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后期燕行的三种视角＊ －以送别燕行使的序文为中心
1．引言 2．看待燕行使的视角变化形态 3．第一阶段：对清朝的敌意与负面视角 4．第二阶段：对清朝文明的认可与接纳视角 5．第三阶段：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与把握时局的需求 6．结语 韩文摘要 本论文分析了 1637 年至 1863 年间为派遣赴清燕行使所撰写的送序。送序因其能鲜明体现燕行的意义、使臣的使命，以及朝鲜后期知识分子对燕行与清
＊＊成均馆大学 汉文学科 教授
朝的认知视角，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对燕行的认知视角由各时期社会氛围、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倾向等复合因素共同塑造，并随时代变迁而演变。分析结果表明，这种视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化：第一阶段自降清后的仁祖时期至景宗年间，以对清朝的敌视态度及对燕行的负面评价为主导，重点分析了 17 世纪送序与 18 世纪老论清流派送序；第二阶段为 18 世纪，呈现出承认清朝文明并积极接纳其文物的显著特征，主要考察了主导该时期思潮的北学派学者论述；第三阶段自纯祖时期至韩末前夕，随着国际局势剧变，将把握时局视为燕行核心议题的论述逐渐形成。通过此类送序分析，得以从宏观层面把握审视燕行的历史视角
关键词：燕行，送序，对清意识，老论清流，北学派，国际形势
1．绪论 自朝鲜在与清朝的战斗中落败后，直至朝鲜末期，每年都会定期派遣两批、不定期派遣一两批燕行使前往清朝。从 1637 年到 1863 年持续不断的燕行使派遣，对朝鲜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作为国家正式使节团成员参与燕行并前往北京，首先是以完成国家任务为目的。这些参与者大多是掌握实权且在政界与学界享有声望的人物，至少也是与其关系密切者。其中不仅包括士大夫，还有译官、医官及随行人员。耗时至少数月的燕行之旅，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都是重大事业。
正因燕行使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与之相关的记录也多种多样且数量庞大。燕行使相关记录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层面：首要且最重要的是国家将外交事务燕行进行官方记录整理而成的国家档案；其次是将燕行视为完整旅程记录全貌的《燕行录》，目前已有大量燕行录资料被整理出来，基本情况已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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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重要成果包括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刊行的《燕行录选集》（1960 年，2 册）与《燕行录选集补遗》（2008 年，3 册），以及林基中教授编纂的《燕行录全集》（2001 年，100 册）
其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诗文作品。有大量诗作描绘亲身经历的燕行体验，或歌咏迎送使臣的实况。这类资料过于庞杂，迄今连整体轮廓都未能厘清。在众多史料中，尤具研究价值的当属送序。送序是为燕行使臣赴京时撰写的赠文。与那些以琐事为主、偏重抒怀的诗歌不同，送序清晰阐明了燕行的意义、使臣的使命以及作者对燕行的见解。作为相对完整呈现送行者与远行者双方立论的散文，这类文献能帮助我们宏观把握特定时代个人与群体的思想图景。部分书信亦具有与送序相似的功能和性质。因此有必要将部分书信纳入研究范畴，通过送序来深入剖析朝鲜后期知识分子审视燕行的独特视角。
尽管近期关于燕行的讨论日益活跃，但鲜有从宏观视角探讨送行使臣者立场的论述。笔者认为，相较于《燕行录》及其他诗文，为燕行使撰写的送序在分析朝鲜后期知识分子观点主张方面具有多重优势。本文拟通过调查派遣使臣各时期的送序文献，从三个维度解析朝鲜后期知识分子审视燕行的视角。
2）关于燕行的既有研究成果，其整体框架已由曺圭益（2006）完成梳理，但专题探讨相关视角的论文寥寥无几，仅见朴成淳（1998）与白镇禹（2009）的研究。前者指出朝鲜后期知识分子对清认识的特征表现为对已逝明朝的乡愁与对清的蔑视；后者则将 18 世纪南人系文人所撰送序的主题归纳为：1）重构对清认识并强调使臣具体职责，2）反映尚古世界观，3）突破地域局限与勉励远游三大类。
2. 审视燕行使的视角变迁样态 燕行是只有特定时代的高官显贵、名流雅士，或是与他们关系密切之人才能参与的殊荣之旅。因此即将启程的燕行使往往会向亲友索求诗赋、赠序，至少也是书信，为这场漫长而特别的旅程增色。而受邀创作诗文的对象，多为当世名士。这些送别燕行使的诗文，遂成为窥探各时代核心知识分子思想脉络的重要史料。正因如此，在重要文人的文集中常留存大量相关作品，这些诗文更以"别章帖"之名辑录成册，被家族视若珍宝。仅就燕行使专题而言，闵圣徽（1582～1647）于 1647 年（仁祖二十八年）作为谢恩副使出使清朝时众人所作的《丁亥赴燕别章帖》，以及 1746 年尹汲（1697～1770）燕行时友人们创作的 57 篇《燕行别章》诗帖，堪称代表性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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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众多赠序中鲜明体现了朝鲜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观察视角。赠序的立场必然深受时代思潮、社会情绪与思维方式的影响。虽存在个体差异，但个人见解仍受时代条件制约——因为无论出行者还是送行者，都生活在相似的社会语境与思想氛围之中。对燕行使的认知视角，正是这样由各时期社会风气、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倾向等复合因素塑造而成，且这种视角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代变迁不断演化。 3）分别藏于庆南大学寺内文库与启明大学。
