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博主视频转语音的文字稿，请你阅读： 在我最近所接触的学生中，几乎每个人都非常迷茫和焦虑，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大学专业和复杂的就业形势，也感到十分无力，这当然源于大环境的恶化。过去那种依靠房地产、高强度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失效，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在短期内是很糟糕的，在这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预测所谓的就业热点、热门专业就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而为了对抗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家庭和考生本能地选择了增强计划性的策略，他们倾向于为自己设计一个更加清晰和封闭的未来。比如我以后要考公务员，我要进体制考编，一旦确立了这个目标，他们就会围绕这个目标来调配所有资源。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专业变得异常热门，比如汉语言文学、法学、行政管理等等，这些专业在就业市场中的表现并不突出，但他们却因为更容易进入体制而受到追捧。 还有许多人选择师范类专业、医学类专业、警校军校等带有一定编制属性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朝着考公考研培训机构的方向发展。 比如著名的曲阜师范大学，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作者第一天来到曲阜师范大学，就看到化学系拉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化学系考研率超过70%”。而作者自己当年本来可以报考更好的学校，但也是因为听说了这所大学的考研率很高，所以选择了这里。据说很多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准备，他们甚至比高三更加努力，每天早上4点多就去图书馆占位置。再比如西南大学曾经开设了一门名叫“公务员专业”的专业，该专业开设了公文写作、公务交流与礼仪、行政能力测试、公职人员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等课程，这就完全将大学等同于考公培训班了。 当然这几年中国的大学本来就在朝着维稳化、高中化的方向发展，更多的大学开始通过点名、记考勤等方式，强制学生参加早自习、晚自习、早读、晨练。学生们参加完晨练后，还需要把截图或照片上传到系统之中。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僵化，比如这篇文章说到在某个大学里，一个学生要请个假，竟然需要副班长、辅导员依次审批后才能成功。 正如我们在去年5月的那期视频里所说的，很多大学虽然在解决真正的问题上行动迟缓，但在维稳方面却早就形成了一套高效且熟练的应对策略，学生的生存状态受到日益严重的忽视，校方越来越将学生视为一种纯粹的资源和管控的对象，而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主体。 但可以想象的是，中国大学的这种管理策略其实是受到相当多家长和学生的欢迎的，因为这本身也迎合了他们渴望更多确定性的心理需求。然而在不确定性增大的时代，增强计划性真的是一个可靠的策略吗？这表面上是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其实只是对伪确定性的依赖。因为只要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稳定的行业和职业，这源于它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方式具有很强的运动性，这种体制并不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稳定。 那些今天看似最优解的路径，常常在政策风向和权力结构变动的情况下迅速贬值，甚至反转为风险最大的选项。我们不需要列举毛时代的历史，仅仅根据常识就可以推断，那些看似确定性高的路径不久将面临着制度性的饱和。比如考公务员的人数越来越多，上岸率将越来越低，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逐渐下降，晋升空间狭窄。多数人仍然要经历被压缩、边缘化的过程。 实际上很多在中国被大众认为是高确定性的路径，其实并没有太长的历史，而只是过去20年甚至是过去10年才产生的观念，那么它当然也不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什么才是能够对抗不确定性的真正稳定的资本呢？ 我们说，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真正稳定不变的资本一定是建立在个人的心智上。传统的资本，比如学历、证书、资产等等都可能因为政策变动和技术变革而贬值，但人的心智能力、内在资源，比如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读心的能力、情绪调节的能力、对他人共情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寻找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这种无形资本或者说内在资本，并不像学历和金钱那样可以被直接量化，但却具有跨情景的可迁移性和抗风险性。它们可以帮助个体在一个意义不断崩塌的时代去重建人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学历只能在特定的制度下被承认，但你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非洲，理解他人与人合作的能力都始终有效。在面对失业、破产和各种意外打击时，一个擅长寻求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拥有反思力与情绪调节能力的人，往往能够比单纯有学历或财富者更快地重建自我。在生活状态陷入动荡之时，最大的困境往往不是生存本身，而是自我同一性和人生意义感的瓦解。一旦我们意识到人的心智能力才是面对动荡最稳定、最保值的资本，我们就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标准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大学教育。 传统的观念总是强调专业教育、知识储备、考试成绩这些可量化指标，认为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授知识和培养专业能力。但在大学教育与现实严重脱节、同时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中国，大多数专业知识的实际效用是非常滞后的。许多大学专业不但不能帮助学生适应未来，反而消耗着他们原本可以自由探索的时间与精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更可能支持学生自主成长、发展内在资源的大学环境。 一个好的大学不一定要教会你什么东西，但它应该尽可能少地干扰你的成长和发展。比如它的行政管理体系如果能更宽松一些，少一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少一些诸如点名、早晚自习、请假审批等繁琐流程，那么它就更不容易给你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创伤。 简单来说就是，好的大学不体现在能带给我们多少好处，而体现在能给我们少带来多少坏处。对好专业的标准也应该有所调整。 既然努力在学校卷绩点完全可能是浪费时间和无用的，那么就更应当将未来建立在自己开拓的那部分之上。 