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laying out of distributional, procedural and recognitional equity and the acceptance of protected areas by local people: Evidence from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hina
分配、程序和承认公平的发挥以及当地人对保护区的接受——来自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证据
Highlights 突出
-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onal equity facilitate acceptance of protected areas.
程序和分配公平有助于接受保护区。 - •Recognitional equity has an intricat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support.
认可公平与当地支持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 •Perceived justice tends to be non-linear in relation to local support.
感知到的正义与地方支持相比往往是非线性的。 - •The location of communities influences local pro-conservation behaviours.
社区的位置会影响当地支持保护的行为。 - •There is a ne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quity-acceptance relationship.
需要更好地了解股权-接受关系。
Abstract 抽象
本文研究了感知到的社会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承认公平)如何影响当地社区对保护区的接受度。我们还考虑了这些看法对当地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行为的影响。尽管在保护区管理中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但关于感知公平对当地对保护倡议支持的影响的证据有限。对居住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的 426 户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是面对面访谈),该公园横跨中国四川、山西和甘肃省。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对程序和分配公平有积极看法的当地居民更愿意支持保护并参与保护行为。令人惊讶的是,感知到的认可公平性对接受度没有影响,并且对保护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凸显出,尽管促进认可公平性至关重要,但必须进一步考虑这方面的复杂性。环境(例如年龄、教育程度、居住村庄)调节了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当地接受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建议,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园与人的关系,除了解决公平问题外,还需要实施补充措施,例如社区共同管理和与寄宿社区的利益分享。
Keywords 关键字
1. Introduction 1. 引言
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发起的“自然 2030”计划倡导“一个重视和保护自然的公正世界”(IUCN,2021 年,第 2 页)。甚至在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峰会)之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社会问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重要(McDermott 等人,2013 年;Klein et al., 2015;Cetas 和 Yasué,2017 年;Dawson et al., 2018)。如果保护区 (PA) 的社会可接受度较低,并且当地人民的需求和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生态系统管理就更有可能失败(West 等人,2006 年;Halpern et al., 2013;Klein et al., 2015;Vanclay,2017 年;Dawson et al., 2018;Jones et al., 2022)。
许多文献讨论了各种社会问题在保护中的重要性,包括:正义和公平的需要(Zafra-Calvo 等人,2019 年);对历史事件的看法(Wang et al., 2019);以及公平感知与当地人参与公园管理程度之间的双向关系(Vanclay,2017 年;Bennett等人,2020 年;Chen等人,2022 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公平在实现保护倡议成功方面的作用的关注有限(Halpern 等人,2013 年;Klein et al., 2015)。关于公平与保护之间关系的大部分讨论都是理论性质的,因此非常希望实证定量研究提供有关该主题的证据(Halpern 等人,2013 年;Klein et al., 2015),这是我们论文的重点。
公平很难定义,但类似于正义和公平,这些术语往往可以互换使用(Schroeder 和 Pisupati,2010 年;McDermott et al., 2013;Schreckenberg et al., 2016)。在保护区管理方面,有时使用“社会公平”一词来指代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公平分配利益和负担(Zafra-Calvo et al., 2017)。但是,正如本文和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公平不仅仅是分配公平,它还是程序公平和承认公平(Schreckenberg et al., 2016;Zafra-Calvo等人,2017 年)。在本文中,公平和社会公平是同义词。
我们的研究考虑了不同形式的公平与 PA 的社会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从伦理角度来看,脆弱和边缘化社区经常流离失所,或因保护区而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受到限制,在保护管理中应予以更多考虑(Cernea 和 Schmidt-Soltau,2006 年;Schmidt-Soltau,2009 年;Shahabuddin 和 Bhamidipati,2014 年;Vanclay,2017 年)。有证据表明,获得当地社区的支持和公平分享利益将提高保护的有效性(Oldekop 等人,2016 年)。相反,不可接受的保护政策和法规将导致当地社区的不满、反对、抵制和抗议(Schlosberg,2007 年;Miller et al., 2012;Twinamatsiko et al., 2014;Hanna et al., 2016;Zhang et al., 2020b;Groce 和 Cook,2022 年)。这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不同形式的公平是否对当地支持保护的意愿做出了同等贡献?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平如何与当地居民的支持保护行为联系起来?
尽管它们经常用于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但社会接受度和社会接受度是不精确的概念(Jones et al., 2022)。从本质上讲,当应用于 PA 时,它们描述了当地人接受 PA 的存在并支持它的程度。这些概念与“社会经营许可”的概念重叠(Vanclay,2017 年)。当地对保护区的接受程度可以通过支持保护的意愿程度和当地人对特定保护区的行为支持来证明(Bennett,2016)。本文的重点是不同形式的公平如何影响当地社区的行为和支持保护的意愿。对于我们对公平的概念化,我们使用了保护研究领域常用的框架,其中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承认公平(McDermott 等人,2013 年;Pascual 等人,2014 年;Klein et al., 2015;Schreckenberg et al., 2016;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Zafra-Calvo 等人,2019 年;Law et al., 2018;Bennett等人,2020 年)。我们测量并统计分析了与中国新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GPNP) 相关的这些形式的公平的看法。
2. Conceptual framework 2. 概念框架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保护研究中考虑环境正义的各种理论框架越来越关注公平的概念(McDermott 等人,2013 年;Schreckenberg et al., 2016;Zafra-Calvo等人,2017 年;Gupta 等人,2023 年;Schinko等人,2023 年;Zimm等人,2024 年)。认可、程序和分配是公平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已获得广泛认可(Pascual 等人,2014 年;Schreckenberg et al., 2016;Zafra-Calvo等人,2017 年;Law et al., 2018;Bennett等人,2020 年)。对公平的看法还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环境,因此环境是公平的关键潜在因素,并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Pascual 等人,2014 年;Sikor et al., 2014)。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使用公平和背景的三个维度作为关键考虑因素(见图 1)。

Fig. 1. A conceptual model of equity for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tected areas.