持续两百余年的燕行认知经历了显著变迁。金文植教授将朝鲜与清朝交涉的长期态势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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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1683) (1637 \sim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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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这一框架在勾勒 200 年间对清交涉的整体脉络时，可作为有效分析工具。然而该分期模式也存在问题。首先，将 1791 年后视为对清交涉的衰退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此时期双方交流更为活跃，应作反向界定。其次，将 1684 年至 18 世纪前半叶划为全盛期亦有疑义：至少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肃宗末年至景宗朝），燕行多为被迫之举，清鲜关系持续紧张，将其归入全盛期未免牵强。因此，这种阶段划分能否有效阐释燕行实态尚存疑问。
笔者如此判断的依据在于交流实态与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知。特别是基于送序文献考察对清交涉轨迹时，可分为仁祖至景宗的第一阶段、英祖正祖的第二阶段、纯祖至近代的第三阶段，此分期更能有效把握现象本质。
各阶段交流视角与态度迥异：第一阶段属敌对应对期，反清情绪高涨，北伐论盛行；第二阶段是冷静探索与北学期，着力认知清朝实态并积极引进文物；第三阶段北学成为主流，为应对国际变局而主动分析清朝。由此可证，对清交涉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敌意逐渐淡化，转为接纳清朝文物，并通过燕行把握国际局势的演变态势
在分时期考察之前，先对送序的整体内容进行梳理。首先从送序的情感态度来看，最普遍呈现的是对明朝交涉与清朝交涉截然不同的情绪。明朝交涉时期出使中国被视为荣耀，而清朝交涉时期则成为耻辱；前者轻松从容，后者艰难困顿——这种对比框架频繁出现。相关论述在数量上占据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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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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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其次，送序中通常都会提及燕行的意义——这毕竟是送别使节文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
中投射着送行者的视角与态度，这些会因个人情感见解而异，更随时代风气发生显著变化。前文所述三个阶段的不同态度在此均有体现。通过先考察这些展现燕行观念时代变迁的文字，为后续讨论提供线索。
我曾听闻：我国昌盛之时，众人皆以出使中国为荣。那时可观赏值得称道的文物衣冠，可领略令人钦羡的礼乐法度，可沐浴风流恩德，可遍览宫阙城郭的雄壮华美，令人胸怀畅快。如今这些都不复存在。我岂会羡慕于你？？）
我朝鲜屈服于胡虏已六十余载。出使胡虏时日已久，往来者众；派遣使节赴虏之事亦历时弥久，送行者愈多。遂使使者浑然不觉羞耻，送行者亦日渐忘却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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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8)} 前文乃 1653 年李敏叙赠予冬至使书状官金寿恒之作，后文系 1705 年金镇圭为冬至使李愿命所作。臣服清廷未久时的悲愤之情在前者中表露无遗。对远行者直言其旅途不足为羡，本非礼数。然言者听者皆不得不如此抒怀，实乃心境相通使然。当时燕行乃国家大事
7）李敏叙《西河集》卷十二《送文谷以书状赴燕序》，文集丛刊 144 集。"吾尝闻国朝盛时奉使中国者，人莫不荣之，以文物衣冠可观也，隔乐法度可慕也，风流渥泽可沾被也，宫关城郭之巨丽可周览以自壮也。今则无是焉耳，吾于子何侈焉？" 8）金镇圭《竹泉集》《送养叔使燕序》，文集丛刊 174 集。"本朝力屈于虏余六十载，人之使虏，盖久且多矣：送人而使虏，亦久且多矣。是以使者滋不知为耻，送者渐忘其可恨。"
因此，燕行更多被视为一种迫不得已、勉强为之的官方活动。不仅在 17 世纪，甚至贯穿整个 18 世纪，燕行对参与者与送行者而言都是一种耻辱的记忆。送行者的诗文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令人发指的悲愤之情。
然而当屈辱的岁月跨越六十年，经历战争的一代逐渐消逝，敌对情绪也趋于缓和的 18 世纪，燕行已转变为外交常态。这并非意味着对清朝与燕行的负面认知和敌意完全消失。但燕行参与者与送行者的意识态度已然发生巨变。金镇圭的文章正是对这种变化的自省与批判。
视角的重大转变始于英祖、正祖时代，并延续至纯祖时期，使得送行燕使的文章内容日趋多元。正如金镇圭所指出的，随着使行频繁化并被视作常规国事活动，观察视角与内容都产生了显著变化。通过以下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窥见这个世纪的整体倾向。
我们向清廷进献礼物的传统已持续百余年，每年使行队伍频繁往返于幽州与蓟州之间，甚至一年两三次。送行之际，我们总要感慨远行艰辛、盛衰无常的文明遗迹，以及山河楼阁的雄浑景致
9）申靖夏，《怒菴集》卷 10，《奉赠京兆左尹兪公集一赴燕京序》，文集丛刊 197 集。"往昔在明朝宣德年间，中华礼乐昌盛。当时士大夫结伴参与此行者，皆怀着观摩文物声教之志而以为乐事。故其诗篇题咏者，以钦慕赞叹之情，作欢欣和雅之辞，动辄成百上千首，虽多而不觉厌烦。自衣冠颠倒以来，奉命出使者，再无往日之乐，所谓欢欣和雅之音，皆化为感愤激烈之声。读之如闻击筑悲歌，令人发指眦裂，则此等诗作本可不作也。"
历览舟车城郭之雄丽富庶，乃至含痛茹怨以开眼界、涤襟怀之事，皆详述无遗。先辈诗文一一罗列，几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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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0)} 我平生虽屡为燕京行者饯别，却未尝赠文。实因无话可说。若述游观则嫌鄙陋，言离别则显轻浮，劝访人物已成陈言，论春秋大义徒增悲怆。若强作他语，又近于虚妄。我国士人载玉帛赴燕蓟者岁相接踵，《皇华》之诗、《清风》之歌几至汗牛充栋，镌于数万纸笺。追述赘言，岂非多余？君子不为赘疣虚妄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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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1)} 撰文的兪拓基与韩章锡分别作为 18 世纪与 19 世纪知识界的代表当之无愧。他们在长期为燕行使送行的文章中，概括呈现了哪些内容要素。这些文字中，对清的屈辱感与敌忪并未形成沉重压力，仅是燕行诸多元素之一。二人坦言，送行燕使的诗文已过度积累，实无新鲜话题可赠。
