生的故事,那倒另当别论,但这种题材对我来说实在不合适。”

我本以为自己已经明确拒绝了,

“哦”

对方探出身子。

“山本五十六。原来如此,这倒挺有意思的。那就试试你说的吧。”

我有些慌张。

“你说要试试看那边的情况吗?”

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关于海军的事情,我只是稍微了解一些生活细节罢了,对于山本五十六这个人,我一无所知,也从未想过要写关于他的东西。——虽然我这样辩解,但那些大人物们却说,不,这听起来挺有趣的,

“把胜ちゃん叫来。”

他突然说道。

被叫上来的是小金泽克诚,一位对海军事务了解得极为透彻的记者(编辑部成员)。就连一般人不知道的海军军官的名字,他也了如指掌,

“啊,是石川信吾啊,兵学校第四十二期。”

他对此非常了解。

“这个人就交给你负责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干啊。”

当时是否当天就答应了,我记不清了,大概是避免了明确的答复。不过没过多久,《文艺朝日》的团队就换了人,对我来说是东京大学国文科前辈的井泽淳先生成为了编辑副主任。他比起作为新闻记者,更以电影评论家身份为人所知,热爱酒和电影,常常大白天就带着酒气。之前一见面就对我摆出前辈架势,喊着“喂,小子”。因为工作上有了联系,他越发摆起架子来。

“喂,你给我好好干。说干就得干,不认真做可不行。不过,作为回报,我会坐在办公桌前,替你处理一切麻烦事。”

就这样,仿佛从葫芦里蹦出马来一般,我开始着手准备《五十六传》的连载工作。


去哪里、听谁的故事,几乎都是按照海军通小金泽克诚先生的安排一步步进行的。第一次采访旅行是在昭和三十九年三月二日,前往山本的故乡长冈。我拜会了反町荣一先生、悠久山坚正寺的桥本禅岩老师,以及山本的老友远山运平先生三位。

反町先生的著作《人间山本五十六》上下两卷,详尽记录了这位元帅从出生到逝世的珍贵实录。在前往长冈之前,我反复精读了这本书。只是,若要按我的看法,这本书有些地方像是出自故乡崇拜者的偏爱,有点过分拔高,甚至把缺点也看成优点,似乎山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尊敬。对反町先生来说,山本元帅至今仍像是神明一般。我听说山本五十六厌恶铜像、肖像画之类的东西,也反对将军人神化,但反町先生主持的互尊社庭院里,却供奉着一座小小的山本神社。

长时间聆听了充满热情的讲述,还品尝了山本喜爱的长冈名产水馒头,也受到了款待,带着我游览了市内许多与他有渊源的地方,我对此深感感激。然而,我却隐隐觉得这份厚意可能无法回报,我所写的东西恐怕难以让反町先生满意。

不过,山本五十六似乎就像厌恶军人铜像和神社一样,也不喜欢自己的生平被写成传记或故事。十几年后,我从高田利种先生(原军务局次长,少将)那里得知,

“过去,有个人写了一本关于山本五十六的传记,拿着稿子送到海军省。山本先生曾明确表示,绝对不想让别人写自己的事,所以我们暗中操作,没让那本书出版。可是,最终做了山本先生最讨厌的事的人,却是一个名叫阿川弘之的家伙。”

他曾这样狠狠地瞪着我说道。

实际上,战中战后,以反町荣一先生的著作为首,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山本的传记问世。我既然要写,就希望无论被谁盯着,也要写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

旧海军的相关人士中也有各种类型,有人坦率地告诉我:“山本先生有女人,喜欢赌博,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船员玩女人是常事,哪会在意这些?这种事不会让山本五十六的价值有任何增减。”新桥艺妓梅龙是山本晚年的情人,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而因此夫妻关系冷淡似乎也是事实。我并不打算以揭露的方式处理这些内容,但也想写出其中的微妙之处。然而,如果写出来,遗族自然会感到不快。本来应该先去拜访遗孀或继承人,向他们致意并请求协助,但因为担心因此在写作上受到限制,我选择了避开与遗族的接触。

在小金泽先生的引荐下,我采访了近七十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位海军大将井上成美。我拜访了他隐居在横须贺长井的住所。关于井上提督的事迹,我在这部作品中以及其他地方已多次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他珍视海军的优良传统,敬爱山本这位志同道合的前辈,同时对山本的好处毫不掩饰地肯定,对不好的地方也直言不讳,表达的信念甚至显得过于严厉。