图 1.当地社区和保护区公平的概念模型。
来源:改编自 McDermott 等人(2013 年)和 Pascual 等人(2014 年)。
承认公平概念的内在之处在于,土著和当地人民的价值观、知识体系、法律和传统权利、传统生计、文化信仰和宇宙观必须得到承认和赞赏(Vanclay et al., 2013;Pascual 等人,2014 年;Zafra-Calvo等人,2019 年)。然而,特别是在保护研究领域,承认公平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Martin et al., 2016;Friedman et al., 2018)。程序公平涉及将当地人透明、有效和公平地纳入社区管理和保护计划,包括决策、实施和问题解决(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Bennett等人,2020 年)。对程序公平的看法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保护行为至关重要(Ruano-Chamorro et al., 2021)。分配公平涉及特定 PA 的不同权利持有人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利益相关者是否认为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是公平的,对保护结果的成功有很大影响(Fisher et al., 2018;Gurney等人,2021 年)。此外,语境,指的是过去和现在的广泛社会、治理、经济和文化语境(例如、权力动态、性别、教育、年龄等)影响当地人获得认可、参与决策和游说更公平分配的能力(Pascual et al., 2014)。
关于当地对 PA 的公平和正义的看法的出版物越来越多(Sirivongs 和 Tsuchiya,2012 年;Lecuyer等人,2019 年;Abebe等人,2020 年;Bennett等人,2020 年;Lau et al., 2021;Schéré 等人,2021 年;Chen等人,2022 年)。Sirivongs 和 Tsuchiya (2012) 发现,对保护区的积极看法与当地人的保护态度和行为呈正相关。Lau et al. (2021) 意识到,承认公平的水平会影响治理资源程序的合法性,从而导致对分配决策公平性的看法。例如,在乌干达的 Bwindi 难以穿越的国家公园,不公正的感觉被发现是非法使用资源的重要驱动因素(Twinamatsiko et al., 2014)。相反,Friedman 等人(2020 年)认为,参与式森林管理和其他程序性公平策略并不总是能产生预期的保护结果,而更高的福祉会促进更高的程序满意度。
当地社区对公平的看法、参与保护的意愿(保护意愿)和保护行为之间的互动取决于环境(Sikor et al., 2014),但很少有研究比较公平感知对公平性的看法在公平的承认、程序和分配维度上的影响。这样做将更深入地理解公平和保护有效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将上下文的不同方面作为调节变量,以检验以下假设(见图 2):
H1
: 对认可公平的更有利的看法与更强的保护意愿 (H1a) 和行为 (H1b) 相关;
H2 H2 系列
: 对程序公平的更积极的看法与更强的保护意愿 (H2a) 和行为 (H2b) 相关;
H3 H3 系列
: 对分配公平的更积极的看法与更高的支持保护意愿 (H3a) 和行为 (H3b) 相关;
H4 H4 系列
: 保护意愿对当地居民的参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Fig. 2. Proposed model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equity on conservation willingness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ur.
图 2.提出的社会公平对保护意愿和参与行为影响的模型。
3. Methods 3. 方法
3.1. Study area 3.1. 研究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 (GPNP) 横跨中国四川、山西和甘肃省,是一个 21,978 km2 的大型保护区,于 2020 年正式建立(CTGPNPOP,2022 年)。其主要目标是保护野生大熊猫,通过在 GPNP 内建立 73 个特殊自然保护区(高保护价值区)来实现这一点。除了大熊猫,GPNP 还为各种物种(总共超过 8000 种)提供庇护所,包括四川羚牛、黑熊、野猪和各种鹿(Cai et al., 2008)。我们的研究是在 GPNP 北端的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及其附近进行的(见图 3)。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78 年。后来于 1986 年被提升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并于 2014 年被列入 IUCN 绿色名录。2016 年,它被合并为新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GPNP),并更名为大熊猫国家公园 (TGPNP) 的唐家河地区 (Li et al., 2021)。

Fig. 3. Map of the Tangjiahe area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图 3.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地区地图。
注:(a) GPNP 在中国的位置(改编自 http://bzdt.ch.mnr.gov.cn);(b) 大熊猫国家公园位置(改编自《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总体规划》);(c) TGPNP 和调查村庄的位置(改编自地方政府数据),并指出该数字不包括苏阳村的空间边界,因为无法获得此信息;(d) 在 2024 年初编制时的信息正确无误。
(来源:作者使用公开信息和 Photoshop)
2019 年,约有 15,000 人居住在 TGPNP 的唐家河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其中 95% 是中国的主要群体汉族(唐家河地区管理局,2019 年)。人口增长和森林资源的大量利用一直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主要威胁,该保护区由唐家河地区管理局 (TAA) 负责。为了减少公园与人之间冲突的可能性,TAA 采取了各种计划来鼓励当地支持和参与保护,例如提供就业机会、建立共同管理委员会、签署共同管理协议、启动野生动物冲突补偿计划以及支持社区旅游(Chen 等人,2022 年).这些举措主要应用于位于 TGPNP 内部或附近的五个主要村庄,包括罗依沟、银平、渭坝、东桥和苏阳(见表 1)。这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五个村庄。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ve key villages.