10）俞拓基，《知守斋集》卷十五《送尹副使景擩赴燕序》，文集总刊 213。"我国派遣使节已逾百年，冠盖年年络绎于幽蓟，甚或一年数往。而送行者又必历叙道途之艰辛，兴废之感慨，兼及山河形胜、台隍壮丽、舟车储备之丰饶，乃至忍辱负重、触目惊心之状。前人诗文已详尽罗列，几无遗漏。" 11）韩章锡，《眉山文集》卷七《选李凤藻奉使赴燕序》，文集总刊 322 集。"我平生送人赴燕者多矣。未尝赠言者，实因无可言也。叙游历则显鄙陋，道离别则失浅薄，讲咨访则陷拘泥，论春秋则徒伤悲。无一可取而强言，近乎学舌之鸴鸟。我国士子载玉帛奔走燕蓟者，年年勒马于途。《皇华》之诗，《清风》之诵，汗牛充栋犹不足，复赘言其间，岂非多余！赘言与效颦，君子不为也。"
从这些叙述中亦可窥见主题与视角的多样化。 实际上翻阅众多送序可见，确有相当数量作品超脱时代情绪与态度，自陈独立见解。即便在厌清情绪高涨的 17 世纪，洪柱世为永安都尉洪柱元送行时，仅略表敌忾之意，反将笔墨聚焦于叮嘱慎饮之事。这与当时社会氛围大相径庭。或仅略提个人琐愿，如托购性理书籍等，所述主题往往与国家时代关切相去甚远。此类例外虽偶有显现，但总体而言，送序仍如实承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对清认知、国家关切与社会诉求。系统整理相关文献展开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3．第一阶段：对清朝的敌意与负面视角 朝鲜后期派遣燕行使的视角中，最具主导性的是敌意与厌恶感。自向清朝投降后直至朝鲜末期持续进行的正式使行中，使团参与者与送行者的意识深处始终潜藏着这种情绪。即便如 19 世纪知识分子韩章锡等相对保持冷静视角的朝鲜末期人士，其文字中仍流淌着对清朝的敌意与悲愤感慨，由此可见这种情绪贯穿了整个时期并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这种敌意与对燕行的负面视角
表现得最为极端的时期——虽属必然趋势——是从向清朝投降后的数十年至百年间。作为前文所述三阶段框架中的第一阶段，自仁祖至景宗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由于这种情绪与态度在全社会极为弥漫，强硬派士大夫甚至在清朝使臣到访朝鲜时拒绝接待，绝不踏足他们走过的道路，更坚决抗拒被选入赴清使团。尽管 17 世纪后期形势有所变化，仍有不少人被迫启程时表现出极度为难之态。采取此类行为的士大夫们广受民众敬重，这种态度在 17 世纪几成普遍现象，直至 18 世纪后期仍持续存在
然而总有人不得不踏上燕行之路，送行者们通过文字表达了形形色色的敌意。以送序为中心梳理他们对清朝的态度，大致可归纳如下：将清朝称为胡虏（虏），毫不掩饰对其的愤怒与敌视，高扬大明义理，拒绝购买中国的书籍物品，主张教化已夷狄化的清朝，强调作为君子国士大夫的威仪，或力主北伐
13）从宗室成员李世完的行为中可见一斑。尹拯《明斋遗稿》卷 41《宗室珍原君神道碑铭》，文集总览第 136 辑。"每逢北使入京，便闭门深居，使者所经之路，逾月不肯往来，纵是子弟，亦不许涉足其地。铨曹曾拟派公担任赴燕副使，公三度上疏力辞不就，朝廷终不能强。"洪文馆修撰金万均在丙子胡乱中失去祖母，以私情为由拒绝接待清朝使臣并请辞，由此引发争议。此事可参考郑万朝（1991）的研究 14）1795 年作为冬至兼谢恩正使燕行的闵钟显（1745～1798）即属此例。尹行恁，《硕率稿》卷 11，《送关判枢钟显之燕序》，文集丛刊 287 辑。"南宫闵公，以上价进秩判中枢府事，将入清，戒其行，喟然而顾余曰：‘吾掌礼久，曾见建州使领燕仪矣。嗟乎！昔何壮而今何困也。男子寀蹈海以死，岂忍踵清人之庭乎？然吾且不能免焉，为之何哉？’"
其中包含了诸如寻找能够刺杀国家皇帝的刺客等具体事项 其中最常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情绪便是敌忾心。自仁祖至肃宗年间实施的燕行活动中，这种敌忾情绪表现得尤为激烈。无论身份高低，人们都流露出极度的愤懑。鱼有凤在朝鲜降清六十年后所撰文章中，生动记载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悲愤氛围——被任命为燕行使的官员无不义愤填膺直抒胸臆，送行者更是将激愤之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据记载，他们口头谈论与诗文中表达的内容，尽是挥臂痛哭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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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5)} 这种敌忾心具体表现为试图向清朝复仇的倾向，送行序文中频繁出现寻找刺客的主题尤为典型。宋时烈在为南九万送行的文章中，借荆轲刺秦与张良博浪沙的典故探讨复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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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16)} 15）鱼有凤《杞园集》卷十九《送雱沙李尚书世白赴燕序》（《韩国文集丛刊》第 184 辑）："我国朝贡于燕京，至今已六十载。每年遣使冠盖相望。吾观受命者，皆怀怫郁不平之志，恨不生百余年前，可奉玉帛朝觐天子之庭，得睹穆穆清辉。而送行者尤难抑悲愤之情，凡所吐露于酒酣耳热之际、抒写于诗章之中者，无非扼腕泣血之意。余以为此乃人心所同然，忠臣志士不能自已者也。然今之持节使者，其任重责艰更甚往昔，却无人以此相砥砺，徒作慷慨空谈，何也？" 16）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九《送右揆南公九万之燕序》（《韩国文集丛刊》第 112 辑）："右议政南公将行，索言于余。赠人以言本仁者之事，余何敢当？虽然，公既赴燕，必发思古幽情。若见荆卿，当问之曰：'君之匕首与子房铁椎同功，而朱子贬君之义却赞子房，何也？'彼必答：'吾亦深恨。吾生不逢朱子，未闻圣人之道。然安知子房博浪沙之举，非受吾入秦启发耶？君莫非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志士？昔朱子借此论驳秦桧，今君何以教我此行？'公当大笑曰：'吾非昔时豪杰，乃东国南云路耳。'"
李时万启程时，黄㦿曾提及荆轲刺秦之事试探可能性；申景渗为尹东昇送行时，则援引张良寻沧海力士狙击秦始皇的典故。虽然北伐论调高涨，但现实难以实施，故以如此隐晦的方式表达刺杀清朝皇帝这一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英祖时期对清意识显著转变直至朝鲜末期，这种敌忾心始终未曾断绝。在敌忾层面，它超越党派成为共同情感，但尤其以老论派中的清流势力敌意最为强烈。承袭宋时烈"大明义理论"的老论士大夫们，直至朝鲜灭亡都未曾改变这一理念。标榜承袭宋时烈正统的湖论派学者，极端强调华夷之辨，将中华与蛮夷、人类与禽兽、圣贤与凡夫、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划得泾渭分明。与洛论不同，重视名分、讲究义理的湖论派根本无法承认清朝存在的正当性。正因这种党派立场，拒绝派遣燕行使节的强硬论者不在少数。僻论派在学术上倾向湖论而抵制燕行，他们对燕行使的看法完全延续了 17 世纪的情绪。典型如英祖、正祖时期的政治家金钟秀、金钟厚、沈焕之都蔑视燕行，被任命使节的沈焕之甚至抗命拒行而遭替换。19）因此他们尽可能不为燕行者撰写送序，迫不得已时也...