“如果近卫对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干,那他就说一年或一年半内可以尽情地大闹一场给他看看,这样的话是山本先生的失分。海军无法与美国开战,如果开战必定会输——这是明摆着的事,为什么他没有断然这么说?我为山本先生感到遗憾。”

说着,

“无论多么伟大的军人,将其奉为神明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事情。”

也有人这样说过。

还有一个人,在第八章末尾提到的鹤岛正子女士,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她是“山本五十六的初恋情人”。虽然早就听说在新桥的梅龙之前有这样一位人物,但她的名字和住址一直无从得知。终于打探到她的下落,前往九州的谏早拜访时,年迈的正子女士正卧病在床。她住在一间面向公交街道的简陋茅屋里,刚推开吱吱作响的玻璃门,就见她躺在紧挨着门口的榻榻米上,因胃病而痛苦不堪。

她一开始说:“我不想谈论山本先生的事,也不愿意见您。”幸好有中间人帮忙说情,我才得以坐在她的枕边。她惊讶地问我是如何得知她的境况的,但渐渐地似乎相信我不会胡乱写些什么,态度也缓和下来,嘴角微微露出笑意。最终,我们聊到了深入的话题,从她与山本的初次相识开始,她详细地讲述了一段漫长而细腻的故事。当她讲完时,正子女士……

“我觉得,这二十三年来压在心头的重担终于放下了。”

说着,她哭了起来。

“山本先生的忌日快到了,您回到东京后,请去多磨墓地他的墓前,告诉他,佐世保的小太郎(年轻时的艺名)如今落魄到这般田地,过着这样的日子。”

她这样拜托我。

虽然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几年后她还是去世了。不仅仅是鹤岛正子女士,我觉得能与每一个人见面都是值得庆幸的。从井上成美大将到联合舰队的幕僚,再到花柳界的女性,曾经向我讲述故事的人中,大约有二十人已经故去。



在《文艺朝日》连载期间(昭和三十九年十月至昭和四十年九月),标题是《史传山本五十六》。从采访的中途开始,我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越是深入调查,越能清晰地勾勒出山本五十六的形象,他既不是军神,也不是圣将,更不是战争贩子。作为珍珠港袭击的主导者,这位海军大将在世界上声名远扬,但他的志向和节操与米内先生和井上先生完全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不想前往夏威夷的,恐怕就是山本先生本人了。写作时,我甚至会因此而潸然泪下。看来这会是一部相当长的作品。

“报社的文艺杂志有个习惯,稍微成绩不好就立刻停刊,不过应该没问题吧?”

我向井泽前辈再三确认后,

“没问题。你连载期间,我不会停刊,你就放心写吧。”

虽然他这样向我保证,但令人头疼的是,我的担忧最终还是应验了。作品进展到四分之三时,井泽先生一脸难色地告诉我:“再过两个月,这本杂志就要停刊了。”抱怨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争取到了一些版面,拼命赶稿,写了大约两百页,最终在八月号和九月终刊号上刊载,勉强完成了故事。

后来,我以《山本五十六》为题,将这部历史传记整理成书,于那年(昭和四十年)年底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但由于上述原因,我还有一些想写的内容和想调查的事情没有完成。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希望能彻底重写,推出一个新版本。

抛开文学评价不谈,社会上的反响褒贬不一。我听到了传言,说反町荣一先生非常愤怒,认为“那家伙真是可恶,书里写的东西简直不像话”。同时,我也收到了一些消息和口信,比如某中将和某某中将表示:“这本书的看法非常公正,山本先生确实就是那样的人。”

一半是为了准备新版书稿,一半是出于看热闹的好奇心,翌年秋天,我前往山本长官战死之地——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地区旅行。这趟海外之旅并不轻松,但幸运的是,我在密林中找到了山本座机的残骸,并带回了一些飞机碎片作为纪念,同时还参观了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的旧战场。到了昭和四十三年春天,我又前往英国,探寻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足迹。无论是所罗门群岛的山川河流,还是伦敦酒店的房间、旧海军部的建筑(老海军部大楼)、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的内部,亲眼所见之后,果然让我频频点头,感叹原来如此,颇有收获。