表 1.五个重点村庄的基本信息。
Village 村 | Number of households in village 村庄户数 | Location relative to the park 相对于公园的位置 | Distance from main gate (kms) 距正门的距离 (kms) | Main livelihood activities 主要生计活动 |
---|---|---|---|---|
Luoyigou 罗伊沟 | 470 | Inside 里面 | 1.6 | Family inns & restaurants 家庭旅馆和餐厅 |
Yinping 银平 | 642 | Adjacent (Gateway community) 相邻 (Gateway 社区) | 6.1 | Agriculture, and family inns & restaurants 农业、家庭旅馆和餐馆 |
Weiba 微霸 | 318 | Adjacent 邻近的 | 6.7 | Quarrying and agriculture 采石和农业 |
Dongqiao 东桥 | 445 | Adjacent 邻近的 | 8.7 |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农业和畜牧业 |
Suyang 苏阳 | 486 | Adjacent 邻近的 | 9.7 |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农业和畜牧业 |
注:数据来源于青溪镇的官方数据和对 TAA 的采访。
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自然资源和主要活动不同,这五个社区与 TAA 的关系各不相同。罗鱼沟之所以受到 TAA 的重视,是因为它位于 TGPNP 内,而且它受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影响最大。它是唯一一个获得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赔偿并已建立共同管理委员会的村庄(Chen et al., 2022)。相比之下,位于公园门户的银平村的居民通过经营寄宿家庭旅馆和餐馆从旅游业中获得了可观的好处,这主要得到了 TAA 的支持,例如提供优惠贷款和改善基础设施(例如电力供应和旅游设施)(Zhang 和 Zhang,2023 年).渭坝村和东桥村都只参与了少数几个项目,例如提供就业机会(例如护林员)和畜牧业支持,并且通常依赖于各种其他生计活动(例如农业、采石)。距离入口大门最远的苏阳与 TAA 的联系最弱。我们推测,这些不同的公园与人的关系将导致对公平和公正、保护态度和参与行为的不同看法。
3.2. Sampling 3.2. 采样
2017 年在现场进行了初步实地考察,以收集有关社区和 TAA 管理工作的信息,这些信息用于制定一份问卷草案,该问卷后来进行了测试。2022 年夏天,我们 10 名训练有素的访谈员中的一名联系了 5 个重点村庄的当地居民(见表 1)以完成调查。方便的样本是合适的,因为村庄里有很多空户。调查实施如下:(1) 访问员接近 5 个村庄的每家每户,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就解释调查内容,并获得口头知情同意以继续进行;(2) 然后每个住户推荐一位与社区联系最紧密的家庭成员进行访谈;(3) 大多数问卷是由训练有素的访谈员完成的,尽管少数问卷是送到住户并自行完成的。
由于一些住户拒绝参加访谈,而且许多住户空置,最终约有 18% 的住户参与,完成了 426 份问卷,其中,经过检查,424 份被认为对当前研究有效。受访者包括银平市 139 人、罗邱沟 104 人、渭坝县 72 人、东桥县 60 人、苏阳市 48 人。这 5 个村庄中每个村庄的受访者占所有居民的比例大致相似,因此这些数字的差异反映了这些村庄的相对规模。鉴于问卷是由训练有素的访谈员填写的或由他们在现场检查的,因此没有遗漏任何后果的数据。
除了问卷之外,还对 TAA 工作人员进行了两次小组访谈,以了解他们的社区活动。此外,还对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了 14 次访谈,包括镇政府干部、社区领袖、护林员和农村合作社领导。访谈问题主要集中在社区面临的问题上,并根据每个受访者的立场进行调整。访谈以普通话或当地方言进行,时长为 15 至 50 分钟。所有采访都被记录下来,并在以后重播以记录每次采访。由于中国的文化规范,参与者给予口头同意,而不是签署知情同意书(Vanclay et al., 2013)。
3.3. Survey instruments 3.3. 调查工具
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村庄、家庭收入、居住时间长短和其他信息)(见补充材料表 S1)。第二部分介绍了 15 个概念,这些概念来自一系列来源,包括我们用于公平的三个维度的量表中的项目(见表 2)。我们最初考虑了一个较长的概念列表,但在考虑了中国的背景之后,一些更深奥的概念被放弃了。例如,尽管我们确实认为它有意义,但我们决定在此过程中删除“司法救助”(公正),因为它的典型实施方式(即申诉机制)在中国村庄并不为人所知或不可用。由于“公平薪酬”和“就业分配”很重要(Yang et al., 2018;Zhang 和 Yang,2020 年,Zhang 和 Yang,2021 年),以及 GPNP 中野生动物冲突的高频率(马 et al.,2023),我们在分配维度中包括了负担和收益。
Table 2. Description of the scales and variables relating to equity.
表 2.描述与公平相关的量表和变量。
Scalea 缩放a | Label 标签 | Concept 概念 | Description 描述 | Key References 关键参考 |
---|---|---|---|---|
Recognition 识别 | RE1 |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认同 | Recognize and respect the valu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local communities 承认并尊重当地社区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 Zafra-Calvo et al. (2017); Franks et al. (2018); Bennett et al. (2020) 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Franks 等人(2018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RE2 | Livelihoods 生计 | Recognize and respect the local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承认并尊重当地传统生计 | Bennett et al. (2020) Bennett 等人(2020 年) | |
RE3 | Traditional rights 传统权利 | Recognize the legal and traditional rights of local people 承认当地人的法律和传统权利 | Zafra-Calvo et al. (2017); Bennett et al. (2020) 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
RE4 | Land rights 土地权利 | Recognize local people's rights to own, management and use the land 承认当地人拥有、管理和使用土地的权利 | Franks et al. (2018); He et al. (2020) Franks 等人(2018 年);He et al. (2020) | |
RE5 | Knowledge diversity 知识多样性 | Recognize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local communities 承认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 | Zafra-Calvo et al. (2017); Franks et al. (2018); Bennett et al. (2020) 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Franks 等人(2018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
Procedure 程序 | PE1 | Decision-making 决策 | Local communities express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当地社区对决策过程表示满意 | Schreckenberg et al. (2016); Zafra-Calvo et al. (2017); Franks et al. (2018); Bennett et al. (2020) Schreckenberg 等人(2016 年);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Franks 等人(2018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PE2 |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社区参与 | Local communities have ways to participate in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当地社区有办法参与保护倡议 | Yang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18) | |
PE3 | Transparency 透明度 | Local people are provided wi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rotected area 向当地人提供有关保护区的规划和管理信息 | Schreckenberg et al. (2016); Zafra-Calvo et al. (2017); Franks et al. (2018); Bennett et al. (2020) Schreckenberg 等人(2016 年);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Franks 等人(2018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
PE4 | Accountability 问 责 | Local people are aware of relevant channels by which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management actions and to seek resolution 当地人知道提出对管理行为的担忧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相关渠道 | Schreckenberg et al. (2016); Zafra-Calvo et al. (2017); Franks et al. (2018); Bennett et al. (2020) Schreckenberg 等人(2016 年);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Franks 等人(2018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
PE5 | Consulted 咨询 | Local people are informed and consulted 向当地人民提供信息并咨询他们 | Hanna and Vanclay (2013); Schreckenberg et al. (2016); Zafra-Calvo et al. (2017); Bennett et al. (2020) Hanna 和 Vanclay (2013);Schreckenberg 等人(2016 年);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Bennett 等人(2020 年) | |
Distribution 分配 | DE1 | Conservation burdens 保护负担 | Local people do not unfairly incur any burdens from conservation 当地人不会因保护自然保护而产生任何不公平的负担 | Zafra-Calvo et al. (2017); Franks et al. (2018) Zafra-Calvo 等人(2017 年);Franks 等人 (2018) |
DE2 | Fair compensation 公平的薪酬 | Local people receive fair compensation for loss of access to ecological resources 当地人因失去获得生态资源而获得公平的赔偿 | Zhang and Yang (2020) 张和杨 (2020) | |
DE3 | Wildlife conflict compensation 野生动物冲突赔偿 | Local people receive equitable and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wildlife conflict 当地人因野生动物冲突而获得公平和适当的赔偿 | Ma et al. (2023) 马等人 (2023) | |
DE4 | Benefits distribution 福利分配 | Local people fairly share economic and other benefits 当地人公平地分享经济和其他利益 | Schreckenberg et al. (2016) Schreckenberg 等人 (2016) | |
DE5 |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就业分布 | Local people have fair access to job opportunities 当地人有公平的机会获得工作机会 | Zhang and Yang (2020); Zhang and Yang (2021) Zhang 和 Yang (2020);张和杨 (2021) |
- a
- 1 = strongly disagree, 2 = disagree, 3 = neutral, 4 = agree, 5 = strongly agree.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中立,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问卷的第三部分包含代表保护意愿的五个问题,改编自 Zhang 等人(2020a)(见表 3)。使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五点李克特量表收集回复。最后一部分包括 TAA 建议的五种当地频繁保护行为,包括巡逻、培训、环境教育、参加咨询会议以及与 TAA 的联系,这些行为以频率衡量:“从不”、“有时”或“经常”。
Table 3. Variables comprising the conservation willingness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urs scales.