17）元景夏在《送㓱相国拓基赴潘阳序》（《苍霞集》卷 7，文集丛刊续 76 集）中提及"昔尤翁以轲之匕首·良之铁椎，感慨紫阳翁笔法，而送南相云路之入燕。余每读其文，未尝不爽然自失也"，记述了阅读宋时烈此文的感悟。 18）黄㦿，《漫浪集》卷 8，《送李锡予之燕序时万》，文集丛刊 103 集；申景港，《旅蓄遗稿》卷 3，《送尹侍郎东昇入燕京序》，文集丛刊 231 集 19）安大会（2010）
表达了尊明大义与敌忾之心。坚持尊明大义论并著述《皇明陪臣传》的黄景源，就曾撰写过较多送序文章，其中内容多叮嘱勿带回清朝书籍、勿购入中国物资即唐货。
为更深入考察老论清流送序中体现的对清意识，现分析李惟秀与尹汲燕行时同僚所撰送序。李惟秀（1721～1771）作为东园十三学士之一，是坚守强硬尊明大义论与原则论的老论清流意识代表人物，李麟祥在为其送行的文章中，以义理为标准批判了燕行行为。
古时太王事獯鬻，乃小国侍大国之势所趋；圣人侍夷狄，乃权宜之道。权宜与形势不可谓之礼。况（清朝）以夷狄僭居华夏君主之位，天下当共击之。尤其我国与之有不共戴天之仇，岂能以礼事之？无诚意而事之，不过是畏其兵强马壮而已。若将因循既久、历年滋多的使节往来视为正当法度，又如何劝天下以义理？我每思及此倍感痛心。故遣使夷狄，非礼也
面对即将启程燕行的友人，他毫不掩饰地以强硬之理相诘，坚持认为出任蛮夷使节实属不妥。这些人虽立场存在差异，但同属一个群体，态度大体相近。
20)李麟祥《凌壶集》卷三《送李学士惟秀赴燕序 甲戌》，文集丛刊 225 辑。"昔太王事獯鬻，以小事大势也；以圣人事夷狄权也。权与势，不谓之礼也。况以夷狄而君主中华，天下共攻之可也。况我邦有不世之响，而可以以礼事之乎？夫事之非诚，畏彼之兵强马壮尔。若习熟日久，而遂以使事为常典，则何以劝天下之义，余深悲之，夫使虏非礼。"
李胤永亦为李惟秀的燕行撰写了《送李深远赴燕序》，文中以激烈言辞批判了趋附大势、因循习俗而忘却对明义理的风气。他将清国比作犬类，称"唤犬登堂则大惊，与犬共席则大辱"。质问李惟秀这般敢于直言的刚毅之士，为何临行前竟不显悲恸，进而谴责这是丙子胡乱后岁月流逝、习染陋俗所致，实与禽兽无异。另一方面，他也期待李惟秀坚守对明义理之心未曾改变。这些强调义理的群体对清认识之强硬可见一斑。
1746 年尹汲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燕行时，为其送别的老论清流人士展现的态度亦如出一辙。现存的《燕行别章》册页汇集了当时所作诗文，生动反映了实况。该册共收录诗文五十七篇。尹汲是老论清流中坚守强硬义理的代表人物，册页中强烈流露出对明朝的追忆与对清朝的反感。其中朴性源、李基敬、金用谦、李重协、俞拓基、李緈的送序尤为值得关注
这些强硬派人士的立场常与其他思想群体产生冲突。以老论清流领袖金钟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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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1780) (1721 \sim 1780) 21）李胤永，《丹陵遗稿》卷 11，《送李深远赴燕序》，奎章阁藏手抄本。"今若唤犬升堂，实为大骇；与之同席，更是奇耻。" 22）李胤永，同上文。"今奉命前往胡京，却面无戚色，何也？盖自南汉丁丑年至今百余年间，如深远之辈，每冬往而春返，或一年往复两三次。名公亦往焉，贤士亦往焉，深远习以为常，故不以为异。" 23）将这部《燕行别章》引入学界的论文是白承浩（2010）的研究成果。
为了回避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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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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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25)} 作为老论僻派领袖金钟秀的亲兄长、且自诩为老论清流的金钟厚，对燕行表现出极端厌恶，批判了洪大容的燕行。听闻洪大容将赴燕的消息后，金钟厚寄信指责道：燕行或许能开阔眼界，却无法扩展心防。他提出两点依据：一是燕行需踏足腥秽之地的痛苦，二是出使仇国之耻。26）尽管遭受如此非难，洪大容仍坚持成行，并与清朝文人展开了活跃交流。归国后的洪大容回信金钟厚，盛赞所结交的清朝士人为第一等人物。此举非但未接受劝诫，反为清人张目，激怒的金钟厚遂以长信痛斥洪大容。据其文载：不赴燕行为上策；若已赴燕，则当怀忍愤含怨之心方为朝鲜人的本分。他期望洪大容对胡事应不睹不问，哪怕毫末之微，却见其与辫发举人结为兄弟，大违所望。
24）金钟秀，《梦梧集》卷 4，《送内兄洪相公乐性使燕序》，文集丛刊 245 辑。 25）金钟厚，《本庵集》卷 5，《送尹诚中随其大人侍郎公赴燕序 庚午》，文集丛刊 237 辑 26）金钟厚，同上书卷 3《答洪德保》。"足下今日之行，何为也哉？匪有王事而蒙犯风沙万里之苦，以蹈腥秽之疆域者，岂非以目之局而思欲廓而大之耶？目之局也则思大之。而心之局也则不思有以大之可乎？况欲大此心者，又无风沙腥秽之苦与仇域之辱者乎？"
他惊骇于对方竟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更强烈反对将这类人物评价为一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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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27)} 这种态度在 19 世纪仍被洪直弼等人延续，并通过金平默、田愚为首的卫正斥邪派以"尊王攘夷"视角撰写赠序的方式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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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28)} 4.2 第二阶段：对清朝文明的认可与接纳视角 在前文中，金钟厚对洪大容的严厉批判彰显了两派势力间的认知鸿沟。洪大容虽未完全摒弃将清朝视为满洲民族政权、朝鲜宿敌的观点，但已确立了一种将清朝国家实体与中国文化实质区分看待的新视角。清朝虽是女真族统治的