恰好在这个时期,国内外有关山本元帅的新资料接连问世。其中有些是因我的书而起,但也有许多与此完全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终于进入了历史的阶段,人们开始萌生一种超越恩怨的立场,重新审视其经过与意义的氛围。在海外出版的资料中,有戴维·卡恩(David Kahn)讨论密码问题的大作《破译者》(The Codebreakers)、美国空军中校、曾参与拦截山本座机的贝斯比·霍姆斯(Besby Holmes)的小论文《究竟是谁击落了山本?》(Who Really Shot Down Yamamoto?),以及作家沃尔特·罗德(Walter Lord)关于中途岛战役的纪实作品《不可思议的胜利》(Incredible Victory),这些都在 1967 年(昭和四十二年)付梓出版。

在国内,最重要的资料包括海军法律顾问、山本好友榎本重治教授提供的《五峰录》,以及布因基地队军医长、原海军军医少佐田渊义三郎先生所持的《尸体检验报告》和《尸体检验记录》。此外,我还有幸拜访了梅龙的河合千代子女士,得以亲眼见到山本长官的许多书信原件,并听她讲述了不少回忆往事。不过,其中一些书信即使在新版出版时,也不得不暂缓公开。



承蒙许多人的好意,我的采访笔记内容愈加丰富。然而,与此同时,围绕这部作品却引发了两起刑事诉讼问题。其一是我被奥宫正武中佐起诉,指控我从他与渊田美津雄合著的《中途岛》一书中未经许可引用了八十八处内容。如果被起诉并判有罪,我将沦为刑法上的罪人。仔细核查后,我发现自己确实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但奥宫先生似乎也有误解和独断之嫌。我曾向渊田美津雄先生取材,并相信已获得引用许可,因此未与合著者奥宫先生联系,也未在后记中说明,这是我的失误。然而,若连二式飞行艇的形态和性能等描述也被指为《中途岛》的剽窃,我实在感到不服。我曾在台湾东港航空队——一个二式大艇基地——生活了半年,即使不看别人的书,我也对这种飞行艇了如指掌。所谓八十八处未经许可引用,绝非事实。于是,我将采访笔记和所有相关文献一并提交给检察官。至于后续发展,不必赘述,写来也嫌冗长。最终结果是双方达成了和解。

另一桩诉讼是山本的遗孀以损害名誉为由对我提起控告。我多次被检察院传唤,负责检察官对我说:“检察官本不该促成和解,但我还是建议你们能否设法和解。”我并非完全没有和解的意愿,但条件颇为棘手。我方也有需要坚持的主张,案件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最终以不起诉处分的形式得以了结。

在争端进行中,山本家一方不仅提到遗属的立场,还声称我损害了已故元帅的名誉(对此法律上的解释我并不清楚)。当我听说他们认为我去所罗门群岛旅行是为了沽名钓誉时,作为一个对山本先生怀有自己独特感情的人,我感到非常悲伤。

基于在所罗门群岛和伦敦的见闻,以及新获取的资料,我开始重新修订不足之处,同时也考虑了遗属的主张。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增补了约三百页内容,并以《新版山本五十六》为题,于昭和四十四年十一月,同样由新潮社出版。

本书收录的内容,当然是以新版为原型。然而,即使不论语句的细微调整,每当改版为文库本或作品集时,总会产生加笔修正的需要,因此内容已不再是原样不变。

这次,在将原稿送往印刷厂前的最后一刻,我接到了一位住在所泽市、名叫市川一郎的人来访,他说有事要谈。市川先生在山本长官座机失事时,曾是驻扎在布因附近的一支陆军联队炮兵中队的中队长。他的证言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山本座机第一发现者的小队长浜砂盈荣的证言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我将这一点新添进了稿中。此外,在描写山本国葬的场景时,我原本写的是“小金井的多磨墓地”,幸亏细心的校对人员发现并提醒我,多磨灵园横跨小金井和府中两市,而东乡和山本两位元帅的墓地所在区域属于府中市。类似这样的例子如果一一列举,恐怕没完没了。作为作者,这并不是什么值得自夸的事,对于那些拿到旧版书的读者,我也深感歉意。但我想,这种作品终究是要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尽头为止吧。