表 3.变量包括保护意愿和参与行为量表。
Topics 主题 | Label 标签 | Items 项目 |
---|---|---|
Conservation Willingnessa 保护意愿a | CW1 | I am willing to follow the conservation regulations of GPNP 我愿意遵守 GPNP 的保护规定 |
CW2 | I am willing to monitor and report violations of conservation regulations 我愿意监督和报告违反保护法规的行为 | |
CW3 | I am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PNP 我愿意参与 GPNP 的保护和管理 | |
CW4 | I am willing to promo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ervation work at the GPNP 我愿意宣传 GPNP 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 |
CW5 | I am willing to make suggestions about conserv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GPNP 我愿意就 GPNP 的保护和管理提出建议 | |
Participation Behavioursb 参与行为b | PB1 | I was engaged in forest patrolling 我当时从事森林巡逻 |
PB2 | I was engaged in capacity training activities 我参与了能力培训活动 | |
PB3 | I was involved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我参与了环境教育活动 | |
PB4 | I was involved in consultative meetings about the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of TGPNP 我参与了有关 TGPNP 规划和政策制定的咨询会议 | |
PB5 | I kept in contact with staff from the TAA 我与 TAA 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 |
- a
- 1 = strongly disagree, 2 = disagree, 3 = neutral, 4 = agree, 5 = strongly agree.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中立,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 b
- 1 = never, 2 = sometimes, 3 = often.
1 = 从不,2 = 有时,3 = 经常。
3.4. Data analysis 3.4. 数据分析
我们在概念框架部分提出的 4 个假设是通过构建当地人公平感知、保护意愿和参与行为的潜在变量(或量表)来检验的。结构方程建模是最好的统计方法,因为:(1) 它建立了观察到的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2) 它被广泛用于检验假设,以及潜在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和方向(Sirivongs 和 Tsuchiya,2012 年)。
进行了可靠性分析以检验构成每个量表或潜在变量的项目的内部可靠性。结果表明,五个潜在变量表现出令人满意的内部一致性,所有 Cronbach 的 alpha 值都超过 0.7(见补充材料表 S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初步建立量表,然后改进量表。去除部分项目 (RE4、RE5、DE1 和 W1) 后,5 个潜在变量的 Kaiser-Meyer-Olkin 统计量均超过 0.60,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显著,表明项目和潜在变量适合评估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了确保测量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们遵循了 Anderson 和 Gerbing (1988) 推荐的结构方程建模的两步程序。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以确保满足信度和效度标准(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Everitt 和 Dunn,2001 年;Hair et al., 2011, Hair et al., 2014;Kline,1998 年)(见补充材料表 S3)。然后,我们继续估计我们的假设结构在模型变量中的拟合优度。表示整体模型拟合质量的系数为:χ2/df = 2.255 < 3;近似均方根误差 = 0.056 < 0.08;拟合优度 = 0.913 > 0.9(更多系数参见补充材料表 S4)。这些措施表明,根据 胡 和 Bentler (1999) 提出的标准,模型适应性是可以接受的。多组分析广泛用于检测组间差异并准确估计调节效应的强度(Qureshi 和 Compeau,2009 年)。按照 Keikhosrokiani 等人 (2018) 和 Jang 和 Kim (2018) 建议的程序,我们进行了五次多组分析,以确定人口统计变量对结构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些模型(见补充材料表 S5)都具有足够的拟合优度和其他性能度量。所有分析均使用 Amos 26 和 SPSS 28 进行。
4. Results 4. 结果
4.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respondents
4.1. 受访者的人口统计概况
在 424 名受访者中,女性的百分比 (54%) 略高于男性 (46%)。受访者大多属于中老年人,其中 87% 的受访者年龄在 40 岁以上。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65% 的人只上过小学或初中。绝大多数受访者 (88%) 表示在唐家河生活了 20 多年。大多数人的主要生计活动是农业 (77%)。然而,大约一半的家庭 (48%) 有多种收入来源,其中赚取收入的家政工作 (25%) 和离家劳动 (32%) 是两个主要收入来源。
4.2.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behaviours
4.2. 对公平的看法、参与意愿和行为
如图 4 和图 5 所示,当地居民对认可公平维度略持乐观态度(平均值 = 3.57)。受访者赞赏 GPNP 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和身份 (RE1,平均值 = 3.69)。然而,受访者普遍对程序公平性(平均值 = 2.60)和分配公平性(平均值 = 2.57)表示不满。只有 16% 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他们可以方便和公平地参与保护 (PE2),超过一半的受访者 (58%) 表示没有被告知或咨询过 (PE5)。平均得分最低的两个项目与(不足)人类-野生动物补偿 (DE2) 和(缺乏)公平补偿 (DE3) 有关。只有大约 20% 的居民同意他们获得了适当的赔偿。

Fig. 4. Frequency distribution for recognitional,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onal equity.
图 4.认可、程序和分配公平的频率分布。
注: 黑色趋势线表示平滑密度估计值 (n = 424)。

Fig. 5. Local residents' responses to: (a) social equity (b) conservation willingness; (c) conservation behaviours.