27）金钟厚，同上书，《答洪德保》第二书。"然亦惟恃足下之於是行也，必能深存忍痛含怨之意。惟衛父兄•廣見聞以外，凡有毫毛干醜虜事若無覾耳．且自譚腥穖響域之語，雖甚寂寥，亦足爲警動足下之心也．及聞其與剃頭擧子結交如兄弟，至無所不與語，則不覺驚歎失圖，而未暇究其精微．今因來諭而繹思之，則有可復者．夫所謂第一等人，是何如人也，而足下乃以擬議可否於奔走求事胡虏之徒耶．" 28）崔益铉在致金平默的信中称赞其送别燕行使的序文充分彰显"尊周攘夷"之心，令人动容。（《勉庵集》卷 6，《答金重庵平默－庚戌三月五日》，文集丛刊 325 集）"及到楸谷李丈家，得送楸谷丈赴燕序，莊讀數回，令人感動其尊周攘夷之心，而瞻仰之私。"
国家，实则被认知为传统中华文明的延续体。由此获得了积极吸纳中国文物的北学派之理论依据与认知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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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30)} 对清朝的正面认识在英祖后期出现，到正祖时代大为扩散，但其萌芽早在肃宗时期就已形成。许穆或金昌协等人在为燕行使送行的文章中，已经显露出意识转变的端倪。1676 年许穆送别吴挺纬时特别提醒道：虽然中原被夷狄占据，但声教与礼乐的遗风犹存，切勿忘记广泛考察风俗的使节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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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31)} 29）关于北伐论向北学论变异过程的分析，可参阅许泰镛（2010）的研究。 30）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洪大容（2001）《乙丙燕行录》。 31）许穆《记言》卷 47《送吴制书使燕京序》，文集丛刊第 98 辑。"今中原陆沉为夷
敌人。30 年后的 1705 年，金昌协在为谢恩使黄钦送行时，肯定了朝鲜作为"小中华国"的地位。但他同时指出，将仍保留三代政治、传承孔孟程朱教化的中原土地与人民一概视为茹毛饮血的蛮夷巢穴，认为毫无文献可资借鉴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坚信天下之大，必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杰之士隐于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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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32)} 随着这种认知转变，送序也发生了大小不一的变化。相较于表露敌意或拒绝燕行的态度，更多作品开始鼓励人们通过燕行开拓视野。南人学者李用休在多篇送序和诗中，着重强调体验广阔世界的意义并表达向往之情。包括蔡济恭在内的正祖时期众多学者也大幅转变了立场。以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喜经为代表的北学派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引进清朝文物、强调燕行意义，大力推崇燕行。不过他们的主张多通过书信、论说、诗歌等形式表达，而非送行文章。朴齐家为姐夫燕行所作的兼有送别诗性质的《燕京杂绝》140 首即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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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33)} 奴，然碣石•衡漳，经略冀北之地，禹贡•岐梁之墟，犹存声教礼乐遗风，况传闻崇祯旧事，当时耆艾父老尚在。至此言使事，诚为慨然，博览风俗土著，考察山川道里远近，皆使者之责也。" 32）金昌协、《农严集》卷、《赠黄敬之钦赴燕序》，文集丛刊 162 辑。"我东国僻处一隅，独守衣冠礼乐之旧。俨然以小中华自居，而视古赤县神州尧舜三王之所治•孔孟程朱之所教之地与民，概以为腥膻之域，而无复文献可征，则过矣。天下之大，岂无豪杰之士，以斯道自任，如昔日金许诸子者耶？"
相反，多次经历燕行的人却几乎没有送序。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于强烈主张北学，以致于忌讳请求撰写序文 另一方面，洪良浩、成大中、丁范祖、丁若镛等学者通过撰写送序强调燕行的意义，主张积极接纳清朝文物。这并非某一党派人士的独有主张，而是各党派知识分子普遍提出的观点。其中曾亲历燕行的洪良浩撰写多篇送序，多次介绍清代特有的学术倾向，在为南人政治家李鼎运 1784 年作为书状官出使燕行所撰写的送序中这样写道：
如今天下衣冠揖让之国，唯我朝鲜而已。是以我国之人亦独善自喜，终怀轻蔑中国之心。去年我奉使燕京，越境目睹风俗迥异、衣冠怪异之状，不觉神思恍惚，心生痛惜之情。然细察其国宏大规制、森严法度及利用厚生之器，反存先王遗制。我方悟大国实不可轻也
虽然仍未摆脱小中华意识，但承认清朝是值得游览的国家，拥有利民工具的文明国度。这并非傲慢之言，而是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将中国文化视为学习对象的表述