据传是击落山本座机的美方功勋者托马斯·兰菲尔先生,在新版书出版几年后,来到了日本。我与沟田主一先生一同前往他在东京下榻的酒店拜访。

我的脑海中装满了《究竟是谁击落了山本?》这本书的内容,因此提出了相当深入的问题。兰菲尔先生回答说:

“你当时在那个地方吗?我可是在场的。”

说着就发起了脾气。然而,即便他生气了,也不能证明他在说谎。见面之后,关于他的记述(第十四章第二节)仍然保持原样。

战史中充满了谜团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谜团会逐渐解开,而有些则会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曾经威风凛凛地让我动笔的前辈井泽淳去年去世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以不想接手二二六事件为借口,偶然提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名字,而井泽他们没有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你都要写这个”,我恐怕永远也不会下定决心写五十六的传记。虽然现在看来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依然感激自己最终能够将这部作品留存下来。


  昭和五十二年十二月

阿川弘之 






参考引用文献


资料提供者(按五十音顺序排列,省略敬称)


爱甲文雄

秋冈纯

浅川正治  

浅沼信一郎  

网野菊

饭泽匡

五十岚竹雄

池岛信平

石川信吾  

石黑光三

伊藤春树

井上成美  

岩村静荣

薄井恭一  

宇野博

英国海军部

英国首相府

榎本重治  

近江兵治郎  

大井静一

冈崎宏阳

小熊信一郎  

小田切政德

鹿江隆  

草鹿任一

草鹿龙之介

克拉里奇酒店(伦敦)

格罗夫纳豪斯(伦敦)

桑原虎雄

阿尔文·D·库克斯

河本广中

小金泽克诚

后藤千代子

小柳信子

近藤泰一郎  

近藤为次郎

在布因澳大利亚政务厅分所

坂野常善

笹川良一  

里见

实松让

志贺直哉

品川主计

白川二三男  

新川正美  

杉本健

反町荣一

高木总吉

高野务

高桥义雄

武井大助  

竹田正夫  

馆野守男

田渊义三郎

田结穰

团伊玖磨

千早正隆  

角田求士

角田顺

角田秀雄  

鹤岛正子

寺田甚吉  

远山运平

富永谦吾

富冈定俊

内藤清五  

中村止

梛野严

丹羽道

驻伦敦日本国大使馆(1967)

野上素一  

桥本禅岩

桥本直

秦郁彦  

滨砂盈荣

林浩

原田千里

约瑟夫·皮塔以及布因、科科波部落青年团全体

深泽素彦

福井静夫

福原公明  

藤田士郎  

藤田元成  

藤平卓

渊田美津雄

古川敏子 

法华津孝太

堀内敬三  

本多伊吉  

弗朗西斯·帕巴克

松永敬介  

松野重雄  

松野春

松村绿

松元坚太郎

松本赞吉

松山茂雄  

三国一朗  

水城肇

沟田主一

三和永枝  

目贺田纲美

森村勇

安冈正笃

山口孝子

山本亲雄

横川晃

吉井道教  

吉冈忠一

吉田清

吉田俊雄  

沃尔特·洛德(Walter Lord) 渡边胜

渡边安次

另外还有数位人士在不公开姓名的约定下提供了资料和访谈


参考引用文献(按日文五十音顺序排列)


朝日新闻缩编版(自昭和十二年至十八年)

爱甲文雄著《鱼雷与陶器》

市来崎庆一编《啊,山本元帅》

今村均著《战斗终结》

伊藤正德著《联合舰队的最后》《联合舰队的荣光》

岩田丰雄著《海军》

井上成美私人手稿《回忆录》

宇垣缠著《战藻录》

罗伯塔·沃尔斯特特《珍珠港:警告与决策》

大前敏一著《十二月七日的美国秘密情报》(中央公论社版《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七卷)

绪方竹虎著《一军人的生涯》

小泽提督传刊行会编《提督小泽治三郎传》

冈田大将记录编纂会编《冈田启介》

酣灯社版《日本军用机的全貌》

大卫·卡恩《破译者》(David Karn "The Codebreakers")

同日文版,秦郁彦与关野英夫合译《密码战争》

梶山季之著《甜美的废矿》

海军兵学校编《故山本元帅国葬之际校长讲话》

木户幸一著《木户幸一日记》

木场浩介编《野村吉三郎》

来栖三郎著《日美外交秘闻》(《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七卷)