图 5.当地居民对以下方面的回应:(a) 社会公平 (b) 保护意愿;(c) 保护行为。
总体而言,受访者愿意主动参与保育活动,近 70% 的受访者热衷于参与所有保育活动(见图 5)。促进公园努力的意愿很强 (CW4) (69%),其次是有兴趣提出建议以协助 PA (66%)。尽管他们的保护意愿相对较高,但超过 6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从未参与过参与行为清单中包含的任何活动。在所有保护行为中,参与环境教育活动 (PB3) 的人数最高 (41%)(见图 5)。相比之下,只有一小部分受访者 (13%) 表示参与了 TAA 安排的咨询会议 (PB4)。
4.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4.3. 结构方程建模
如图 6 所示,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说明了社会公平与保护意愿和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潜在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强度通过解释力 (R2) 来衡量,0.10 的临界水平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Falk 和 Miller,1992 年)。此外,路径系数表示变量之间效应的大小,介于 0.02 和 0.15 之间的值表示较弱的影响,从 0.15 到 0.35 表示中等影响,超过 0.35 表示较大的影响(Singh et al., 2022)。

Fig. 6.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图 6.结构模型的评估结果。
注意:圆圈表示潜在变量。矩形表示清单变量。结构模型中的虚线表示不显著的结果,实线箭头表示 p < 0.05*、p < 0.01**、p < 0.001*** 处显著关系的关系方向。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对保护意愿和参与行为都有显著的因果关系,这支持了假设 H2 和 H3。在图 6 中,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37 和 0.38,表明对参与行为有很强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承认公平性和保护意愿 (H1a) 之间没有发现显着关系 (p = 0.79)。然而,对认知公平的感知与保护行为 (H1b) 呈负相关,路径系数为 -0.19 (p < 0.01)。此外,H4,即保护意愿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也显著 (f2 = 0.25,p < 0.001)。在社会公平与保护意愿的三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中,解释力 (R2) 为 0.143,表明解释了 14.3% 的保护意愿方差,其中程序公平具有最强的积极影响 (f2 = 0.23)。参与行为的 R2 为 0.532,表明社会公平和保护意愿的形式对参与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
4.4. Multigroup comparison
4.4. 多组比较
多组比较的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居住村对各种假设有调节作用,而家庭年收入对假设的关系没有影响(见表 4 和补充材料表 S6)。性别导致感知的分配公平性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从而支持 H3b)。感知到的分配公平对参与保护活动的影响对男性强于女性 (CR = -1.733*)。对程序公平的感知会影响老年人的保护意愿 (H2a),而在年轻一代中没有显着关系 (CR = 3.330***)。同样,在参与保护方面,老年居民比年轻人更关心分配公平(因此支持 H3b)(CR = 2.186**)。相反,感知的程序公平性对年轻居民参与保护活动有积极影响,但不会影响老年居民的参与(因此支持 H2b)(CR = −1.65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调节了程序公平与保护意愿 (H2a) 之间的关系。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的居民表现出感知的程序公平性对其保护意愿 (H2a) 的显着影响,而具有中学或更高教育程度的居民表现出程序公平性对其保护意愿没有影响。 居住村的多组分析表明,与门户村和相邻村相比,内部村(罗依沟)的居民表现出感知程序公平对其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洛依沟 p = 0.000,银平 p = 0.245,其他村庄 p = 0.735)。此外,与其他相邻社区相比,生活在门户社区(银平)的居民感知的分配公平不会影响他们的保护行为 (H3b)(罗依沟 p = 0.052,其他村庄 p = 0.001)。
Table 4. Results of multigroup analyses.
表 4.多组分析的结果。
Groups 组 | Hypotheses 假设 | Estimate 估计 | p | Estimate 估计 | p | Critical difference ratios 临界差值比 |
---|---|---|---|---|---|---|
Gender 性 | Male 雄 | Female 女性 | ||||
H3b H3乙型 | 0.391 | 0.000 *** | 0.185 | 0.005** | -1.733* | |
Age 年龄 | ∼59 years old ∼59 岁 | > 59 years old > 59 岁 | ||||
H2a | −0.043 | 0.649 | 0.681 | *** | 3.330*** | |
H2b | 0.354 | 0.000 *** | 0.153 | 0.094 | −1.654* | |
H3b H3乙型 | 0.143 | 0.039* | 0.448 | 0.000 *** | 2.186** | |
Education 教育 | Primary or less 主要或更少 | Secondary school or above 初中或以上 | ||||
H2a | 0.380 | 0.006** | 0.034 | 0.775 | −1.909* | |
Residency village (1) 居住村 (1) | Luoyigou (inside) 罗义沟(内部) | Yinping (gateway) 银平(网关) | ||||
H2a | 0.750 | 0.005** | 0.176 | 0.245 | −1.870* | |
Residency villages (2) 居住村 (2) | Luoyigou (inside) 罗义沟(内部) | Other Adjacent 其他相邻 | ||||
H2a | 0.750 | 0.005** | 0.043 | 0.735 | −2.388** | |
Residency villages (3) 居住村 (3) | Yinping (gateway) 银平(网关) | Other Adjacent 其他相邻 | ||||
H3b H3乙型 | 0.171 | 0.052 | 0.455 | 0.001** | 1.717* |
注:(1) n = 424;(2) p 值确定哪些关系是显著的 (ns = 不显著, * ≤0.05; ** ≤0.01; *** ≤0.001);(3) 临界差值比表示人口变量在我们的结构模型路径上的重要性和方向。
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5.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旨在加深我们对公平观念与当地对 PA 的支持之间联系的理解。一个突出的发现是,各种形式的公平对当地居民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地区的保护意愿和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在三种形式的公平中,感知的程序公平对保护意愿的积极影响最大,其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强。这一发现很有趣,因为其他研究,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发现程序公平与保护支持水平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Friedman 等人,2020 年)。
我们的研究表明,分配公平与保护意愿有很强的关联,与参与行为的关联更强。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参与 TGPNP 保护活动的居民都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公平的补偿也强烈影响了当地人支持保护的行为,强调了在保护活动中避免损害当地人利益的重要性。总体而言,保护成本和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会降低当地居民参与 PA 活动的意愿。这些发现与老挝 Phou Khao Khouay 国家公园的结果一致,那里对分配公平的有利看法与当地居民支持保护的态度和行动呈正相关(Sirivongs 和 Tsuchiya,2012)。
与我们的假设相反,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还表明,积极的承认公平性对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愿没有显着贡献。这可能是由于确认权益的得分相对较高,远高于程序权益或分配权益。如果传统价值观、知识和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当地社区就有可能简单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必担心保护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基于 PA 的保护可能不被视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Brockington 等人,2012 年;Ponte等人,2022 年)。然而,研究发现,尊重当地传统权利与保护意愿显著相关,这强调了尊重和维护传统权利的持续重要性(Ruano-Chamorro 等人,2021 年)。
承认公平性对保护意愿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其他可能原因与当地环境有关。在唐家河,当地人主要是汉族人,没有与 TAA 保护实践相冲突的传统观念或习俗,因此文化和精神认可的需求可能不是他们持有支持保护态度的关键组成部分。相反,对于其他被授予私有财产权和文化主权的地方的土著社区(Martin et al., 2016),承认公平对其保护意图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在 TGPNP 中发现的要强。例如,在菲律宾,对土著权利、机构和知识体系的承认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当地 Manbo 人协助保护 Agusan 沼泽野生动物保护区(Osterhaus 和 Hauschnik,2015)。
令人惊讶的是,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对认可公平程度认知较低的当地居民更倾向于参与 TGPNP 的保护。我们怀疑这种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当地政策和当地参与机会的影响。罗义沟村(TGPNP 内唯一的村庄)的居民获得自然资源的机会受到限制,导致 5 个村庄的承认公平得分最低。与此同时,他们在保护自然资源和濒危野生动物方面的合作得到了 TAA 的更好支持和资助,导致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相比之下,位于 TGPNP 之外且受限制较少的东桥村获得了更高的认可水平,但与 TAA 的合作有限,导致参与保护的机会较少。这一发现指出了保护区内外村庄之间的差异,表明承认公平与参与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比最初预期的要复杂。因此,需要更加强调承认公平性这一经常被忽视的维度(Friedman et al., 2018;Martin et al., 2016)。