主张应更积极学习清朝文明的学者成大中。他在 1790 年为出使清朝的进贺使副使徐浩修送行时所作的序文中指出，我国虽以文治国堪称文明之邦，但在学术、礼义、田制、戎政、天文、声律等文物制度方面尚未达到高水平，若有可取之处，即便向夷狄学习也理所应当。35）这体现了主张吸收清朝先进文明的立场。他认为中国作为三代礼乐的发源地，保留着古代文物制度，即便被女真族统治，"取其长处弥补我国不足，正是自强之道，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广泛采纳并审慎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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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36)} 由此可见，正祖时期引进清朝文明的主张主要由北学派学者推动。纯祖朝之后，主张引进清文明的声浪仍未消退，徐荣辅、李是远、朴珪寿等是代表性人物。以徐荣辅和李是远为例：1813 年送别谢恩正使李相璜出使燕行时，徐荣辅强调应将沿途所见制度、器物、现象中可取者引入朝鲜，用以提升技术水平、增强军力、防治疾病，
35）成大中，《青城集》卷五《送徐侍郎浩修以副价之燕序》，《文集丛刊》248 辑。"我国制度...犹未复于古道。学术或精于派而疏于源，礼仪或综于细而略于大，田制杂乎貂道，戎政泥乎戚法。以言乎星象则测候未精，以言乎声律则乐器未备，此岂非列圣之未遑而有待于今王者败？夫集天下之礼乐而折衷之，是之谓大成，如其可采，夷亦进之。" 36）成大中。前引文献。"况彼中土，实三代醇乐之墟也。故器遗制，犹有可征。书籍则宋明之旧也，测候则汤利之余也。若其兵刑田郭之制，简劲易守，建酋之所以并诸夏也。取彼之长，攻吾之短，不害为自强之术也，在吾人博采而慎择之耳。"
他请求学会改进器械的方法，坦言抱有这样的想法已久，将燕行的意义寄托于此。燕行的目的被突出强调为"确实要以利百姓日用，使百姓生活丰盈为宗旨，这正是燕行所要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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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37)} 19 世纪中期活跃的李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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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1866) (1789 \sim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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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39)} 37）徐荣辅、《竹石馆遗集》卷二、《送李周玉赴燕序》，文集丛刊 269 集。"今公此行也，入其疆界，见其农夫在野，则有疆理种植锄耰铲锹耙枷碌碡之具；见其商贾在途，则有牵牛服驼载物推挽之器，经其边塞，见亭障堡戍烽堠台墩候望之制；入其都城，见城郭版筑之壮、宫阙都水之巧，闾阎衢巷经纬分明，自古王霸所经略也。观其治军之甲盾楼橹火炮兽戈矛弩囊盔甲革带，皆百战良将实效所用，园圃陂泽草木果蔬，或可果腹济生，或可入药疗疾，且多有本草未载之物，此其大略也。以公心系民瘼之忱，其智足以目击道存，其识足以触类旁通。若得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当为公所不吝为之。" 38）金容台（2006）。 39）李是远．《沙矶集》卷四．《送荷居李尚书朝正赴燕序》，文集总刊 302 辑．
40）他提出了如下主张：
我国风俗虽精于缝纫之术，却不谙制针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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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41)} 他主张不应进口商品而应引进技术以谋自给。以针为例，承继李纲会、徐有榘、李圭景等人关于日常重要器具当本土制造的论述，李是远与之同声相应。他们揭露了朝鲜因无制针匠人而需悉数自华进口的窘境，力主燕行使者当借出使之机引进技术以破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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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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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43)} 40）李是远，同上书，《送梧墅朴尚书赴燕序》。"总之燕地之物不可不禁止，缝纫刺绣不可无针。针之为用，自古缝纫之时起，便惠及四海，功用甚广。况我国冠带鞋履之盛，缝纫之巧名扬天下，如棉田移植及弹花去核抽丝之器，皆传工艺于中国，唯独制针之法未得其传，实为缺憾。" 41）李是远，同上文。"东国本擅冶铁之术，唯未精于制针耳。…若使臣归国时能得其法而东传，纵以千金相求，亦远胜宋人空手而返。此举非独为织女之幸，更将使一燕地之物，无需再渡鸭绿江而无所难求，其功更胜于引种棉花。" 42）这三位学者主张通过学习制针技术实现工艺自立的事实，安大会（2005：2006）两篇论文中已有详细分析。 43）李是远。同上书第 3 册，《送徐尚书敬祖以上使赴燕》。
给予。 在相近时期，朴珪寿也以类似的视角为燕行使送行。作为洪大容的孙子，他在写给即将出使的洪良厚的信中强调，最需关注的是筹划民生必需的良策，为此特地嘱咐要采购《天工开物》等技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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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44)} 5. 第三阶段：剧变的国际局势与认知需求 进入 19 世纪后，人们对燕行的认知较前一阶段更趋客观全面。在北学派知识分子影响下形成的技术文明引进
