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待人，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们现在基本凋零殆尽了，之前看到消息说，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英雄如今只剩17位。高赞回答已经提供了许多关于老战士们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出的是水深火热中走投无路的底层百姓的朴素的怒火。但是在这里我想提一下上世纪70年代曾经前往缅甸参加革命的“知青兵”们。他们的心态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两国都在发生剧变。在缅甸，1962年吴奈温政变上台，对缅共的勃固根据地大举进攻。旧勃固根据地远离缅北边境，赛力斯虽有意援助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另一方面，吴奈温政权上台后效仿苏联模式，没收在缅华人财产，导致华缅两族矛盾迅速激化，最后演变成吴奈温当局规模性的排花活动。此事件一出举国哗然。在当时国内也处于特殊时期，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尤其是云南昆明的知青，基本上都被安排到中缅边境一线的保山专区“外五县一镇”插队。

当时1969-1970年前后越境参军的大体上可以有几种情况。

在一些地方，缅共人民军能直接把招兵处设在中方境内。一些地方军政干部也鼓励边民过境参军。有老兵回忆，一个叫沈子安的战友就是被蛮海边防站的边防战士劝出去参战的，战士们对他说：“小鬼，快出去，在打反动派哩！”遂毅然参军。

还有一些地方，越境可就不能这么光明正大了。一些地方是严禁偷越国境的，擅自越境既有投敌之嫌。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越境参军。一部分人的理由是不愿意参加枯燥的农业劳动。据云南知青高景华回忆，在那一带知青的条件非常艰苦，天气闷热，自己砍竹子搭住处，蚊子多到晚上睡不着，粮食不够，生病了也没有药，每天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当时与他同一个知青排里的，正是后来的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主席、彭家声的女婿林明贤。在林明贤鼓动之下，他们一帮人趁着雨夜，携带三天的粮食偷偷跨越国境去缅甸参了军。

还有一些人越境参军的理由要更辛酸。有一些人是在风暴中跟错了队，或者是身份不太好，在当时的环境下留在国内没有出路。

最著名的可能是腾冲女知青潘东旭。她的父母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来被划为右遭到折磨。她当时16岁的哥哥潘国英气不过，便用石头砸施暴者家的玻璃，甚至趁着晚上去揭过人家房梁上的瓦片，结果被当场逮捕，拿铁丝拴着吊起来。这件事发生之后，潘国英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个月后家里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自己是“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并寄来了一张军装照。潘东旭也想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越境参加了人民军。

笔名“红飞蛾”的王曦也是这样。他的出身还要更恶劣一些，他父亲曾经在军统任职。在站队的时候又站了当时云南的“炮兵团”，结果旋即被打为“反”。他下乡之后，分配到的是更贫穷的陇川山区，与瑞丽坝子的生活状况天壤之别。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越过了国境线前往了缅甸。

他们去缅甸有一个好处。缅共虽然接受援助，但是赛力斯却无权对其内务说三道四，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吸取了近代第三国际错误的教训，随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而缅共这边正缺兵力打开局面。所以不管来者出身或者什么不好的记录，只要不闹到引渡的程度，他们就一概接收。

知青大多是从勐古河上蹚水越境的。虽然名为河，其实只是一条十来米宽的小溪。因此中缅边境老百姓将这些卷起裤脚淌过勐古界河的知青志愿兵称为裤脚兵，后来裤脚兵也泛指所有过境参加缅共人民军的所有国人。之后又有一些裤脚兵们见识到战争的残酷后跑了回来，他们被戏称为蘸水兵。还有的人参加人民军就是为了白嫖装备，当兵几天就开溜，除了枪不要，其他的东西全背回国内寄给家人，下一次换个招兵站又过去，有的甚至如此这般挖了十几次墙角，成为了“职业蘸水兵”。

许多知青刚参军，就得知人民军前线遭到惨败的消息。当时德钦丹东也在效仿赛力斯，搞一些大宣传，声称最多三年就能打到仰光。初期确实打的不错，在缅北开拓了局面。勃固方面随即要求人民军南下，以接应北上的缅共核心。结果人民军主力刚南下腊戍就遭到埋伏，一场恶战差点全军覆没，最后是3035的知青营断后掩护。潘国英在战斗中牺牲。为了伏击这名许多知青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战争，见识到缅军并非宣传中所说的不堪一击。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这距离他们趟过勐古河才仅仅半个月。

之后1971年冬天，又爆发了更为惨烈的滚弄战役，人民军孤军深入敌后与缅军正面对抗，损失惨重。随后北方又发生变故，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此事件之后赛国同吴奈温的关系出现了松动。在国内，知青政策也开始变化，回城之风出现，更多知青逃回国内。这就是1972年的裤脚兵回国潮。

1972年以后，缅共宣布不再接收从过境参战人员，之后又开始主动排挤裤脚兵，先是以“企图暴动”为由，试图拆散裤脚兵内的湖南人团体，最后事情扩大波及了不少无辜者；然后又给两名昆明知青顾荣成、齐贵华以出身为由扣上了帽子，就地枪毙；还有1974年的“杜、徐、林集团”案，借其打牌喝酒之际，把中层干部杜士元、李如景和徐文斌三人抓捕，牵连众多，严刑拷打下有人招供说打牌是为掩护暴动，结果事件进一步扩大，多人被就地正法。一系列事件之后，逃兵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人无法逃回国，退而求其次逃去了泰国。

1980年前后，这边才开始重视裤脚兵的接纳回归政策，但是落实不力。王曦等待了多年仍未办好手续。当时是1985年，王曦不愿意留在败迹已现的队伍，选择当逃兵，用假通行证偷渡回国，回到了昆明。好在1985年5月，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他先是当了7年每天工作可达16小时的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结果随后企业又改制、破产、倒闭。他一生都在社会底层艰难地讨生活。

后来有一些接二连三回去的知青，又在国内遭到冷遇而没法生存下去，选择了重返缅甸。还有一些极少的知青留在缅共，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如林明贤。在彭家声起事之后，林明贤也宣布独立。

时过境迁，当年的老战士，如今的心绪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写道：

在王曦家徒四壁的家里，记者问他，你后悔不后悔，他盯着记者的眼睛说：“我还活着。”
现在，这个老知青，于谋生的余暇，以幸存者的责任感在烟壳纸上、在博客上写起了回忆录。他相信，曾经有过的那种追求，值得骄傲。起码，现在每有老战士死去，昆明都会有个百人以上送葬，他们给死者披上红色旗帜，表示对“革命者”的尊重。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切·格瓦拉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这群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老知青的注脚。