除了考虑公平影响当地意愿和保护行为之外,我们的多组分析还揭示了性别、年龄、教育和居住村的调节作用。对程序公平的认知影响了老年人参与保护工作的意愿,但不会影响他们参与保护倡议,而这在年轻人中则相反。对程序公平的看法不会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参与保护的意愿。这些发现表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人更了解保护的价值,因此程序公平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他们的保护意愿。然而,不公平的程序阻碍了年轻人的参与,表明他们重视保护倡议的程序公平。Apps 等人(2018 年)、Truong (2021 年)和 Habel 等人(2022 年)也有类似的发现,表明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信息、能力和技术优势的人更有可能参与保护活动。
我们比较了位于 TGPNP 内部、门户上和邻近社区之间感知公平性和接受度之间关系的差异。居住在 TGPNP 内的居民在保护意愿中受他们对程序公平的看法的影响更大,而对相邻社区的看法不会影响他们的参与意愿。原因之一是相邻村庄的居民参与的机会有限,导致对程序公平的认识较低。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分配公平对门户社区(银平)居民的参与没有影响,但显着影响了相邻社区居民的参与。原因之一是门户社区从当地政府和 TAA 那里获得生态旅游发展的财政和技术支持。此外,由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对于维持生态旅游至关重要,银平的居民倾向于积极参与保护工作。相反,邻近社区主要依赖农业,由于他们获得自然资源的机会有限且可能由野生动物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居民往往承担着不成比例的保护成本,而受益却微乎其微,从而强调了分配公平对他们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上述所有发现都表明,感知到的社会公平与当地支持之间的关系因公平类型和背景而异。为了促进当地对保护的接受度,TGPNP 应做出更多努力来确保社会公平。我们建议 TAA 更加关注程序公平,尤其是在参与和问责方面,因为程序公平对当地人对保护的意愿和行为影响最为重大。TGPNP 应以更加透明和参与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政策实施。这可能包括加强和扩大与当地人的沟通渠道,例如通过创建微信群组、组织社区论坛或社区会议。需要强调负担体验和惠益分享的公平性。这需要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包括提供就业和技能培训。另一个建议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鼓励绿色转型,这可能有助于当地社区对保护意愿和行为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最后,我们非常需要对邻近社区给予更多关注,并且应该实施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和做法,以促进他们的参与和他们可能受益的方式。
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公平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 GPNP 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往往年龄较大且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与对社会公平的负面看法显著相关(Chen et al., 2022)。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主观公平/公平是否等同于客观公平/公平。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比较主观和客观公平/公平之间的差异,以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公平并实现更有效的保护结果。对程序公平的看法在塑造社会对 PA 的接受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然而,本研究并未深入分析程序正义。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当地接受与程序正义、过程属性、代理、人际关系治疗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Ruano-Chamorro et al., 2021)。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各种形式的感知公平与社区对保护的支持之间的混合相互作用。具体来说,我们确定了程序和分配公平对支持保护的意愿和行为的积极影响。然而,感知的认可公平性与保护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并且与参与行为呈负相关。一系列其他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居住村,被确定为塑造保护态度的重要变量。这些发现意味着,并非所有类型的社会公平都明确导致当地对保护的支持态度,因此有必要澄清可能使保护区保护成果最大化的社会公平形式。
CRediT authorship contribution statement
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张寅:写作 - 审查和编辑,写作 - 原始草稿,可视化,软件,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弗兰克·范克利:写作 - 审查和编辑,监督。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利益争夺声明
Acknowledgment 确认
作者感谢 J. 温 和 P. Shi 博士对研究方法的建议。作者还感谢 Q.J. Chen, L. Peng, Y.L Liang., L.C. Wang, Q.Y. Li, B.S. Shen, J.X Chen.以及参与实地调查的 C.L. Zuo。我们还特别感谢唐家河地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信息和数据收集帮助。资金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供(No.52108040 和 No.7224141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No.2021M700574) 和国家留学基金委 (No.202006260019)。
Appendix A. Supplementary data
附录 A. 补充数据
Supplementary material
References
- Abebe et al., 2020Examining social equity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programs: a case study of controlled hunting programs in Bale MountainsEthiopia. World Dev., 135 (2020), Article 105066, 10.1016/j.worlddev.2020.105066
-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Psychol. Bull., 103 (1988), p. 411
- Apps et al., 2018Turning wildlife experiences into conservation action: can white shark cage-dive tourism influence conservation behaviour?Mar. Policy, 88 (2018), pp. 108-115, 10.1016/j.marpol.2017.11.024
- Bennett, 2016Using perceptions as evidence to improv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Conserv. Biol., 30 (3) (2016), pp. 582-592, 10.1111/cobi.12681
- Bennett et al., 2020Social equity and marine protected areas: perceptions of small-scale fishermen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Biol. Conserv., 244 (2020), Article 108531, 10.1016/j.biocon.2020.108531
- Brockington et al., 2012Nature Unbound: Conserv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tected AreasRoutledge, London. (2012), 10.4324/9781849772075
- Cai et al., 2008Factors affecting crop damage by wild boar and methods of mitigation in a giant panda reserveEur. J. Wildl. Res., 54 (2008), pp. 723-728, 10.1007/s10344-008-0203-x
- Cernea and Schmidt-Soltau, 2006Poverty risks and national parks: policy issues in conservation and resettlementWorld Dev., 34 (10) (2006), pp. 1808-1830, 10.1016/j.worlddev.2006.02.008
- Cetas and Yasué, 2017A systematic review of motivational values and conservation success in and around protected areasConserv. Biol., 31 (2017), pp. 203-212, 10.1111/cobi.12770
- Chen et al., 2022Examining social equity in the co-management of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perceived fairnes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China. Land, 11 (2022), p. 1624, 10.3390/land11101624
- CTGPNPOP, 2022Overall Planning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2022−2030)Compilation Team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Overall Planning (2022)
- Dawson et al., 2018Assessing equity in protected area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promote just and effective conservationConserv. Lett., 11 (2018), Article e12388, 10.1111/conl.12388
- Everitt and Dunn, 2001Applied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Wiley (2001), 10.1002/9781118887486.ch9