草鹿龙之介著《联合舰队》

C. V. 格林斯上校《杜立特空袭》

源田实著《海军航空队始末记》《开战秘话》《珍珠港奇袭前的秘密十个月》

小泉信三著《海军主计大尉小泉信吉》《必然与偶然》

酒卷和男著《特殊潜航艇出动》(《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

相良辰雄著《山本长官战死》(《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二卷)

里见龙著《色彩男子》

实松让著《米内光政》《那天的华盛顿》

实松让编《现代史资料·太平洋战争》

参谋本部编《杉山备忘录》(原书房版《明治百年史丛书》)

坂野常善著《第二特务舰队远征记》

罗伯特·A·西奥博尔德著,中野五郎译《珍珠港的审判》

盐田广重著《执刀六十年》

志贺直哉著《铃木贯太郎》

《周刊朝日》昭和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号

须藤朔著《战舰雷帕尔斯的终焉》(《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

反町荣一著《人间山本五十六》

田中常治著《爪哇海的决战》(《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

田山花袋著《日俄战争实录》

武井大助著《山本元帅遗咏解说》

高城肇著《六架护卫战斗机》

高木惣吉著《太平洋海战史》《联合舰队始末记》《山本五十六与米内光政》《私观太平洋战争》

谷村丰太郎著《山本五十六闲谈》

千早正隆著《被诅咒的阿波丸》

辻政信著《瓜达尔卡纳尔》

角田顺著《日本海军三代史》

富冈定俊著《大海令》(《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开战与终战》

户川幸夫著《悲伤的太平洋》

富永谦吾著《大本营发表·海军篇》

夏目漱石著《野风》

中村菊男编《昭和海军秘史》

中山正男著《献花以表诚意》

永井荷风著《断肠亭日记》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C·W·尼米兹与 E·B·波特合著,实松让与富永谦吾合译《尼米兹的太平洋海战史》

丹羽文雄著《海战》

野泽正编《日本航空机总集》第一卷 三菱篇

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与政局》

林健太郎著《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文艺春秋社版《大世界史》第二十二卷)

秦郁彦著《中途岛的侦察机》

广濑彦太编《堀悌吉君追悼录》《山本元帅前线书信》

渊田美津雄著《珍珠湾上空六小时》(《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

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合著《中途岛》

福留繁著《开战前夜的海军作战室》(《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七卷)《海军的反思》

福井静夫著《日本的军舰》

《文志春秋》昭和九年十月号《一页人物评论》

戈登·W·普兰格著《虎虎虎》

堀悌吉编《五峰录》

本庄繁著《天皇与二·二六事件》(集英社版《昭和战争文学全集》别卷)

贝斯比·F·霍姆斯中校《谁真正击落了山本?》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夏威夷作战》

法华津孝太著《山本五十六的回忆》

本多伊吉私稿《山本元帅与我》

增田正吾著《机动舰队航向九十七度》(《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

松岛庆三著《太平洋的巨鹰 山本五十六》

松平恒雄氏追忆会编《松平恒雄追思录》

松本鸣弦楼私稿《山本五十六夜谈》

三代一就著《MI 作战论争》(《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二卷)

三和义勇著《山本元帅的回忆》

武者小路公共著《斯芬克斯》

森拾三著《珍珠港雷击行动》(《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一卷)

塞缪尔·E·莫里森著,中野五郎译《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作战史》

赫伯特·O·亚德利著,大阪每日新闻社译《黑色密室》

山本义正著《与父亲山本五十六的诀别》

吉田俊雄著《实录太平洋战争解说》《联合舰队》

吉川猛夫著《珍珠港的日本间谍》(《实录太平洋战争》第七卷)

吉村昭著《战舰武藏》

吉田嘉七著《瓜达尔卡纳尔战诗集》

吉松吉彦著《“伊”号作战与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死》

托马斯·兰菲尔二世著《我击落了山本五十六》

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

沃尔特·洛德《不可思议的胜利》

同书日文版,实松让译《逆转》

渡边几治郎著《史传山本元帅》




解说


村松刚


战争这场巨大的戏剧,在其荣耀与悲惨之中孕育出了各式各样的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双方都涌现出无数英雄。然而,若论日本,恐怕再没有比山本五十六更名副其实的存在了。