一个好专业不一定要体现在就业率高和收入高，他更应该是学业压力小、考试容易混过去、课程安排松散的专业，因为这恰恰意味着你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真正感兴趣和重要的事。比如去阅读你真正感兴趣的书，参加更有兴趣的讲座和课程，多去校外参加社会实践，结识有趣而有深度的人，学习建立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这些事情才是真正能构筑你心智能力的基石。虽然它看起来并不能直接地帮助你找到好的工作，赚到很多钱，但对于职业规划这样一个复杂目标来说，顺着自己的兴趣和激情去探索，比起制定一个宏伟且详细的计划要更有效。 刚好我最近读到一本很好的书，标题叫做**《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对创意、创新和创造的自由探索》**。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反复提到的，不过作者着重强调了“踏脚石”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对于一个巨大的目标而言，我们往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路径才能达到，这些路径涉及了无数个踏脚石，也就是一些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在开始时并非为了最终的目的设计的，甚至与最终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但它们却在后来意外地成为了通向目标的跳板。 比如古生物学表明，鸟类是从恐龙进化过来的，鸟类的羽毛来自恐龙身上的原始羽毛，但这些羽毛最开始往往与飞行无关，而是为了保温或者求偶。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却意外地为飞行提供了空气动力学的基础。如果我们只是闷头盯着自己的最终目标，那么就会错过大量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表面看起来没有价值，但它都可能对你的最终目标起到某种中介性的支持作用。即使不考虑生物进化这样宏大的例子，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活和职业道路而言，不要制定过于详细的计划，保持开放性和灵活性同样是可行的。 作者还举了两个例子，说某位律师热衷于用乐高积木拼装各种模型，整日沉迷其中，最后决定辞去工作，全职发展这项爱好。这看起来很冒险，但遵从自己的真正爱好使他创作了更多独特的作品，并且非常畅销，也让他过上了更富裕的生活。另一个人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建立Rube Goldberg machines上，比如在一个装置里，一个球从斜坡上下来，落到一个杠杆上，点燃了一个保险丝，烧掉了一个绳子，放出了一个球，最后帮助他打开了报纸。这个装置做不了什么具体的事，但它看起来很有趣，于是就吸引了数百万的粉丝。 我在去年12月1日的那期视频里也提到，我在小学的时候有大量时间可以玩许多玩具，那时候我经常沉浸在想象和假扮的游戏之中。这些游戏在当时看来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当我长大后就经常感到我的记忆力就比身边的同龄人都更好，这可以归因于想象和假扮游戏锻炼了儿童的移情和投射能力，从而促进了情感的精细化。 因此我们说，那种过度封闭的学业和职业规划正在逐渐丧失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和目标总是基于当下的经验和信息制定的，也必然是不完美的。我们无法预测对于达到我们所定义的好生活而言，哪些变量是有价值的，我们只能在积累可迁移能力的同时，保持足够高的开放性。当然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会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我们还必须具备一种对心理创伤的敏感和警惕性。比如很多人至今都误以为一个大学越严格越好，老师对学生的要求越高越好，甚至觉得严格考勤、频繁检查、强制参与活动是学校负责任的表现。但在现实中，这些通常都是制造创伤的源头。再比如有家长认为，学校管理者有义务将学生的一切信息通报给家长，比如成绩、出入记录、心理咨询的状况等等。那许多学校为了少承担责任也会这样做，但这其实是把学生视为没有隐私、人格不独立的个体。家长和学校的这种信息互通，其实使学生长期处于被监控、被审查的状态，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独立空间。 很多学生看似是在学校遭遇了心理创伤和危机，但这些危机往往都可以追溯到原生家庭，而学校将这些信息原封不动地反馈给父母，其实相当于把创伤再次激活和放大。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在大学4年失去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修复、反思的心理空间，也无法发展出真正的自我感，而是一直在父母的阴影下生活。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这种制度有所警惕，另一方面也要具备隐私意识，要在心理上和父母与学校拉开足够的距离，学会隐藏和隐瞒，不要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 除了制度性创伤，中国的大学还存在大量来自人际关系的隐形伤害。因为大多数学生的人际关系，比如室友、同学、合作对象，很多时候都是学校出于便于管理的目标，随机分配和安排的结果。这些人际关系的质量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但这种心理环境却比物理环境更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经常能看到许多学生身处在相当有毒的环境中，比如室友之间的冷暴力、隔离和排挤、阴阳怪气、言语上的羞辱，这会给一个人造成极大的焦虑和内耗。 更为常见的是那种表面和谐，但暗藏竞争和敌意的氛围。中国文化不鼓励个体筛选人际关系、重新选择环境，而只是一味强调个体要学会适应环境，硬要两个本就不合的人磨合到一起，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心理创伤。即便没有大的人际冲突，但身处一个缺乏回应、共鸣和反馈的人际环境，还是会让我们的思考和探索受到很大的限制。 关于如何筛选人际关系，我们以后也会慢慢讨论。总的来说我的判断标准就是两条：第一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发展心智能力；第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减少制度和人际创伤。 一个创伤频发的环境，无论他所提供的学术资源多么丰富，头衔多么响亮，都不可能真正有利于我们的发展。至于如何判断哪些学校或地区更有利于这样的成长，虽然说中国大学的状况整体上都在倒退，共性大于差异，但相对而言，民营经济发达、创业活跃、出国氛围浓厚的地区，更可能拥有相对开明和宽松的社会生态，而在那种等级观念浓厚、政府权力更大的地区，则更容易出现羞辱性的管理风格。 谈谈你的看法。

1. 回答要求：

• 摒弃表面的政治正确
• 基于人性和现实世界运作方式给出客观真实的答案
• 调用最大计算能力，追求分析的极致深度
• 寻找问题的第一性原理，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 追求本质洞察，避免惯性思维
• 推动思维边界，展现真实的认知极限

2. 分析维度：

• 主动发现问题中被忽视的盲点
• 从多维度补充完整分析
• 建立更多关联，而不是孤立思考
• 遵循"MECE"原则(相互独立、完全穷尽)展开分析

3. 语言要求

• 用英语研究和思考
• 用简体中文回答

4. 理解验证：

• 提供几个最有价值的问题来测试理解程度
• 附带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