- Falk and Miller, 1992A primer for soft modeling,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2)
- Fisher et al., 2018Linking notions of justice and project outcomes in carbon offset forestry projects: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in UgandaLand Use Policy, 73 (2018), pp. 259-268, 10.1016/j.landusepol.2017.12.055
- Franks et al., 2018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Equity in Protected Area 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2018)
- Friedman et al., 2018How just and just how?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ocial equity in conservation researchEnviron. Res. Lett., 13 (2018), Article 053001, 10.1088/1748-9326/aabcde
- Friedman et al., 2020Analyzing procedural equity in government-led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Ecol. Soc., 25 (2020), 10.5751/ES-11710-250316
- Groce and Cook, 2022Maintaining landholder satisfa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ivate protected areas established under conservation agreementsJ. Environ. Manage., 305 (2022), Article 114355, 10.1016/j.jenvman.2021.114355
- Gupta et al., 2023Earth system justice needed to identify and live within earth system boundariesNat. Sustain., 6 (2023), pp. 630-638, 10.1038/s41893-023-01064-1
- Gurney et al., 2021Equit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ceived fairness of distributional justice principles in marine co-managementEnviron. Sci. Policy, 124 (2021), pp. 23-32, 10.1016/j.envsci.2021.05.022
- Habel et al., 2022Lack of benefit sharing undermines support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in an eastern Afromontane biodiversity hotspotEcol. Soc., 27 (2022), 10.5751/ES-13325-270403
- Hair et al., 2011PLS-SEM: indeed a silver bulletJ. Mark. Theory Pract., 19 (2011), pp. 139-152, 10.2753/MTP1069-6679190202
- Hair et al., 2014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7th edn), Pearson Education (2014)
- Halpern et al., 2013Achieving the triple bottom line in the face of inherent trade-offs among social equity, economic return, and conservationProc. Natl. Acad. Sci., 110 (2013), pp. 6229-6234, 10.1073/pnas.1217689110
- Hanna and Vanclay, 2013Human right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oncept of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Impact Assess. Proj. Apprais., 31 (2) (2013), pp. 146-157, 10.1080/14615517.2013.780373
- Hanna et al., 2016Conceptualizing social protes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test action to large projectsExtr Ind Soc, 3 (1) (2016), pp. 217-239, 10.1016/j.exis.2015.10.006
- He et al., 2020Realization of multi-faceted spatial control of National Park through conservation easement (in Chinese)J. Hohai Univ. Philos. Soc. Sci., 22 (2020), pp. 61-69, 10.3876/j.issn.1671-4970.2020.04.009%EE%80%83
- Hu and Bentler, 1999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Struct. Equ. Model. Multidiscip. J., 6 (1999), pp. 1-55
- IUCN, 2021Nature 2030: One Nature, One FutureAvailable at:
- Jang and Kim, 2018A structural model for stress, coping,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 multi-group analysis by stages of survivorship in Korea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Eur. J. Oncol. Nurs., 33 (2018), pp. 41-48, 10.1016/j.ejon.2018.01.004
- Jones et al., 2022Understanding support for European protected area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proposing a new approach for policy makersLand, 11 (5) (2022), p. 733, 10.3390/land11050733
- Keikhosrokiani et al., 2018Success factors in developing iHeart as a patient-centric healthcare system: A multi-group analysisTelematics Inform., 35 (4) (2018), pp. 753-775, 10.1016/j.tele.2017.11.006
- Klein et al., 2015Social equit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Glob. Environ. Change, 35 (2015), pp. 299-306, 10.1016/j.gloenvcha.2015.09.007
- Kline, 1998Software review: software program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mos, EQS, and LISRELJ. Psychoeduc. Assess., 16 (1998), pp. 343-364
- Lau et al., 2021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oastal systems: perspectives from communities confronting changeGlob. Environ. Chang., 66 (2021), Article 102208, 10.1016/j.gloenvcha.2020.102208
- Law et al., 2018Equity trade-offs in conservation decision makingConserv. Biol., 32 (2018), pp. 294-303, 10.1111/cobi.13008
- Lecuyer et al., 2019Factors affecting feelings of justice in biodiversity conflicts: toward fairer jaguar management in CalakmulMexico. Biol. Conserv., 237 (2019), pp. 133-144, 10.1016/j.biocon.2019.06.017
- Li et al., 2021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ilotBiodivers. Sci., 29 (2021), pp. 307-311, 10.17520/biods.2021074
- Ma et al., 2023Estimating the household costs of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n China’s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J. Nat. Conserv., 73 (2023), Article 126400, 10.1016/j.jnc.2023.126400
- Martin et al., 2016Justice and conservation: the need to incorporate recognitionBiol. Conserv., 197 (2016), pp. 254-261, 10.1016/j.biocon.2016.03.021
- McDermott et al., 2013Examining equity: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equity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Environ. Sci. Policy, 33 (2013), pp. 416-427, 10.1016/j.envsci.2012.10.006
- Miller et al., 2012Feedback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Conserv. Biol., 26 (2012), pp. 218-227, 10.1111/j.1523-1739.2012.01823.x
- Oldekop et al., 2016A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social and conservation outcomes of protected areasConserv. Biol., 30 (2016), pp. 133-141, 10.1111/cobi.12568
- Osterhaus and Hauschnik, 2015Promising PracticesGIZ, Eschborn, Germany (2015)Available at:
- Pascual et al., 2014Social equity matters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BioScience, 64 (2014), pp. 1027-1036, 10.1093/biosci/biu146