英国的 BBC 电视台曾以“大战略”为题,连续播放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并配有军人及政治学者的解说。这档节目广受好评,我偶然看了其中的几集,其中一集出现了山本五十六战死及国葬的画面。画面中,身着白色第二种军装的山本五十六向一架架起飞的零式战斗机挥动帽子的熟悉场景浮现,随后是国葬的送葬队伍。

“这位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海军大将之死,让日本国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一位参与解说的大学教授如此说道,这番话并无夸张之嫌。日本人所受到的震撼,确实是巨大的。

我手头有一本当时由改造社出版的杂志《文艺》。昭和十八年的杂志由于物资匮乏,只有大约六十四页的薄薄一本,但其中七月号是“献给山本元帅英灵”的特辑号。高村光太郎、野口米次郎、泷井孝作、土屋文明分别贡献了诗歌和短歌,藤田德太郎、丹羽文雄、火野苇平则撰写了追悼文章。


他独自站在船头,

凝望天边的彩虹。

啊,呼吸着大洋的辽阔,

在波涛起伏中净化了心灵的人,

他从人生的律动中读出了无限。


他如今化作白木之箱归来……

整齐划一的仪仗兵,

《舍命而战》的军乐,

低头默哀的亲族与友人,

肃穆地将他送往祭殿。

啊,此刻我仿佛是一只灵鸟,

我看见它高高地飞向南方的天空,

…………

(野口米次郎,《国葬颂》)


同时刊载的高村光太郎的诗作,题为《我们的生死》,也是一首格调颇高的作品。诗中流露出的那个时代的气氛,或许对于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已经难以想象了。笔者当时还是中学生,但野口米次郎诗中提到的“甘愿献出生命的大丈夫……”的国葬乐曲,至今仍鲜明地回响在耳边。

山本五十六反对日德同盟,反对与美国开战,因此总是被那些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疯子般的人物所盯上。一旦战争爆发,他便以身殉职,为职责而死。他进退的果断至今令人惋惜,这也是他在海外拥有众多崇拜者的原因。然而,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不仅在海外,甚至在日本国内也几乎无人知晓。

尽管如此,山本元帅战死的消息所带来的震撼,与军方偶尔为了宣传而塑造的“军神”们的案例完全不同。一支军队的总指挥官在战场上牺牲性命,这是自明治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国民或许从这位海军大将的死中,暗自感受到了自身命运的预兆。阿茨岛守备队的全军覆没的消息,也仅仅是在他去世前一周才传来的。


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是一部描绘这位海军大将形象的杰作,作为传记文学堪称一流之作。

日本优质的传记文学作品不多(虽然经常能看到一些功成名就的政治家或实业家让身边人撰写的某某传之类的东西,但这种显然不在讨论之列)。在英国,有所谓的“传记丛书”出版,收集了各种优秀的传记作品。而这种传统在日本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日本の文学者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不愿涉足世俗事务的隐士姿态,这或许是导致这一领域贫乏的原因之一。

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最初于昭和三十九年秋天起,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月刊杂志《文艺朝日》上连载了一年。之后经过修订,于昭和四十年十一月,由新潮社出版了本书的原始版本,即旧版的《山本五十六》。

我曾听作者回忆说,在写作时完全没有将其当作小说来写的意识。也就是说,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一部传记。然而,这部作品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人传记在视角上完全不同。

在描绘战争这一史诗中的英雄时,作者的目光却聚焦于那些丝毫不像英雄的一面。从这部传记作品中浮现出来的,首先是一个极为人性化的军官形象:他会说“如果辞了海军,就去摩纳哥做个赌徒”,或者在联合舰队旗舰的司令长官室里给艺妓写情书。

历史上被誉为名将的人物,往往是那些率先将时代的新式兵器纳入战略,并灵活运用的人。从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到拿破仑、古德里安,几乎无一例外。山本五十六也属于这一行列,他是最早制定并实施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战略的人。

然而,正如阿川先生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海军内部对山本五十六持批评态度的人并不少,即使现在也并非没有。曾担任夏威夷空袭时南云机动部队参谋长的草鹿龙之介先生,在世时以温和的口吻表达了对山本式战略的质疑。而作为炮术权威、担任“大和”号初代炮术长的黛治夫先生,在近著《海军炮战史话》中,从大舰巨炮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山本元帅提出了批评。