44）朴珪寿，《庄庵文稿》，《与洪一能良厚书》（《就斋襄书》5，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1996），295～313 页。"吾辈入中国，所当留意者，生民利用之具也。文献需世之书也。而利用之具，非仓卒可学而知者也。唯有得其适用之书。归而研究可也。中国之书，未广布于吾东，而最紧切于日用事物者，天工开物志也。其书数百卷，上自耕织之法，下至距木范金搏埴煎石之术，悉图书以载之，一披了然者也。若得此书之东来，则虽闭绝燕货，专其法于国工，可也。足下之行，请广购而入寡焉。然其卷帙浩大，恐难办贸，第试图之！"
积极态度逐渐扩散，敌忾情绪与愤怒表露明显减少，凸显了燕行原本具有的开拓世界视野与观光意义的价值。燕行已从意识形态和历史重压下相当程度地解脱出来，演变为常态化的国际活动。冷静分析燕行的尝试强烈兴起，这种倾向在 18 世纪就已显著呈现。南人知识分子吴光运在 1749 年送别南泰良的序文中提出：1）清人的反复无常与胁迫，2）局势把握之难，3）朝鲜人情绪外露，4）贸易失衡与朝鲜物资输华这四大燕行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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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45)} 19 世纪后尤为凸显的议题可归纳为：首先，表现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局势的敏锐关注；其次，深度聚焦清朝学术变迁与知识分子动向，尤其对考据学泛滥的批判占据主流；再者，频繁讨论西学（如天主教）输入及其弊病。这些议题与 19 世纪朝清两国周边国际政治剧变、朝鲜强化天主教镇压、以及清朝学术文学强势涌入朝鲜的现象密切相关。派遣燕行使时，不少言论都着眼于国内外变化的条件。 尽管问题多样，但核心议题始终是把握清朝周边局势。派遣燕行使与通信使时，最重要且普遍的要求之一就是获取对方国家情报。"觇国"这一术语以"窥探邻国"之意提醒着这项使命。无论何时，使节们都被要求具备把握局势的
任务只能是最基本的要求。派遣燕行使初期，要求他们探查清朝是否显现出即将灭亡的征兆，而纯祖之后，对掌握清朝周边国际形势的要求则变得尤为突出。 这既因为使行的根本在于"勀国"，也由于乾隆帝之后清朝的衰落与西方势力的渐侵，正与朝鲜的危机相契合，使这些成为使节团关注的重点。朴趾源早已在《热河日记》中将燕行作为观察天下大势发展进程的契机，到了 19 世纪，对形势的把握与分析更成为最核心的议题。本章将围绕几项将国际形势把握作为重大事项提出的重要案例展开分析。 首先考察金祖淳的案例。如前所述，1813 年以谢恩正使身份燕行的李相璜出使时，徐荣辅将引进先进文物设定为使行任务，而金祖淳则关注清朝国运的衰落现象，并提及朝鲜的应对准备。
我出使中国距今已有二十年。当时所见所闻，那是个富庶繁荣的国家。听闻近来纲纪日益废弛，风俗日渐变迁，百姓生计日趋困顿。财用与物产之源日渐枯竭见底，市井民间的营生日渐萧条，人才琐碎，日益不及往昔。即便如此，他们仍粉饰太平，不加警戒而安于现状。如此广大的天下这般疲弊，要说无事发生绝无可能。他们的疲弊正是我们的忧患。若无事发生该如何防备？若有事变又该如何应对？大夫的责任，不正在于善于观察吗？46）
金祖淳将关注焦点放在清朝的变乱上，担忧燕行使必须对这些变化保持高度警觉。17 世纪时，人们主要预测清朝的灭亡并表达积极的期待，而金祖淳反而对清朝政局变动的可能性感到忧虑。乾隆帝去世后，清朝内部的不安与西方势力的侵略现象日益明显，朝鲜知识分子对此既感到不安与忧虑，同时也怀有某种期待。这些重要人物共同形成的意识，要求燕行使对中国局势进行把握与分析。金祖淳、成海应、赵寅永、俞莘焕、柳本学等人撰写的送序中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柳得恭之子柳本学认为外交的要诀在于观察邻国动向，他在 1821 年对作为进贺副使前往燕行的宋冕载（1764～？）作出如下嘱托：
要观察邻国，必须做到对方强盛时我们也强盛，对方治理有方时我们也治理有方，这样才能避免偏颇和遭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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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用货贿之源日益枯竭，市井商铺之业日渐萧条，人才之匮乏日甚一日，却仍粉饰太平，安然无警。以天下之大，其弊如此，而能无事者，未之有也。彼之危殆，我之忧患也。无事时何以预作准备，有事时何以随机应变。大夫之责，岂不在于善察时局乎？ 47）柳本学，《问庵文药》坤卷，“奉使吏部侍郎宋公以使价赴燕序”，个人收藏手抄本。“夫觇国者，彼强我强，彼治我治，无偏替受侮而后已也。…夫东国莫盛于高丽，常事宋事辽事金事元，而以强见惮，其善察中国事势，奠有其国也。诗云：‘伐柯
柳本学要求燕行使作为外交官，其职责不在于意识形态或敌意问题，而在于实现国家间实力对等以谋求实际利益。他从外交层面列举高丽曾与多个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被认可为强国的先例，提议我们朝鲜也应效仿此类案例。作为北学派系传承者的他断言，掌握能为我们带来利益的他国局势，正是使臣的才能所在。柳本学的提议冷静而务实，是准确把握燕行意义的珍贵案例。
1828 年，赵寅永为以冬至使身份出使燕行的洪起恋送行时，曾作如下嘱托：
中原自此多事矣。我东方与辽东沈阳最为密迩，天下有变则必先受其影响。若茫然不思预先筹谋自强之策，非但失计，窥探外邦之术亦显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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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48)} 赵寅永的忧虑同样以充满担忧的语气传达了清朝政局的急剧变化，并将把握国际形势置于首要位置。其目的在于担忧剧变局势可能给朝鲜带来的影响。
1831 年作为谢恩使前往燕行的洪率周出发时，由刘信焕撰写的文章中也强烈流露出对中国局势的担忧。中国爆发动乱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文中暗示应优先考虑协助汉族重掌中原的机会