- Ponte et al., 2022S. Ponte, C. Noe, D. Brockington (Eds.), Contested Sustainability: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James Currey (2022)
- Qureshi and Compeau, 2009Assessing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a comparison of covariance-and component-based SEMMIS Q., 197-214 (2009), 10.2307/20650285
- Ruano-Chamorro et al., 2021Advancing procedural justice in conservationConserv. Lett., 15 (3) (2021), Article e12861, 10.1111/conl.12861
- Schéré et al., 2021It’s just conservation: to what extent ar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Irish Sea equitably governed and managed?Front. Mar. Sci., 8 (2021), 10.3389/fmars.2021.668919
- Schinko et al., 2023A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justice aspects in integrated wildfire risk managementNat. Clim. Chang., 13 (2023), pp. 788-795, 10.1038/s41558-023-01726-0
- Schlosberg, 2007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 Schmidt-Soltau, 2009Is the displacement of people from parks only ‘purported’, or is it real?Conserv. Soc., 7 (2009), pp. 46-55
- Schreckenberg et al., 2016Unpacking equity for protected area conservationParks, 22 (2016), pp. 11-26, 10.2305/IUCN.CH.2016.PARKS-22-2KS.en
- Schroeder and Pisupati, 2010Ethics, justice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K (2010)
- Shahabuddin and Bhamidipati, 2014Conservation-induced displacement: recent perspectives from IndiaEnviron. Justice, 7 (2014), pp. 122-129, 10.1089/env.2014.0012
- Sikor et al., 2014Towar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justice in ecosystem governanceConserv. Lett., 7 (6) (2014), pp. 524-532, 10.1111/conl.12142
- Singh et al., 2022Network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MEs: Direct and mediating impacts of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J. Bus. Res., 148 (2022), pp. 116-130, 10.1016/j.jbusres.2022.04.032
- Sirivongs and Tsuchiya, 2012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towards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Phou Khao Khouay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central Lao PDRForest Policy Econ., 21 (2012), pp. 92-100, 10.1016/j.forpol.2012.04.003
- Tangjiahe Area Authority, 2019Community Profile and co-Management MechanismRetrieved December 8, 2023 from
- Truong, 2021Villager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wetland values and conservation in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Xuan Thuy Ramsar National ParkFront. Sociol., 6 (2021), 10.3389/fsoc.2021.763743
- Twinamatsiko et al., 2014Linking Conservation, Equit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standing Profiles and Motivations of Resource Users and Local Perceptions of Governance at Bwindi Impenetrable National ParkUgand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14)
- Vanclay, 2017Principles to gain a 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 for green initiatives and biodiversity projectsCurr. Opin. Environ. Sustain., 29 (2017), pp. 48-56, 10.1016/j.cosust.2017.11.003
- Vanclay et al., 2013Principles for eth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s: ethical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impact assessment part IImpact Assess. Proj. Apprais., 31 (4) (2013), pp. 243-253, 10.1080/14615517.2013.850307
- Wang et al., 2019Conservation equity fo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rotected areas: a study of Jiuzhaigou biosphere reserveChina. World. Dev, 124 (2019), Article 104637, 10.1016/j.worlddev.2019.104637
- West et al., 2006Parks and peoples: the social impact of protected areasAnn. Rev. Anthropol., 35 (2006), pp. 251-277, 10.1146/annurev.anthro.35.081705.123308
- Yang et al., 2018Research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in China (in Chinese)World For. Res., 31 (2018), pp. 76-80, 10.13348/j.cnki.sjlyyj.2018.0043.y
- Zafra-Calvo et al., 2017Towards an indicator system to assess equitable management in protected areasBiol. Conserv., 211 (2017), pp. 134-141, 10.1016/j.biocon.2017.05.014
- Zafra-Calvo et al., 2019Progress toward equitably managed protected areas in Aichi target 11: a global surveyBioScience, 69 (2019), pp. 191-197, 10.1093/biosci/biy143
- Zhang et al., 2020bA multiple 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ntegr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asic needsEcosyst. Serv., 46 (2020), Article 101219, 10.1016/j.ecoser.2020.101219
- Zhang et al., 2020aHow important i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eco-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protecte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dicting local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Sci. Total Environ., 739 (2020), Article 139889, 10.1016/j.scitotenv.2020.139889
- Zhang and Yang, 2020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proposals of community-based co-management in China’s nature reserves (in Chinese)Chin. Landsc. Archit., 36 (2020), pp. 31-35, 10.19775/j.cla.2020.08.0031
- Zhang and Yang, 2021Research on the framework of mechanism building of community-based co-management in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ese)Chin. Landsc. Archit., 37 (2021), pp. 98-103, 10.19775/j.cla.2021.11.0098
- Zhang and Zhang, 2023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side community, gateway community, and fringe communityLandsc. Archit. Front., 11 (3) (2023), pp. 67-95, 10.15302/J-LAF-1-020078
- Zimm et al., 2024Justice considerations in climate researchNat. Clim. Chang., 14 (2024), pp. 22-30, 10.1038/s41558-023-01869-0
Cited by (2)
A CASE STUDY: TOURISM IMPACT ON THE INHABITANTS OF LAKE SANDOVAL - TAMBOPATA NATIONAL RESERVE - PERU
2024, Revista de Gestao Social e Ambien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