以这种战略性争点为中心,或者从政治视角出发,去构建一个武将的形象,这种方法当然也是传记作者可能采取的路径。阿川先生在这本书中,也并非完全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然而,这并不是全书的主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那个背着艺妓奔跑,或者在佐世保的街头模仿卓别林(Chaplin)走路的,充满顽皮气质的人性形象。

在描绘英雄时,采用了反英雄式的叙述方法。这使得“圣将”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饱满和丰富,但同时也难免引发了相关人士的不满。尤其是元帅的遗族提出了抗议,甚至发展成了诉讼问题。

元帅的长子山本义正先生在《山本五十六》(旧版)出版后,又出版了《父亲·山本五十六》,其背景或许是希望修正元帅的形象。若再大胆揣测一番,恐怕是受到了阿川与山本形象的刺激。此外,顺带一提,山本义正先生的《父亲·山本五十六》作为从儿子视角书写的记录,堪称一篇出色的文章。

由于遗属的抗议以及其他原因,作者将旧版绝版,并在昭和四十四年(1969 年)出版了经过约三百页补充修订的《新版·山本五十六》。这就是本书。三百页按照近来出版界的惯例,几乎相当于一本单行本的篇幅。

通过这次补充修订,山本五十六的形象无疑增添了精密度和厚重感。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对遗属的顾虑等原因,旧版中鲜明的人物轮廓似乎稍显淡化了,对此不知读者有何看法。



根据书末的表格显示,提供资料和访谈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人。也就是说,作者与一百多位相关人士会面并听取了他们的讲述。参考引用的文献也多达一百多部。

作者在此期间还曾深入布干维尔岛的密林深处,寻找山本五十六失事飞机的残骸。战后第一个亲眼见到山本五十六乘坐飞机的日本人,恐怕就是阿川弘之了。

在山本五十六去世之际,许多诗人和歌人创作了悼念之诗。“然而,在这些诗歌中,我个人觉得,与山本同为长冈中学校友的御歌所寄人外山且正所吟咏的诗,

‘谈论那个人,自有他人在外,

老迈的朋友只能踉跄着哭泣’,

是其中最饱含深情的一首。”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以克制的笔触如此写道,而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至关重要。许多人过去曾高声谈论元帅,今后恐怕也是如此。然而,我只相信人性的目光。作者似乎通过这首歌寄托了这样的情感。

无论怎样的英雄,若深入探究其私生活,最终也不过是个普通男人。作者试图审视山本五十六这个人的方法,正如之前所述,本应倾向于打破英雄形象。然而,他却以这种反英雄的方式,描绘出了英雄的形象。使这种悖论式的工作成为可能的,是贯穿全篇的深厚感情。

想起三岛由纪夫曾半开玩笑地说,阿川的《山本五十六》其实是阿川五十六。“那家伙写的就是他自己……”确实,在这位自由主义者、厌恶粗俗事物、极其热衷赌博的海军大将形象中,不难看出作者自身的影子。而正是这一点,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单纯的传记。

阿川弘之曾为战争中逝去的人们写下许多安魂曲。长篇小说《云的墓碑》以特攻队员手记的形式展开故事,在结尾处,作者附上了一首题为《展墓》的诗,内容如下。


我,在这一天

真南风吹拂的这座岬山,我登临而来

啊,怎能不悲伤

再也无法归来

为了在你的墓前叩首


……(中间略去)……


啊,那座石碑

那座石碑上重现的

悲伤的日子已然逝去啊

那段时光举杯共话

美好的事,亦是珍贵的事


南风吹拂

自海面吹来

我脚下的草丛凌乱不堪

那草丛之上,我的心也随之纷乱

无可奈何地呼唤着你的名字,面向大海


我觉得这首诗中展现了作者全部文学的主题。战时的阿川弘之是出身预备学生的海军军官。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之城》,以及近作《暗浪涛涛》,既是青春之歌,同时也是刻在“纪念碑”上的安魂曲。而《山本五十六》也是一部书,述说着“纪念碑”上复苏的岁月,以及“美好之事,亦是崇高之事”,面向大海娓娓道来。

通过为这位直到最后都反对开战的提督所作的镇魂之歌,作者试图诉说自己青春激情的某种原型。逝去而永不再返的一个时代所引发的哀悼之情,在《石碑》中被深深地、切切地表达出来。

(昭和四十七年十二月,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