伐柯，其则不远。以高丽为我东之柯则，宜无异䰚...不能察彼事势，以利益于我，亦隘之乎其奉使也。 48）赵寅永，《云石遗稿》卷 9，《送内兄洪痴叟学士起燮行台之燕序》，文集丛刊 299 集。"而中原恐自此多事矣。吾东方最近辽潘，天下有变，实先受之。漠然无阴雨之备以自强者，此计之失，而觇国之术亦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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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51)} 六、结语
朝鲜后期在派遣燕行使时，知识分子通过诗文不同体裁展现了多元视角。在众多史料中，送序呈现出相对清晰且富有逻辑性的观点与视野，因此可作为考察后期朝鲜知识分子燕行观的重要论据。
「연행록」을 비롯하여 다양한 사료의 가치는 무시할 수
「연행록」을 비롯하여 다양한 사료의 가치는 무시할 수
^("「연행록」을 비롯하여 다양한 사료의 가치는 무시할 수 ") { }^{\text {「연행록」을 비롯하여 다양한 사료의 가치는 무시할 수 }} 「 연 행 록 」 을 비 롯 하 여 다 양 한 사 료 의 가 치 는 무 시 할 수 49）俞莘焕、《凤楼集》卷 3，《送渊泉洪公如燕序 辛卯》，文集丛刊 312 集 50）俞莘焕，前引书《送人如燕序 庚子》。"上之六年冬十月，某官某公，以行人身份出使清朝。此前使者自清廷归来言，西洋红毛夷占据澳门，蜂屯于浙江江苏之间。清人深以为患，调发关东兵卒数以万计，竟不能与之抗衡……不知我国将如何应对？今公刚毅多谋，国家有大事，公可托付重任于观国之行。公且前行！我国不可不虑之事，将待公归来方可知晓。" 51）俞莘焕，前引书《送尹侍读桪沃垶如燕序》。"若中国安定，东方亦安定；若中国动荡，东方亦动荡。清人之治乱兴废，实乃我国不可不知之事。"
有必要对文本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特别是，由于序文具有论点鲜明、论据有力的文体特征，对于宏观把握各时期主导性观点与视角极具效力。本论文正是以这种宏观分析框架为基础，重点关注了为燕行使送行的赠序文书。 总体来看，与燕行相关的送序作品在长期创作中保持了稳定的数量规模。我们既要认识到不同时期审视燕行的视角存在显著差异，也要注意到其中始终贯穿着某种恒定的观察视角与情感基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党派因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差异，但送序中表现的差异幅度却出人意料地有限，这印证了在国际事务上各党派间并未产生严重意见分歧的现象。 有必要通过深化送序作品的价值分析来拓展《燕行录》的研究维度。进一步而言，应将研究范围扩展至燕行主题的书信往来及其他论说文章。若能将研究视野延伸至赴日通信使的海行送序，通过国际比较视角进行考察，或将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季承范（2009），《朝鲜后期中华论的背面及其遗产——以明清相关称谓变化为中心》（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没有中国的中华》，仁荷大学出版社 金文植（2009），《朝鲜后期知识分子的对外认识》，新文社． 金容泰（2006），《李是远的士意识与利用厚生的逻辑》，《韩国实学研究》第 12 号． 朴成淳（1998），《朝鲜后期的对清认识与"北学论"的意义》，《史学研究》第 31 辑． 朴钟勋（2008），《楚亭朴齐家的〈燕京杂绝〉小考》，《汉文学论集》第 27 卷． 白承浩（2010），《启明大学校东山图书馆所藏简札帖•诗帖的资料价值》（金英镇等），《启明大学校东山图书馆所藏古书的资料价值》，启明大学出版社． 白镇宇（2009），《从燕行送序看 18 世纪南人系文人的意识》，韩国实学学会 2009 年度冬季学术发表会，《18•19 世纪实学认识与文学》发表文． 安大熙（2005），《茶山弟子李纲会的利用厚生学－船说－车说为中心》，《韩国实学研究》第 10 号． 安大会（2006），《通过林园经济志看徐有榘的利用厚生学》，《韩国实学研究》第 11 号． 安大熙（2010），《正祖的秘密信件》，文学村出版社。 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1960），《燕行录选集》，2 册。 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2008），《燕行录选集补遗》，3 册。 林基中（2001），《燕行录全集》，100 册，东国大学出版社 郑满朝（1991），《朝鲜显宗时期的私议•公议论争》，《韩国学论丛》14，国
民大韩国学研究所 赵圭益 编（2006），《燕行录研究丛书》，10 册，学古房 许泰镛（2010），《18 世纪北伐论的变迁与北学论的兴起》，《大同文化研究》第 69 辑 洪大容（2001）著 金泰俊•朴成淳 译，《一手推开山海关紧闭的门》，돌베개出版社。 黄仁建（2006），《燕京杂绝中所见朴齐家中国体验考》，《韩国诗歌研究》第 20 辑，韩国诗歌学会。
摘要 朝鲜后期燕行（赴京）的三种观察视角 －聚焦于使节团送行文献《送序》
本文分析了 1637 年至 1863 年间朝鲜王朝派往清朝使节团的送行文献《送序》。该文献需要重点研究，因其展现了朝鲜后期燕行（赴京之行）的意义、使节肩负的使命，以及知识分子对燕行与清朝的认知视角。这些关于燕行的观点由多重复杂因素构成，包括各时期的社会氛围、政治理念及文人的思想倾向，并随着时局发展而不断演变。总体而言，这些观点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进行阐释。
第一阶段自仁祖降清时期延续至景宗朝。此时朝鲜对清的敌视态度...
对燕行的否定态度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占据主导地位。我主要分析了 17 世纪的送序以及 18 世纪由老论清流派撰写的送序。第二阶段是 18 世纪，当时普遍存在承认并接受清朝文明的观点。我重点考察了当时引领思想潮流的北学派学者们的论点。
第三阶段是从纯祖时期到朝鲜王朝末期之前。这一时期，燕行的主要关注点是根据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分析政治局势。通过对这些送序的分析，我获得了从宏观背景下审视燕行的视角。
关键词：燕行、送序、老论清流派、北学派、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